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 孝:斯大林模式.工业化和边缘国家的社会主义

苏联在半个世纪间经历急剧的兴盛与衰亡，斯大林模式也因此成为学者们争论的焦点问题。如何认识、评价斯大林模式，在更深层次涉及到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发展社会主义，以及如何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本文尝试以落后国家的工业化为线索，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心—边缘的结构性特征出发，把斯大林模式定义为边缘国家的社会主义[1]，澄清传统认识中的错误，批判一些流行的错误思潮。

一、传统认识对斯大林模式的理论定位及其悖论

“斯大林模式”是指上个世纪３０年代苏联人民在斯大林领导下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一制度建立在单一的公有制（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高度统一的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的基础上，其主要特征是经济、政治和文化高度集中。与此同时，苏联形成以《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为核心的意识形态体系。教程的第四章第二节“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整个思想体系的哲学基础，对社会主义国家影响极大，形成社会主义的传统认识（以下简称为传统认识）。但是，这一传统认识对斯大林模式的理论定位却存在明显悖论，并且能够衍生出否定性结论。

在传统认识中，斯大林模式是在历史发展的五种社会形态理论中进行定位的。它认为历史发展有必然规律，生产力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生产力与相应的生产关系形成社会的经济基础，并决定着社会整体形态。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是社会领域的基本矛盾，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具有一定的反作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形成前后相继的五种社会形态，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社会形态）是继资本主义之后的更高的一种社会形态。从经济基础来说，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阻碍了生产力发展，因此，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必将取而代之，社会发展随之进入社会主义阶段。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这些内容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常识”。

但是，这种认识中存在深刻的悖论，一直困扰着社会主义国家的学术研究和思想教育工作。

其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悖论。从理论上说，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但是，现实的社会主义都发生于资本主义未充分发展的国家。在资本主义没有充分发展的国家能否直接进入社会主义？从马克思在致查苏利奇的信中提出的跨越过资本主义 “卡夫丁峡谷”问题，到苏联关于“一国建成社会主义”问题展开的大论战，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人们。随着苏联解体，这一问题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

其二，落后的生产力与先进的生产关系之间的悖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是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它是在扬弃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这一不可克服的矛盾基础产生的。但是，现实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都发生在资本主义没有充分发展的国家。前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和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在几乎跨越一个社会形态的情况下，二者如何契合？“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绝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绝不会出现的。”[2] 马克思的论断更是突出了这一悖论。

其三、先进的社会制度与落后的生活水平的悖论。社会主义应该是生产力高度发达、社会物质生活极大繁荣的社会。但是，在现实中，即使苏联东欧等最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其生活水平也与西方发达国家存在很大的差距。上个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称美国为“丰裕社会”，而匈牙利经济学家亚诺什·科尔内却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称为短缺经济。

从这三个悖论自然会引申出这样的结论，即斯大林模式是斯大林按照自己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它打破苏联的正常发展，违背历史发展规律，脱离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超越历史发展阶段，这是一种被扭曲的社会主义形式，并因此造成重大社会损失。反之，如果苏联按照生产力的水平，先发展资本主义，然后在更高的生产力水平上再建设社会主义，苏联的成就会更大，损失会更少。因此，苏联应该彻底放弃斯大林模式，回归正常的发展轨道。

在社会主义国家中，认同这样思想观念的大有人在。但是，这种观念无法真正认识和评价斯大林模式，因为一谈其功绩，马上就会面临着这样的反驳，即如果不是斯大林模式，而是选择适合当时生产力的社会模式，就会取得更大的功绩。更重要的是，不管是新自由主义思潮还是民主社会主义思潮，都可以从这些悖论中很自然地嫁接进来。苏联的改革经历了改革斯大林模式－戈尔巴乔夫的民主社会主义－（俄罗斯）的新自由主义“休克疗法”等过程，最终导致巨大的经济社会衰退。社会主义传统认识中的悖论所造成的思想混乱是一个重要原因。

二、落后国家的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理论发展脉络

任何一种在历史上发挥过积极作用的社会制度，都不是人为设计的和任意选择的，而是在解决现实问题的过程中出现的，是作为人们解决各种现实问题的结果而出现的。一种社会制度必然要承担特定功能，解决一个时期特定的历史矛盾。因此，对一种社会制度的评价，主要看人们在当时面临什么样历史难题，这种社会制度是否解决了这一历史难题。而不是相反，用一种理想的蓝图从外部来衡量它，或者根据它所存在的问题，或者是它的消亡来否定它。

