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之箧笥的"志愧书"

藏之箧笥的“志愧书”

——杨廷和《视草余录》研究

历史系 赵四方 金菊园

指导教师 邓志峰

摘要：《视草余录》作为明朝内阁首辅杨廷和的私家史作，历来被研究者作为背景史料加以关注。本文通过初步探讨《视草余录》的版本、成书过程以及该书中透露出的杨廷和的思想，将研究焦点转移到《视草余录》文本和杨廷和本人身上，以《视草余录》和杨廷和这一独特视角探讨这一时期朝野要臣之关系，并再度观察正、嘉朝局的演变。 关键词：《视草余录》 杨廷和 正、嘉朝局

Abstract: As a private historical accord of Yang Ting-he, the prime minister spanning the era of Emperor Zhengde and Jiajing, Shi-cao-yu-lu has been deemed as a basic historical material by historians of different eras. In this dissertation, we will discuss the versions of the book, the process of writing and the author Yang Ting-he. In the view of Shi-cao-yu-lu and Yang Ting-he, we will discuss the relationship among prominent ministers and attach another importance 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political atmosphere from the period of Emperor Zhengde to early Jiajing. Keywords: Shi-cao-yu-lu Yang Ting-he the political atmosphere of the period: Emperor Zhengde and early Jiajing

引言

不论是官方史书还是私家史作，倘若说书写一部史作的背后没有任何需要表达的观念与思想，那必定不会得到人们的认同。同样，作为一个历任正、嘉两朝的内阁首辅，作为一个皇位空缺几近四十日时期的重要权臣，作为一个历经大起大落的士大夫，杨廷和著成《视草余录》也有意欲表达的中心观念。杨廷和通过这部著作，记载了正德朝与嘉靖朝前期的种种政治事件和自己在这诸多事件中的态度与作为，表达了自己政治作为的无奈和实现政治理想的努力。这部游意于客观与主观之间、寄托着杨廷和强烈的政治理想与沉重的身后关怀的著作，可以大致反映明朝正、嘉之际的政治风云，也可以大致反映出一位明代士大夫心中政治理想与政治现实的深刻矛盾。

一、研究史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大陆学界对明代中叶政治、思想和人物都表达了高度关注1。《视草余录》历来作为正、嘉之际政局变动的背景史料加以探讨。田澍《论正德十六年皇位空缺时期明廷政局的走向》多次征引《视草余录》的篇章，指出“只有将强大的杨廷和集团击败，新君新臣才能对洪武以来所形成的政治危机进行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在杨廷和集团败灭之后，明代历史上真正的变革活动随即出现。” 2田澍还在《嘉靖革新研究》中，对杨廷和发表颇多不满，将杨廷和的目的概括为“构建强臣弱君的权力格局”，并评价杨廷和“再现了历史上权臣专横跋扈、挟君欺主的一幕。”3而同样将《视草余录》作为背景史料运用但与田澍论点颇有不同的是，邓志峰《嘉靖初年的政治格局》对嘉靖初年政局深入考察，指出“‘大礼议’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皇权、阁权、张太后、宦权四种势力整合、消长的过程，绝不仅仅是皇权与阁权的斗争。” 4

从《视草余录》中读出明代宫廷政治的一般运转机制，当属谭天星《明代内阁政治》。谭书多次征引《视草余录》，并利用其来证明明代内阁对宦官的依赖与抗衡的复杂关系，以及阁权对皇权的有力制约。5

将研究视野的焦点集中放在杨廷和本人身上的文章为数不多，廖远修《谈杨廷和》与罗辉映《杨廷和事略考实》处于其中。然而廖文仅引用《视草余录》中记载一处——“诸子皆读书，童仆皆务农，未尝置田庄于邻县之境”——来证明杨廷和“出身于中小地主阶层” 6。文章最终将杨廷和定位为“敢于维护法制，限制特权；为了坚持自己的正确见解，甚至敢于顶撞皇帝”7的“推行法1 在几种通史和断代史著作中，范文澜等编《中国通史》（1978起）第6册，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1995）第9卷,汤纲、南炳文《明史》（1985），牟复礼、崔瑞德编《剑桥中国明代史》（1992）等，大体上都对这一时期的大礼议之争以及正嘉之际的朝局有所论述。制度史著作中论及皇权与阁权这一重要问题的，主要有陶希圣、沈任远《明清政治制度》（1977），谭天星《明代内阁政治》（1996），张显清、林金树《明代政治史》（2003）等。嘉靖朝政治的研究专着有怀效锋《嘉靖专制政治与法制》（1989）和田澍《嘉靖革新研究》（2002）。有关明世宗本人的传记则有胡凡《嘉靖传》（2004）、林乾《嘉靖皇帝大传》（2008）等。另外，专门研究王学与嘉靖以后士人群体的著作主要有两本，左东岭《王学与中晚明士人心态》（2000）、邓志峰《王学与晚明的师道复兴运动》（2004）。

