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大学精神

20世纪中国大学精神 1 驳离于大学之外的学术研究机构

中国主要的科学研究驳离于大学体系之外，归于专门的研究机构，科学院以及社会科学院的地位远高于大学，这也是世界上不多见的。

这有两个渊源，一是蔡元培建立的中央研究院本来隶属于大学院，大学院被取消后成为独立实体，成为国家最高科学研究机构。

二是恰巧苏联也有实体性的科学院。于是，1949年成立的中国科学院成了职业化的国家最高科学研究机构，并且取代了大学的最高学术研究地位。不同的是，中国科学院以及后来的社会科学院高度行政化，自上而下的行政决定权比苏联的科学院体制更加突出，以学术民主为宗旨的学部委员制形同虚设。

在西方词源上，科学院“Academy”本是从柏拉图的学院演变而来的，它是一个学者与青年学生探讨和研究问题的学校，这正是西方大学的源头。法国1666年建立国家科学研究机构沿用这个词，此后各国纷纷效法，英国也有性质相同的皇家学会。不过到了19世纪，包括法国在内（俄国除外）的各国科学院不再设研究机构，只作为国家科学研究与咨询机构，负责学术政策与标准的制定和评审，相当于专家委员会、学会。大学University，尤其是以柏林大学为代表的研究型大学，才构成学术研究的主要实体。

为什么一个民族最高的科学研究机构不是直接由高层次的专业研究人员构成，非要在一个大学环境里，加一群人数众多的青年学生呢？

美国哈佛大学曾经有人动议要取消只招收本科生的哈佛学院，理由很简单，既然是全国最高层次的研究型大学，本科生层次太低，不如全部代之以研究生。可是这一主张遭到当时校长坚决反对，大学必须有学生，尤其要有尚未进入专业研究体系的本科生，因为他们身上带有更多与生俱来的生命激情与冲动，更具本原的怀疑精神与求知欲，这种青春的力量正是大学超越世俗的功利主义和职业化的本位主义所要凭借的。

大学与专业性的科研院所的重要不同在于：前者是一个丰富多样的文化生态体系，它不仅有浓厚的文化氛围，而且还有基础性的文化要素，人们的思想与智慧是按照文化本身的逻辑自由成长；而后者却更像一个制造知识与技术的工厂，人们从事的研究直接服务于功利目的，好比是在人工条件下工作，外部力量可以直接施加推动，效率很高，但也很容易形成对外部的依赖，产生官僚化和世俗化。前者则是由自身的文化力量推动，动力更为持久，更为深刻，更为全面。因此，国外研究机构除了一部分直接服务于政府、企业之外，基础性的研究机构大多隶

属于大学。

大学教授与专职研究人员的区别在于，前者常常要面对青年，在对话中推动自己的研究，因此更具思想的纯粹性和灵感的原创性；而后者单纯的专业研究则常常会陷入规矩，目光短浅和急功近利之中。因此，前者更适应于超越价值立场的基础性学术研究，后者则更倾向于为企业、政府服务，通常属于其所服务的机构，或者展开商业化运作。

中国的科研院所虽然也招收研究生，但大学毕业生本来缺乏普遍的人文关怀和启发式的思维训练，长期教科书的熏陶，服从既定知识权威的灌输，只认唯一正确答案的考试，人们与生俱来的求知冲动和青春活力在本科阶段就已被扼杀，他们从小到大都只是既定知识体系的一个被动接受者，到了研究生阶段又落入专业研究的窠臼，命运掌握在导师身上，更难有独立思考与原创的能力。

这时，中国高等学校已经没有完整的大学。各高校按照实用目标的需要，分解为各种独立的专门学院，学院再分解为若干系、室。极少数所谓综合大学也只剩下一些基础的文理学科，应用学科则被独立出去。

高等院校基本上没有研究功能，只是单纯教学机构，用现成知识培训各学科的专业实用人才，而且专业口径十分狭窄，学生没有厚实的基础，没有广博的视野，只会简单的工作技能，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70年代末，华中工学院院长朱九思等人写信给当时中央主要领导人，建议把高校作为科研的主要阵地，但这一主张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2 大学何以屈居经济特区之下？

六十年代，高校成为革命激情的策源地，当青年运动走向非理性的狂热，造成社会秩序的极大混乱时，高校受到的压制也极大，几乎陷入停办状态。一方面，频繁的政治运动，太脱离人们传统的生活，而乌托邦的信仰造成了文化内容的单调、枯燥、盲从，表现为教条主义、反理性、反文化的极左倾向。另一方面，大学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刻意强调工农兵的主体地位，其实瓦解了大学文化超越社会大众的独立性，政治统率一切，学术完全成为摆设。后来，工农兵大学生的文化素养大大下降，更易被官僚化的权力所操纵。