斯大林模式所要解决的历史问题，就是落后国家的快速工业化。不管赞成还是否定，人们都承认斯大林模式推动了苏联的快速工业化。但是，很多人没有看到工业化在斯大林模式中的核心地位，忽视了落后国家的工业化与斯大林模式的内在联系。

资本主义的兴起是与欧洲国家的殖民主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欧洲列强最初都是通过军事在海上争霸，垄断海上贸易，在海外扩张，不断掠夺殖民地。海外原料市场和商品市场的不断扩大拉动了欧洲内部的工业革命。工业革命把现代科学技术与生产相结合，推动现代大工业快速发展。这又给欧洲国家的军事侵略、利用廉价商品进行经济侵略提供了巨大的力量。欧洲资本主义凭借这种绝对优势，在世界范围内掠夺殖民地。掠夺殖民地的侵略战争和争夺殖民地的争霸战争绵延不绝。

如何抵抗西方的军事侵略，如何抵抗西方的廉价工业品，成为其他地区各国家和各民族必须面对的问题。但是，如果没有现代大工业，这些都是无法完成的任务。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敏锐地提出了这个问题。随着资本主义的扩张，世界市场的出现，各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打破，“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3]

面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如何快速工业化就成为落后国家所面对的核心问题。而斯大林模式就是把社会主义运动和落后国家的工业化相结合来解决这个问题。

在社会主义运动中，工业化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在斯大林模式中发生逆转。社会主义的历史使命从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基础上建立新的社会制度，转变为用社会主义制度推动落后国家的工业化。而这个转折却被传统认识所忽视。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设想中，资本主义的发展能够提高生产力，建立高度发达的现代工业，这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前提。革命的时间与工业化的发达程度有着内在联系。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明确阐明，“共产主义革命将不是仅仅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在这些国家的每一个国家中，共产主义革命发展得较快或较慢，要看这个国家是否有较发达的工业，较多的财富和比较大量的生产力。”[4]

“大工业使所有文明国家的社会发展大致相同。”[5]这里所谓的“文明国家”指的是英法德美等国家。但从这里可以看出，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的扩张是一种传播扩散式进程，它可以在世界范围内同步推动工业水平的提高。因此，社会主义是一场世界性的革命，它首先在欧洲资本主义最发达、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国家爆发，然后发达国家无产阶级再帮助落后国家进行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就落后国来说，可以先通过资本主义发展工业化，然后在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帮助下建立社会主义。

但是，在社会主义实践中，工业化不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前提条件，而是成为了落后国家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核心任务。

苏联建立之初，以列宁为首的领袖们认为，由于帝国主义发展的不平衡规律，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工业发展比较落后的国家首先取得胜利，然后，支持和推动世界革命，尤其是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最后，在欧洲无产阶级的帮助下建立发达的社会主义。但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却没有发生，初创的苏联无产阶级政权孤立无援，面临着发达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包围，政权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压力。落后国家的工业化问题与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政权的生存问题产生了内在联系。快速工业化，尤其是涉及军事工业的重工业化，成为苏联生存与发展的核心问题。

最初，苏联实行新经济政策，允许一定的商品经济和自由贸易，允许私人企业，以此来恢复生产，发展生产力，缓和国内矛盾，并在经济的均衡发展中进行工业化。新经济政策虽然对苏联的稳定和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但它与苏联的快速工业化这一核心问题逐渐产生了尖锐的矛盾。

俄国本身的工业发展水平很低，再加上多年战争，苏联的工业水平就更低。所以，仅凭苏维埃政权所控制的国有企业自身的积累，无法进行快速工业化，它必须从非国有经济中获得剩余产品，扩大积累。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称之为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向社会主义生产组织过渡的某一国家在经济上越落后，小资产阶级性即农民性越严重，该国无产阶级在社会革命时能得到充作自己社会主义积累基金的遗产越小，这个国家的社会主义积累就越要被迫依赖于社会主义以前的经济形式的部分剩余产品的转让，靠在它自己的生产基础上来积累的比重就越小”。[6]

但是，在新经济政策实行过程中，农村出现两极分化，富农阶层控制着剩余的粮食，拒绝购买高价的工业产品，苏联出现粮食收购危机。一方面城市缺乏粮食，没有粮食出口换取工业设备，另一方面工业品卖不出去而积压在仓库里。工业与农业两大部门之间产品交换出现断裂。在这种情况下，新经济政策已经无法完成苏联快速工业化这一历史任务。 1929年，斯大林以铁腕结束新经济政策，实行快速工业化和全盘集体化，形成了现在所说的斯大林模式。而几乎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发生大危机，国际形势骤然紧张，战争威胁加剧，这也让苏联领导人感觉到超高速工业化的迫切性。

