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好的品质

　　世界上最昂贵的戒指

　　

　　好友梅丽莎找我为她设计结婚戒指，我断然拒绝，梅丽莎气愤地走了。

　　作为一位珠宝设计师我从来不设计戒指，在我心里一直觉得左手无名指上的这枚戒指是世界上精妙绝伦的戒指，没有什么能与之相比，尽管戒指上的镶钻看来很劣质。事实上那根本就不是天然钻石，那是用朋友的骨灰提炼而成。

　　七年前我还是餐馆送外卖的小服务员，每天都会给珠宝公司的首席设计师巴里送餐。他是一个温和谦逊的年轻人，每次见面他都会给我一个温暖的微笑，即使迟到，他也从不责怪或投诉。如果不忙，巴里甚至会邀请我坐坐，看看他的最新设计作品。而巴里发现了我在珠宝设计方面的兴趣和天赋后，更是鼓励我努力。

　　那一年的圣诞节晚上，因为塞车我送餐迟到半个小时，老板在店里当着所有客人的面大声责骂我，我低着头紧咬嘴唇。我刚想推开大门冲出餐厅，坐在角落里吃饭的巴里拦住了我，微笑着对我说：“卡伦，你不会永远都呆在这里，相信我。不要放弃希望，希望是一种幸福，它能安慰今天的不幸，也能勾画明天的美好。”巴里的话让我泪流满面，这几句话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

　　一年一度的国家珠宝设计大赛即将开始，巴里苦思冥想了一个月都没有拿出满意的作品。情人节那天，巴里送给我一串用于丁香花瓣制作的手链，接过手链我的内心有种莫名的情感在涌动。风干了的花瓣不再热烈、激情流露，变得随意、雅致，深沉隽永，闻上去有种悠远旷古的香味。为什么不设计一套像这条手链一样回归自然的首饰呢?第二天我请假带巴里去我的家乡寻找灵感。蓝色的大海一边轻轻拍打着金黄色的沙滩，一边将层层海浪推起，像在演奏一曲古老的爱情史诗。在那个海滨小城，巴里终于用珍珠设计出一款名叫“大海的呼唤”的项链，这条项链在大赛上获得特别奖，让巴里一举成名，同时也让他收到以珠宝设计闻名的英国伯明翰艺术学院的邀请。

　　虽然我和巴里远隔半个地球，但每周他都会给我打电话，将各种珠宝设计书和伯明翰艺术学院大师的新作拍成照片寄给我。虽然每天工作很辛苦，我依然坚持边打工边自学。

　　就在我幻想着能考去英国和巴里一起读书时，巴里的电话突然没有征兆地消失了。以后的日子里给他打电话已经成了我每天的习惯，可始终没有人接。三个月过去了，我依然拨不通巴里的电话，而书和照片我却能按时收到。

　　这一年的感恩节，我忙到很晚才回家，可我还是忍不住拨打巴里的电话，虽然那是英国的凌晨。电话居然接通了，是个睡梦中的女人：“喂，喂?”后面的话我听不清了，呆呆地放下电话后我泪流满面。这就是巴里给我的所谓的希望?三天后我辞掉了餐馆的工作去一家珠宝加工行做学徒，我发誓一定要成为一名著名的珠宝设计师，把巴里永远踩在脚底下。

　　署名巴里的包裹依然按时寄到，我愤愤把包裹退了回去，可是包裹又被寄来，邮局说没有地址上的人。一年半后我如愿考入伯明翰艺术学院，到达英国第一件事就是按邮件地址寻找巴里，当面问个明白。可是开门的是个女人，她说两年前她就住这了，没有巴里这个人。我不甘心，最终在学院查询得知两年前巴里已经因车祸去世。

　　半年后一个叫玛莎的女人找到了我，将一个红色绒布盒交给我：“我是巴里的朋友，所有的书籍和资料都是我代寄的。盒子里的戒指是巴里为你设计的。临终前他把图纸给我，请我将他的骨灰放人戒指中，并拜托我一定要帮助你完成学业。”打开盒子我看见了这枚用骨灰做成的戒指，两颗钻石在阳光下泛着耀眼的光芒。捧着戒指，我痛哭失声。

　　每年在巴里去世的那天，我都会带着最得意的作品去墓地看他，在他墓碑前告诉他，我终于成为可以与他比肩而立的珠宝设计师了。

　　

　　半个朋友

　　

　　半夜里，有人敲开了刘刚的家门，来人是他大学时的同学林雪峰。林雪峰一身风尘，原本墨色的行李包变成了灰色，裤腿上沾有两小片草叶，他苦笑说：“我出来快半年了，跑了许多地方，还没找到工作。看，弄得一副狼狈相。”

　　刘刚赶紧招呼老同学洗澡，吃饭，安排他睡觉。妻子却悄悄说：“这个人住在家里我怪不舒服的，你得想办法让他快点走。”刘刚也担心林雪峰长住不走，可怎么好意思赶人家呢?妻子献计说：“我们推说要出差，他总不至于一个人赖在我们家吧?”