2 田澍《论正德十六年皇位空缺时期明廷政局的走向》，载《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3月，第34卷第2期，第51—57页，引文见第56页。

3 田澍《嘉靖革新研究》，第4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2002年10月版。按前揭田文与该著作都对于杨廷和抱有明显偏见，与传统对杨廷和的评价多有扞格，田氏似乎倾向于“改革”，而对于杨廷和为现有秩序与制度的努力维护却视而不见，因此所得出的结论难以称得上合乎历史的解释。

4 邓志峰《嘉靖初年的政治格局》，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1期，第88—92页，引文见第88页。

5 谭天星《明代内阁政治》第82、84、89、150等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96年6月版。 6 廖远修《谈杨廷和》，载《四川师院学报》，1980年第4期，第65—68页（末转59页），引文见第66页。

7 同上文，第59页。

制的一位精明政治家” 1。罗文认为，杨廷和“撰写《视草余录》一书，为自己推卸责任” 2，并举《视草余录》中杨廷和“凡瑾私室搜出问遗私书之类，当一切焚之”的建议，以证廷和交通刘瑾。然而罗文证明杨廷和之非时，多采王琼《双溪杂记》为据，未能充分考虑到作为杨廷和政敌的王琼的著书态度，那么以此得出的杨廷和“节行有玷”、“排斥正人、掩非饰过”，“对正德时期的黑暗政治应负相当责任”的最终结论3，似难以称得上公允之辞。其他关于杨廷廷和的文章，如田澍《大礼议与杨廷和内阁的畸变》4、刘祥学《杨廷和与嘉靖靖初年的政治革新》5、王建中《杨廷和与明代正德嘉靖之际的政局》6等，均未能注意到《视草余录》的史料价值，得出的结论也颇缺乏深度与新意。

二、《视草余录》版本优劣及其成书过程

国家图书馆藏有被鉴定为明嘉靖刻的《视草余录》两卷，其原件编号为01223。这个本子为四周单栏，白口，对鱼尾，版心刻“视草余录”及卷数、页数，半叶9行18字。这是一个《视草余录》的单行本，也是可查到的《视草余录》的最早刻本。此本的字体扁方，尚留有手写意趣，比较接近于明中期正德、嘉靖的风格，大概国图因此鉴定为嘉靖刻本。拿这个本子跟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的《杨文忠三录》相校勘，可以补充一篇万历年间萧大亨的《视草余录叙》。这篇《叙》在纪昀编定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被提及，然而文渊阁本《杨文忠三录》前面的提要与纪昀编定后的提要文章多有差异，且未提到萧序（萧序全文见附录一）。

然而这篇《叙》中出现了嘉靖皇帝的谥号“肃皇帝”一称，那么显然这个本子的刊刻时代必定在嘉靖之后了。根据周郢《萧大亨评传》中的研究7，以萧大亨所署官职来看，这本《视草余录》的刊刻时间应当在1595（万历二十三年）至1598（万历二十六年）年之间。

根据文渊阁《杨文忠三录·温纯序》中的记载，“公乡人左司马赵公合刻公《视草》《题奏》《辞谢》三录于楚，以序属余。”该序的时间为万历1

2 同上文，第65页。 罗辉映《杨廷和事略考实》，载《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2期，第43—51页，引文见第44页。 3 同上文，第50页。

4 载《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1月，第37卷第1期，第88—94页。

5 载《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年3月，第26卷第2期，第122—128页。 6 载《黑龙江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第82—85页。

