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国际形势和中国外交的一些看法与思考
作者:乐玉成
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 2011年05期
一、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深远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已过去两年多了,但其影响还在发酵,余波还在扩大。这不仅是一场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更是一场深刻的政治危机、思想危机、体制危机和秩序危机,是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经济矛盾长期积累必然导致的结果。
现在来看,危机最坏的阶段已经过去,但世界经济复苏仍不均衡、不稳定,可谓“乍暖还寒”。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缓慢,失业率居高不下,社会矛盾突出。继迪拜、希腊债务危机后,最近爱尔兰也爆发了主权债务危机,葡萄牙、西班牙也岌岌可危。看来,欧洲形势一时难以好转,结构调整和财政整顿也有很大难度,给世界经济复苏投下了一层浓重的阴影。面对危机,西方好像也拿不出什么好办法,美国连续两次出台“量化宽松”政策,还大规模减税,欧盟内部围绕救助重债国产生了严重的分歧,现在也在考虑搞“量化宽松”。但他们的财政、金融措施仍然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造成金融危机的深层次根源远未消除,结构性矛盾依然存在。
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比预想的大得多,也深刻得多。危机打破了“自由市场至上”的神话,西方那套通过搞虚拟经济、靠敲电脑键盘赚钱的做法不灵了。危机对世界的影响已从金融领域向经济、社会、政治乃至军事安全领域扩散,目前看来还远未结束。
二、国际力量对比朝着渐趋均衡的方向发展
大危机催生大变革,国际力量对比也在经历历史性的大变局。过去几百年里,西方二十来个发达国家结成了一个强大的阵营,主导甚至可以说控制着世界。它们通过垄断的权力和机制,从世界各地调配所需的一切。世界各地的人才和资金源源不断地流向西方国家。美国等西方国家还长期享用着世界各地廉价的资源。美国人口只占世界的二十分之一,却消耗世界五分之一的能源。美国的军事基地遍布全球,2009年的军费占到全世界的40%以上。西方民主人权那一套意识形态更是唯我独尊。而许多发展中国家只有挨整、被制裁的份儿。这种情况不应该也不可能长久持续下去。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一大批新兴国家正在快速崛起,国际力量对比严重失衡的局面正在改观。
关于国际格局变化,一种流行的说法是“转移论”,认为世界力量重心正在从西方向东方转移。另一种是“扩散论”,认为世界力量重心正在从西方向新兴力量扩散。这两种观点给人的印象是西方在走向衰落,新兴力量从西方手中“抢走”了财富和权力。事实并非如此。我比较赞同“均衡论”,即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大国快速发展,国际力量分布渐趋均衡。世界各个地区都在蓬勃发展。印度、印尼、土耳其、南非、巴西、墨西哥等亚非拉国家正在快速成长,发展中国家的力量进一步壮大。“亚洲虎”、“非洲狮”和“美洲豹”正在一起推动世界格局演变。当然,也要看到,西方仍具有强大的实力和影响力,在国际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依然占据主导地位,谈论西方衰落为时尚早。要真正实现世界格局多极化、力量对比均衡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据IMF预计,2011年发展中国家占全球GDP比重将达52%,首次超过经合组织国家。据估计,到2050年“金砖四国”的经济总量会超过西方七国。中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俄罗斯因石油、天然气等能源丰富而有“世界加油站”之称;巴西被誉为“世界能矿库”;印度因其信息产业发达、英语普及而日渐扮演着“世界办公室”的角色。还有一个很说明问题的现象,过去重大国际活动多在西方发达国家举办,而现在则越来越多在发展中国家举办,而且办得很精彩。中国继成功举办奥运会之后又举办世博会,南非顺利举办了世界杯,韩国举办了二十国集团首尔峰会,墨西哥举办了气候变化坎昆会议。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新兴大国力量不断增强、影响日益扩大的积极趋势。
