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宰相杨一清

明朝宰相杨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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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自明代朝廷在云南开科取士以来，一批又一批带着滇俗淳朴之风的三迤士子寒窗苦读，中举入仕，青史留名，为家乡争得了一份自豪。作为“出将入相，文德武功”的明朝宰相杨一清，便是其中的一位杰出代表人物。自本期起，本报将以连载形式，向读者介绍这位“三边总戎，两任首辅”的云南历史文化名人。

〔一〕神童出世

科举迟到彩云南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云南被称为“南蛮之地、瘴疬之乡”。尽管科举制度在隋、唐时期就已经有了，可云南却等待了８００多年，直到明清之际，云南人通过开科取士，才有机会参与朝廷的管理。然而，云南到底是藏龙卧虎、浪大水深之乡，明朝就出了文进士257人。清朝更多，共有文进士695多人。这些云南人在朝为官大都有滇俗淳朴之风，政绩卓越，青史留名，时人谓之“彩云南现”，为家乡云南争得了一份自豪。而在这些云南的读书人中，唯一作到宰相的人，仅只有杨一清一个。杨一清是云南人走向全国的一个杰出代表人物。

杨一清被称为“云南历史上的第一人”。他三次总制三边当统帅，两次入阁当首辅，是明代中叶著名的政治、军事、文学杰出人物，曾力扶明王朝大厦于将倾。杨慎赞誉为：“四朝元老，三边总戎，出将入相，文德武功”，高度概括了杨一清的一生。《明史》称赞杨一清：“以才具入阁，于时政最通练，而性阔大。爱乐贤士大夫，与共功名”，“博学善权变，尤晓畅边事，然其才一时无两。”其谋略曾被比为唐朝名相姚崇，保卫边疆曾被比为唐朝元帅郭子仪……

明代是云南文化取得长足发展的时代，是云南人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的时代。继郑和之后，杨一清的父亲杨景就是通过开科取士于永乐年间（１４２３年）中举，是最早进入中原朝廷为官的云南人，历任霸州、澧州判官、化州同知。史料记载：“时值崆彝攻城，杨景临危不乱，巧布阵营，敌疑惧退却，州城得保，得旌表„中义‟匾。”

有关杨一清籍贯的一段公案

杨一清（1454—1530年）字应宁，号邃庵，出生于广东化州，籍贯为云南安宁杨阁村人。他自谓“三南居士”，就是说，他生于云南、长于湖南、老于江南。这“三南”的含义明确而肯定。如果你翻开他的履历表——明朝档案“明实录”科举京报：“杨一清登成化壬辰进士第９５名，云南安宁州人，湖广巴陵民籍。杨一清给皇帝上奏折都是写：臣原籍云南，云南安宁州人。清修《明史·杨一清传》算最权威的了，“杨一清，字应宁，其先云南安宁人”。

据考证，记载杨一清为云南安宁人的史料，数不胜数：明代李贽《继藏书》、谢肇浙《滇略》、沈德符《万历野获编》、查继佐《罪惟录》、张萱《西园闻见录》等等，都明白无误地直书杨一清为“安宁州人”。他老家安宁门前有一处风景名胜“石淙流韵”，便以此作为自己的别号；给皇帝上奏章写议表落款都是石淙杨一清，其著述称作为“石淙类稿”，其屋为石淙精舍，其诗词为“石淙诗钞”，朝野均称其为石淙先生。

成化二十一年（１４８５年）秋季，杨一清归云南寻根问祖，一住就是九个月。与家族人亲切团聚，拜先贤、祭祖茔、探亲友、会宗族、立宗盟，描写云南安宁州的诗有数十首之多，以极高的热情表达了他的爱国爱乡之情。

明景泰五年（１４５４年）十二月初六日，杨一清出生于广东化州，其生母为张氏。６岁时（１４６０年）杨景致仕，杨一清随父去湖南岳州府巴陵县入籍（前母刘氏住地）。在巴陵住了６年，刚满１０岁（１４６６年）由湖南岳州府推荐入翰林院读书，父母随其往。１４７２年父亲逝世无力归葬云南，归葬异母姐姐住地镇江，于是遂迁镇江定居。