改革开放中教育的改革，是从恢复高考，激发高校活力开始的。每年一大批优秀青年受到象牙塔的洗礼，这改变了社会的文化生态。加上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平反冤假错案，赢得科教文艺界的广泛支持。

邓小平发动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旨在结束教条主义的神圣权威，抛弃某些具体结论。并不是要从理论的深层突破苏联式的教条，更不是要形成独立的大学文化运动，而只是为新的政治实践开辟道路。讨论者大多是党政干部，很少有真正的思想家，没有大学理性文化的基础。因此，在实现权力交替之后，它就退出了历史舞台，被“猫论”、“摸论”、“不争论”、“管用论”所取代。

80年代中后期，思想解放与政治权威的裂缝越来越大，人道主义、社会异化问题的反思被迫中断。经济上的功利主义和经验主义日益突出，渐渐覆盖了旧的意识形态。然而，教条主义反而获得了在文化领域里维持下来的理由，当人们在政治与经济领域碰到钉子时，还得退到旧的模式里去，虚晃一枪再折回去。

80年代初，以武汉大学刘道玉校长为代表的教育改革做了很多积极的突破和建设，但终于在80年代末失败。20年后，当年武大毕业生回忆那个激动人心的年代，称自己的母校是“小深圳”，为什么会让一所堂堂的大学屈居于一座小渔村演变而来的特区之下呢？

3 大学不敌经济特区？

邓小平注重科学与教育对现代化建设的关键作用，强调要优先发展。1989年春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十年改革开放的最大失误在教育。然而，文教事业对于经济的附庸地位一直没有改变，也注定了大学的附庸地位。

科学本属于文化领域，而技术本属于经济生产领域，两者在西方文明里有完全不同的演进历程，即使在现代社会里关系密切，但区别仍然非常明确，一是以追求客观规律，一是追求经济效率。科学提升技术，在唯物主义者看来，文化决定经济，怎么可能呢？为此，邓小平果断地把两者合在一起，干脆列入生产力范畴，提升到社会的核心地位上，足见他对科学技术发展的高度期望与迫切心情。“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大大提高了科学技术的权威。但是，另一方面，科学跟技术直接绑在一起，脱离它寄寓的文化母体，很容易沦为技术服务的工具，成为瓶中无根的花朵，独立的知识探索，尤其是基础性前沿性研究无以立足。到了90年代，中国科技创新能力越来越弱，以至于科学与技术的两个国家级一等奖，不得不连年空缺。

爱因斯坦把科学家分为三类：第一是功利型，大多数人从事的科学事业只是一个职业，为了谋求自己的收入、名誉、地位，倾向于争取有直接效应的成果。第二是兴趣型，少数人从事科学事业是出于个性化的爱好，为了实现自我的价值，从好奇心出发，因而能获得更出人意料的发现。第三是信仰型，极少数有着执著信仰的人把科学作为神圣的事业，以宗教般的使命感、忘我的天职感去探索宇宙的奥秘，往往能获得最大的发现。“跟踪”式的科学家显然是第一种类型，他们通常不会有创造性成就。

其实，中国改革开放所借助的基本动力是两个方面：一是通过改革，强化物质利益原则，刺激起人们物欲的冲动来推动经济建设；二是通过开放，把西方的现成智慧引进到中国，发展到后来就是跟国际接轨。在现实生活里，大家都是跟着感觉走，摸着石头过河，免不了随波逐流，为外部强势文化及其物质力量所左右。在经济―政治二维的改革格局里，文化静止在意识形态框架里，边缘部分则受到市场、外来消费文化的渗透。

这与西方原创型现代国家所走的道路不同，那是通过内部的大学文化运动，

形成普遍的理性精神，成为现实的政治与经济建构的合理性依据；这也与中国过去所走的道路不同，所谓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主要依靠政府力量组织大规模公共建设及技术攻关，加上群众性的发明创造。

今天再看科学创新，通盘的关键词是“跟踪”世界先进水平，可见这并不是一个全面的科技发展战略，它只是选择在西方已经成功并有明显经济效益的技术领域，主要靠模仿、重复别人的研究而获得成果。虽然说是先跟踪，争取赶上甚至超过，但由于现代科技必需的大学文化基础和氛围在急功近利中日趋薄弱，科技生态趋于枯萎，甚至沙漠化。由于跟踪的步伐越来越凝重，权力直接出场，造成名利诱惑，便产生了学术腐败。