7 此文连载于《泰安教育学院学报岱宗学刊》1998年2、3、4期。萧大亨的大致履历是：1589年（明万历十七年），萧大亨被擢升为右都御史，总督宣府、大同、山西三镇。1592年（明万历二十年），宁夏将领勾结鞑靼反叛，为明军击破。萧大亨平叛有功，升任兵部尚书太子太保。1595年（明万历二十三年），就任刑部尚书，掌天下刑狱。1598年（明万历二十六年），在刑部任上兼理兵部事务。1606年（明万历三十四年），罢刑部兼署，专掌兵部。在这篇序中所署官职为：赐进士第光禄大夫柱国少保兼太子太保刑部尚书前奉敕总督宣大山西军务兼理粮饷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兼都察左副御史东岱萧大亨。

癸卯上元日，即万历三十一年（1603）。由这段材料可知，杨廷和的《视草》《题奏》《辞谢》三录在万历三十一年之前均已有单行本。明代的藏书目录也可以证明这一点，黄虞稷《千顷堂书目》记载“《杨文忠视草余录》二卷二册”，“《杨文忠题奏前后录》二卷四册”，“《杨文忠集》八卷四册”1。在1603年左右，由左司马赵公（具体姓名未详）将三录合刻，即产生了

另外根据萧《叙》，单行本《视草余录》的刊刻者是杨宗吾。经查，此人为《杨文忠三录》，这应该就是《四库》本的底本。 杨廷和曾孙、杨慎孙2。此外，国图还藏有此人所刻《乐府遗音》，这是杨廷和的自编散曲集，以及《升庵杂著》收录杨慎著作十四种。可见杨宗吾对家族先辈的著作进行了集中的整理、刊刻，此本《视草余录》为最早刻本的可能性是极大的。

根据以上种现象，笔者推测抄写文渊阁《杨文忠三录》时所依据的底本应该是一个残损的本子，因此萧大亨序不存，而一篇已不知名的序（即温纯序前面被掺杂进来的部分）已残缺后半部分，温纯序则残缺了前半部分，抄手误将两序合二为一就成了现在的面目。另外，底本被草草重妆过，有几篇序言被改动了位置，而在重妆的过程中杨序和温序的两叶正好被颠倒，抄手并未察觉，因此出现了内容互换的现象。

虽然文渊阁本《杨文忠三录》的序言错漏百出，然而《视草余录》的正文还是基本无误的。为数不多的几处差异已详列于附录二。分析起来，文渊阁本的《视草余录》之所以有异文是因为：1、清朝的避讳。如“夷”、“胡”、“虏”等字均被改为“寇”。2、少数民族人名音译的改变。如“马黑麻”改为“马哈穆特”， “写亦虎仙”改为“舍音和珊”等。3、对杨宗吾刻本《视草余录》中错误的改正。如“公颂敕提督”改为“公领敕提督”，“钱安、裴德等俱下狱”改为“钱宁、裴德等俱下狱”等。这些改动应该是在赵公刻《杨文忠公三录》的时候完成的。4、四库抄写中新产生的错误。如“与读卷之列”误为“与读卷之例”， “反形尚未露，须善处。予曰：‘宣德中有处赵府故事在„„’”一句中“反形尚未露，须善处。”后脱去“诸司礼问：‘如何善处？’”八字等。经整理，杨宗吾本《视草余录》与文渊阁本《视草余录》的差异极小，可以反推赵公本《视草余录》应该也是极其接近杨宗吾本的，只是改正了杨本的几个错误。而在文渊阁本抄写的过程中由于清朝的避讳和抄手疏忽反而产生了新的错误。另外，有几处旧译名由于抄手的疏忽并未改为清朝通用的新译名。

综上所述，《视草余录》的版本演变大致是：万历年间由杨氏后裔杨宗吾首先将《视草余录》刊刻成书，单行流传。随后，又有赵公者改正手民之误，将1

2 （明）黄虞稷《千倾堂书目》，卷五、卷二十、卷三十，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1990年版。 参见《杨氏世系图》，丰家骅《杨慎评传》，第二十五至二十七页，南京大学出版社，南京，1998年版。

