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逆城市化"现象及其实质

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逆城市化”现象及其实质*

孙群郎

内容提要 自20世纪初期美国大都市区形成以来，大都市区的发展成为美国城市发展的主导模式。然而，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美国城市发展进程出现了“新”的现象，即非都市地区的发展速度超过了大都市区。据此，一些美国学者认为美国的城市时代和大都市区时代行将结束，“非都市化”时代或“逆城市化”时代即将来临。然而笔者认为，这种“非都市化”或“逆城市化”是城市扩张即郊区化进程的继续，是大都市区进一步膨胀的结果。

关键词 城市化 郊区化 大都市区化 逆城市化

20世纪以来，美国的大都市区得到了迅猛的发展。然而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大都市区的发展速度趋缓，甚至出现了人口减少的现象，而非都市地区的发展速度则明显提高，于是，“逆城市化”论盛行一时，甚至有学者认为城市化时代即将结束①。但笔者认为，要正确理解“逆城市化”现象及其实质，就要准确把握城市化、郊区化和大都市区化的关系。

一、城市化、郊区化和大都市区化的关系

概念是任何学术研究的基础。因此，在探讨美国城市发展问题时，必须明确这样两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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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文系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十五·211”项目“地域文明重点问题”的成果。

①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学术界对这一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一种观点认为，逆城市化代表了美国城市发展的一种新趋向，从此，美国城市的时代行将结束，“逆城市化”和“非都市区化”将成为美国城市发展的主导趋势，其主要代表人物和著作有布赖恩·贝里主编：《城市化与逆城市化》(Brian J．L．be

rry，ed．，Urbanization and Counterurbanization)，伦敦1976年版；肯尼思·福克斯：《大都市区化的美国——美国的城市生活与城市政策》(Kenneth Fox，Metropolitan America：Urban．Life and Urban Policy in United States，1940-1980)，密西西比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所谓逆城市化只是一种反常现象，当短期的经济和人口因素过去以后，城市发展自然会步入正轨。比如A．G．钱皮恩主编：《逆城市化——人口分散面貌与性质的变化》(A．G．Champion，ed．，Counterurbanization：The Changing Pace and Nature

of Population Deconcentration)，纽约1989年版；美国商业部人口普查局：《向非都市地区迁移——对迁移趋势与原因的评价)(U．S．Department of Commerce，Bureau of the Census，Migration to Nonmetropolitan Areas：Appraising the Trend and Reasans

for Moving)，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1980年版。我国学者对逆城市化现象也多有关注，比如谢文蕙、邓卫认为，“它似乎和城市化是背道而驰的”，甚至与郊区化等同看待„参见《城市经济学》，清华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周一星在《城市地理学》（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一书中认为，城市郊区化和逆城镇化是城市离心发展过程中的两种不同类型和发展阶段。简新华、刘传江在《世界城市化的发展模式》(《世界经济》1998年第4期)指出，“逆城市化”不是城市化的反向运动，而是 城市化发展的一个新阶段，是更高层次的城市化。李其荣在《对立与统一——城市发展历史逻辑新论》(东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中也持相同观点。王旭在《“逆城市化”论质疑》(《史学理论研究》2002年第2期)一文中也对“逆城市化”论进行了深入的理论分析和批驳。

及其相互关系，否则就不能准确把握其发展的脉络。这两组概念就是城市(urban)、郊区(suburb)和大都市区(metropolitan area)与城市化(urbanization)、郊区化(suburbanization)和大都市区化(metropolitanization)。

1．城市、郊区和大都市区的概念及其关系

在第一组概念，即城市、郊区和大都市区之中，城市是最基本、最宽泛的概念，是其它两个概念的基础。城市(urban)是一种与乡村相对立的概念。在美国人口普查局的人口统计中，人口达到2500人以上的居民点即为城市，不足2500人的居民点则为乡村。这里的城市(urban)不是政治意义上的城市(city)，后者是一种法人资格，需要由州议会颁发特许状予以认可。无庸质疑，具有政治法人资格的城市(city)必然是人口不低于2500人的城市(urban)，因为一个城市地区不达到一定规模，州议会一般不会颁发城市特许状，但城市(udmn)地区并不一定拥有法人建制。