明朝曾有过几十万上百万人口的流动，这是时代的进步。我国古人与现代人情思不同，历来非常强调血缘的渊源关系，强调祖居故地的亲情。所以杨一清著作虽达百万字之多，一生绝口不提他出生于化州。正如李白说自己故乡是四川彰明县青莲乡而不是家族流放西域碎叶所生，否则他是俄罗斯人了；杨慎父亲是宰相，母亲是国子监祭酒黄明善之女，在北京孝顺胡同出生，１２岁时，因其父杨廷和母丧守制，才随父返乡，他的籍贯是新都。这样就存在着籍贯，出生地，居住地，入籍等问题。辞典是这样说的，籍贯带有中国特有的传统文化，一般指祖居及个人出生的地方。

因此，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大型权威性工具书《辞海》说杨一清是江苏镇江丹徒人；湖南则把杨一清列为楚有三杰：刘大夏、李东阳及一清也；化州把杨一清列为广东名人……此系三说，且按下不表，仅引用明朝大学士李东阳赠杨一清的诗收场，“君本滇

阳人，还生岭南地。巴陵非故乡，京口亦何意。”其实，自古英雄不问出处。功在朝廷，原不分先主后主；名高天上，何须辨襄阳南阳。文武两赤壁也未尝不可。

神童的成长

杨一清出生后，其父杨景给儿子取名“一清”，以符名言“圣人出，黄河清”的意境，以“一清社稷”积极入世自我勉励。当时大明王朝已开始走下坡路了，明朝16位皇帝，只有５人活过40岁。明朝中后期，宦官把持朝政的局面越来越严重。由于土地兼并严重，百姓的赋税和劳役负担繁重，社会危机不断出现。人心期盼政治清明，杨一清的父母尝以唐诗“冰壶见底清”之义，勉励儿子清清白白做人。

杨景认为，聪童既是“受之天”，更要“受之人”，因此对杨一清管教甚严。两岁时其母画地为字，于襁褓中教之，一见不忘，其父或伴读至深夜，或教吟诗作对，或陪着儿子慢跑朗读诗文，既锻炼身体又熟悉了诗文。杨一清也经常跑到隔壁佛寺里去，坐在佛像旁，借着长明灯的灯光读书。杨一清聪颖好学，幼年已博览群书，通读了四书五经，凡经史百家，典章文献无所不看，７岁就显现出非凡的才华，写出很好的文章。当地的教育官员视之为奇才，认为让他去当童生、读县学实在是多此一举，于是推荐其直接入京深造。

于是，朝廷把这个刚满１０岁的少年破例送入翰林院读书。入学的头一天，老师们想考考他，老师出对：“杨花乱落，眼花错认雪花飞；”杨一清答之：“竹影徐摇，心影误疑云影过。”学师听后,笑赞“此子可教”。在京觐见时，成化皇帝得知杨一清向以“神童”驰誉乡里，有意试探其才华，亲自试诗赋５篇，杨一清下笔立成，帝深为嘉许；皇帝又即兴口出一联：“一间茅屋两先生，聚六七童子，教《百家》、《千字》；”杨一清不假思索脱口而对：“九重金銮一天子，会十八学士，读《四书》、《五经》。”皇帝脱口称赞说：“滇人善联”，这就是从杨一清开始有的滇人美誉。命内阁择师教之，指定湖南籍状元黎淳作他的导师。这位黎淳是朝廷声名卓著的文豪，他们情如父子，谊同乡亲。３年中师徒相伴，朝夕相处，“春风立遍庭前草，雪夜吹残帐里灯。”在黎淳的悉心教导下，少年杨一清的学业突飞猛进。

从此之后，杨一清的经历更是让人赞叹不已，中国考试史上的一个奇迹就此出现。乡试那天，杨一清牵着他爹的手来参加会试，同期考试的人看到这一景象，倒也不怎么奇怪，只是管门卫的堂官问他爹：“你考试怎么把儿子也带来了？”杨一清１４岁乡试获第一名，真是超乎寻常，高于流俗；１８岁那年登成化八年进士第，２１岁当京官，官职是“中书舍人”，相当于现在的国务院秘书。

少而学，壮而行，杨一清在“中书舍人”职位上，办公一丝不苟。明史记载，他一夜能写10份文书，没有一句废话，天下人赞不绝口，竞相传诵。在“中书舍人”职位上，杨一清身居闹市不求享乐，却安于寂寞，潜心研究学术，诗词曲赋，样样精通，特别在书法、围棋、考古等领域都取得很大进展，为日后报国和成为文坛领袖打下了坚实基础。这位22岁青年有时还被邀请去北京翰林院讲经，居然“不好意思”当起了客座老师。状元杨慎自谓满腹经纶，曾上门拜访杨一清，提出一些学术上疑惑的问题请教，杨一清从容应对，引经据典作了回答，使杨慎深受感动。