其收入《杨文忠三录》中。崇祯年间吴伯与又以赵公《杨文忠三录》将《视草余录》缩编入《国朝内阁名臣事略》，篇幅减少将半。清朝修《四库全书》，又将赵公《杨文忠三录》抄入。本文所使用的为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尽管此本前序部分问题较多，笔者已作辨正，但是正文部分大体不差，与单行本微有出入，笔者引用时将择善而从。

仔细玩味杨廷和自序中所设拟的父子对答之语可以知道《视草余录》并非闲居之日所作，而是“视草之余，随事录之”1。在本文中两则补充性质的记载透露了杨廷和著此书的大致过程，卷三第二十九、三十叶记载正德皇帝欲在亲征宸濠的所有敕书中加入“总督威武亲征”之词而被杨廷和等拒绝的事情后，附有“此事已书于前，偶阅之，觉尚有遗缺，辄复掇拾于此”之语。卷四第四十三、四十四叶记载正德年间保护档案文书和嘉靖初年选择纂修《武宗实录》的誊抄人员两件事后，附有“二事久亦忘之，近闻吕道夫方伯、戴中书伦偶向人言及，因附于此”之语。这两则记载恰巧说明：在整本书大体完成后，杨廷和阅读文稿时回忆起并被补充进来的内容没有被融入原文之中，而是另记于相关记载之后，无相关记载的则记于整部文稿之后。只要知道后补内容的记载时间即可推断全书大体的完成时间。细考第二个例子中的吕道夫本名吕经，字道夫，陕西宁州人，曾任御史巡抚山东，《明史》有传。而戴伦虽然已经无考，然而他既然担任中书舍人一职，则应在皇宫殿阁内办事2。由此，可以推断吕、戴二人的言谈必然发生在京城。嘉靖三年二月杨廷和致仕后即传驿回乡，杨廷和听闻二人言谈的时间必在嘉靖三年二月之前。由此可以推断《视草余录》一书的大体完成是在致仕以前，确乎是“政务丛委，应接不暇，仓猝纪录”了。

关于著此书的目的，据杨廷和自道是“用以志愧”，因为他“居常自念平生遭际最盛，在任最久而器识最下，驱策不前，所为报效者止于如此，上负圣明，下负所学多矣。”3显然，这表明了杨氏致仕之后回忆往事、历数功过时的愧疚心情，“志愧”之说正是由此而生。此时的杨廷和远离政治、悠游林下、心态平和，因此看待问题也能较为平静，不似当政时激烈4。然而《视草余录》草写于致仕之前，正当他铲除政敌、开创新政之时，当初写作的主要目的恐怕并非如此。 1 见《杨文忠三录·杨廷和序》。原文为：一日，儿辈见之请曰：“昔人有所著述，多在闲居之日。今政务丛委，应接不暇，仓猝纪录，未必无所遗忘，奈何？”辄语之曰：“政恐久而或遗，乃遗志于此。纵不能悉，犹愈于通无所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 据《明史·职官志》载“中书科：中书舍人二十人，从七品直文华殿东房中书舍人，直武英殿西房中书舍人，内阁诰敕房中书舍人，制敕房中书舍人。”则中书舍人的办事地点只在文华殿、武英殿、内阁三地，俱在宫城以内。

3 见《杨文忠三录·杨廷和序》。

4 《乐府余音》中杨廷和晚年所作散曲“皆课耕农，劝读诵，称说孝友，沐浴膏泽，雝雝喈喈，《卷阿》之余音也”（《乐府余音·苏玙序》），从此一侧面颇可见杨廷和晚年过着闲适的乡间生活，心情颇为平和。国家图书馆藏明万历杨宗吾刻本。

三、杨廷和视角下朝野要臣之关系

杨廷和自正德二年初入阁到嘉靖三年初致仕，除了正德十年三月至十二年八月为其父杨春丁忧外，其余大部分时间是在京城供职。在这期间，与杨廷和同时供职朝政、并对当时朝局有着重要作用的政治人物有王琼、杨一清、彭泽、梁储、蒋冕、毛纪等人，前三人与杨廷和的关系尤为值得关注；而远在南方的王守仁，由于和王琼有着密切关系并对嘉靖朝“大礼议”事件有着重要影响，无疑也是应当纳入视野中的重要人物。

