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事业史--梁启超

梁启超的新闻活动和新闻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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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作为清末明初著名资本主义启蒙学者、思想家、社会活动家、维新派代表人物和戊戌变法的领袖之一，他一生所从事的政治、学术活动皆与“办报” 两字紧密相连的。梁启超自 1895 年至 1922 年共 27 年的办报生涯中，亲自参与创办或作为主编的报纸杂志多达11余种，著文达到1400万字，每天平均执笔约为3000字左右，这么“高产”的报人在我国整个近代新闻报业史的发展中是及为少有的。作为一名爱国报人，被人誉为“舆论骄子”的梁启超在长期办报的过程中，经过长时间的摸索和实践，逐步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新闻理论和新闻思想体系，其所提出的“耳目喉舌论”、“党报理论”、“报刊使命”、“舆论观”等重要的新闻理论和新闻思想在我国的报刊史中占有着重要地位，甚至对今天的新闻事业的发展仍然起着重要影响。

我们在介绍梁启超的时候，通常都用这样的词语来形容他：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主要领导人、维新运动出色的政治宣传家、近代中国著名的政治思想家等等。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梁启超首先是一个政治家。这和以前早期的国人办报者的身份是有着本质区别的。像王韬，那一批办报者大都是知识分子身份，他们办报只是为了“立言”，已实现他们个人的“修身齐家治天下”的抱负，因此，他们所办的报纸在某种程度上只是代表个人的意见，而不是代表某个阶级或阶层民众的意见，所以早期的报纸经营惨淡也就可想而知。而政治家办报，则注重的是他所代表的那个阶级的民众的意见，个人的东西少了，公众的东西多了，所以也能够受到来自他所代表的那个阶级的支持。梁启超一生中亲自创办、主编的报纸达到11种，这是中国新闻事业史上十分罕见的。而所有的这些办报活动都是梁启超以一个政治家的身份去从事的，或者换一句话来说，就是梁启超投身政治活动的一个特点是主要从事办报宣传工作。这个特点，使政治和报纸这两个词紧紧联系在了一起。这一点与我国以前的国人办报活动是有区别的，这一点也是我们理解梁启超所办报纸的性质的关键。

梁启曾在多个场合强调报纸的社会政治作用，把报纸当做救国的手段。他从不避讳自己办报的政治功能，其实质就是看重报刊所带来的话语权，现在看来这种观点在当时非常超前的，要知道在梁启超之前人们仅仅将目光集中于报纸的经济和娱乐功能。他曾在《清议报叙例》中公开申言该报的性质：“为国民之耳目，做维新之喉舌”。对他来说，报刊是唤起舆论，制造舆论，揭露社会现实问题，批评朝廷，宣传维新变法的重要武器，换句话说就是利用 “办报” 来参与政治活动。他曾毫不避讳的说， 他办报的目的就是使“天下人咸知变法”，“知新法之实有利益”而“阻挠者或希矣”。梁启超的党报观念是中国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即报纸作为政治和政党的工具，而并不是新闻传播的工具。他甚至认为“党报”是党的重要机关，“先造此基础，为党的先河”。在现实中，梁启超认为《时务报》、《知新报》代表党的利益，党的机关报必须为一党发表声音宣传其主张，并且在宣传内容、口径上与党的领导机关保持一致。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梁启超在现实的政治争斗中，往往通过“报纸”、“舆制造论”，以期达到广大民众尤其是官员和知识分子的支持。梁启超开创了中国政治家“办报”的先河，他的理念也深深影响着在这之后的中国知识分子。自梁启超后，从资产阶级革命到五四时期的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再到社会主义革命家等中国近现代的多个政治人物十分注重“报刊舆论”的影响，以手中的“笔杆”为武器，以“报刊”为阵地，呼吁改革，把“办报”当做参与政治斗争的一个重要手段。

梁启超最早与报刊接触，是从参与编辑康有为创办的《万国公报》和《中外纪闻》开始的，当时《万国公报》几乎每期都刊登一篇他的论说文章，在当时的舆论界就已经初显锋芒。 后来黄遵宪在上海办起《时务报》，梁启超担任主笔，所有的编撰工作都有他一个人来完成。每天要写4千多字的评论，还要撰写、修改2万多字的文稿。他这样描述了自己当时的工作状态：“六月酷暑，洋蜡皆变流质，独居一小楼上，挥汗执笔，日不遑食，夜不遑息”。为

了宣传维新变法的需要，梁启超这个时候开始改革和发展了王韬的报刊政论文体，并逐步形成自己的风格，被世人称之为“时务文体”。

戊戌变法后，梁启超开始独立创办报纸，先后办了《清议报》和《新民丛报》，仍然亲自担任报纸的主笔，继续撰写大量的政论文章。这个时期的文章比前一阶段更加成熟，被当时的人称作“新民文体”，梁启超本人也因此而被人称作“舆论之骄子，天纵之文豪”。而他的新文体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1）针对现实生活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即“时务”）有感而发。原来文坛中存在的诗词曲赋，不能够促使民族觉醒，反而有巨大的麻醉作用，因此，以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人士主张用救国醒民的“时务”文章，来冲出义理考据词章的限制，来达到宣传变法图强的政治主张的目的。从这一点出发，他们写出的文章生气勃勃，激动人心。