　　第二天早上，刘刚夫妻就跟林雪峰说，他们夫妻都要出差，两个月后才回来，很抱歉不能招待他了。林雪峰笑一笑说：“没关系，吃完早饭我就走。”

　　临走时，林雪峰说：“我想把行李暂时放在你的车棚里，不知道行不行?”刘刚说： “当然可以。”当即打开车棚门，让林雪峰把行李放进去，顺便给他一把车棚的钥匙。

　　第二天，刘刚发现车棚扫得干干净净的，墙角有两块折叠整齐的牛皮纸。他这才醒悟，原来林雪峰晚上在车棚里睡觉啊!刘刚愧疚地对妻子说：“我的老同学一定走投无路才来找我，我却这样对他，太不应该了。”他要把林雪峰叫回家里来，妻子却说：“你疯了!我们已经说去出差，再叫他回来不怕丢脸吗?万一姓林的向你的其他同学宣扬，你还要不要做人?”刘刚问：“那怎么办?”妻子说：“以后我们不能在家里弄出太大的响声，晚上不要开灯，上下楼更要千万小心。总之，不能让林雪峰知道我们在家。”

　　从此，刘刚夫妻就做贼一样生活，即使不坐摩托车，也戴着头盔上下楼，把脸面遮住。直到一个月后，在信箱里看到一把车棚的钥匙，夫妻俩才长出了一口气。林雪峰只留下钥匙，没有留下地址，不知道去了哪里，只知道车棚的地面已经被他睡得又光又滑了。

　　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三年后，刘刚供职的公司破产了，他也像三年前的林雪峰一样，到处找工作，到处碰壁。正在心灰意冷的时候，忽然有一天，林雪峰打电话来，问刘刚愿不愿意到他的公司去――林雪峰已经是一家公司的经理了。

　　刘刚喜出望外，他问林雪峰：“你怎么知道我失业了?”林雪峰说：“其实我一直关注你。”刘刚惭愧不已，一时冲动，就说：“我……我以前骗过你，你知道吗?”林雪峰说：“知道。你和妻子一直在家，却骗我说去出差两个月。”刘刚问：“那你为什么还要对我这么好?”林雪峰说：“在我走投无路时，曾经找过许多朋友，结果没有一个人愿意收留我，只有你很爽快地把车棚的钥匙给我，让我住在你的车棚里。正因为有你的车棚，我才站稳了脚跟，才能继续去找工作。不瞒你说，那时候我身上只剩下十块钱。你比其他朋友好得多，我应该感谢你。”

　　刘刚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两行泪水无声地流下来。

　　

　　别动那张餐桌

　　

　　早晨，老婆坐在餐桌边吃早餐，忽然想到了一个问题，她说，你可记

得我们家原来那张餐桌?拉到旧货市场，起码要卖八百元。

　　一年前，我们家换了新房。旧房子租了出去，在租房这件事上，我们做了很大让步。租房的是一对进城打工的夫妇，带着孩子，看样子条件很拮据。谈房租时，我说，你们就看着给吧，多少无所谓。餐桌底下，我的脚差点被老婆踩成骨折。老婆也是个好人，但她的意思是，吃亏要吃在明处，否则，别人把你当孬子。

　　现在，老婆说，当时的合同上没有注明提供家具，餐桌可以拖回来卖了，资源不能闲置啊!

