演员.病人和赞美诗

　　

　　棺材与漫长夏天

　　王明升觉得自己这回肯定要死了。整整8天，他几乎不能自主呼吸，也无法平躺，夜夜抱着氧气瓶跪在病床上，一口气一口气吊着命。和许多尘肺病到了三期的农民工一样，亲戚朋友怕被借钱，老早以前就跟他断了来往，31岁的男人好不容易把正在修房子的父亲和弟弟诓来，央求他们给自己做一口棺材。

　　这往往是尘肺病人的最后一个要求。在秦巴山区深处的那些村庄里，演员袁立女士好几次看见这样的棺材，人还活着，棺材已经用油纸包好了，红色带子系好了，直挺挺立在堂屋正当中。棺材的主人往往很年轻，歪在里面一间卧室里，全都是头一回见明星，冲她露出那种又腼腆又不安的笑。

　　“他们那种善良，那种无助，而且他们得了病以后那种惶恐，就是你可以看到一个个很惊恐的灵魂。”7月末的北京，袁立苍白着脸对《人物》记者说，身体陷在沙发里，看起来疲惫极了。7月9号到19号，她跟随“大爱清尘”的志愿者进入秦岭大山，对患有尘肺病的农民做了一系列一线调研，回来之后，感觉自己一直没怎么缓过来，“那个累是慢慢会发出来的，一开始在底下的时候是咬紧牙关的，然后回来了以后就不会一下子放松，会慢慢释放。”

　　在此之前，袁立压根不知道尘肺病是什么。这原本应该是个悠长、安稳甚至有些无所事事的夏天。她住在杭州灵隐寺旁一个绿荫如幕的小院子里，在四十来岁的年纪上给自己放了大假，动手设计和装修房子，清晨绕着西湖跑步，甚至还买了一辆自行车。她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每餐吃饭前，会双手合十，对着食物祷告―与救赎无关，这是一种纯粹的皈依和对内心安稳的追求，就像每一次从教堂出来，她都会觉得当晚的食物格外美味。

　　今年年中，她想用手上的闲钱做一点公益项目，又不知道哪个基金会值得信任，刚好在网上看到了几年前一则尘肺病人为了索要正当赔偿不惜“开胸验肺”的新闻，顺藤摸瓜，查到了专门捐助尘肺病农民工的公益组织“大爱清尘”。她通过新浪微博给创始人王克勤发了一条私信，王克勤回复说，你要不下来亲眼看看尘肺病人是怎么活的？袁立答应了。

　　那个时候她心里揣着的全是好奇，心想去跟两天，看一看，如果这个公益组织是真的在做好事，那么就真的给他们捐一些钱好了。临行前，得知大爱清尘给全体志愿者买了保险，她还以为是小地方有流氓要打人、杀人。进了山才知道，秦岭深处的山路蜿蜒陡峭，即使是最老资格的司机也不得不时常停下来抽根烟提神。

　　王明升是袁立在村子里接触的第一个尘肺病人。他很瘦，黝黑，并排站着跟她一般高，“外表不像一个农民工，像个小秀才”。但是当两人靠近的时候，袁立清楚地听到从他的胸腔里持续发出沉重的呼吸声，沙沙沙沙，像秋天的落叶。

　　这时距离那次持续8天8夜的严重并发症已经过去4年。当年棺材进门之后，也许是冲了喜，王明升竟然挣扎着慢慢地好了起来。他自己都觉得这是个奇迹。2013年，大爱清尘首次到他的家乡探访登记，王明升受到捐助，身体状况稳定之后，自己也加入了志愿者的行列。他生着一张小圆脸和一个圆鼻头，并不像他的乡亲们那样讷于言，因而成为当地尘肺病人中间一个小小的核心人物。

　　2015年的这个夏天，对于袁立和王明升来说都显得格外漫长。“隔岸观火和亲身下去是两码事。”袁立感觉自己生活的平静被打破了。王明升的人生则头一次跟一个女演员、一个“明星”联系在一起，这让他觉得意外、新鲜并且充满希望。

　　“我是袁立的第一助手。”他有些自豪地说。 在秦巴山区，袁立和王明升（左一）一起探访了很多户尘肺病人。这些王明升习以为常的贫穷和苦难让袁立几度情绪崩溃

　　