因此，斯大林模式中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是为超高速工业化服务的。在没有外部援助的情况下，为了获得重工业化积累的资金，只能通过压低整个社会的消费水平，并通过计划经济，把有限的资源集中起来统一地、合比例地发展基础工业和战略工业部门。现代大工业体系也不可能建立在传统农业的基础上，为了从农业获得工业积累的资金，为了工业产品和农业产品的循环，农村的集体所有制也就是一个必然的选择。

斯大林模式是为实施一种优先发展重工业、迅速实现国家工业化的赶超战略服务的制度，它把社会主义运动与落后民族的工业化有机地结合起来，推动落后国家工业化，是超越资本主义的制度创新。经过两个五年计划，苏联成为世界第二大工业国，为卫国战争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斯大林模式承担起了它的历史使命。当然，社会的这种急剧变化自然会触动不同阶级的阶级利益，出现各种形式的反抗，由此带来激烈的斗争。这是落后农业国迅速工业化的沉重代价，它与错误的历史抉择是两个性质的问题。

三、中心国家的社会主义和边缘国家的社会主义

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视角来看，斯大林模式本质上是边缘国家（也称之为外围国家）的社会主义，而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社会主义本质上是中心国家的社会主义。但是，传统认识无法区分这一重要区别。

从1924年到1926年，苏联领导人之间爆发了关于“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大争论。以斯大林为代表的一方认为，欧洲没有爆发无产阶级革命，苏联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建设社会主义。而以托洛茨基为代表的一方认为，资本主义建立在国际分工和国际市场之上，已经超越民族国家的界限，因此，作为更高发展阶段社会主义不可能在一国范围内实现。这场争论以斯大林一方的胜利告终，为斯大林模式奠定了思想基础。

如果从传统认识来看，托洛斯基的观点更符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断。资本主义超越了民族国家，它是世界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也必然是世界性的。但是，取得胜利的却是“一国社会主义论”。这标志着社会主义运动的重要变化。社会主义运动重心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转向资本主义未充分发展的国家，从预想的世界性的社会主义转向一国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主要功能从克服资本主义结构性矛盾转向推进落后国家的工业化。

这一转变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设想中，资本主义是传播式过程，是一个剑与火的暴力进程，但它也摧毁了落后的社会制度，提高了当地的生产力，提升其工业化水平。与此同时，资本主义造成世界范围内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抗，并最终导致世界性的社会主义革命。 但是，到了19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随着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整个世界被几个帝国主义强国所瓜分。这时，资本主义出现了新特征，更深刻地显示出它的内在本质。

列宁敏锐地指出，在帝国主义已经瓜分世界完毕的情况，“资本主义已成为极少数‘先进’国对世界上绝大多数居民实行殖民压迫和金融扼杀的世界体系。”[7]现代世界体系论发展了列宁这一思想，比较全面地勾勒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特征。这一体系以资本积累为目标，具有“中心—边缘”的等级结构。发达资本主义处于世界体系的中心位置，而其他国家处于边缘位置。从国际专业分工来看，中心国家的生产技术含量高，资本密集，劳动者工资水平高，而边缘国家的生产技术含量低，是劳动密集和低工资地区。通过不平等交换，边缘国家的财富不断地流向中心区。中心国家利用技术垄断、金融垄断、对战略资源的控制、军事力量和意识形态等各种手段维护自己的中心地位，以此获得超额垄断利润。

“中心－边缘”是一种等级结构，在国际市场中,中心国家的超额垄断利润以边缘国家不发达为前提。因此，只能有少数国家居于中心地位，而大多数国家只能处于边缘地位。在中心发达资本主义侵略和渗透下，这些国家传统社会开始瓦解，但是，在发达资本主义的经济竞争和政治军事压迫下，其民族资本主义难以正常地发展起来，被迫成为帝国主义的原料市场和销售市场。因此，边缘国家想通过走资本主义道路成为英法德那样的中心发达资本主义，这基本上是幻想。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要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资产阶级社会，首先是国际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不容许。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中国独立，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中国的近代史”。[8] 因此，落后国家无法通过发展资本主义进行真正的工业化。