4 校办产业，中国式的怪胎

有一个基本常识，大学是现代文明的文化堡垒，它的使命是通过研究更新的知识，给全社会以理性文化的指引。大学为了确保学术的纯粹性、中立性、普遍性，本身不直接参与现实的政治和经济利益活动。

虽然现代科学与技术，技术与生产的关系越来越直接，越来越紧密，大学需要与企业建立广泛的协作关系，但大学还是大学，属于文化领域；企业就是企业，它属于经济领域。两个领域相互呼应，但各就其位，大学并不会办企业，企业更不能干预大学的运作。在欧洲古老的大学传统里，学术与经济、政治是分得很清的，学术独立被视为大学的最高原则。在美国大学里，一般都有巨额的办学基金，给大学以独立的财政支持，这些基金平时是靠投资于企业来获得增值，以维系大学的持续发展，哈佛大学的捐赠基金已经通过增值累积到292亿美元，居全美之首。因此大学需要专门管理基金的机构。但是，大学本身却从不直接参与企业的运作。在日本，在韩国，在新加坡，在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产学一体化，至多也只有产学合作，合作是各守其职，各取所长，优势互补。有的国家和地区连“产学合作”也受到严格限制，国立大学为企业提供服务，可能造成国家变相补贴企业，违背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原则，会遭到起诉。

今天国人常以知行合一、理论联系实际、走出象牙塔、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等等口号来要求大学，这恰恰是用几千年农业社会的传统思维来建构现代文明，农耕文明里感性与理性、知与行、理论与现实、此岸与彼岸之间完全没有分化。没有分化就没有各自的严格界线。然而，现代文明却必须建立在高度分化，专业协作的规则里，各个部门有明确的理想、原则、使命、义务、责任。大学尤其以理性文化著称，它是相对保守的，崇尚独立思考，不人云亦云，不随波逐流，讲究客观性、普遍性。

在现代文化理念缺席的中国，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产业成为大学继教学、科研之后的第三个支柱，形成三足鼎立之势，至今仍方兴未艾。学校的公司老板完成多少指标也可以评"产业教授"；大学直接进入是风云变幻的股票市场恐怕全世界罕见，中国就有。

我们应该知道，独立的文化是现代文明赖以发展的动力与向导。他们不能理

解，大学竟然可以完全不考虑实用，作为纯粹的象牙塔存在。既然教学和科研可以放在一起，产业为什么不可以呢，三足鼎立不更稳定吗？教学和科研都属于人的精神文化活动，是追求真理，拥有理性与良知。而产业却是生产经营活动，是追求利润与效益的，两者在现代社会里是有严格分工界线的。庸俗唯物主义者和经济学家并不认为，大学精神所凝聚的人类与生俱来的好奇心和创作欲，构成现代文明的活力源泉，而是认为，产业利润所带来的物欲满足，才会给大学带来活力。在他们的设定里，大学教授不是以追求真理为天职，以智慧为荣耀，而是以出入豪华，买车买房为荣耀。

这一切，恰恰证明中国缺乏现代文明的基本文化理念，大学远离了真正的大学精神，大学精神的根本是追求真理，但这在中国大学却往往是被漠视、被玩弄的。中国人没有创造力吗？凡是在与直接利益相关的事情上，国人表现的大胆与想象力是出人意料的。可是，大学的真正创造力，只有在人们对于物质利益的保守与矜持的状态之下才可能成长。

加强科学与技术，技术与产业的转化能力，这是大学办企业的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其误区在于，没有搞清楚国人科技创新能力缺乏的症结，恰恰是急功近利与功利主义教育，不是不重视转化结果，而是根本不具备前提。走出象牙塔，要以曾在象牙塔为前提。中国有知识的人很少有思想，因为知识作为应付考试的工具，从被灌输到大脑里去的时候就是死的；中国懂理论的人很少发明技术专利，因理论多是照搬别人的抽象概念用来炫耀的，根本不是自己独立的研究；中国即便有专利也难以转化为经济效益，因为专利发明者越是急功近利，越是无法专注于发明本身，常常以粗制滥造的东西充数，且欲罢不能。完全堕入利益的怪圈里。

学者潜心研究，教师用心授课，学生虚心向学，官员依法行政，商人诚实经营，医生救死扶伤，警察锄暴安良，明星真情献艺，军人为国站岗，这才是和谐的社会。

5 产业化繁荣下的大学困境

中国大学另一种形式的怪胎，便是产业化运作，这一开始也是经济学家的杰作。一方面，政府的教育投入严重不足，基本的义务教育也很难保证，高层次的精英化教育更是捉襟见肘。另一方面，贫富分化造成严重的内需不足。经济学家于黔驴技穷的窘况中想出这么个馊主意来折腾教育——教育的使命不是“为市场经济服务”么，你还要干什么呢！中国教育没有哲学家的智慧启迪，被市场经济的利益思维左右，注定要走向畸形。