杨廷和与王琼的分歧是逐渐明朗化的。据杨一清的意见，“廷和与琼，初未尝不厚，正德末年，始因事相忤。”1可见，正德前期的杨廷和与王琼的关系还是大体和睦。不过，这种和睦很有可能是建立在双方并没有直接的政治利益冲突的基础之上。正德前期，正当杨廷和不断加官进爵，并于正德五年初出任吏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的前后，王琼一直未能获得长久接触中央政治权力的机会。他主管过漕运，赈济过灾荒，后来又辗转于南京与山东之间，直到正德七年九月升任户部左侍郎，一年后升任户部尚书，这才算在朝中站稳了脚跟。而此时的杨廷和早已于七年十月出任内阁首辅。一是六部的尚书之一，一是内阁的首辅，或许正是这个时候，王琼与杨廷和的矛盾才开始不断积聚并逐渐明朗。

作为阁臣的重要代表，杨廷和对于宦官势力的扩张显然做出诸多努力。正德前期与李东阳同位辅导之职，面对刘瑾嚣张的气焰，二人“小有剂救”2；刘瑾倒台后，张永居功自傲，连带另一项打击妖术的功绩向内阁提出封侯晋爵的无理要求。杨廷和据理力争，最终也没有向张永妥协3。可以想见，在极力抵制宦官与佞幸权力扩张的同时，杨廷和对于依附于宦官的同僚们会是一种怎样的愤恨。同样是位于朝班的同僚，本应该共同尽大臣之责，辅导君王以致尧舜。然而，杨廷和的政治理想往往遭受现实的无情打击。倘若说武宗皇帝离开乾清宫入住豹房大致还在京城里，那么正德后期武宗一次次地离开京城，无疑更能激起正直士大夫的强烈规谏。但在这规谏的同时，另一帮佞幸诸如钱宁、江彬等却鼓动武宗北征南游。作为青年天子的武宗在两种意见的对比中，自然倾向于后者。这不能不令杨廷和等正直士大夫对武宗身旁的宦官与佞幸产生一种反抗与厌弃的心理。因此，先依附刘瑾、后结交江彬与钱宁的王琼自然与杨廷和之间势同水火。

深为杨廷和器重的彭泽，只能称得上能臣，但称不上政治家。彭泽本身胸无城府，毫不讳饰，这也造成他一直在忙于平盗和边事却得不到朝廷的青睐。1

2 《杨一清集》，998页，《论王琼可用否奏对》，唐景绅、谢玉杰点校，中华书局，2001年5月版。 《明史·杨廷和传》。

3 《杨文忠三录》，卷三，第十至十二叶。

正德十年五月，彭泽回朝，然而第二年八月即出外提督军务。正德十二年五月，提督陕西未及三个月的彭泽便又匆匆致仕。乞休奏疏一上便得到允许，虽然科道官员挽留，但是武宗仍然令彭泽致仕。据《明实录》记载，“盖泽之去，实为兵部尚书王琼所挤，举朝虽惜之，而不能留也。”1

嘉靖元年末，兵科给事中史道上疏弹劾杨廷和。虽然同上次一样，世宗对杨廷和多加慰谕，将史道贬谪2，然而，掩饰不住的是，“史道伺旨挤新都，上意已摇”，虽然如此决断，然而“未必宸衷然也”3。半年后的闰四月初一日，杨廷和上了一封长达千余字的《请慎选左右速停斋醮疏》，其中有如下话语：

“……在昔梁武帝、宋徽宗崇信尊奉，无所不至，一则饿死台城，一则累系金国。庙社丘墟，生灵涂炭，求福未得，反以召祸……”

好事斋醮的世宗看到这样的奏疏自然在内心里增加对杨廷和的反感。据《明实录》记载，“上虽勉答，自是益疏廷和。”5可以看到，虽然在嘉靖前两年以杨廷和为代表的阁部大臣把持着朝政，但是这股力量正在逐渐受到皇权越来越明显的抵制。嘉靖二年，两年前出任的四位尚书即有三位（林俊、彭泽、孙交）先后离去，而乔宇也于第二年离任6。杨廷和、蒋冕、毛纪分别在嘉靖三年二月、五月和七月的致仕，更使得这一派士大夫失去了政治领袖。尤其是这年七月的大范围廷杖，不仅使得这一派士大夫们肉体上受到惩罚，而且使得他们的精神从此一蹶不振。

