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与现代中国的危机

一

作为拥有56个民族的“统一多民族国家”, 中国是如何形成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是如何形成的,这些问题在1900年以前的中国从未存在,因而也从未被提出过。

当“民族主义”从西方传来并萦回中华大地,长城外侧(西藏、新疆、内外蒙古、东北)出现分裂行动,为了保卫中国国家及其文明的存在,才产生上述的问题。所以这是现代中国的问题,从“五族共和”到“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因时势而表述不同。

这个问题包括三个主要方面:中国文明的形成过程、中国文明内涵和性质、中国国家的形成。它的总目标则是“中国国家及其文明”的再定义,当然是在当代的场景上、为了中国的生存发展。

在这个当代中国最重要的问题上,苏秉琦(1909―1997)这位土生土长的学者,用一生辛勤劳作、从中国考古这门学问给予沉雄有力的回答,胜义纷披,意蕴深远,获得国内一致的赞赏和广泛的追随、国外密切的注意。他最终的综合性结果集中记录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这部内容宏阔周到、行文晓畅、篇幅很小的大众读物中。此书1997年6月香港商务印书馆初版,北京三联书店马上在大陆印行简体字版,广泛流行,备受考古学和社会大众的重视,思想影响超出专业领域。2009年4月辽宁人民出版社再版,印刷更加精美。书末附录北京版俞伟超的和东京日文版(2004)郭大顺的两篇文章。

二

苏秉琦这本书的思路,是从破除他所谓的20世纪中国考古学和古史学的两大“怪圈”入手的。头一个怪圈是中国文明的“中原中心论”,另一个怪圈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史观的以论代史。他用中国地域考古(他的用语是“区系类型”)的结果证明中原文明中心论和辐射论的旧说不能成立,用具体的考古学资料表明实证方法对于中国古史重建的必要性,从而建立起关于中国古代文明总体的全貌。

说他这部书动机要解决本文开头指出的重大课题,亦即《新探》思想的当代性,一个明显的证据是:他提出的考古资料都是秦汉及其以前的,但他的论述则从史前一直纵贯至全部中国历史时间,而且给予最后的帝国清朝(1644-1911)特别的分析(139-143页),这已经大大越过他的资料范围了。他明白指出,区系的中国,“既已建起了中国考古文化发展的结构体系,更是以阐明13亿人口、56个民族是如何凝聚到一起的基础结构为最终目的的”(82页)。他得出的是一个关于中国文明起源和古代国家形成的宏观完整的框架,即所谓三模式和三部曲,而以满族建立的清朝作为圆满的古代国家的终结和集大成。他把纷繁的区域材料导致一个重大结果的坚韧意志令人震撼;他把有古老根源的中国全部文明的时间空间化,再跟中国全部的地理空间比对吻合,而获得对于中华民族生存道路的凝神观照(此刻和永远,而且巨细不遗),这样空间化的、全体的历史感,是卓越的灵魂才能做到的。

当然人们可以不同意他的一些看法,例如说北方民族“充满活力的气质和气魄”,他们的南下“为中华民族注入新的活力与生命”云云(139页),而认为他未能深入表层之下。若权衡胡人南下的动因和政治经济文化的消极后果,当会有所修正。

三

在他看来,“中国”的形成乃是中华民族多支祖先不断组合与重组的过程。在春秋战国以前的夏商周三代以至更早就已出现群雄逐鹿的中原地区看得最为明显。“到战国末世夷夏共同体重组的历史使命已大体完成,由此奠定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社会基础,秦汉帝国的建立使以夷夏共同体为主体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形成,可以说是水到渠成。秦汉帝国及其以后,‘四夷’的概念有了新的变更和新内涵。‘四夷’已不是夏商周时代的‘四夷’,而是指帝国

之内、《禹贡》九州之外的中华民族的各个支系。”(137-138页)

讨论清朝的时候,他说这个北方民族建立的“续生型”国家及其对中华统一民族国家的发展所起作用具有典型的意义(139-140页)。他认为到了清朝,经过民族迁徙融合,长城内外合为一家,“自秦汉以来以筑长城,设重防把草原民族与中原民族对立起来的格局,彻底地、一劳永逸地解决了,这是中国自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来一个重大历史事件的总结,也为长城史画了一个大句号”,这件重大事实的征象就是在塞外承德避暑山庄的创建(143页)。而空间位置上,承德与史前中国文明的源头之一红山文化(旧热河省境)几乎重合,这件事情确实意味深长。 在苏秉琦看来,清帝国使中国56个民族最终汇聚于中华民族、中国之内,因此清朝是中国古代国家的总成,是现代中国的时空基础。

历史上或许如此,忠诚于中国的人可以感到欣慰。但是百年以来,中国内部和外部存在强大、持续的瓦解中华民族的因素。外部的像日本侵华;内部的像在长城外侧和台湾屡屡发生仰赖外国的民族主义势力的分裂行动,至今未已,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后这个现实呈现无遗。中国人心中看不见的“长城”悄然建立,壕堑加深,时时提示现代中国及其文明的危机:民族分裂主义者追求民族自决、独立建国,强化中国56个民族间和台湾――大陆间的差别和对立。 这正是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提出(1988)的背景,也恰恰是苏秉琦毕生探究的问题产生的原因。苏秉琦以巨大创造性完成了中国文明起源和中国国家形成的宏观探讨,成为指导中国国家发展的重要参考,仅就这一点来看,《新探》具有长久的思想和情感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