在我们的语境下，产业是投入、产出的经济学运作，目的在于经济收益。教育与行政、司法、国防一样，决不是产业。教育，首先是人类文化的传递，是人自身的成长，尤其是心灵的成长，既是社会进化的需要，又是人的天然权利，文化教育的产业化会造成全民族的堕落。

当然，教育也有供给、保障及收支问题。因此“教育产业”也是存在的，它是以教育为内容的产业，是以产业方式达到教育目的的一种操作方式，它本质上

是产业，而不是教育事业本身。正如政府有财政问题，军队有后勤问题，但你不能说财政问题就等于政治，后勤问题就是军事一样。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教育除了经济功能外，它还承载着社会、文化、道德等功能。教育既是全社会发展的需要，又是每个人成长的需要，因此教育既有作为社会公共事业来运作的部分，又有作为个人权益来选择的部分。国家要保证长远战略，必须优先于任何现实需要与经济效益，建立文化、教育、科技的中心。只有在大众化的需要层面，在一般的知识传授、技能培训方面，教育才可以诉之于产业化途径来运作。

通常，每一个健全的文明社会都要为每个成员提供基本的、普遍的、平等的义务教育。在更高程度上，国家从长远发展战略出发选拔一批精英分子，给予其旨在服务于国家战略发展的高等教育；企业和其他社会团体提供其成员特定的教育；个人及其家庭根据自己的能力和需要，选择一定的教育项目。每一种教育方式的资源供给不同，都有收支运作问题，但只有后一种教育可以进行产业形式的运作。

在美国，任何人类从事的工作，无论是经济还是政治、文化活动，都叫产业（Industry）。但其中第三产业既有赢利的，有也非赢利的，如政治。即便按美国的说法，“教育产业化”也是说不通的。教育是产业，就不存在“化”的问题；“化”就意味着原来不是产业，现在变成产业，无非是要借此赢利而已。美国是彻底的市场经济国家，义务教育也由公共基金提供。公共基金还为私立学校学生提供午餐、课本、交通、保健等服务。大部分美国大学是公立的，私立大学生源只占总生源的约20％。北欧许多国家，学生根本不交学费。

西方国家的私立学校，也不同于其它经济产业，并非私人所有，而是由基金会之类的社会团体提供经费，其中有一定比例的政府投入。学校通常不以营利为目的，而是以教育为本位。基金会接受的捐赠用以维持学校运行，却不能撤回、转让、抵押办学资产，不能随意关闭学校。

在中国，产业就意味着有直接收益。经济学家们玩了一个概念游戏，就把洋人也不敢轻易置于市场的教育大胆当作赢利产业来经营。

许多人寄希望于刚刚起步的私立大学，似乎那里才有一片自由的天空。问题是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思维，无论是公立还是私立，同样作怪，只是表现不同而已。绝大多数商人觊觎教育，目的再明确不过了，就是以收学费来赚钱。我接触过的一批所谓二级学院，从没见过一所具备长远的教育理想，动辄数万人规模的校园，却只有恶俗的口号，陈腐的观念，无序的管理，毫无文化气息。

20年前人们也曾寄予特区大学以厚望，它有其它大学所没有的选择空间，结果却比后者更差。我们为什么不能达成基本的理智呢？既然能给私立大学办学自由，为什么不还国立大学以完全的学术独立呢？

大学大幅扩招，作为产业化的直接结果，的确是迅速改变了中国高校的面貌。

今天中国的大学校园无不气派非凡，豪气冲天。在这里，政府、学校、教师、学生、家长，似乎所有当事人都获得了自己所要的。经济学家所乐见的效益最大化，就这样奇迹般的达成了。然而，文凭的泛滥，淹没了这个文明古国对文化与精神价值的最终一丝敬畏与崇尚，看似由精英教育转化为平民教育的背后，文化的最后一线光辉黯淡了，经济权力和行政权力的恶性膨胀，变得更加赤裸裸，更加肆无忌惮。斯文扫地，恶俗当道，作假横行，最先尝到苦果的是最具创造力的当代青年精英，最终恶果的承担者，则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所有人，包括子孙后代。

大学作为独立的文化力量，是社会的引领、批评、监督、校正者。如果它仅仅是某种工具，那就不是真正的大学。一个民族发展没有大学的全面参与，要在现代文明中赢得主动地位，是完全不可能的。

20世纪中国的所有辉煌、所有骄傲，都与一所大学或准大学相关。20世纪中国的所有挫折、所有悲哀，都跟没有一所一以贯之的大学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