4

四、《视草余录》中对王琼的贬抑

杨廷和于王琼彼此不睦早已为人熟知。关于杨廷和与王琼之间矛盾的原因，据《双溪杂记》的自述，是杨廷和“憾兵部尚书不附己，深入骨髓”。邓志峰先生对此有很精辟的阐述：武宗朝是一个宦官权力上升、左右政局的典型时代，前有刘瑾专权，刘死后又有宦官张永、谷大用取而代之。宦官勾结官僚，把持朝政，引起部分儒臣们的不满，其代表就是同为武宗亲信的政治强人杨廷和。双方各自聚集了一批人，势同水火。王琼身居朝廷要想有所依托，就必然要在两派间作出选择。最终颇识时务的王琼倒向了宦官一派，而站在了杨廷和的对立面。

正德朝时，王琼与佞幸钱宁等勾结，控制朝政。杨廷和早就发现“每日票1

27 《明武宗实录》，卷一四九，正德十二年五月乙未。 《明世宗实录》，卷二一，嘉靖元年十二月戊子。

3 《国榷》卷五十二，嘉靖元年。

4 《杨文忠三录》卷二，第二十六叶。

5 《明世宗实录》，卷二六，嘉靖二年闰四月乙巳。

6 《明史·七卿年表二》。

7 邓志峰《王学与晚明的师道复兴运动》，第130页。

本送上，辄从中改，不知何人执笔”1，虽然侍卫出身的钱宁因得武宗宠信而执掌司礼监，一介武夫恐怕并无改拟票本、处理政事的能力。所以他的背后必然有文臣的支持，王琼即是其中之一。王琼和钱宁沆瀣一气、拟写票旨的行为实际上侵犯了内阁处理朝政、参与最高决策的根本权力。因此，杨廷和在激愤之下说出“我辈只当六部中一都吏誊稿而已”2的话来。这一点是王琼和杨廷和矛盾的重要原因。

正德十六年三月十四日，武宗驾崩，杨廷和与王琼之间发生了种种周旋。武宗晏驾后，新皇帝的人选成为各派力量实现自身政治利益的焦点。这件社稷重事完全由司礼太监和内阁在密室中决定。杨廷和的行为完全杜绝了以王琼为首的府部大臣染指新一轮政治利益分割的机会。当王琼扬言问道“此等事如何不与我辈会议”而欲进入阁中之时，杨廷和竟然“戒守阁门者勿纳一人”。决议已定，宣谕朝臣后，王琼“其色不怡” 3。对于内阁的独断，王琼厉声大呼：“此岂小事而我九卿顾不预闻耶！”4

一轮的较量之后，王琼并不会就此罢休：

大议既定，王吏部遂有并迎兴献妃之言，予曰：“天下不可一日无君。今日之事，望嗣君旦夕至，岂可与宫眷同行？”吏部又言：“闻长子二月间方出痘，恐不可以风。”予曰：“天之所命，百神卫护。出痘与否，未可知。即出痘，亦当平复，如王霸冰合之说，非人力所及也。”吏部又曰：“五月上任，有官者忌之。”予曰：“此俗忌也。官员中有明达者，亦不忌此。纣以甲子亡，武王以甲子兴。嗣君此来，为天地神人作主，何所忌邪？”吏部语塞。予因语奉迎诸公云：“可即日启行。”谷、韦皆应以“明日四鼓发，决不敢误也。”又语崔都尉云：“公途中疾行，厚斋与毛公或行迟，慎勿相候也。”5

正德十六年三月十八日，坤宁宫建成加建兽吻，武宗另一佞幸江彬入宫参加祭祀仪式。杨廷和以皇太后懿旨捉拿了他。江彬由边将入内，诱导武宗玩乐巡游，儒臣们早已对他大为不满。并且他手中掌握的边军，就在京城附近，成为京城安全的一个巨大威胁，因此杨廷和等人必欲除之而后快。除江彬的行动成功后，“时久旱，遂雨。都城中欢声雷动，有‘挐了江彬，朝廷安穏’之谣。盖以‘吻’为‘穏’也。”杨廷和的行动可谓大快人心，其功劳自不必言。据《视草余录》所记，堂堂的吏部尚书王琼听闻同党被擒，竟然“呀呀失声”，仓皇的去寻找另一同党魏英，并且最终没有赶上对武宗的祭拜7。魏英与江彬有姻1