为了利用美国人口普查局的统计资料，从而便于学术研究，美国学术界一般认为，郊区是指那些处于大都市区范围以内而又位于中心城市的行政界限以外、具有某些独特的人口、社会和经济特征、在经济和文化上对中心城市有很大的依赖关系、而在政治上却独立于中心城市的城市化和半城市化的居民社区。因此，郊区是一个与中心城市相对立的概念，它既是一个地理概念，又包含着一定的政治意义。郊区必须位于中心城市之外，如果被中心城市兼并就不再是郊区。一个郊区也许人口不足2500人，但也许达到人口普查局规定的城市(urban)标准，即人口达到2500人以上，甚至达到数万人，还可能拥有城市(city)的法人资格，但仅仅相对于中心城市而言才成为郊区(sub tO the city)，被称为郊区的城市(suburban city)。所以，郊区的概念具有相对性，即相对于中心城市而言是郊区。

大都市区是指一个达到5万人口的中心城市以及与之有着密切的社会经济联系的郊区县组成的共同体。那么，那些处于大都市区界限以外，人口不足5万的中小城市就不包括在大都市区的范围内，属于非都市地区。所以大都市区并不包含所有的城市人口。比如，1970年，美国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73．5％，其中60．5％位于大都市区以内，另外13．o％位于大都市区以外。但是，在大都市区范围内，又包含了许多人口在2500人以下的社区，即乡村人口。比如，1970年，美国乡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26．5％，其中8．1％位于大都市区以内，18．4％位于大都市区以外①。由此可见，城市和大都市区是一对交叉性的概念。而非都市地区则不等于乡村地区，因为它还包括许多中小城市。

2．城市化、郊区化和大都市区化的关系

(1)城市化与郊区化的关系

城市化是指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聚集过程，而郊区化是指城市人口向周围地区的扩散过程。然而城市化与郊区化并不是一个完全对立的发展过程，而是可以相互转化的。首先，城市的形成和扩大，产生一种向外扩张的压力，从而推动人口和产业向外分散，形成郊区化过程。其次，随着郊区的进一步发展，其空间规模和人口规模不断扩大，人口密度和建筑密度不断提高，人口和土地利用模式的异质性不断提高，从而使郊区的城市性特征不断增强，最后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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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美国商业部人口普查局：《美国统计摘要：1975年》(U．S．Department of Commerce，Bureau of the Census，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1975)，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1975年版，第17页。

变为高度城市化的地区，或者干脆被中心城市所兼并。这种城市化的方式就是城市化——郊区化——郊区城市化——新的郊区化，循环往复，交错发展，从而推动城市规模的扩大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可见，城市化是郊区化的前提，而郊区化则是城市化的一种方式。

(2)城市化和大都市区化的关系

大都市区包括两个基本组成部分，即中心城市和郊区。整体孕育于部分，中心城市和郊区的发展是大都市区形成的基本前提。18世纪末19世纪初，美国的工业革命启动，工业化和城市化拉开了序幕，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和城市规模的扩大，一些起步较早的大城市优先发展，逐步形成中心城市，成为大都市区形成的第一个基本条件。由于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同时存在着集中与分散两种趋势，在大城市集中发展的同时，分散的过程也在进行，因而，在大城市周围出现了一些居民郊区和工业卫星城市，即住宅郊区和就业郊区。与此同时，在城市化和郊区化的这种对流过程中，城市的生态组织结构也在发生变化，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市中心逐步形成了以商业性、服务性和管理性为主的中心商业区，中心商业区以强大的辐射力和吸引力将中心城市与周围郊区紧密地联系为一个整体，现代意义上的大都市区形成①。因而，郊区化是大都市区形成的第二个基本条件。进入20世纪以后，大都市区化成为“美国城市发展的主导趋势”②。可见，城市化是大都市区形成和发展的基础，而大都市区化则是城市化的一种模式。

(3)郊区化和大都市区化的关系

前文指出，郊区化是大都市区化的一个基本前提，没有郊区化的发展，大都市区是不可能形成的。大都市区形成以后，中心城市和郊区的发展都推动了大都市区的进一步发展。然而到二战以后，中心城市的发展速度不断降低，甚至出现了衰退的局面，形成了两次遍及全国的城市危机③，而郊区的发展速度却在不断加快，郊区化成为大都市区发展的主要推动力。