　　演员与病人

　　秦巴山区的这次尘肺病探访如同秦岭淮河，成为袁立内心生活重心的分界线。在那之前，她觉得自己甚至不知道什么是贫穷。

　　袁立出生在杭州，江南鱼米富庶之地，父亲在大学工作，家境优渥。成年之后做了演员，早早成名，对穷的概念止于“吃不起饭”―这个年代，怎么还会有人真的吃不起饭？反正她是没见过。看到报道说哪里哪里很穷，袁立心里从来是不信的，“我在想是不是记者故意找几个穷的拍拍啊，真的有那么穷吗？因为在城市长大，是无法想象那种的。”

　　王明升也无法想象袁立的生活。在他对“明星”这个词有限的认知里，这些人应该走到哪里都是前呼后拥，身后永远跟着十个八个戴大黑墨镜的保镖。眼见袁立连个助理都没有，像所有志愿者一样蹲在地下，胡乱拖个凳子垫在表格底下做尘肺病登记，王明升心里嘀咕，这怎么可能。

　　事实上，在演员圈子里，袁立远没有在病人中间这样容易相处。剧组里，演员们下了戏约着一起去吃饭，来敲袁立的门，她永远都不开。“主角说实话真没空，我今天拍完了16个小时我很累了，我还要背明天一整天10场戏，大概有这么多集要拍掉，台词都没背呢，我哪有空跟你们吃饭？”2004年她签在赵宝刚的公司拍《啼笑因缘》，有一天半夜突然给赵宝刚打电话：不想演了。她说在剧本上，这场戏写的明明是女主角回到家看见满院子都是鞋，母亲一个人蹲在那儿一双一双地洗，结果今天到了现场一看，院子里面潦潦草草只搁了4双，当初看剧本的感动一下子就没了―这还有什么好演的？

　　“她就是个性比较强，个性比较强，自身有自身的一个脾气，就是心大，我说这个心大，就是心高，心高。”赵宝刚说，“这么多年了还这样，走道就�N�N瑟瑟的。”他还记得当年为《永不瞑目》选角期间第一次遇到袁立，在一个羽毛球馆，别的演员都围过来搭讪，只有这个刚从电影学院毕业不久的小姑娘招呼也不打，趾高气昂从他身边走了过去。后来因为这个戏红了，半个中国的人都喜欢她，她反倒不知所措起来，“我不喜欢，我觉得那是大傻帽，我觉得为什么要崇拜人呢，好傻啊……所以当演员的时候我是背向他们的，我不要，你们都走，我不是为了崇拜、听掌声来的，反正我就喜欢演而已，就这样。” 　　出道20多年，袁立一直较着劲。这个职业带给她某种长久存在的、钝钝的痛苦，并不尖锐，却难以和解。《人物》记者请她推荐几位同辈的同行好友聊聊对她的了解，她掰着指头想了半天，一个也数不出来，“我好像在这个圈子里没什么朋友，我们关心的事儿都不一样。”她在微博上讲美国南北战争，反对浙江大规模拆除十字架，批评演艺行业的不规范，为演员争取五险一金。然后有人问她，你怎么就不能像其他人一样，每天发一发旅游感受和自拍照呢？

　　“大家都爱惜羽毛，生怕表达观点会招骂？”

　　“他们不是生怕，”袁立开着车，斩钉截铁地说，“是真的不懂。”那一刻，她看上去又骄傲，又孤独。杭州城拥挤的晚高峰，她对着层层叠叠的刹车灯说起这些年在剧组中看了太多同行为谁的署名更靠前、导演给谁的角度更好看这种事情吵架，心里越来越厌恶和迷茫，隐约觉得自己能做比演戏更大的事情，却弄不清心里真的想要什么―直到这次亲身接触那些尘肺病人，贫穷和苦难猝不及防，迎面袭击了她。“所以我更认为我（现在）做的事情更有意义，因为从爱的角度和关怀的角度来说。”

　　虽然跟袁立朝夕相处了好几天，但病人王明升对这些内心曲折完全不了解。他从来没想起来问袁立为什么要来，只觉得太好了，大明星啊，肯定能帮他们多筹点钱，就多救几个人。以前他从来没见过什么“大人物”，在他们柴坪镇向阳村，日子很单一，愁苦也很单一，统统可以归结为一个字：穷。