26 《杨文忠三录》卷三，第二十四叶。 《杨文忠三录》卷三，第二十四叶。

3 《杨文忠三录》卷四，第三叶。

4 《明武宗实录》卷一百九十七，正德十六年三月丙寅。

5 《杨文忠三录》卷四，第四叶。

6 《杨文忠三录》卷四，第十七叶。

7 《杨文忠三录》卷四，第十七叶。

亲关系，而且又是司礼太监魏彬的弟弟。此三者后来均因“固宠怙势”、“交相引援、窃弄威福”的罪名受到惩处，江彬更是被砍头抄家1。在杨廷和为国除奸的时刻，王琼却仍旧在勾结小人，“图免罪遣”2。这里明显是一处对比。

改朝换代之际，朝廷诸多近幸赶紧投靠新君，以期巩固自己的地位。被派往安陆迎取新君的宦官谷大用就撇下大队人马，“先期至，欲私谒”3。在新君赶往京城的途中，更是“诸多贵幸多赍金帛，前去行贿”4。在杨廷和眼中，王琼自然也是不甘其后，又是要率领各衙门先期朝见，又是要改变计划，前去北京远郊——良乡迎驾以提高礼节。诸多计划都被杨廷和拒绝之后，他为了向新君献媚，竟然私自前往朝见。又怕慈寿皇太后阻挠，出了京城之后才报告，真是不堪已甚。先前，王琼已经派出四个亲信跟随迎取队伍，联络次辅梁储和驸马都尉崔元，又“于内外府僚处为伊道情欵” 5。在《视草余录》的叙述中，杨杨廷和的稳居京师与王琼的上下活动又成了鲜明的对比。

最终，嘉靖皇帝见对于自己最大的威胁——前朝边军势力在江彬被擒后瓦解，又快马加鞭地赶到京城，按原计划即位。嘉靖皇帝其时虽然仅15岁，然而却颇具政治头脑，并没有立即表明自己的态度，对于王琼的讨好也没有表现出过多的好感。然而既然他的“入继大统”是杨廷和的策划，那么要坐稳龙椅还需要杨廷和的支持。

两派的斗争逐渐发展到了高潮，六科给事中张九叙等劾奏王琼“滥鬻将官，依阿权幸”，于是得旨，王琼“下都察院鞫治”。然而，王琼岂肯坐以待毙，乃作困兽之斗，于正德十六年四月二十八日上疏弹劾杨廷和，来让新即位的嘉靖皇帝主持公道。王琼列举杨廷和“擢其子慎及第第一，改其弟廷仪吏部侍郎”、“私其乡人”、“庇其所私厚”的“窃揽干纲，事多专擅”之事，甚至提出“廷和不宜久居密勿，请罢之，以清政本”的直接要求。一边是九卿之长，一边是内阁首辅，皇位还未坐稳的嘉靖皇帝想必是经过了一番利害权衡，终于还是站到了势力正盛的杨廷和一边，并对王琼作出“非人臣礼”的评价7。至此，经过杨廷和与王琼几个回合的较量，王琼终于败下阵来。最终，正德十六年十一月王琼被发配陕西庄浪卫充军8，这场杨廷和与王琼之间的政争才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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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语 1

