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五七干校和希望工程之湛江篇作文
历史如一条不断向前奔淌的河流,我们永远无法全部还原上游某段流程中所发生过的全部真实,我们只能根据一些存留下来的片断文字和实物资料大体惴测它奔流的形态。可以说,古代官吏的流放史,其实也是一部先进的中原文明在中国四处传播的文明进化史。先贤们个人命运的悲剧,却成为被流放地人民的福音,恩泽百世。他们的努力使一片片洪荒之地,成了钟灵毓秀的沃土。我们这此受“碧海银沙”网站之邀去的湛江正是如此。
湛江:史载,“秦朝时期辖地归属象郡。唐贞观八年(公元634年),改名雷州,统管雷州半岛三县。”当时,居住在雷州半岛的主要是百越族,文化生态还是原始的俚僚文化,故有“南蛮之地”称谓。这种地方,人迹罕至,地处中原文化圈的人士是不愿意来的,不过这边远之地常被朝廷用来流放不听话的臣子。根据材料记载说,仅唐宋两代,被贬谪到湛江或在湛江逗留的名人就不下20人。寇准、李纲、苏轼、苏辙、秦观、汤显祖等名臣贤相和大文豪们先后接踵而至。
寇准
寇准早登政柄,性豪奢,喜歌舞。司马光在《训俭示康》一文中,曾提及寇准由于少年早贵,平日作风奢华,家中的厕所都以蜡烛做照明,以至于蜡泪成堆。司马光藉此事来训示其子司马康应以节俭为美德。“近世寇莱公豪侈冠一时,然以功业大,人莫之非,子孙习其家风,今多穷困。 寇准家每日歌舞升平,通宵达旦,蜡炬成堆„„”
公元1022年,曾经被宋太宗称赞为:“我有寇准,就像唐太宗有魏征一样”的他遭副相丁谓诬陷被一再贬逐,直至雷州司户,18个月后死于贬所,走完了他生命中的最后旅途。 寇准在雷州的职位虽然不高,但勤政爱民,积极传播中原文化。后来他的遗体运回西京安葬,而雷州人深感他的忠义,为了缅怀他,于是在他寄居过的寓所“西馆”立祠奉祀。 “寇公祠”内几幅图画也记载了他在雷州的业绩:修建真武堂,教书传艺,使乡民的子孙也能读书;讲授天文地理,破除歪理邪说;传授先进生产技术,促进经济发展;传播中原文化,向当地人传授中州音,促进了当地人与中原的交流。在这所荒凉的“五•七”干校里,开启了“希望工程”。这一些才是湛江人民应该感谢铭记的。而他的“性豪奢,喜歌舞”在这里一则没有条件,二据说受他奶妈的感化,在他五十岁生日的那天改了,不是有一出戏,叫《罢宴》吗?湛江的人民也许不知道,就是知道了也忘记了,这里的人民是善良的,谁对他们好,便“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欲得天下好,莫如召寇老;欲得天下宁,须拔眼中丁。”这“寇老”,便是指寇准。这“丁”字呢?就是指丁谓。 丁谓由于结党营私,恶迹昭昭。被关进监狱,不久流放到崖州(海南)。路过雷州时,有的人作诗嘲弄道:“若见雷州寇司户,人生何处不相逢。”等丁谓来到雷州,寇准用蒸熟的羊迎接丁谓,体现了他“宰相肚里能撑船”的博大胸襟。考虑周详的寇准还恐怕手下的人报复丁谓,于是关闭大门,饮酒博奕。同是路过,后来同是被贬海南的苏轼是何等风光,百姓是何等膜拜,而丁谓却如丧家犬,正应是中国古代的一句话:天理昭彰,报应不爽。„„
苏轼苏辙秦观
据说苏询曾对自己的两个孩子的未来命运有过前瞻,说“轼”是车厢前用作扶手的横木,是露在外面的,苏轼的性格直率豪放,毫不掩饰,一如车轼;“辙”是车轮碾过留下的痕迹,谈车之功劳轮不上它,但翻车之祸也殃及不到它,苏辙为人淡薄平和,深沉稳重,一如车辙。“知子莫如父”,苏询对两个孩子的性格真的是了解透彻,尤其是对长子苏轼的担忧在其以后的人生道理上得到验证。倘若不是宋太祖在开国之初立下“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 “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的誓言戒律,这是知识分子的福祉,也是苏轼的不幸中的大幸。历览前后朝,多少文人残遭屠戮,无须列举,读者心知肚明。由于誓碑的存在,宋朝的对待士大夫和上书言事者及大臣的政策是中国历史上最为优厚的,甚至如卢多逊和丁谓有异心,也仅是流放了事。既然祖训不可违,那处置犯了罪的士大夫们只有去官抄家贬谪