（2）语言浅显易懂、文体灵活自由。梁启超认为报纸上的文章是为“开民智”而作，所以应该浅显易懂。他大量使用口语来论证问题，用比喻深入浅出地说明道理。同时，他还主张打破写作上的清规戒律，无拘无束，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因此他的文章恣意奔放、酣畅淋漓。

（3）梁启超的文章感情充沛，富于煽动性。这是他文章最能打动读者之所在。他的文章也因此而具有了某种魔力，使读者不知不觉地就会被他说服。

同时，梁启超的新闻思想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 “喉舌论”：

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表达新闻思想的文章《论报馆有益于国事》。在这篇文章中，梁启超提出了著名的“喉舌论”。原文是这样的：

无耳目、无喉舌，是曰废疾。今夫万国并立，犹比邻也。齐州以内，犹同室也。比邻之事而吾不知，甚乃同室所为不相闻问，则有耳目而无耳目；上有所措置之不能喻之民，下有所苦患不能告之君，则有喉舌而无喉舌：其有助耳目喉舌之用而起天下之废疾者，则报馆之谓也。

梁启超的这段话，让我想起传播学当中一个著名的美国学者——麦克卢汉的一个理论。我觉得这两者之间有着某种相似的地方。麦克卢汉曾经把我们当今这个开放的世界比作“地球村”，他说在当今这个媒体发达的时代，全世界的人之间的交流活动的频繁和容易性，就像是原来的一个村子里的村民那样。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大众传播媒介具有“人体的延伸”的功能，我们用肉眼看不到的，借助媒体可以看到；我们用耳朵听不到的，借助媒体可以听到……这样看来，媒体就像是人体的延伸，视觉、听觉、甚至触觉等等，都可以借助于媒体得到延伸。在当今社会，大众媒介的缺乏，会是一个人像残疾人一样，在某方面会有缺陷。

这个理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和梁启超的“耳目喉舌论”有着相似的地方，就是他们都谈到了在开放的环境中，媒体有“去塞求通”的功能。所不同的是，麦克卢汉强调的是内外之间的相通，而梁启超强调的是上下之间的相通。也就是认为，报纸可以作为国君和臣民的耳目和喉舌。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它是包括两个方面的，即媒体既要做国君的耳目喉舌，也要做臣民的耳目喉舌。

由此，梁启超进一步认为，中国应该像西方资产阶级国家那样，大力兴办各类型的报纸；“言政务者可阅官报，言地理者可阅地学报，言兵事者可阅水路军报，言农务者可阅农学报，言商政者可阅商会报，言医学者可阅医报，言工务者可阅工程报，言格致者可阅各种天算声光化电专门名家之报。有一学即有一报，其某学得一新义，即某报多一新闻，体繁者证以图，事者列为表，朝登一纸，夕布万邦，是故任事者无阂隔蒙昧之忧，言学者得观善濯磨之益。犹恐文义太不能尽人而解，故有妇女报，有孩孺报，其出报也，或季报，或月报，或半月报，或旬报，或七日报，或五日报，或三日报，或两日报，或每日报，或半日报“这样”阅报愈多者其人愈智；报馆愈多者其国愈强。”

“喉舌论”发展到后来，逐渐就局限到耳目喉舌的主体是政党上了，这个倾向从孙中山时期开始，一直延续到了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都强调了报纸是政党的喉舌。这样，就过多地强调了报纸等新闻媒体的宣传功能，而忽略了民众的声音。尤其是当党和人民的利益出现矛盾时，新闻媒介一味地代表政党说话，而没有发挥出其作为一个社会机构所应该具有的下情上达的功能。这时，“喉舌论”已经转变成一个专制色彩非常浓厚的说教理论，具有很大的局限性，最突出的就是对民主的抹杀。

因此，在当今的环境中我们应该如何认识“喉舌论”，如何发挥新闻媒介的“耳目喉舌”作用，是很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思考的问题。

（2）第四种族

梁启超主张提高报纸的社会地位，它十分赞赏西方报纸为“第四种族”的观点。他曾经说：“清议报事业虽小，而报馆之事业则非小。英国前大臣波尔克，尝在下议院指报馆、记事之席而叹曰：„此殆于贵族、教会、平民三大种族之外，而更为一绝大势力之第四种族也。‟”

由此，梁启超指出，报馆应该代表国民发表公议，也就是说报馆要代表国民来监督政府。 梁启超所说的“第四种族”，实就是我们常说的“第四权力”，它的原意就是梁启超所讲的新闻界是早期组成国会的三种阶级——宗教、贵族及平民——之外的第四阶级。1975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法官斯图瓦特在一次演讲中宣称，根据宪法规定，新闻自由条款包括了对新闻机构的保障，新闻自由条款的作用就是直接保障新闻业，他提出“法保障新闻自由的最初目的是要在政府之外建立第四个部门，以监督官方的三个部门”这就是著名的第四权力理论。