同时，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可以利用从边缘国家获得的超额垄断利润缓解阶级矛盾，在这种情况下，西欧工人阶级的革命意识弱化，一部分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化。因此，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从革命转向改良，希望通过完善资本主义逐渐走向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成为主流。

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边缘国家无法通过资本主义发展出现代大工业，无法成为发达资本主义，而中心国家也未必发生无产阶级革命。革命导师最初论断的从发达的欧洲爆发的世界性社会主义革命的现实条件出现了巨大变化。这是斯大林“一国社会主义论”和斯大林模式获得胜利的深层原因

作为反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运动，社会主义运动由此分化为两个运动方向。一个是中心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通过扬弃发达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建立社会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设想的社会主义就属于这一类。但是，由于超额垄断利润提供了改善工人生活的条件，这一方向开始放弃马克思主义，走向改良主义；另一个是边缘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承担了发展生产力，推动落后民族工业化这一历史使命，斯大林模式是这一方向的代表。它是边缘国家为了应对中心国家的剥削、压迫，摆脱附庸地位，寻求生存与发展而进行的超越资本主义的制度创新。

但是，这些新的实践因素却没有在理论上给予澄清和表述。斯大林的“一国社会主义论”把单一的民族国家作为理论框架，放弃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世界历史”的视野。这就形成了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单线式历史观。每一个国家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都会经历社会发展的五种形态，而斯大林模式则是历史的最高点，这是必然规律。

这种理论模式假设所有的民族国家都可以重复这个发展过程，以此说明斯大林模式的必然性。但是，它隐含着这样的错误观点，即通过走资本主义，所有的国家都可以成为英法一样的发达国家。同时，它看不到中心国家对边缘国家造成的巨大外部压力和限制，因此不能说明斯大林模式推动落后国家工业化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另外，它看不到中心国家的社会主义与斯大林模式这种边缘国家社会主义的重大区别，从而以中心国家的社会主义标准衡量斯大林模式，不可避免地形成传统认识中的诸多悖论。

四、新自由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误区

斯大林模式以苏联的超高速工业化为目标，是带有准战时经济特征的体制，它也由此形成自身的弊端。其中内在动力和效率是两个最大问题。超高速工业化要集中一切有限资源投入重工业积累，这必然压低社会整体消费水平。因此，这一体制动力不是来自利益激励，而是来自社会成员的理想信念和由此迸发出来的热情。但是，这种激励只能在特定时期，不能保持长久。而随着经济规模越来越大，严格统一的计划往往偏离实际，成为一种束缚。到了上个世纪70年代，苏联进入停滞时期。

对斯大林模式进行改革是没有问题的，但重要的是如何进行正确的改革。斯大林模式的本质是边缘国家的社会主义，以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打破资本的逻辑、市场的逻辑，以国家的力量推动落后国家的工业化，给自己的民族工业提供一个免受国际资本威胁的发展空间。随着工业体系的不断发展壮大，引进市场机制，改善激励机制，参与全球经济，这些都是必要的。但是，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科技和产业水平与中心国家还有很大差距，对西方赶超的进程还远未结束，因此，对斯大林模式改革，仍然要以提升整个工业体系的水平为中心。正因为这些差距，保持国家对工业体系的维护，对核心技术的扶助，对民族企业的保护，都是非常必要的。而保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保留国家在经济中的指导作用，是保持、发挥国家对工业体系的扶助能力的制度基础。

但是，传统认识中的单线式历史发展观往往会产生错误的改革观。即每一个国家都按照五种社会形态依次发展，那么，每个国家都可以通过资本主义成为发达国家。斯大林模式出现经济停滞，这是因为它超越生产力，超越正常历史发展阶段。因此，要回到正常的社会发展阶段。在这种观念影响下，人们自然会求助乌托邦式的资本主义制度，而新自由主义自然而然地为人们所接受。

新自由主义主张私有化、国家最小化和贸易、金融自由化等，被称之为“华盛顿共识”。它是为解决由凯恩斯主义所产生的滞胀问题而产生的一种思潮，其核心是解除对资本的管制。如果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来看，新自由主义是为国际垄断资本跨越民族国家这一障碍，抢占边缘国家的市场，在世界范围内扩张服务的。