另外，虽然郊区化和大都市区化都是城市化的一种方式，但是两者看问题的角度不同。郊区化是考察城市人口和经济的分散离心运动，从而便于了解城市内在结构的变化。而大都市区化则是对城市的集中和分散两个过程同时着眼，它更突出一种整体感。由于郊区化和大都市区化的着眼点不尽相同，它们对于考察美国城市的发展进程和揭示城市的发展规律可谓互有利弊，各有千秋。

二、20世纪美国大都市区发展进程

美国大都市区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大都市区的孕育和形成阶段。从美国工业化和城市化以来，城市就在不断形成，集中与分散两种趋势就在交错发展，在这两个过程共同作用之下，到20世纪之初就形成了大都市区。第二个阶段从20世纪之初到1940年，为大都市区在全国的普遍发展并逐步成为美国城市发展的主导模式的阶段。第三个阶段从1940年到20世纪90年代，为大都市区迅速膨胀和多中心化阶段。本文主要探讨后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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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孙群郎：《美国大都市区生态组织结构的形成及其成因》，《世界历史》2000年第2期。 ② 王旭：《大都市区化：本世纪美国城市发展的主导趋势》，《美国研究》1998年第4期

③ 关于两次城市危机的详细情况，参见王旭：《当代美国大都市区社会问题与联邦政府政策》；《世界历史》2001年第3期。

阶段的发展进程。

自从20世纪美国的大都市区产生以来，它很快就成为美国城市发展的主导趋势之一，大都市区的数量不断增加，规模急剧扩大，大都市区人口在全国人口中的比例也迅速提高。1910年，美国大都市区的数量还只有58个，大都市区的人口比例只有31％，而到1940年，大都市区的数量增加到140个，大都市区的人口比例上升到48％，美国已基本成为一个大都市区化的国家。而在某些地区，大都市区化的程度更高。比如，大西洋中部各州，大都市区的发展遥遥领先，早在1910年该地区大都市区人口就高达60％，新英格兰各州也达到55％。而到1940年，这两个地区的大都市区化人口已分别达到77％和68％，人口的大都市区化水平已相当高①。

战后，美国大都市区的发展速度更加迅猛。如果按照1950年对大都市区的重新界定②，1940年美国大都市区的数量为168个，1975年增加到272个；人口增长率在20世纪40年代为22．0％，而在50年代竟高达33．6％；1940年，大都市区占美国人口的比例为52．6％，超过了美国人口总数的一半，到1975年，大都市区人口达到美国人口的72．8％③。到1980年，美国大都市区的数量竟达到318个，其人口占全国人口的74．8％，1990年，这一比例上升到79．7％④。由于1940年以后，大都市区人口成为美国人口的主体，所以，被美国学者称为大都市区的时代。

美国大都市区的人口规模和空间规模也在急剧膨胀。就人口规模而言，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型大都市区不断增加。比如，1940年其数量只有11个，其人口占全国人口的25．5％，到1980年增加到38个，其人口比例也上升到41．1％⑤，1990年增加到47个，1996年又增加到59个⑥。这表明大型大都市区

呈现出优先增长的趋势。就空间规模而言，美国大都市区空前膨胀，其空间布局变得既庞大又松散，这一特点在西部最为明显，而在西部又以洛杉矶最为典型。正如一位记者惊叹的那样，它是“无顶、无底、无形、无际……随机的、迷乱的、没有渊源、未加计划的”；它的郊区是“不定形的”；它是一个强烈进取的有机体，但没有模式，有的只是毫无秩序的不断膨胀；像菲尼克斯和休斯敦一样，它也经常被冠以“虚幻之城”、“漫无边际之城”之类的绰号⑦。由于美国大都市区数量的增加和规模的扩大，其面积占全国土地面积的比例也迅速提高。1940年，大都市区占美国土地面积的5．9％，1960年上升到8．7％，1970年上升到10．9％，而1980年竟骤增到16．0％⑧。

战后，美国大都市区不仅规模急剧膨胀，数量急剧增加，而且其生态组织结构也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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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肯尼思·福克斯：《大都市区化的美国——美国的城市生活与城市政策》，第35页。这些数字是按照1910年的定义划定的大都市区而得出的统计数字。