流放等途径了。苏轼的一生历经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五朝,起起落落,命运多舛,一生以诗文鸣世,也为诗文所累。望六之年,从河北定州又一次被贬到四五千里之外蛮荒之地广东惠州,在惠州两年后的一天,写了一首《纵笔》诗,诗中说:
白发萧散满霜风, 小阁藤床寄病客。
报道先生春睡美, 道人轻打五更钟。
这首诗被章惇看到后,冷笑道:“苏轼居然这般快活?”于是他拿着地图找,找到了两个地方,而且和苏轼兄弟的名字都有关系。苏轼字子瞻,被贬到了海南的儋州。苏辙,字子由,“由”的下面是个“田”,找了个下面也是个“田”的,广东的雷州。叫他兄弟俩隔着个琼州海峡相望,不能相见。
湛江人民是不是应该感谢章惇呢?不然怎么有苏辙、秦观与雷州的亲密接触,苏轼(被赦后取道雷州)与雷州的“两笑而过”呢?
“弟兄聚散天南北;烟水苍茫情有无”。 苏轼从惠州贬移儋州,千里跋涉途经雷州,有幸与其贬雷的胞弟苏辙相见,悲喜交加。对古人而言,以垂暮之年万里投荒,实是一大厄运,很多被贬文人都丧魂落魄。而苏轼,以他丰富的学识历练、执著而智慧的心灵追求、旷达的人生态度,超越了苦难和屈辱。兄弟择日游罗湖泛舟,被罗湖秀丽的风光吸引,恋不思归,游罢到湖滨天宁禅寺憩休,苏城游趣尚浓,“万山第一”四字就是此时此地写就的。 秦观作为苏轼最钟爱的门生,两人一直保持亦师亦友的关系,因为苏轼的缘故,才华出众的秦观壮志未酬,尤在后期生涯中,与苏轼一起成为残酷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北宋统治阶级屡次打击他,甚欲置之死地,使其常处于险境,痛苦郁结心中。“南土四时尽热,愁人日夜俱长;安得此身作石,一齐忘了家乡”此诗莫非就是写于雷州吗?②
苏辙、秦观虽然在雷州时政绩无可考,但“群众的目光是雪亮的”,“觉悟是超前的”,是忠是奸,老百姓心中自有一杆秤,不然十贤祠里为什么没有章惇、丁谓等人呢?此章惇是福建浦城人,他的老家与李纲只隔着一座武夷山。在章惇当政期间,绝大部分支持司马光的旧党党人都被放逐,甚至于贬到岭南等蛮荒地区。 宋徽宗即位,贬他为雷州司户,再贬舒州团练副使,死于任上。死后被追贬为惇昭化军节度副使。 宋史列入奸臣传。 唉,章惇字子厚,为人可不忠厚。是有如秦桧者恬不知耻曰“不能流芳百世,也要遗臭万年”的同侪。” 李刚
倘若不是这次的湛江之旅,我还不知道被我故乡闽北建瓯人尊为“芝城之父”的李刚竟然也与此地结缘①。宋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才当了75天丞相的李纲被贬海南而至雷州,因李纲受湖光岩"楞严寺"当时的长老释琮(两人既是福建同乡,又是京师同窗)之邀到湖光岩一游。当晚两人在岩崖上促膝而谈。谈些什么呢?我想他们在一起回忆了家乡的掌故风情,回味了同窗时的吟风弄月,感慨时局的动荡与生灵涂炭„„这时,湖面上折射的月光映照在狮子岭的峭壁上,展现出一幅美丽的水光山色风景画。令李纲的心情变得开朗,把被贬的内忧外患全抛脑后,欣然提笔写下"湖光岩"三个大字。这三个大字是直接写在岩壁上还是书写在宣纸上日后再由石匠雕琢成我不得而知,也不必得知,历史的风沙早已经把许多的往事掩埋了„„如今“湖光岩”是湛江旅游的招牌,倘若没有李纲的这三个字,没有李纲与释琮的那个明月悬空,秋高气爽的夜晚,千百年后的湛江就少了一段佳话,也许此处的美色将略显黯淡。望着那“湖光岩”三字,我内心久久不能平静。相对于湛江人而言,也许他只是路过,但作为福建建瓯人的我更能体会到他的恩德,我仰望着“湖光岩”三字,默默地鞠了三个躬„„