国际力量的均衡化发展,对西方而言并不是灾难。新兴大国不是要同西方发达国家分权、分利,瓜分它们的财富,而是要争取一个平等的地位和公平的待遇。新兴国家起点低、人口多、资源丰富,对西方发达国家商品、技术需求大,是潜力巨大的市场和能矿资源库,为西方国家摆脱金融危机、加快经济复苏带来了难得的机遇。
三、国际经济金融体系改革步入新阶段
国际金融危机充分暴露了全球治理机制的种种弊端、不足和局限,引发了国际体系的深刻变革。这一变革率先在经济金融领域取得突破,发展中国家和转轨经济体在世界银行投票权增加3.13%,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决定向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转移6%以上的份额。新兴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得到提高,为推进全球经济金融领域的对话与合作打下了良好基础。
二十国集团(G20)是在国际金融危机中应运而生的,它涵盖了来自世界五大洲的主要大国,其中新兴和发展中国家占了半壁江山。G20显然更好地反映了国际力量对比的现实,改变了西方国家过去垄断世界经济金融事务的局面。过去八国集团(G8)领导人走到一起,那是全球媒体聚焦的事情,但如今已是门庭冷落。没有中国、印度等新兴大国的参与,G8难以解决什么重大问题。从对话方式看,G20同过去的“G8+5”相比有了长足的进步,发展中国家不再是“列席”和“旁听”,而是和发达国家平等地坐在一起,成为国际秩序的参与者和国际规则的制定方。
G20今年举行了两次峰会,各方就推动世界经济发展、加强金融监管、推进国际金融机构改革等达成共识。G20开始从危机应对机制转向长效经济治理机制。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危机最困难阶段的过去,被危机掩盖的各种矛盾开始显现,有关国家之间的利益分歧开始扩大。一些国家刻意突出世界经济不平衡问题,大搞保护主义,企图向发展中国家转嫁其内部困难。一些国家仍沿用旧思维、旧理念,试图以G20为工具,向新兴发展中国家推行只对自己有利的议程。因此,我们主张G20各成员国还是要讲大局、讲民主、讲合作、讲团结,要本着对世界和未来负责的态度来建设和完善这一世界最重要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
四、国际关系的内涵和形态发生重要变化
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国际关系发生了重要变化。国与国之间联系越来越紧密了,“地球村”已经成为现实,各国谁也离不开谁,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很多全球性的问题和挑战,像能源问题、粮食问题,解决起来不再是东方不亮西方亮,或者你赢我输、你死我活,而只能是靠大家同舟共济,相互支持,共同解决。
在国际事务当中,政治、经济、安全、社会等问题相互交织,有的问题说不清楚是政治问题,还是经济问题,或者是安全问题。本来是某一个领域的问题,一经炒作、放大,就会变成一个政治问题,乃至安全问题,再发展就变成一个战略性问题、全球性问题。比如,气候变化不单单是一个环保问题,也不只是一个经济问题,它是一个争夺发展制高点的战略性问题,也可以说是一个安全问题。
现在是信息化时代,舆论和媒体对一个国家的稳定与发展、对国与国关系的影响太重要了。没有强大的媒体,就没有强大的国际影响。有了话语权,才能在国际上进行议题设置,宣传自己的立场。今年上半年发生的“谷歌事件”表明,媒体、互联网对传统外交的影响越来越重要,也越来越多地成为一个国家的重要外交资源。“维基揭秘”仅凭几张光盘就轻易地将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的几十万份机密文件泄露出来,凸显了网站等新型非国家行为体的巨大能量和威力。各国的内政和外交的界限也越来越模糊。过去说内外有别,现在有了网络和其他媒体,许多信息很快就会被全世界知道,没有什么“内宣”和“外宣”这一说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科技的发展,这个问题对各国外交和国际政治的影响和冲击将会进一步显现。