　　中午，我就去了原来的房子。那户人家正在吃饭，餐桌上一碟萝卜、一碟白菜，还有一盆西红柿蛋汤。孩子很贪婪，把勺子里的汤喝出很大的响声。餐桌上的热气一圈圈环绕，升腾。最基本的物质条件，可是我能感受到，幸福就像接力棒，在这一家人的眼神中传递。

　　女人吃完了，习惯性地拿起抹布擦桌子，餐桌被擦得很光。她边擦边说，你们都是好人，留这么好的餐桌给我们用，你瞧，多好的桌子，大理石的桌面，柚木的料，还有四个抽屉……

　　我想了想，话真的说不出口。我不能让他们撤下一桌的饭菜，把桌子拖走。一家人的目光小心翼翼，或许是他们觉察到我不怀好意地盯了餐桌很久。我只好起身告辞，我说，我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来看看。

　　或许换个时间更恰当一些。几天后的一天傍晚，估计他们晚饭吃过了我才过去，我觉得这是时机。

　　敲开门。餐桌上放置了一盏台灯，昏黄的光，勉强推开夜色。这一家人围坐在餐桌旁边，孩子咬着铅笔上的橡皮头，在做作业，女人就着灯光织毛衣，男人伸出骨节粗大的手，抽一根劣质香烟，他充满温情地看着妻儿。作为一个男人，我能读懂另一个男人的眼神：一种欣慰和满足，也是一种呵护。

　　女人示意我看抽屉，我看见了一条浅浅的划痕。她表示歉意，说，龟儿子用小刀划的，我心痛得一个晚上没睡觉，还把他痛打一顿，这龟儿子哭了一个上午。

　　我听了心酸。摸着孩子的头，我告诉女主人，没关系，这是孩子的天性。同时，我想我得赶紧走，我担心一个眼神、一句话，会给他们的心里留下划痕。回家，我对老婆发出警告，动什么，别动那张餐桌，原因我不想解释。

　　一张过时的餐桌，把它拖回来，只能在旧货市场为它找出路，而留在那里，就成了那家人的圣物。一天三次的幸福感，这家人都将在餐桌边体验。

　　劳动之余，疲惫之余，餐桌召集他们围拢在一起，吃饭，做作业，织毛衣，说话，用眼神交流。短暂的快乐，片刻的愉悦，是他们辛劳之后应得的收获。动一下餐桌，或许，他们心里最后那点平衡会被撬动。

　　

　　善良的陌生人

　　

　　那是去年九月一个美好的夜晚，从我下榻的酒店看下去，维也纳竟有那么多金碧辉煌的宫殿通体明亮，但街上阒无一人。

　　我走出饭店，按地图所示，准备坐有轨电车去欣赏夜幕下伟大的圣・斯捷潘教堂。上车后发觉没有售票员，也没有投币机，又不通奥地利语，而我又是坚决不肯逃票的。正尴尬时，一位穿着非常大胆的少妇指着我拿钱的手，摇手示意。

　　难道是鼓励我逃票吗?或者认为我钱不够?我疑惑着。

　　少妇见状，干脆走上来，指着我的手要我把钱塞回上衣口袋里去，又指指车，双手抱胸，闭眼，仰头，做一个若无其事状。

　　啊，我明白了，这环城的电车大概是免票的。

　　到站了，她又示意我七拐八拐地跟她走，街上行人还是很少，我脚步迟疑着，心里又开始七上八下：她是干什么的?是个“托儿”?绑了我肉票，向代表团勒取赎金?

　　而且圣・斯捷潘大教堂真那么远吗?静静的巷子里只有她脚步很重的皮鞋声。她比我高出整整一个头，看上去很壮实，虬结的背阔肌将衬衣胀得像藕节或素鸡一样，真要动手，她的摆拳一定可以把我的左腮打得像“汤婆子”样瘪下去……

　　正这么全力将她妖魔化时，小巷一拐，立即一片流光溢彩，大教堂如同一座琉璃山耸立在广场上。

　　她回过头来，对我阳光一笑：拜拜!

　　随后迅速消失在夜幕里。我歉疚地看着她的背影，不禁又想起几天前的“挪威雨伞”

　　八月的卑尔根什么都好，就是雨多不好，那天也是晚上，我独自在雨夜中行走，没带伞，十分狼狈，只听得背后始终有人不紧不慢地跟着我，我走快，他也走快，我走慢，他也走慢，毛得我头发根根竖起。

　　走到著名挪威音乐家格里格铜像前，他忽然“哈罗”一声，紧上一步，把伞递了上来，而我居然像被剥猪猡一样地下意识，大吼一声：侬做啥?(上海话)

　　那是一个高个子的挪威老头，路灯下歪着头傻了半天，像瞅怪物似的瞅我，嘴里说了几句叽叽呱呱的挪威语，指指对面的房子，把伞往我手里一塞，就奔进对街的门洞里了。

　　原来挪威老头只是执意要把伞送给我。

　　圣・斯捷潘教堂巨大的管风琴响了，我胸中突然涌满一种陌生的热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