新自由主义继承了古典自由主义，把不同版本的放任主义作为英、美等国家之所以发达的原因。但是，整个资本主义发展历史此正相反。英国是自由放任主义的先驱。但是，并不是放任的自由主义带来英国的工业发达，而是在国家的长期扶植下工业发达之后，英国才实行放任的自由主义政策。最有代表性例子就是印度的棉织品和丝织品。印度产品物美价廉，但是，“英国自己弃之不顾，它宁可使用质量较差、代价较昂的它自己的产品。”[9] 美国走的也是几乎相同的路。但是，英美却在国际范围内推销放任主义，可谓居心叵测。

俄罗斯青年改革派实行新自由主义“休克疗法”，希望彻底清除计划经济体制，然后以最快的速度建造市场经济，唤回久违的企业家精神，让俄罗斯走上正轨，快速起飞。当沦为赤贫的人在商业街上拿着几盒烟、罐头和小孩的旧衣服进行交换时，盖达尔欣喜地发现，“在这里终于出现了俄罗斯市场经济诞生的证明。”[10]但是，俄罗斯并没有起飞。在斯大林模式中，集中一切资源推动民族工业，并提供一个保护空间，是国家最关键的职能。而俄罗斯彻底地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实际上严重地削弱了国家的扶植和保护功能，工业体系被分割为孤立的个体，在市场中直接面对国际垄断巨头。而俄罗斯寡头们并没有表现出所谓的“企业家精神”，他们不是整合企业提高效率与国际垄断巨头竞争，而是迅速转向能源、金融和传媒领域。改革二十年来，俄罗斯工业体系出现严重的去工业化特征，在世界分工中成为一个能源供应国。

传统认识中的单线式历史发展观也会产生另一种错误观念，这就是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它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运动中一种改良主义思潮，它主张在资本主义框架内，通过议会民主、经济监督、普遍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完善资本主义，逐渐过渡到社会主义。

民主社会主义的最大的危害在于它的历史发展观。它把欧洲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斯大林模式相比较，如生产力水平、生活水平、福利制度等，然后以此否定斯大林模式，并进而得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是继承和发展的关系， 而不是推翻和消灭的关系。这个真理已经为西欧民主社会主义的闪亮崛起和前苏联暴力社会主义的黯然消失所充分证明。”[11] 以民主社会主义否定斯大林模式，其含义是，苏联建国之初应该先发展资本主义，在其充分发展之后，再进入社会主义。这又走入了单线式历史观的理论陷阱，并且很自然地过渡到新自由主义。

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看，民主社会主义是中心国家的社会主义改良运动，在资本主义的框架内进行调整，它要调节的是发达工业体系中内部的矛盾。而斯大林模式是边缘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以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推动落后国家快速工业化。所以，以“生产力”、“社会福利”“民主”等标准否定斯大林模式，这种比较本身就是错误的。民主社会主义是以中心国家在世界体系中的经济、技术、金融和军事垄断地位、以及相应的超额垄断利润为前提的。而边缘国家已经不可能重复英美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这才出现斯大林模式。这不是领袖人物错误选择。指责前人不选择资本主义，不充分发展资本主义，而错误地选择社会主义，这实际上颠倒了历史发展的因果次序。

参考文献：

[1]陈其人：《卢森堡资本积累理论中的错误与创新——兼论对方法创新的共鸣》，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年第12期。

[2]曹英伟：《斯大林农业集体化思想合理性分析》，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07年第6期。

[3]武力、高伯文：《试论马克思主义工业化理论的实践与发展》，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03年第8期。

[4]沈宗武：《斯大林模式重评——必要性、方法及其他》，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03年第2期。

[5]吴恩远：《俄罗斯重评斯大林》，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03年第12期。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博士）

[1] 这一概念是强调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整体性和现实社会主义运动的地缘特征，即发生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边缘或半边缘国家。落后与发达是发展的时间概念，中心与边缘是世界体系中的空间概念。边缘国家受到欧美中心国家的压迫和剥削，已经不能通过资本主义道路发展起来。传统认识所表述的落后、资本主义的薄弱环节或资本主义没有充分发展，不能充分体现这一含义。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3页。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6页。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41页。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41页。

[6] 叶·阿·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新经济学》，纪涛，蔡恺民译，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第78页。

[7] 《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78－579页。

[8] 《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79页。

[9]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陈万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44页。

[10] 克里斯蒂亚·弗里兰：《世纪大拍卖—俄罗斯转轨的内幕故事》，刘卫、张春霖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4年，第33页。

[11]  谢韬:《民主社会主义与中国前途》，载《炎黄春秋》2007第2期。

网络编辑：阳光

《管理学刊》2012年第2期

发布时间：2012-12-12 11:08: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