五、美国实力没有衰落,但观念要与时俱进
美国作为国际金融危机的“震源”,经济、政治、社会各方面都受到危机的深刻影响,目前正经历“无就业的缓慢增长”,失业率居高难下,还在10%左右的高位徘徊,财政赤字不断亮红灯,美国人手头变紧了,这是毫无疑问的。由于其他新兴大国增长加快,美国享有的“馅饼”比例在缩小,优势有所缩水也是一个事实。
但美国毕竟是美国,经济总量占世界1/4强,军事、科技和创新能力无与伦比,尤其不能低估美国的自我调整和修复能力。历史上,美国也曾多次经历危机,但每次都战胜了危机,变得更加强大。有意思的是,最早谈论“美国衰落”并且谈得最多的是美国人自己。美国《新闻周刊》国际版主编扎卡利亚说,“美国有一种担心失去领先地位的历史情结。”自1945年以来,这种担忧至少也是第四次了。美国每次“唱衰”自己,最后都为美国奏响了“奋进曲”。时下不少人谈论美国的衰落,似乎新兴大国要取代美国“统治”世界了,这未免言过其实、危言耸听。发展中国家多数还是在解决温饱和小康,属于低水平的脱贫致富,同发达国家在高起点上做大做强不可相提并论。特别是美国的实力和影响力依然遥遥领先,至少在未来二三十年无人可敌。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在世界相互依存、利益相互交融的今天,有些美国人仍坚持旧思维,“身子进入21世纪,头脑还留在20世纪”,抱住冷战思维不放,以意识形态画线,搞利益最大化,不断强化军事同盟,挑拨离间,炫耀武力。这如果成为主流思想,对世界和美国都没有好处。我觉得,美国一些人也有一个与时俱进、保持思想先进性的问题。思想的落后比实力衰落更危险。
六、正确看待中国的国际地位与角色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与互动更加紧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作用也今非昔比。
有人说,过去中国的发展和增长依靠的是世界的市场和投资,现在反过来了,世界的发展日益依靠中国的市场和投资。当今的中国有两张“名片”:一张叫“世界工厂”。有个外国朋友跟我开玩笑说,当今世界人们日常消费品中很难找到什么东西不是“Made in China”的。把沃尔玛等跨国连锁超市所依赖的“世界商品链”说成“中国商品链”更适合。另一张叫“世界市场”。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贸易国,是许多国家最重要的贸易伙伴,是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等周边国家的最大出口市场。今年中国市场汽车销量超过1700万辆,这一数字是美国历史上的最高销量,而中国的销量显然还会大幅增加。金融危机后,中国为世界经济企稳复苏作出了重要贡献。我们企业的海外投资也在不断增加。
同时,我们要清醒地看到,不论是从国家总体实力、军事实力、在国际体系中的影响还是经济社会发展的质量等各个方面,我们都远远比不上许多发达国家。中国创造了不少世界第一,但这只能反映中国某些方面的成就。中国的综合国力,特别是人均指标与发达国家相差甚远。中国的发展很不平衡,北京、上海的繁荣不能代表整个中国。中西部地区有人一辈子都没有走出过大山,很多人还需要解决温饱问题。中国之所以给人一种发展势头很猛的感觉,是因为起点低,底子薄,稍有点积累就显得很突出。一位美国国务院官员跟我讲,中国的情况是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既经济总量巨大,却又远不富裕。中国所面临的问题之多、之复杂是外部世界难以想象的。
七、中国真心实意地走和平发展道路
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这一目标从未动摇。过去中国并未像西方某些人所预料的那样走向崩溃,现在中国发展加快了,也不会威胁任何人。走和平发展道路,既是时代的要求,也是中国历史文化传统所决定的。说中国强大了就必然会“统治世界”是没有根据的。中国无意也无力去谋霸权、搞扩张。19世纪以前,中国在世界上一直是数一数二的强国,GDP一度超过世界总额的30%,比今天美国所占的比重还要大,但中国并没有像历史上其他帝国那样热衷于扩张称霸,而是修建防御性的长城,与各国发展贸易。郑和下西洋带去的不是武器大炮,而是丝绸茶叶。中国在历史上最强大的时期都没有“统治”世界,凭什么说将来中国强大就一定会称王称霸呢?