　　他的家住在山坡半腰，1990年代以前，种地是家里唯一的经济来源。村子里每家每户种的都是苞谷、小麦、大豆、土豆，没有通向外面的大路，一袋粮食从山上掂到山下几乎要花费一整天时间，“所以根本就卖不出去，家家都有，卖给谁呢”。他念到小学四年级就辍了学，16岁，跟着乡亲们来到外面打工。最早出去的老乡劝他们到矿山去，那里不要文化，未成年的童工也照收，只要愿意出力气，所有人都能挣到钱。大家都很高兴，没人告诉他们这样的私人矿山同样意味着没有任何粉尘防护措施，其中隐藏的危险谁也不知道，也没有谁想起来要问。

　　根据大爱清尘志愿者的统计，向阳村所在的镇安县至少有1000个尘肺病人，大体上都失去了劳动能力。一部分人回到老家安安静静等死，一部分依旧留在矿山上，竭尽全力隐瞒病情，想给老婆孩子最后再赚一笔钱。每个人心里都清楚，这病是治不好的。尘肺病是目前中国职业病中占比最大、最严重的病种，缘于常年在矿山进行缺乏防护的工作、肺泡中吸入大量粉尘而导致的肺组织纤维化，进而造成肺组织硬化、石化，致使呼吸困难。袁立从王克勤那里听来的说法更加形象而直接：病人的肺会慢慢变成一个金属肺，无可逆转。她探访一个小伙子，哥哥得尘肺病死掉之后嫂子改嫁跟了他，这算是种协定，以确保孩子还保有同一族的姓氏。后来他也查出得了病，嫂子看不到希望，跑了。村里的一个老大哥在2003年喝了敌敌畏，到死都不肯承认自己是尘肺病，怕别人歧视他。

　　袁立还记得到周文兵家里的时候是个黄昏。同行的志愿者告诉她，楼上有一个得了乳腺癌的盲女人，老公尘肺病死了，留下小儿子和一个老母亲。她当时已经很疲惫，“听着也没什么感觉说实话”，心想这一路我看到的不都是这样的吗？周文兵是今年正月里走的，志愿者们请老母亲帮忙做登记，老太太熟门熟路地从一个抽屉中把身份证摸出来，暮色很暗，屋子里没有灯，她缩到一个角落里面用手摸着那张身份证，然后就哭了。“我心好痛……”老人的口齿含糊不清，从哭音中听到这几个字，所有志愿者都绷不住了。一路上冷静强大的王克勤不想让人看到自己流泪，走到院子里来回来去地转圈。那天晚上，袁立明显感觉到心脏不适，吃了两片安眠药才让自己睡着。

　　10多天之后阳光灿烂的午后，她对《人物》记者回忆起那个场景，情绪再度崩溃，“我虽然不是一个母亲，但是我演过这样的戏，我深有体会，如果我以后再演这样的戏，我也会做这个动作，拷贝她这个动作，这个动作是最真最真的。而且哭都不是大哭的，是那种在心里面哽咽、颤抖，又要压着，但是又压不住的那种。”她当场认下了那家的小男孩做干儿子，老婆化疗的钱，她给，老太太的生活费，她给，“OK了，这户人家就不要大爱清尘了，就是我了。”

　　在山里，王明升偶尔会劝袁立，给钱的时候悠着点。他早就看惯了这样的情境，倒不是麻木，而是多年以来，他自己也是其中一员。他的父亲、弟弟、姐夫、堂哥和表哥都是尘肺病人，有人病死，有人自杀，有人还硬撑着。做大爱清尘志愿者以后，他跟尘肺病人打交道往往采取一种更加简单直接的方式。和袁立一起去老乡家里，解释政策的时候说了两遍对方还没明白，王明升声音也高了，话也重了。

　　而袁立每次都“教育”他，“王明升你不能那样，对尘肺病人应该温柔一点。”

　　

