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人不能太聪明
1994年，青年批评家王彬彬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过于聪明的中国作家》。文章写道：我常有一种感慨，这就是，中国当代的一些作家，一些文人，实在是过于聪明了。这里的聪明，是指一种做人之道，一种生存策略，一种活命智慧，一种处世技术，是指“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是指一种形而下的立身手段。在这些方面，中国当代的一些作家，一些有大名的文人，真可谓已臻炉火纯青的至境，已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地步。语云：识时务者为俊杰。中国当代文坛上，颇不乏这类极善于识时务的俊杰。这些人，为人为文，都那样善于把握分寸；一举手一投足，都那样恰到好处。他们知道什么时候该前进，什么时候应后退；什么时候该发言，什么时候应沉默。他们知道什么时候说话应多加谨慎，什么时候说话不妨稍加放肆。他们知道什么时候既应说话又应顾左右而言他，什么时候既应说话又应单刀直入，痛快淋漓。他们知道怎样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收获，怎样以最小的牺牲换取最大的报偿。这些人的立身处世，借用《庄子》里的话，真可谓是“进退一成规一成矩，从容一若龙一若虎”。于是，这些聪明的人，以他们惊人的聪明，为自己赢得了人生的大成功。
18年后，钱理群教授在一次学术研讨会上语惊四座地放言：“我们的一些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道，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其实，早在2008年北大百年校庆时，钱理群教授就已经有过这样的表示，现代的大学正在培养“绝对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所谓“绝对”，是指一己的利益成为他们一切言行的唯一驱动力，为他人、社会所做的一切，都是一种投资；所谓“精致”，是指他们有很高的智商、教养，所做的一切在表面上都合理、合法，无可挑剔；同时，他们又惊人的“世故老成”，经常作出“忠诚”姿态，很懂得配合、表演，最善于利用体制的力量，最大限度地获取自己的利益，成为既得利益集团的成员。
我们的读书人怎么了？如今已是一个大师远去的年代。在这样一个时代人们评价人物的标准清晰可鉴：从政，官要做得越大越好；经商，钱要赚得越多越好；治学，头衔要越多越好；演艺，名气要越大越好。面对这样一群负伤的知识人，有学者呼吁：读书人站起来。
学术本是天下之公器。但当下中国的学术却普遍呈现出职业化、私有化的倾向，读书人日渐沦丧，学问正成为个人谋生致富的资本和手段。“著书皆为稻粱谋”，早已大行天下。就连作家冯骥才也忍不住坦言，现在某些知识分子已成为既得利益者。其实，正如钱理群教授所言，今天很多读书人在事关民瘼的一些重大问题上，没有独立见解，不敢说真话，见风使舵，趋炎附势。自从巴金去世后，读书人中已很少有人再提“说真话”了，我们已习惯做“聪明人”了。
钱钟书先生曾说：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所谓“素心人”就是欲望不太强，模模糊糊、糊里糊涂的人。一个人太清醒、太计较、太功利、太聪明往往是成不了大学问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