“神童、人才”报国的效应

说到明朝培养“神童、人才”的效应，我这里仅引用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的《中国通史》来说明，西方学者们是如何以不同的视角和思维方式来评点明朝的：

……朱元璋所创建的明朝内阁制度和文官制度是生动活泼的，在后世也是无与其相比的。人才精英是由朝廷直接选贤与任能而来的。其中如翰林院选拔神童或从优秀的进士中选拔翰林学士，让他们经受锻炼，以便在时机到来时组成内阁，对皇帝负责。这个精英集团，把忠于皇权视为道德准则，源源不绝地涌现和补充，尽管部分皇帝确实长期不上朝，但是国家机器仍然运转良好。新儒家精神气质在许多方面都是生机勃勃，而且它对日后的政治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堪称中国文明的伟大成就。正德朝有李东阳（前期）、杨一清（中期）、杨廷和（后期）的三届内阁管理，嘉靖朝有杨廷和、杨一清、夏言、徐阶……以及后来的王守仁、海瑞、张居正、戚继光、袁崇焕、孙承宗等等……个个都是明朝的精英。大明的天下就是靠这些权力结构的拱顶石支撑着，没有他们，朝廷就不能运转276年之久。

状元黎淳门下，同时培养了３个神童，即李东阳、杨廷和、杨一清，才学在大明全国都属于出类拔萃的人。而且３人做人都讲究节操，惺惺相惜,在朝同心而共济，同道而相益辅佐皇帝。特别是在权阉刘瑾当政、正德皇帝昏庸无道，嘉靖皇帝信道教求长生时，皇帝经常不理朝政，明代帝制在不健康的气氛笼罩下，他们３人主张“劝君上，正百官，教庶民，”把教化的意义提升到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在注重“重民之事”、“恤民之患”、“除民之害”的宗旨下，３人配合得非常好。在解决明朝中期３大社会危机“边疆侵犯，宦官专权，亲王造反”中功勋卓著，名垂青史，共同演绎了一出“挽救明朝大厦之将倾”的大戏。

(二)、为国储才

遇到了贤明君主

杨一清从中书舍人升任至山西提学佥事、陕西提督学使、太常寺卿，都察院左都御史、陕西巡抚、直至三边总制，不到２０年竟成了朝廷二品大员，主要原因是杨一清恭逢盛世，遇到了“中兴”好皇帝弘治，才有机会一展身手，建功立业。他学识见长，特别是在陕西８年究悉兵情,洞悉边事，为往后的事业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真可谓“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

弘治帝继位后，首先清除奸佞，把庸碌的官员革职，将大批“国师”“术士”充军；与此同时，他还起用王恕、马文升、刘大夏、刘健、谢迁、李东阳等许多忠直有才干的名臣，由此形成了一个中国儒家文化传统生命力重新勃兴的繁荣景象。

弘治一朝极少弊政，无权臣、权宦，无后宫专权，且“朝多君子”。史家说，这18年是明代历史上政治最清明的时期。

在诸位得力大臣的辅佐下，弘治帝革除了众多的陋习，采纳了许多解救民困的建议，使得阶级矛盾得以缓和，使得百姓能够休养生息，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得天下英才而教之”

公元1487—1497这１０年中，杨一清在西北担任主管教育的大员。他以感恩报国之心“为国储才”，常说：“政之兴废，存乎于人，得人则兴，失人则废。”他走遍８府３边督促引导生员攻读；大力整顿陕西贡院，“严明纪律，力祛宿弊，凡请托，一以严绝之。”他办书院，祭先贤，置图书，订训课规条，使儒学气象为之一新。史家说杨一清：“虽宗室不能夺诸生之席，虽抚按不能扰课士之权。”他正气凛然，赢得了“公且明”的美誉。