呜呼!我不明白,章惇与李纲同是福建闽北人,咋觉悟相差这么多呢?大凡忠诚义士,生前遭枉曲,好歹死后往往被追谥,不仅为子孙脸上增光,更为世人留下千古流芳的美名;而奸臣佞人如章惇者死后还被追贬,列入奸臣传,以警后人!真是罪有应得啊! 汤显祖
在中国所有的剧作中我最喜欢汤显祖的《牡丹亭》了,现在书商重新包装这本书贩卖时总是说:“看啊,中国莎士比亚写的中国版《人鬼情未了》!”《牡丹亭》中一句“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而不可与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是我最推崇的爱情真理。
万历十九年(1591年),汤显祖冒着生命危险,写了有名的《论辅臣科臣疏》,大胆揭露积弊,猛烈抨击朝政,弹劾大臣,并严厉地指责皇帝神宗。神宗大怒,将汤显祖贬谪到雷州半岛最南端的徐闻县当一个小小的“典史”。
„„汤显祖来了,他的到来比宋代的几个先贤整整晚了500多年。当年,汤显祖到徐闻后,对当地没有书院,读书人少,感到痛心。为了改变这种落后状况,汤显祖与徐闻知县熊敏商量,决定拿出自己微薄的薪俸,在县城西门,创办一间书院,招收学生,传播文化知识。他认为“天下之生皆当贵重”,希望人们通过接受教育,认识和重视人生的价值。因此,他把书院命名为“贵生书院”。一时间,慕名而来向汤显祖求学的读书人,络绎不绝。汤显祖对前来求学者总是热情接待,耐心讲授,认真解答。从此,在徐闻的许多地方,都传出了诵读诗书的声音。贵生书院的创办,对古代徐闻的文化教育事业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其好学之风延续至今。他在湛江徐闻这所古代中国大陆最南端的“五•七干校”里,办起了名副其实的“希望工程”,功不可没!“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到了清代,雷州半岛终于出现了陈瑸、陈昌齐、陈乔森这样杰出的人才,也出现了整个清朝广东三个科举状元之一的湛江吴川人林召棠③,这与贬谪名人对当地的教化是分不开。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天上绚丽的长虹,是由七种色彩构成的;地上绚烂的彩缎,是由多种丝线织就,而湛江美好的今天由无数的先人打下基础的。愿湛江的明天更辉煌灿烂!
附注:
①李纲 (1083—1140)
李纲,字伯纪,福建邵武李家坊人。宋代著名的抗金民族英雄。„„建炎4年(1130)春,建州(今福建建瓯)爆发范汝为起义,朝廷急遣韩世忠镇压,建州被攻陷,韩世忠认为建州百姓依附范汝为,因而“欲尽诛”。李纲在福州闻讯,昼夜兼程,赶到建州,在李纲的干预下,韩世忠收回屠城令。李纲救活了建州百姓10数万人,所以今天的建瓯人尊李纲为“芝城之父”,立祠塑像以祀奉。
②秦观„„绍圣初,坐党籍,出通判杭州。以御史刘拯论其增损实录,贬监处州酒税。使者承风望指,候伺过失,既而无所得,则以谒告写佛书为罪,削秩徙郴州,继编管横州,又徙雷州。徽宗立,复宣德郎,放还。至藤州,出游华光亭,为客道梦中长 短句,索水欲饮,水至,笑视之而卒。先自作挽词,其语哀甚,读者悲伤之。年五十三,有文集四十卷。 观长于议论,文丽而思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