2 《明世宗实录》卷一，正德十六年四月戊申。 《明武宗实录》卷一百九十七，正德十六年三月庚午。

3 《国榷》卷五二, 正德十六年。

4 《杨文忠三录》卷四，第十一叶。

5 《杨文忠三录》卷四，第十八叶。

6 《明世宗实录》卷一，正德十六年四月己酉。

7 《明世宗实录》卷一，正德十六年四月己酉。

8 《明世宗实录》卷八, 正德十六年十一月己巳。

历史的本质是记忆，杨廷和通过回忆书写着个人的历史，同时也书写着明中期的历史。正、嘉之际的朝局变动历来广受关注，而透过杨廷和的这份回忆，这段历史中的复杂关系得以初步梳理：在与宦官、佞幸的斗争过程中，以杨廷和为代表的士大夫们努力维护着既有秩序与制度，而王琼逐步结交宦官与佞幸，两派斗争逐渐明朗化。杨一清的政治斗争策略相比王琼，更为隐蔽，也更具有复杂性；而夹杂在杨、王双方之间的王守仁时刻关注着朝局，然而始终未曾进入政治高层；王琼、杨一清、王守仁这一正德朝暂时失势的政治团体在嘉靖朝也出现分化。然而，就在皇帝或荒于政事、或忙于“议礼”，宦佞横行，党争激烈的朝局下，杨廷和依然在艰难地维护着政治制度，也在维护着传统士大夫的政治理想。因此，在这一角度下，记录与这一政治理想颇有反悖的王琼时所流露出的鄙斥和憎恶，似乎就能够得到同情与理解。《视草余录》一书正是在杨廷和的政治理想与政治现实矛盾下的产物，它是这段历史的见证。

征引文献：

1、《明武宗实录》，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

2、《明世宗实录》，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

3、《明史》，中华书局标点本。

4、（明）杨廷和：《杨文忠三录》，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明）杨廷和：《乐府余音》，国家图书馆藏明万历杨宗吾刻本。

6、（明）蒋冕：《湘皋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7、（明）毛纪：《鳌峰类稿》，《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8、（明）王琼：《王琼集》，单锦珩辑校，山西人民出版社，太原，1991年版。

9、（明）王琼：《晋溪本兵敷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10、（明）杨一清：《杨一清集》，唐景绅、谢玉杰点校，中华书局，2001年版。

11、（明）王世贞《弇山堂别集》，魏连科校，中华书局，北京，1985年版。

12、（明）张萱《西园闻见录》，《明代传记丛刊》本。

13、（明）徐三重《采芹录》，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4、（明）黄虞稷《千倾堂书目》，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1990年版。

15、（明）李贽：《续藏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16、（清）谈迁：《国榷》，张宗祥校，中华书局，北京，1958年版。

17、邓志峰：《王学与晚明的师道复兴运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北京，2004年版。

18、邓志峰：《嘉靖初年的政治格局》，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

第1期，第88—92页。

19、廖远修：《谈杨廷和》，载《四川师院学报》，1980年第4期，第65—68页（末转第59页）。

20、罗辉映：《杨廷和事略考实》，载《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2期，第43—51页。

21、田澍：《嘉靖革新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2002年版。

22、田澍：《论正德十六年皇位空缺时期明廷政局的走向》，载《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3月，第34卷第2期，第51—57页。

课题感言：

这篇论文的写作使我们受益匪浅。它使我们完整经历了一次学术创作的全部过程。也许，文章写得有诸多缺点，材料欠缺、观点平庸、认识肤浅、结构松散，等等等等。但是，文章的每个字、每句话、每条注释都是我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写作与整理出来的。通过这次写作，我们努力探求一本古人著作的刊刻与流传，努力了解清修《四库全书》的修纂，努力清理自己对古代中国政治生活的偏见与错误，努力培养自己的历史感与时空穿透力。也许，各个方面我们都显得很不成熟，只能说是蹒跚学步，但我们愿意把这次论文写作当作一个全新的起点，向着我们心中的理想不懈前行。

我们无法通过言语表达对邓志峰老师的崇爱与谢意。邓老师以广博的学识和深厚的学养，不断激励着我们前行。在与我们交谈的过程中，邓老师精辟的见解、透彻的答疑与和蔼的态度、诲人不倦的精神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每次前往邓老师办公室，我们既因为能够领受教诲而感到喜悦，同时又不免因既有成果微少而感到惭愧。因此，当论文最终定稿之时，作为天分欠缺而又勤奋不足的两位学生，以满怀惭愧来表达对老师的谢意，更是愧之又愧。

在此还要感谢历史系张仲民老师，这位老师虽然不是指导导师，但对课题提供了宝贵的意见。还要感谢寝室同学张涛，他为我们在北京的旅行提供了大量帮助，不仅省去了许多花费，而且使我们感受到了友情的真诚与宝贵。

赵四方 金菊园

2009年3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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