　　命运与信徒

　　这些年，袁立越来越相信，人生而有命。

　　她给记者讲了一个学舞蹈的故事：小的时候东方歌舞团来杭州招生，爸爸带她走了很远的路去考试，结果一个漂亮的考官老师测量了一下她的腿骨，说，不行，你现在腿长，等发育以后腿就不长了，不符合我们的要求。多年以后她做了演员，有一回在涿州拍戏，又看到那个老师，眼角已经有了皱纹，带着一群学生来剧组跳群舞。“我就远远地看着她，我心里在想这个事……我就觉得，其实早就有安排了，你就必定不是跳群舞的一个人，你就是站在这里的演员。”

　　她是通过感性与世界相处的人。年轻的时候谈恋爱，男朋友喝酒打架进了局子，她早上6点多就到昆仑饭店来等海岩，求这位她当时朋友圈子里人脉最广的前辈帮忙。海岩至今记得，袁立那天是这么跟他说的，“她说你能不能跟派出所商量，我进去，他出来？我可以进去替他。”大概10年前，她去巴黎圣母院旅游，突然没来由地热泪盈眶，觉得特别感动，“我在天主教堂感受到了那种来自上帝的温暖和圣洁、纯净，就像有一个被子突然从天上徐徐地降下来，盖在了我不知道哪个地方，也许盖在了我的灵魂上”。从那天起，她开始研究宗教，经过非常认真的选择和甄别，决定皈依基督教。 　　如今，袁立也将成为大爱清尘志愿者看作来自命运的拣选和神的旨意。她觉得神早已安排了她与这些尘肺病人的联结。1996年她刚毕业开始拍戏，从马上坠下来摔断了胳膊，剧组只给了很小一笔钱作为赔偿。她请了一个律师试图维权，官司不了了之，剧组象征性给了几万块钱，条件是她答应签一个协议，永远不准跟媒体再提这件事情。“演员也是弱势群体，”袁立说，“我也维权困难，我也工伤没人管过我……其实我特别理解这些尘肺病农民工。”她觉得从那时起，命运就注定自己有一天要为他们祷告。

　　而那时的王明升还没意识到，自己正一步一步走向什么样的宿命。1997年，他跟着亲戚在砖厂、煤窑间四处辗转，最终来到河南的一家金矿山。90年代，私人矿山的管理政策比现在更不规范，工人吃住都在矿洞底下，石头洞子放一张木板，上面铺着的被子永远都是湿的。从这座山到那座山，前面的山体打空了，每个洞里面都搁着人。粉尘混着爆破烟雾在矿洞之间流动，呛得人眼睛都睁不开。矿工们在稍微能聚水的地方铺一块塑料布，炸药、粪水、矿渣水混在一起，王明升至今记得那股味道，“哎呀，袁立这次过来我们还给她反映，那都是怪味儿，又涩又苦”。

　　王明升的工作是钻工，用钻头在矿山上打眼儿，然后把石头抱下来。他从来不戴口罩，没人教他这么做。1999年，王明升在工作间隙听人说同村的一个老大哥得了怪病，感冒老不好，胸口憋得慌，渐渐喘不上来气了。村里的二杆子在背后戳着脊梁骨嘲笑他，尘肺病、尘肺病，活不了几天就要死啦。那是王明升第一次听说“尘肺病”三个字，他和大部分老乡一样，没怎么当回事儿。况且，有太多事情比这更需要他担心―常常炸死人的炸药;不知么时候会来的童工突击检查;邻近几个矿的矿主聚在一起喝大酒，喝高兴了就掏出猎枪打赌，像打兔子一样对着矿上的工人射击。没有人敢提发口罩的事情，更确切地说，没有人敢跟老板提任何要求。

　　然而，2000年之后，村子里接二连三有人染上了怪病，“我的天哪，一年几个，一年几个，尘肺病接二连三就出来了。”山里人吃饭，靠天、靠地、靠力气，人们原本是不信命的。王明升总共在矿山待了5年，做跟粉尘直接接触的钻工仅仅半年，“总想着我才干了这么几天我不可能得尘肺病，不可能的。”2004年底，他得了一场感冒，拖了大半个月也不好，他去医院拍了胸片，查出来是尘肺病。那一年媳妇刚给他生了个大胖儿子，他拿着胸片在医院门口蹲了40分钟，感觉整个人从头麻到了脚。