前车之鉴告诉我们,中国不能像英国、法国等老牌帝国那样进行殖民掠夺,贻患无穷;不能像当年日本、德国那样穷兵黩武,害人害己;不能像前苏联那样,对内搞集权,对外搞扩张,直至亡党亡国;也不能像今天的某些西方大国那样,大搞单边黩武,策动“颜色革命”,追求利益最大化。历史与现实已反复证明,上述各条道路都行不通,中国必须走出一条有别于其他大国的独特发展道路。这是一条致力于和平崛起而非战争扩张的道路,是一条追求互利共赢而非损人利己、以邻为壑的道路,是一条奉行和谐合作而非我行我素、为所欲为的道路,是一条谋求通过对话协商而非制裁施压,乃至军事威胁解决问题的道路。
我们提倡和平发展、互利共赢、和谐世界的外交理念。这些绝不是对外宣传口号或乌托邦式的理想,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内容和目标。这些理念明显有别于西方利益至上、强权政治、单边主义的价值理念。中国处理与各国关系时,不搞利益最大化,不搞制裁施压,不搞“颜色革命”,提供援助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因而赢得了越来越多的朋友。
八、中国的发展模式不是威胁
西方有人对中国发展模式抱有很深的偏见,担心中国以不同于西方的方式发展会对世界构成威胁。冷战结束以来的实践证明,照搬西方发展模式的转轨国家大多陷入动荡和混乱。而中国没有照抄照搬西方的模式,走自己的路,才有今天的发展成就,才成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力量。国际金融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充分暴露了西方发展模式的弊端以及一些投资银行、评级机构的欺诈本质,中国不能学西方的那一套。世界的多样性是现实也是趋势,历史不可能终结在一个模式上。中国发展模式不仅不是威胁,反而是对世界多样性的积极贡献。
在西方一些人眼里,只有实行和他们相同政治制度的国家才叫“民主国家”。中国并不反对民主和良政,但同时认为并非只有西方那一套才叫民主和良政。民主可以有多种形式,而且也是不断发展的。各国国情不同,民主的实现形式也不尽相同。中国建国6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民主事业取得了巨大的历史性进步,这是任何一个不带偏见的人都能看到的事实。西方许多人并不知道,中国公民正享有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充分自由。每年数千万人次中国公民走出国门,全国有7亿手机用户、4亿网民,每天有几百万份博客文章问世。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言论广场”。至于良政,关键要看是否真正造福于本国和本国人民,老百姓是否满意和幸福。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中国用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用短短几十年时间使2亿多人口脱贫,实现经济腾飞和社会全面进步,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奇迹。这应该是对良政的最好的诠释。
国外不少人只肯定中国的经济成就而指责中国的政治制度,认为中国只有经济改革,而没有政治改革,这是不合逻辑的。如果没有相应的政治体制改革,加强政府执政能力,提高科学决策水平,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激发人民热情和活力,中国的经济社会就不可能取得今天的成就和进步。一方面肯定中国的发展成就,另一方面却否定取得这些成就的价值理念、政治制度和管理体制,这有失偏颇。
西方一些人总是“以己度人”,戴着有色眼镜看中国,想方设法给中国找麻烦,但阻挡不了中国前进的步伐。挪威诺贝尔委员会把2010年和平奖颁给中国正在服刑的罪犯刘晓波,可谓是自毁声誉。挪威是个几百万人口的小国,他们的几个政客,对中国完全不了解,一意孤行地要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给有着13亿人口和五千年文明史的国家,怎么可能行得通呢?据说今年的和平奖颁奖仪式是历史上出席率最低的,完全成了西方自导自演、自娱自乐的一场闹剧。在挪威设有使馆的68个国家当中,有22个国家的使节拒绝出席,还有10多家使馆降低了出席规格。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明确对我们表示支持。可以说,我们得到国际社会大多数国家的支持。西方所谓的“国际社会”,只是西方自己的社会。在当今这个时代,西方已根本代表不了国际社会,正义在广大发展中国家一边。
中国正在快速发展,就像一列高速运行的火车,最需要的是稳定。中国将继续沿着自己的道路前进,决不会像有些人期待的那样按照西方模式演变。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不是前苏联,中国也没有戈尔巴乔夫。
九、中国是负责任的国家
