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启示录:世界体系与国际体系的冲突及其后果(2)

发布时间:2014-05-21 10:21 作者:岳健勇

在战争爆发前夕，英国对于德国在欧洲的扩张意图早已了然于胸。大战爆发后不久，随着《施里芬计划》（Schlieffen Plan）的实施，德国的战争意图暴露无遗。德国内阁顾问制定的《九月方案》建议，直接吞并德国东部和西部边界的一些地区，如低地国家比利时的列日、卢森堡、法国的隆维－勃利耶（Longwy-Briey）铁矿盆地以及波兰的边界地带；比利时的残余国土、俄属波兰以及俄罗斯帝国波罗的海三省保持形式上的独立，但必须与德意志帝国结成关税和货币同盟，德国将向其派驻军队，并控制其铁路。这份方案清晰地表明，德国的目标是通过对这些地区（包括其盟国和缓冲国在内）资源的控制，将其变成足以与英帝国相抗衡的“经济后院”（economic backyard）。

在英国看来，德国的战争目标不啻于重建拿破仑帝国，这是英国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为此，英国针锋相对地提出了自己的战争目标：通过摧毁德国舰队及其海外帝国，恢复比利时的独立和中立，重建欧洲均势。事实上，英国朝野在战前已清醒地认识到德国挑战欧洲秩序的严重后果，那就是，如果法国不保，俄国必然立即屈服，彼时，欧洲均势将不复存在；一旦出现那样的结果，英国势必会像百年前的拿破仑战争时那样，被彻底逐出欧洲。因此，法国的生存事关英国的命运，英国必须做出反应。有历史学家认为，战争爆发后，即使德国没有破坏比利时中立，英国也必将参战。

“二十年危机”：漫长的休战（1919～1939）

1918年11月11日，德国接受了英法提出的停战条件，一战正式宣告结束。美国参战对于协约国取得最后的胜利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因而理所当然地取得了关于如何构建战后欧洲秩序的发言权。建立战后新秩序的核心是如何处置德国。美国总统威尔逊对于欧洲列强热衷的均势颇为反感，认为应当建立一个全新的国际体系以取代均势结构，也就是通过创建国际组织--国际联盟，来实现“集体安全”。威尔逊认为，德国应当被重新接纳进世界自由贸易体系，成为欧洲经济的火车头。一俟德国转变为一个民主国家，战争赔偿问题可重新协商解决。

美国的主张受到了英法联合抵制，两国认为，战后和平应当是“欧洲的和平”，而不是“美国的和平”，战后国际体系仍应建立在均势的基础上。于是，英法联合主导了1919年的巴黎和会。在法国的力主下，德国受到了严厉制裁，不但丧失了全部海外殖民地，还被强加了巨额战争赔款；德国的军备水平也受到了严格限制。但是，德国既没有被肢解，更没有被全部占领，德国的工业能力完好无损，这为其日后东山再起埋下了伏笔。

一战结束后，由于共同敌人的消失，盟国之间的团结开始出现裂痕。英法虽然都坚持以均势原则作为重建战后和平的基础，却因不同的地缘政治利益发生了冲突。法国十分畏惧德国的工业潜力，千方百计地利用《和约》条款来削弱德国，并延缓其战后复兴。英国由于战争目标（摧毁德国殖民地、收编德国舰队）已经实现，因而反对过分压榨德国；英国认为应鼓励德国重返欧洲协调，以牵制法国称霸欧洲的企图。

英法在战争赔偿问题上的分歧，为德国日后提出修改乃至推翻《凡尔赛和约》提供了理由。由于参议院反对，美国最终没有参加国联，并拒绝与英国一道为法国提供安全保障。美国的淡出对欧洲的稳定十分不利，因为在1925年德国恢复大国地位之前，欧洲大国的数量已经由6个减少到3个（英法意），这使得大国更容易自行其是，从而使欧洲均势更加不稳定。没有美国作为欧洲稳定的保障者，国联不过是一个更为制度化的“欧洲协调”机构，其能否作为，完全取决于英法两国采取协调行动的意愿和能力。

巴黎和会后，英法围绕德国赔款以及法国占领德国鲁尔工业区等问题产生的冲突进一步扩大。为争夺对欧洲事务的主导权，英国甚至一度（1920年代）准备诉诸战争。在欧洲之外，美国国力不断上升，尤其是在1921~1922年华盛顿会议后，美国海军实力迅速增强。虽然欧洲时代尚未终结，美国世纪刚渐露曙光，“不列颠治下的和平”已越来越岌岌可危。为此，英美都制定了针对对方的秘密战争计划。两大民主国家为争夺和捍卫世界霸主地位几乎兵戎相见，这是对半个多世纪后的“民主和平论”的莫大讽刺。所幸，不久之后，纳粹德国的兴起对英国构成了更强大的挑战，英国遂不得不“慨然”接受美国“和平崛起”。

