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途径"激活"视觉人类学
视觉人类学（又称影视人类学）是人类学的一门分支学科。随着数字影像技术发展及社会和文化实践需求增多，中国视觉人类学成长既面临大好机遇，也遇到一些发展困境。
日前，在中央民族大学举行的“第二届视觉人类学与当代中国文化论坛”上，学者就当代中国视觉人类学的发展趋势、学科建设与理论方法等展开研讨。
影像实践与学科发展不协调
我国影像实践与人类学及民族学研究的交织并相互影响始于20世纪30年代，一些学者借助影像支持田野调查，一些学者则从影像出发，涉足民族和边疆考察。50年代，民族志影像作为一种系统的探索开始起步。直至1973年，视觉人类学在第九届世界民族学与人类学大会上被确立为人类学分支学科后，中国视觉人类学学科建设才在80年代逐渐走上轨道。
“与影像实践的勇猛精进形成反差的是，中国的影视人类学却走得太慢，主要表现在缺少重要的研究成果，在高校和科研机构中未形成完整的教学、科研、典藏和展示的体系。这样的状况又制约了纪录影像的发展，这一领域长期缺乏批评、对话和反思氛围，也未创建独特的理论和评价体系。”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郭净表示。
拓展研究理论和学科边界
论坛上，与会学者围绕视觉人类学在研究方法、对象、路径等方面的探索更加深化和具体。例如，影像是科学还是艺术，如何解决拍摄者和被拍摄者的非对等关系，如何解决影像制作的伦理问题等。
对于影像是艺术还是科学的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罗红光说，这个问题在国际学界也一直争论不休。如果其为艺术，就可以像制作电影一样去创作；若为科学，就一定要与实际联系紧密。他认为，应该尊重视觉人类学影像中艺术与科学的有机整体性。中山大学媒介人类学研究中心副主任熊迅也表示，“视觉人类学研究中的影像不是抽离生活的视觉艺术，而是融入社会的互动方式。”
民族志影像的表述困境也是与会学者讨论的热点。云南大学西边中心影视人类学实验室主任陈学礼认为，民族志影像的制作者和被拍摄者之间存在看和被看、表述和被表述的非对等关系。解决这种不对等状态可采用由在地居民拍摄民族志影像。对此，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学者梁君健认为，“由文化持有者在一定的设备和技术支持下进行的人类学纪录片拍摄实践，重新唤醒了文化身份和社区认同感。”而梁君健同时指出，对人类学影像作品的阐释和研究，常常会面临片面引进电影艺术分析方法的误区。民族志影像拍摄应当被视为一个交互的实践。对于文化持有者而言，他们对拍摄和剪辑内容的选择，本身就是一件充满文化意义的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