中国从来不回避责任,同时也坚持责任与能力相称的原则。作为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中国办好自己的事情本身就是对世界的最大贡献。如果中国陷入动荡,世界将会怎样?中国负不负责任,不能由某些人说了算,不是以某些国家满不满意为标准,更不是以是否同西方保持一致作为标准。当年中国坚决反对美国西方发动科索沃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正是中国负责任的表现。今年海地发生大地震,巴基斯坦发生洪灾,中国都在第一时间派出救援队和医疗队,及时向当地提供大量救灾物资。中国越发展,给各国带来的机遇就越多,对世界的贡献就越大。
关于中国的国际责任,突出反映在这两年很热门的气候变化问题上。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受到很多不公正的指责,其实,中国是最负责任的。在2009年底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上,面对会议有可能无果而终、不欢而散的窘境,正是中国挺身而出,积极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推动各方达成了有关协议和共识,避免了失败的结局。当时,西方一些人指责中国破坏了哥本哈根会议,这是对中国莫大的冤枉。当他们冷静下来之后,许多欧洲领导人均肯定中国在哥本哈根所发挥的建设性作用。在今年的坎昆气候变化大会上,大家都认识到中国的主张是合理的、具有建设性的,许多国家对我们表示由衷的感谢。
一些西方国家想用减排指标这个紧箍咒把发展中国家套住,要中国像他们那样去减排,这不公平。发展中国家的排放大多是为了生存和发展,而发达国家则更多的是消费排放、奢侈排放。减排不能通过强制制定不现实的目标来实现,而应通过科技创新等手段来推动。就好比如果粮食不够吃了,不能要求人们不吃饭,而要设法通过科技创新来增加粮食产量。气候变化的科学研究也被政治化了,许多问题竟然成了研究的“禁区”,比如,全球是否真的在变暖?全球变暖是否由温室气体排放造成的?这些问题尽管没有明确的科学答案,但却容不得讨论,更不能提出质疑,这是不正常的。
十、中国外交既不软弱也不强硬
近来出现了两种倾向,国内有人认为中国外交软弱,而外界不少人却常常指责中国外交变得“强硬”和“傲慢”了,带有“必胜主义”色彩。其实,中国外交既不软弱,也没有变强硬。
对认为中国外交软弱的人,我想说,外交不能凭意气用事,说到底要靠实力说话。中国的经济总量虽然上来了,但综合国力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差得很远。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还是要一心一意谋发展,按照邓小平的教导,埋头苦干100年不动摇。我们千万不能因为外界一件事、一句话就按捺不住,乱了方寸,动摇党的基本路线,那样做可能正中一些反华势力的下怀。
对于那些认为中国变得强硬的人,我想说,我们讲埋头苦干,不当头,不扛旗,并不是说中国就是逆来顺受,任人欺负,无所作为。相反,对损害我们利益的行为,对以强凌弱、唯恐天下不乱的霸权行径,我们向来是坚决反对和抵制的。不要把中国和平合作的诚意当作软弱可欺,以至于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比如,我们抗议有的国家违背承诺卖武器给台湾,对方却表示“惊讶”;我们的渔民渔船被非法抓扣,我们要求放人放船,却被说成是“歇斯底里”。中国的利益和尊严被侵犯了还不允许中国说“不”,还倒打一耙说中国变强硬了,这个逻辑未免太荒唐了。
十一、中国外交面临的难题和挑战越来越多
当前,外交的内涵和外延大大拓展了,从传统的政治外交延伸到经济外交、文化外交、安全外交、公共外交等新领域。国内各界越来越关注外交,也出现了各种不同的主张。中国这么大,人这么多,有不同看法很正常。有时候,某一个中国人、某一份中国报纸的言论就被外界看做中国官方立场。对此,我们只能耐心地进行解释。
中国现在处在国际社会的“聚光灯”下,一举一动都被外界盯着,一些很小的事情都可能被炒作、放大。中国人口多、规模大、发展快且不平衡,又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世界主要大国中唯一尚未实现统一的大国,这些特性决定了,相对于历史上的其他大国,中国崛起进程可能更复杂、更曲折。我们的国家既处于发展机遇期,又处于矛盾凸显期,我国外交也日渐进入“深水区”。如何应对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危机和挑战,如何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如何处理维权与维稳的关系,如何把握公众舆论和利益诉求多元化的趋势等等,都是外交工作必须面对的新任务和新挑战。
十二、中美不是“老大”“老二”的关系
现在外界很多人把美国和中国比作“老大”与“老二”,这一说法忽悠的成分太多。今年我国GDP可能成为世界第二,但从来没有一个“老二”的国家,人均GDP还排在世界100名之后,从来没有一个“老二”的国家,按联合国的标准还会有1.5亿贫困人口,也从来没有一个“老二”的国家会竟然连一艘航母都没有。确实,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中美关系的内涵早已超越双边范畴,越来越具有世界意义和全球影响。美国国务卿克林顿说过,中美合作不一定能解决世界上的所有问题,但世界上任何一个问题的解决也都离不开中美。中方致力于与美方一道,将中美关系建设成一种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