大国之间无处不在的权力政治为国联建立“集体安全”蒙上了阴影。美国既不愿意承担稳定欧洲的政治责任，也不愿意利用其经济和金融实力，来构建一个全球性自由贸易体制。它感兴趣的仅仅是重回一战前的自由放任和门户开放。美国固守孤立主义并非没有缘由，虽然美国的经济和金融实力最为雄厚，但美国经济对国际市场的依赖非常小，其内部大市场足以消化本国大部分工业品，这就是为什么多数工业资本家强烈反对美国在海外“多管闲事”（自由国际主义）。没有足够大的全球经济利益的存在，美国受国内政治的牵制，在外交政策上的选择余地就非常有限。对于美国来说，在其受邀介入欧洲事务之前，欧洲人首先需要管好自己。

问题是，除了美国之外，其他大国均无实力构建一个全新的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秩序。这就造成了一种危险的局面，即在欧洲的多极化政治“丛林”中，权力政治与经济民族主义的结合导致国家间的互不信任和对立加剧。1929年世界经济陷入大萧条，各国为摆脱危机，纷纷采取极端化的以邻为壑的经济民族主义方针，导致世界贸易进一步收缩和国际关系的严重恶化，这被公认是引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济根源。

从权力政治的角度来看，一战前国际体系与世界体系的冲突造成的结构性矛盾不但没有缓解，反而因世界经济大萧条进一步扩大了。德国在一战后被剥夺了全部海外殖民地。在1929~1933年大萧条期间，战胜国的帝国体系得到强化。1932年，英国实施“帝国特惠制”，通过把其帝国与世界市场隔断，阻止其他国家向其倾销产品和获取原料。这就刺激了其他大国特别是没有或缺少殖民地的德国和日本的帝国扩张欲望。

一战结束后，魏玛共和国的帝国国防军（Reichswehr）军官告知来访的日本代表团，德国战败的根本原因既非军事效能低下，也非战略战术失当，而在于德国从海外获得食品和原料的通道被封锁。这一结论对日本震动很大。对于日本这样的资源匮乏的国家来说，在帝国主义多极化时代，“帝国构建”事关日本的存亡。1931年日本关东军策划“9·18事变”，建立伪满洲国，就是受此思想的启发。

希特勒在其上台前所著的《我的奋斗》（Mein Kampf）一书里，明确提出要为日耳曼民族夺取庞大的生存空间。其背后的逻辑，就是要获取能够保证德国战略自给的全部物资所需，作为德国称霸欧洲乃至世界的基础。既然海外帝国已无从建立--这是比一战前更为严峻的现实，其他大国的殖民帝国又对德国封闭，那么，通过战争建立一个欧洲大陆帝国（continental empire）顺理成章。英国20世纪的历史学家泰勒（A.J.P. Taylor）认为，希特勒的帝国梦想并不新奇，控制中欧是德国自腓特烈大帝（1712~1786）以来即孜孜追求的地缘政治目标。

面对第三帝国崛起对欧洲均势构成的严重挑战，英法统治精英采取了极端短视的绥靖政策。一战带来的巨大破坏和人员伤亡，在英法等国家的统治者和人民心中造成了深深的恐惧，这一心理恰恰被希特勒看透并加以利用，希特勒通过外交恐吓和小规模军事行动不断突破英法的底线。到1939年8月31日《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德国得以在战略上避免两线作战。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波兰在德国和苏联的夹击下迅速亡国，而英法在西线的“奇怪战争”（Sitzkrieg）则使欧洲和平失去了最后的机会。

在两战期间的20年，国际体系的权力政治本质没有丝毫改变，国际体系与世界体系的冲突非但没有随着战后和平的到来而减弱，反而比一战前更加激烈。但此时，国际秩序的挑战者则是一个比帝制德国更加危险、战争意志和动员能力强大百倍的现代极权主义国家。

美国战略家约瑟夫·奈（Joseph Nye）曾这样总结两战发生的教训：民主国家的政治精英们在一战前应适当绥靖德国，二战前则必须坚决遏制德国。或许如此！问题是，如果没有对国际体系和世界体系进行相应的变革，绥靖抑或遏制，真的能够消除战争吗？还是仅仅推迟了战争？

战争与和平：未尽的话题

一战爆发距今已整整一百年了，世界已经进入新的全球化时代。西方资本主义演化至今，其控制世界的方式已不再是通过殖民征服进行“帝国构建”，而是为世界建立规则。二战结束后，美国利用其超强国力，精心构建了一个以规则为基础（rule-based）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这是一个自由主义的国际经济秩序，世界各国通过自由贸易获取原料的途径得到了国际制度的有力保障；同时，美国通过向其盟国提供广泛的安全保障，彻底改变了西方阵营内部的国际关系，实现了“美利坚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

1991年苏联解体后，基于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争夺的新的全球冷战难以再现。实现人的发展、人的尊严以及人类安全的理念已成为全世界共同接受的价值，这与现代化本身是完全相容的，也正是“中国梦与美国梦相通”的内涵所在。但是，在西方与非西方的关系中，权力政治的阴影犹在；在发展问题已成为国际关系重要组成部分的今天，全球化虽然促进了全球经济繁荣，但也造成了规模空前的全球失衡，并导致主要大国为获取不可再生资源而展开激烈的争夺，这些都给世界和平蒙上了阴影。如果说一战前的第一波经济全球化未能阻止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那么，当前的第三波全球化能够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的大国政治悲剧，给世界带来持久和平吗？人们拭目以待！

（相关简介：岳健勇，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发展经济学博士，先后任教于伦敦国王学院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