② 关于美国大都市区概念的变化，请参见孙群郎：《郊区化对美国社会的影响》，《美国研究》1999年第3期。

③ 美国商业部人口普查局：《美国统计摘要：1977年》(U．S．Department of Commerce，Bureau of the Celsus，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1977)，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1977年版，第15页。

④ 美国商业部人口普查局：《美国统计摘要：1998年》(U．S．Department of Commence，Bureau of the Census，Star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1998)，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1998年版，第39页。

⑤ 美国商业部人口普查局：《美国统计摘要：1982—1983年》(U．S．Department of Commence，Bureau of the Census，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1982—1983)，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1982年版，第15页。卡尔·艾博特：《当代城

市化的美国：1920年至今》(Carl Abbott，Urban America in the Modern Age：1920 to the Present)，阿灵顿海茨1987年版，第113—114页。

⑥ 美国商业部人口普查局：《美国统计摘要：1998年》，第39页。

⑦ 卡尔·艾博特：《大都市边疆——当代美国西部城市》，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135页。

⑧ 美国商业部人口普查局：《美国统计摘要：1985年》(U．S．Department of Commence，Bureau of the Census，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1985)，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1984年版，第17页。

很大变化，即逐步由单中心结构向着多中心结构转变。大都市区的多中心化可以从这样几个方面来理解：首先，郊区商业区的形成使大都市区呈现出多中心结构。在二战以前，美国大都市区的结构为一个中心城市加上周围众多的居民郊区和工业卫星城，整个大都市区一般只有一个商业区，即中心商业区。中心商业区是就业、购物和文化中心，是整个大都市区的核心，它像纽带一样将众多的郊区与中心城市紧密联结起来，从而成为单中心结构。二战以后，不仅人口和工业在迅速郊区化，而且商业、娱乐业乃至办公业都在迅速郊区化，从而形成了众多的郊区商业区，这些郊区商业区如众星捧月一般拱卫在中心城市周围，它们分担了中心商业区的许多功能，从而形成多中心结构。其次，在中心城市的周围还涌现了许多与中心城市分庭抗礼的“超级郊区”(supersuburbs)，形成较大的人口次中心，使大都市区呈现出多中心结构。有的超级郊区周围甚至衍生出自己的郊区，就像植物分蘖一样，这些超级郊区逐渐发展成能够与中心城市相抗衡的次中心，使大都市区内部呈现出多中心结构。再次，由于大都市区的郊区不断延伸，大都市区面积过于庞大，导致某些相邻的大都市区连为一体，成为大都市连绵区。在大都市连绵区内，众多中心城市彼此之间展开竞争，但无论哪一个中心城市都不能占据主导地位，从而形成多中心结构。

以上表明，大都市区化是20世纪美国城市发展的主导模式，大都市区不仅在数量上急剧增加和在空间规模上迅速膨胀，而且其内在结构也在不断演进，由战前的单中心结构向多中心结构发展，到20世纪60年代以后形成了一种规模庞大、结构松散、多中心复合结构的大都市连绵区。

三、“非都市化”与“逆城市化”的实质

20世纪以来，美国大都市区的人口增长率一直高于非都市地区，但到20世纪70年代，人口的发展出现了“异常”现象，即非都市地区的发展速度超过了大都市区。这一现象被某些学者称之为“非都市化”或“逆城市化”。

20世纪70年代以前，大都市区的人口增长率一直高于非都市地区，但到20世纪70年代这一发展趋势出现了逆转。根据1980年人口普查，20世纪70年代美国大都市区的人口增长率为9．1％，而非都市地区则高达15．4％，非都市地区大大超过了大都市区。但是，如果根据1974年划定的大都市区界限，大都市区的人口从1．489亿增加到1．625亿，增加了1360万，非都市地区的人口从5，440万增加到6，280万，仅仅增加了840万，大都市区的人口增长额又大大高于非都市地区①。而在20世纪70

年代的某些年份，大都市区的人口甚至出现了减少的现象。比如，从1970年3月到1974年3月，短短的4年内，大都市区人口减少了180万②。大都市区人口的减少主要发生在大型大都市区内，从1970年到1975年，仅8个人口超过300万的大型大都市区就丧失人口75万人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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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肯尼思·福克斯：《大都市区化的美国》，第221页。