　　他直到现在依旧无法接受。“我得了尘肺病，我得得非常的冤。为什么冤？我真正接触粉尘可能不到半年，我在矿山待了5年，我连一万块钱都没挣到。所以我冤得很，我很不服气，我自己都觉得我太冤了。”

　　在矿上最难的时候，王明升的同伴们仅有的消遣之一是趁工休的时候溜去录像厅看电视。大家最喜欢的一部电视剧叫做《铁齿铜牙纪晓岚》，电视机里的世界，皇上英明，学士睿智，女人聪明漂亮，并且有侠义之气。袁立最喜欢的也是这一部。成为基督徒之后，袁立崇尚生而平等，对以前演的“君君臣臣，阿玛阿哥，就那种辫子剪掉了，大家还有一根辫子”的戏充满反感，《铁齿铜牙纪晓岚》是唯一的例外。“它好好在什么呢，借古讽今，它可不是一步纯粹的阿哥阿玛的戏，它其实是一部讽刺现在的戏，只不过那样它播不了，它用穿上皇袍的衣服，讽刺你们还是奴隶，播出了，挺好，嬉笑怒骂间。”她在里面扮演伶俐的侠女杜小月，这回上山，农民们几乎都认识她，杜小姐、杜小姐地叫她。

　　戏里有一集是杜小月探访黑煤窑，袁立站在矿洞里脆生生地骂：你们东家是谁啊？知道这事皇上知道了会怎么样吗？你们这些贪官！“我截图一看，这真是，早就在演这个戏了。人在时间里面，神可不在时间里面，他在时间之外，他早就看到这一些，早就安排好了，是一个小小的插曲埋在那里。所以我觉得其实你看，戏里戏外我是扮演同一种角色。那如果我今天以这样的身份来传递来自神性的爱，我觉得是一种更大的托付。”袁立说。

　　恶与恩典

　　上帝为什么要把罪恶和苦难放在这个世界？袁立曾经这么问过牧师。

　　“当时我特别不理解。但是人家就告诉我说，如果没有恶，善怎么表现得出来。上帝让你自己辨别，就像一个家长，他如果常常告诉他的孩子世界是美好的，给他看的东西都是美好的，那个孩子到世界上特别的不适应，怎么，为什么跟我爸爸讲的不一样，跟我妈妈讲的不一样。上帝同时把恶和善都放在了这个世界，上帝让你人有选择权。”

　　大爱清尘的创始人王克勤说，出发之前，他没想到袁立会这么坚定。一路上，她被开水烫过，被山体滑坡堵过路，进过屎味、尿味和发霉的空气搅在一起的屋子，这个看起来娇滴滴的女演员始终脸色从容。有一次他们穿山越岭一天，王克勤都走不动了，坐在河边的一块石头上呼哧呼哧喘着气问袁立还能不能撑得住，“她说王老师，没事儿，她跟牛一样。”

　　王克勤原来是一个调查记者，在一次做报道的时候偶然接触了尘肺病人，出于“对苦难的不忍与痛心”决定帮助这些毫无生存空间的人，成立大爱清尘。袁立佩服他。回来之后，她常常给王克勤发微信，说王老师你做的这些事情就是按照《圣经》里的要求。“她翻开《圣经》里的很多话，她说王老师，跟你说的话一样呢……你讲的上帝的话，她说你也是上帝派来的。”王克勤没有宗教信仰，但他真心实意地感激袁立。大爱清尘之前也跟许多公众人物有过合作，可实打实跟随他们深入一线探访的，袁立是第一个。这个影响力几乎是几何倍数式的。

　　袁立却觉得这远远不够。她记得有一次贵州站的志愿者在微信群里宣布又募到了一笔捐款，大家欢呼雀跃，袁立数了数那串数字后头缀着的零，个、十、百、千、万、十万―总共只有20万。“我心想说募到20万就这么开心，可怜啊……就20万，高兴成这样。”据保守估计，中国总共有至少600万尘肺病人，相比这个数字，大爱清尘能筹到的钱实在太有限。在秦巴山区探访的过程里，王克勤心软，几乎每一家人都特批制氧机、答应承担孩子的学费，袁立在一边看得发愁：大爱清尘哪有那么多钱？到时候实现不了承诺可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