在中美的双边合作中,中方处处感到来自美方的不平等“待遇”。中国企业想进入美国市场,但却受到美方种种限制。比如,华为公司在包括欧洲的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都能顺利开展业务,但却始终被美国拒之门外。美国拒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一方面要中国扩大进口,改变中美贸易不平衡状况,另一方面却不愿把高技术产品卖给中国。美国日前放宽出口管制的计划涉及2400项产品、164个国家和地区,但却不包括中国。类似的不平等“待遇”还很多,每次都让中方感到失望和不解。对于同美国发展关系,我们没有过分的要求,也没期待享有特殊待遇,只希望美方能够更加客观地认识和看待中国,更加平等对待和尊重中国,更多地倾听和理解中国。
十三、中国坚定维护周边稳定和发展
今年中国周边很不平静。亚洲的情况本来就很复杂,今年又发生了不少突发事件,有些国家借机大做文章,借题发挥,搞得火药味很浓。太平洋变得不那么太平了。
中国有20多个陆地和海上邻国,在世界上是少有的,周边事态发展与中国的利益息息相关。比如,从北京飞到韩国首都首尔只有1小时40分钟,跟飞上海差不多。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的首都像北京离半岛如此之近。中国关注并维护地区稳定是真诚的、负责任的、尽全力的。周边一旦出现冲突的火星、火苗,即使不是中国造成的,如不及时扑灭就可能酿成熊熊大火,受到伤害最大的还是本地区国家,包括中国。中国外交忙,忙的是不停地浇水灭火,调解争端,化解矛盾。中国为维护周边和平稳定而奔波操心,这并非像有的人说的那样是中国周边外交的失败,而是负责任大国外交的体现。我们也希望周边平安无事,但遗憾的是总有人爱制造事端、煽风点火、挑拨离间,热衷于炮舰外交,甚至把中国倡议召开朝核问题六方会谈团长紧急磋商说成是“公关秀”。我倒是认为,在一触即发的紧急情况下,“公关秀”总比“军演秀”、“航母秀”好,摆谈判桌总比摆擂台好,火上浇水总比火上浇油好。事实会证明,航母、导弹解决不了矛盾分歧,对话和谈判才是唯一明智的选择。
有人说,中国要在亚太排挤美国。其实,中国从未想划分什么势力范围,无意也无力排挤美国。中国对美国加入东亚峰会等地区机制持开放态度,愿加强与美国在亚太的合作。但我们也希望美国负责任地“重返”亚洲,在地区事务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多年来,中国顺应谋和平、维稳定、求合作、促发展的地区形势主流,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真心实意帮助周边国家,努力促进互利共赢,是维护地区稳定、推动地区发展的重要力量。中国从来不做挑拨离间、拉一个打一个的事情。公道自在人心,历史会证明中国是亚洲邻国的真诚朋友。
十四、中国外交要不断探索新思路
当前,我国综合国力不断提高,外交工作正处于大有可为的战略机遇期。我们如何应对国际形势的变局,为我们国家的发展创造更加宽松的外部环境,我认为下面几条尤其重要:
第一,要高举合作的旗帜,推动21世纪成为合作的世纪。合作是最大的机遇,要把合作的蛋糕做得更大,不断创新合作模式,倡导互利共赢,不追求一家独大、利益最大化。有取有予,不搞赢者通吃,这是顺应民心和时代潮流的。
第二,要争取更多朋友。多年的外交成功经验证明,朋友越多,我们的回旋余地就越大。中非关系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除亚非拉朋友外,我们也要与发达国家搞好关系,开展全方位外交,广结善缘,把朋友处得多多的。
第三,要统筹好内外两个大局。现在中国的一举一动,包括出台一项国内政策,都会在世界上产生广泛影响。外交上遇到的许多挑战,像人民币汇率、钓鱼岛问题等,既是外交问题,也是内政问题,牵涉到方方面面。我们既要考虑外交大局,也要考虑国家稳定和发展的大局,统筹好维权与维稳的关系。
第四,要积极承担与国力相称的责任。我们要胸怀世界,向国际社会多提供公共产品。要积极调解各种矛盾和冲突,仗义执言,主持公道。现在国际秩序处在变革之中,我们要尽量照顾各方利益,发挥积极和建设性作用。
第五,要做好应对复杂形势的准备。现在形势变化很快,各种突发事件层出不穷。我们要有忧患意识,建立和完善各种应急机制,及时应对和管控危机,不让个别突发事件冲击外交大局。
第六,要不断丰富外交理念。一个国家的发展进步靠经济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思想的进步。我们要跳出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和一些过时的定式,推动形成有中国特色的外交理论,在国际上提出更多切合实际的“中国方案”,不断丰富21世纪国际关系的理论和实践。
(本文系根据作者近期有关形势报告及接受媒体采访整理而成。)
作者介绍:乐玉成,外交部政策规划司司长 北京 1007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