② 欧文·加兰蒂主编：《转变中的大都市区》(Ervin Y．Galantay，ed．，The Metropolis in Transition)，纽约1987年版，第262页。

③ 布赖恩·贝里主编：《城市化与逆城市化》，第21页。

根据这些现象，美国学术界和政府官员对当时美国人口的分布和城市的发展走向提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第一种看法以联邦农业部的人口学家卡尔文·比尔(Calvin Beale)、肯尼思·福克斯(Kenneth Fox)、布赖恩·贝里(Brian J．Berry)等人为代表。卡尔文·比尔认为，20世纪70年代美国人口的分布出现了新的模式，非都市地区人口的增加不能被简单地看作是大都市区人口向大都市区界限以外的溢出，因为那些与大都市区不相邻的非都市地区各县的人口也在增加，而且其增长率也快于大都市区①。肯尼思·福克斯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认为非都市区较高的人口增长率预示着城市定居方式的终结，并将1980年以后的时期称为“后都市区时代”(post-metropolitan era)②。布赖恩·贝里甚至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还提出了“逆城市化”这样一个概念。他认为70年代，“美国城市化历程中的一个转折点已经来临。逆城市化已经取代城市化而成为塑造这个国家居住模式的主导力量”。“逆城市化”这一概念是他根据霍普·蒂斯代尔(Hope Tisdale)于1942年提出的城市化的定义作逆向推理而提出来的。蒂斯代尔写道，“城市化是一种人口集中的过程……它意味着从一种不太集中的状态到一种比较集中的状态的运动。”贝里指出，学者们普遍认为，19世纪和20世纪前期城市化的本质就是规模、密度和异质性的提高，“所以，逆城市化进程的本质就是规模的下降、密度的下降和异质性的下降。如果模仿蒂斯代尔的定义，逆城市化就是一种人口的分散过程；它意味着从一种比较集中的状态到一种不太集中的状态的运动”③。按照贝里的观点，20世纪70年代美国非都市地区人口的加速发展和大都市区人口的减少，预示着美国城市时代的结束，美国城市行将解体，美国人口的分布模式将由城市化转向逆城市化乃至乡村化。

第二种观点认为，20世纪70年代所谓“逆城市化”是由于特殊事件的影响，主要是经济因素和人口因素的影响。经济因素主要包括能源危机和经济衰退。在能源危机期间，在美国西部地区的非都市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能源开采，推动了非都市地区经济和人口的发展。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经济衰退，使大都市区的

就业受到极大的冲击，而制造业又受到激烈的国际竞争。就人口因素而言，战后婴儿高峰期出生的人口到20世纪70年代已经达到上大学的年龄，因此位于非都市地区的那些州立大学和社区大学迅速膨胀。而那些出生于20世纪头20年的人们也到了退休的年龄，对非都市地区的疗养地的需求急剧增加。因此，20世纪70年代的所谓逆城市化是一种反常现象，当短期的经济和人口因素过去以后，城市的发展自然会步入正轨④。还有的学者认为，非都市地区人口增长率的加快，除了上述短期因素的影响以外，还与大都市区的统计有很大关系。20世纪70年代，由于郊区的发展已经越过了大都市区的统计范围，或者由于中小城市的发展已经达到了大都市区的规模，而没有被人口普查局划定为大都市区，却仍然按照非都市地区来进行统计。只要重新划定大都市区的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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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美国商业部人口普查局：《向非都市地区迁移——对迁移趋势与原因的评价》(U．S．Department of Commence，Bureau of the Census，Migration to Nonmetropolitan Areas：Appraising the Trend and Reasons，for Moving)，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1980年版，第3页。

② 肯尼思·福克斯：《大都市区化的美国》，第221—223页。

③ 布赖恩·贝里主编：《城市化与逆城市化》，第17页。

④ A．C．钱皮恩主编：《逆城市化——人口分散面貌与性质的变化》(A．G．Champion，ed．，Counterurbanization：The Changing Pace and Nature of Population Deconcentration)，纽约1989年版，第35页。

