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贵阳的高一生活
贵阳国立第十四中学前身是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张之洞创办的三江师范学堂的附属中学堂。1917年9月改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中学,招收农、工、商科学生,四年制。1918年招收普通科学生。1919年隶属于东南大学。1923年改东南大学附属中学。1928年改国立中央大学实验学校,包括幼稚园、小学、初中、高中。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迁往安徽屯溪。上课两月,年底又迁长沙,借岳麓山湖南省立高农部分校舍复课。1938年迁贵阳马鞍山后,改国立第十四中学。
穿过贵阳山城的次南门,经过水口寺,来到马鞍山麓,这里就是著名的贵州唯一的国立中学――第十四中。我进入这个学校,正值抗战后期。这里的同学大半是大官和有钱人家的子弟,“下江人”居多,师资水平相当高,不少是原来的大学教师或报刊文人。那时,学校方面对学生有一套严格的管理办法,每一班级都有一个班主任,这一班级就以他的名字命名。我们的“泽寰级”因数学老师赵泽寰而得名,在全校以数学好而著称。我后来考大学往往拿高分,就得益于赵泽寰老师教我的数学。
学校每天都有升旗仪式,唱国旗歌,然后校长训话。晚上有晚点名,点名前唱的歌是劳动歌:“神圣劳动,小工人爱做工;神圣劳动,小农民爱耕种……为什么读书为什么读书为辅助劳动。”点名后唱的歌是学校老师自编自谱的“马鞍山颂歌”,我至今清楚地记得歌词是这样:“马鞍山,马鞍山,是我们成长的园地,是我们茁长的摇篮。山上飘洒着园丁的汗雨,山下流露着慈母的笑颜。上山!上山!往上看,向前赶!永恒的光,永远的爱。永远地守住我们的园地,永远地守住我们的摇篮!”学校每个星期都要举行“纪念周”,在这种全校性的周会上,常常有大小官吏来训话,也会有老师的讲演和对学生进行的批评与表扬。总之,国立十四中有自己独特的传统和校风,特别重视劳动和纪律,这对那些“高干子弟”和“有钱学生”起了非常好的作用。当时,每个班级都有自己的自留地,自留地种不好被认为是全班的耻辱,学生们都拼命为自己的班级争光,为学校的声誉自豪。总之,严格训练和管理,尊师爱校,在这里确实蔚然成风。
但课外活动却是完全自由的。从周一到周五,没有一个学生可以无故离校,周末则是完全由自己选择。每个学生都可以完全不受干预地选择、安排自己的周末，当时我每个星期六参加唱片音乐会(不收门票),听著名的音乐史专家萧家驹先生介绍古典西洋音乐,然后系统地欣赏从巴哈、贝多芬、舒伯特、德沃夏克、柴可夫斯基到德彪西、肖斯塔科维奇的乐曲(并不全懂,喜欢而已)。
此外,每天晚饭后,晚自习前,也有2小时左右是自由时间。我和同学们黄昏散步时常经过学校附近的美国兵驻地。记得那里堆成小山的咖啡渣,经常发出诱人的香味。特别吸引我们的是沿街销售美国剩余物资的小地摊,从黄油、奶粉、口香糖、信封、白纸,直到简装本的古典小说和侦探故事都有。这种简装62开旧书便宜到几分钱一本，软封皮、不厚不薄,在车上、床上,特别是上课时偷着看都方便。霍桑、海明威、辛克莱、史坦贝克,我都是通过自己半通不通的英文,从这些简装缩写本中读到的。
回首这高中一年级的生活,深感每一天都过得紧张而充实。一切都按部就班,一切都发自内心。只要做好分内的事,就不会有人来指手画脚,也没有父母的过多干涉。一切自己做主,自己选择。就在这样的课内、课外、严格训练与自由选择的交织中,一个15岁少年的性格、素质、兴趣、爱好,以至人生观遂逐渐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