这个理论显然是对新闻媒介的社会地位的一个肯定，也是对新闻自由的一个保障。但是，在使用的过程中，却出现了一些滥用权力的行为，他们自诩为无冕之王，为所欲为。这些都是夸大媒介作用的一些表现。

（3）新闻的“两功能”、“四原则”

在梁启超到了日本以后，解除了更多的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和资产阶级的新闻理论，使他的思想体系飞跃而形成资产阶级的新闻思想体系。最有代表性的是他的报馆两大天职说和衡量报纸好坏的四条原则。

梁启超认为报馆有两大天职：“一曰对于政府而为其监督者；二曰对于国民而为其向导者”。他认为政府是国民的雇佣，而报馆是国民的代言人，所以报馆可以像“父兄之视子弟”那样来监督政府。这是报馆的一大天职。另外，他还认为，报馆应当发扬“史家之精神，鉴既往，示将来，导国民以进化之途径”，也就是发挥向导国民的天职。这比以前认为报纸是替皇帝“宣德达情”的主张，大大前进了一步。

梁启超提出的衡量报纸好坏的标准，即办好报纸的四条原则，我们也可以借鉴一下。一是宗旨定而高——报纸不能以“牟利”、“媚权贵”为宗旨，而要以“国民最多数之公益”为宗旨；二是思想新而正——报纸要选取别国的新思想来贡献给本国国民；三是材料富而当——要做到知识丰富、全面，而且又要对材料严格选择，是读者“阅一字得一定之益”；四是报事确而速——要准确而且迅速的报道时事，要重视时事报道。这四条原则的论述，说明他对报纸的社会职责和新闻的真实性、时效性都有了明确的认识，在当今，仍不失其现实意义。

梁启超是我国近代报业发展的历史中第一个系统的阐述新闻自由思想的报人。长期以来，中国都是个封建家长制观念较强的国家，历朝以来都以言禁森严没有言论自由的传统而著称，而梁启超则通过自身的办报经验，打破了长期的言禁壁垒，并对我国报业的新闻自由思想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从1899年至1921年，以辛亥革命为界，梁启超东渡日本期间接触到西方和日本的资产阶级方面的学说，他新闻思想也经历了由新闻自由到言论独立的变 化。在认同了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的价值观后，他于1899年在《自由书 序言》中写道，“自东徂以来，与彼都人士相接，诵其诗，读其书，时有所感触”。而感触最深的莫过于“西儒约翰弥勒曰：“人群之进化，莫要于思想自由、言论自由、 出版自由，三大自由皆备于我焉” 。自此梁启超全盘的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的三大自由学说，从此到梁启超病故，他一生

都没有放弃过对新闻自由的追求，他不仅把新闻自由看成是一切文明的源泉, 而且是国家立政的根本，是人权的基本内容。从近现代开始，我国的新闻自由主义传播理念主要偏重于强调报刊要对国 家、民族和社会承担起责任，我们更强调的要让报刊关注于公众事务、关心公共 利益。报纸对社会的批评报道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要让民众相信报刊是坚守于事实的， 是一份公正、公平、公开的报纸。梁启超认为报馆一定要独立办报，不能依附于任何政治和经济实体，这样才能中立、客观的报道或者批评社会中存在的不良现象，才能取信于民。可是，当下新闻自由却因经济利益的因素而受到排挤，很多许多报刊在面对自己广告客户的负面报道时，会出现不报道或者回避的现象，伊利过期牛奶就是一例。我们知道报刊的主要经济来源与广告客户，一旦某个主要广告客户的商业利益由于报道内容而受损，对报刊来说将是巨大的打击。因此，要减少过分对广告客户的依赖，建立健全更多的经济收入渠道应是广大报刊现今应主要解决的问题。

综上所述，梁启超一生所从事的政治活动都与其“办报”事业紧密相连，他在办报之初就意识到报刊话语权的重要性，同时也注意到报刊所具有政治功能，梁启超和维新派在实践中都喜欢利用报刊来引导舆论，通过报刊宣扬鼓吹自己的变法理论，以达到为政治改良服务的目的。当然，事物总是有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梁启超的新闻思想也在不断的变化，特别是在他东渡日本期间有幸接触到了大量的西方和日本先进的资本主义学说之后，梁启超的思想出现了巨大的转变，他对报刊的定位由“去塞求通”转变为 “监督政府”，认为报刊是“与政府独立平等的自由体”等等。他借发展报馆事业拯救时局的爱国之心是值得肯定的。同时, 由他提出的关于“监督政府”“独立办报”、“确保新闻言论自由公正”等重要的新闻理论与思想， 至今仍能带给我们一些启发。可以说梁启超是我国近代新闻思想和新闻史发展过程中“标杆式”的人物，他对我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的新闻思想对中国的报刊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