限，就会发现，大都市区的发展速度仍然很快，城市的时代和大都市区的时代并没有结束①。

我国学者王旭教授对“逆城市化”论也进行了深刻的剖析。他指出：“与其他时期相比，20世纪70年代大都市区增长确实一度趋缓……应该说，在这种现象背后的主要原因在于美国经济结构的调整。”比如，20世纪60年代高科技变革所带来的结构性冲击的余波、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危机”、能源危机等等，使美国一些以传统工业为主、对能源依赖性很大的大都市区受到猛烈冲击，从而造成这些大都市区制造业投资减少，失业人口增加，人口向非都市地区流动。但这只是个别现象，而“如果把视角扩大至整个美国，就会发现人口并没有分散，而是完成了一种新的集中，集中到西部和南部新兴地区的大都市区、尤其是大型大都市区。西部和南部大都市区人口增长占全国的96％。在西部和南部就不存在大都市区化趋缓的现象”②。

笔者认为，如果我们对战后美国郊区、大都市区和非都市地区的发展过程作进一步的考察，就会发现“逆城市化”的结论未免为时过早。其实，早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非都市地区的某些部分的发展速度就已经开始加快。值得注意的是，那些距大都市区越近，交通条件越便利的非都市地区，其发展速度越快。一项研究结果表明，20世纪50年代，非都市地区内增长最快的居民区是那些距大都市区最近且交通条件比较便利的居民区。比如，在那些与邻近的大都市区相距不足50英里的县内，其1万人以上的居民区的人口增长率为22．7％，在那些与邻近的大都市区距离在50—100英里、100—150英里以及150英里以上的地区，这一增长率分别只有10．7％、10．9％和10．7％③。这说明20世纪50年代，与大都市区相邻的非都市地区已经受到大都市区和郊区的辐射作用，人口已经开始加速增长。

表 1970—1980年、1980—1987年大都市区和非都市地区人口的年增长率(％)④

范 围

大都市区

中心城市

郊 区

非都市地区各县 1970—1980年 1980—1987年 1.00 0.08 1.74 1.34 1.12 0.74 1.37 0.58

1.21

0.78

0．63

0.42 到大都市区通勤；2,15％的县 1.80 到大都市区通勤10％—14％的县 1.48 到大都市区通勤5％—9％的县 1.33 到大都市区通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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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美国商业部人口普查局：《向非都市地区迁移》，第3—4页。

② 王旭：《“逆城市化”论质疑》，《史学理论研究》2002年第2期，第7页。

③ R．J．约翰斯顿：《美国城市体系——一个地理学的观点》(R．J．Johnston，The American Urban System：A Geographical Perspective)，纽约1982年，第126页。

④ 托马斯·斯坦贝克：《新郊区化——对中心城市的挑战》(Thomas M．Stanback，Jr．，The New Suburbanization：Challenge to the Central City)，博尔德1991年版，第7页。

20世纪70年代与20世纪50年代的情况类似。如果从总体上来看，20世纪70年代美国非都市地区各县比大都市区内各县的人口增长率要快，其人口增长率分别为1．34％和1．00％(参见上表)。但是，如果将大都市区分解为中心城市所在的县和郊区各县两部分，那么，大都市区的郊区各县的人口增长率为

1．74％，仍然快于非都市地区各县1．34％的增长率。而且，在非都市地区各县中，那些距大都市区越近，通勤到大都市区上班的就业人口占该县就业人口比例越高的县，其人口的年增长率越高。比如，在这一通勤比例达到15％的非都市地区各县，其人口年增长率为1．80％，甚至超过了郊区的人口增长率。而随着到大都市区通勤就业比例的降低，其人口的年增长率也就越低。发展最快的地区是与大都市区相邻的非都市地区，其次是大都市区的郊区。这说明20世纪50年代人口增长的波峰还处于大都市区内部的郊区，而到20世纪70年代，这一波峰已经推进到大都市区附近的外围地区。因此，这不是所谓“非都市化”或“逆城市化”，而是大都市区和郊区发展的延续。在这种情况下，就应该重新调整大都市区的界限，以便正确估价大都市区的发展。因此，1981年美国人口普查局重新划定了大都市区的界限，并且还划定了75个新的大都市区，使美国大都市区的数量从1970年的243个增加到1980年的318个。重新划定大都市区的界限以后，美国大都市区的人口从1970年的1．3948亿增加到1980年的1．69431亿人，即增加了2995．1万人，增长率为21。5％；非都市地区的人口从1970年的6382．2万人减少到5711．5万人，即减少了670．7万人。这样，大都市区人口占美国总人口的百分比从1970年的68．6％上升到1980年的74．8％。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大都市区占美国总人口的比例继续上升，1990年的比例为79．7％，1996年的比例为79．8％①。这样就否定了福克斯和贝里等人的结论，“逆城市化”论不攻自破。

比尔、福克斯、贝里等人之所以得出“非都市化”和“逆城市化”的结论，是因为他们割裂了非都市地区和大都市区的发展在空间上的连续性。如果按照贝里的定义，即“逆城市化就是人口的分散过程”，是“从一种比较集中的状态到一种不太集中的状态的运动”，那么，美国的许多城市早在19世纪就已出现了这种分散过程，人口密度不断降低，但我们不能因此而断定19世纪美国就已出现了“逆城市化”现象。贝里等人之所以得出“逆城市化”这样一个错误结论，在于他们没有理解城市化与郊区化之间的关系。前文指出，郊区化是城市化的一种方式，是城市在集中前提下的分散，分散的同时在进行宏观集中。如果将郊区化与城市化对立起来，看不到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将郊区化视为城市化的反向运动，必然会得出“逆城市化”的结论。同时。贝里等人之所以得出“逆城市化”的错误结论，还在于他们没有理解郊区化与大都市区化的关系。因为大都市区人口的增加和空间的扩展，主要是通过郊区人口的增加和空间的蔓延而实现的，郊区的发展越过原有的大都市区的界限，实际上是大都市区的进一步扩大。贝里等人之所以得出“逆城市化”的错误结论，

还在于他们没有理解大都市区和非都市地区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从上文可以看出，大都市区和非都市地区的发展往往并非完全对立，在某种情况下两者可以互相转化。大都市区的进一步扩展会导致与大都市区相邻的非都市地区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并因此加强了这些非都市地区与大都市区的社会经济联系，实际上是在促进这些非都市地区的大都市区化，只要适当调整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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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美国商业部人口普查局：《美国统计摘要：1998年》，第39页。

大都市区的界限，这些非都市地区就会成为大都市区的有机组成部分，从而导致大都市区规模的扩大。而非都市地区中远离大都市区的中小城镇人口的增加和规模的扩大，又往往使这些中小城镇达到大都市区的规模，从而也导致了大都市区数量的增加。贝里所谓的“逆城市化”实质上仅仅是“大都市区的外溢”(metropolitan spillover)(1)，最后，即使出现了大都市区人口向远离大都市区的非都市地区乡村和小城镇的迁移，同时这些乡村和小城镇又没有达到大都市区的可能，也不能将其命名为“逆城市化”，因为，当这些乡村和小城镇的发展达到2500人以上时，他们就会由乡村转变为城市(urban)，这些地区的人口在人口普查局的统计中就会按照城市人口加以计算，所以，这是城市化进一步发展，而不是“逆城市化”，更不是乡村化。因此，王旭教授在批驳“逆城市化”论时精辟地指出，“在这个意义上，逆城市化是由人口集中在城市和大城市的集中型城市化转变为人口向大都市区内的郊区和中小城市迁移的分散型城市化，是城市不同类型的转换。所谓„逆‟或„反‟并不是由城市向农村分散和城市人口农村化，更不是指城市文明和生活方式的农村化。逆城市化不是城市化的反向运动，不是对城市化的否定，而是城市化发展的一个过渡性现象，是城市文明的普及和城市生活方式的扩散。”②

总之，20世纪70年代美国出现的所谓“逆城市化”现象，实质上是城市分散化发展的继续，是郊区越过大都市区的界限向更为广泛的地区的延伸，是大都市区空间规模的进一步膨胀，归根结底，是城市有机体的进一步膨胀，是城市文明和城市生活方式的普及和扩散，而不是城市化发展的反向运动。

[本文作者孙群郎，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美国研究所教授。长春 130024]

(责任编辑：高国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