杨一清善于识才，荐才，一旦发现人才，随即推荐入学培养，分类施教，亲自教习。由于受业者受到了良好的教育，读书不辍，学习不止，终于学有所成，以至俊采星驰，桃李满天下。后来著名哲学家王守仁，文学家李梦阳、礼部尚书乔宇，状元康海、状元吕楠等都从学于他，学堂成了“王化之本，人才之所由出”的神圣殿堂，为明朝社稷储备了大批人才，人谓：“五十余年，犹用不尽。”

说到状元，了得！数千年来西南地区四川只出了个杨慎、贵州只出了个赵以炯、云南只出了个袁嘉谷；杨一清一人就培养出两个状元，真是“天开文运”。

“经世致用”的学风

明代中期书院与官府正式开办的府县儒学并存，在教学内容、教学方式及师资来源上，各不一样。书院是高等教育、学术研究的机构，是“为国储才”的书香之地。围绕着“书”开展各种活动，包括藏书、读书、教书、讲书、校书、著书、刻书等，进行文化积累。书院有塑造人格、思想自由、自主办学等基本特征，书院非常重视学术研究,关注社会现实，监督时政。曾经培养过封建社会所需要的许多人才，是中国文化教育史上一道举足轻重而又独具特色的风景。

明弘治九年（1496年）杨一清创办正学书院，又于陕西武功创办绿野书院，延请名士主讲，经常亲自教习，广施教化，把书院办得热火朝天，万民景仰。当年，在泉水环绕、花木葱茏的幽雅环境中，这里钟磬谐音，管弦叠奏，书声琅琅，穆然而见礼乐承平景象。一时间使西安获得了“文明礼仪之邦，道德教化之城，诗书鼎盛之乡”的美称。

杨一清还视察横渠书院，拜祭张载祠，责令维护好横渠书院和张载的墓地。张载为宋代理学的奠基人，著名哲学家、教育家、思想家，“关学”创始人。他的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表现了儒者的宏大抱负，曾给无数名人带来精神力量。

在办学过程中,杨一清倡导的就是张载关中理学传统，以昌明关学为己任。他说：“正学书院为道学而作也，”，“为学莫先于立志”，“读书志在圣贤，非徒科第；为官心存君国，岂计身家”。“学贵于有用”,要注重实际,不尚空谈。将“务实”、“求实”作为追求的教育理念，具体来说，主要体现在以下３个方面：经世致用的价值取向，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学贵力行的治学风格。要求学生做到立大志，成大器，文武兼备，博览群书，学海苦航，练一身硬本领，以便将来救治时弊，为国为民效力献身。书院还为贫寒而有志的学子提供食宿、学费、赴考盘缠等优惠和方便，深受各方欢迎和好评，这是区别于其他学院学派的鲜明特点。这一时期成为正学书院发展的黄金时期。有楹联写就：

临碑林三百块，平分片席吟风月；读石室五千卷，别有新诗上相台。

正学书院后并入关中书院。直至天启初年，宦官魏忠贤矫诏禁毁天下书院，关中书院被废。但西安人一直将杨一清创办的正学书院等遗址保护得很好。

遇到了贤明君主

杨一清从中书舍人升任至山西提学佥事、陕西提督学使、太常寺卿，都察院左都御史、陕西巡抚、直至三边总制，不到２０年竟成了朝廷二品大员，主要原因是杨一清恭逢盛世，遇到了“中兴”好皇帝弘治，才有机会一展身手，建功立业。他学识见长，特别是在陕西８年究悉兵情,洞悉边事，为往后的事业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真可谓“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

弘治帝继位后，首先清除奸佞，把庸碌的官员革职，将大批“国师”“术士”充军；与此同时，他还起用王恕、马文升、刘大夏、刘健、谢迁、李东阳等许多忠直有才干的名臣，由此形成了一个中国儒家文化传统生命力重新勃兴的繁荣景象。

弘治一朝极少弊政，无权臣、权宦，无后宫专权，且“朝多君子”。史家说，这18年是明代历史上政治最清明的时期。

在诸位得力大臣的辅佐下，弘治帝革除了众多的陋习，采纳了许多解救民困的建议，使得阶级矛盾得以缓和，使得百姓能够休养生息，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得天下英才而教之”

公元1487—1497这１０年中，杨一清在西北担任主管教育的大员。他以感恩报国之心“为国储才”，常说：“政之兴废，存乎于人，得人则兴，失人则废。”他走遍８府３边督促引导生员攻读；大力整顿陕西贡院，“严明纪律，力祛宿弊，凡请托，一以严绝之。”他办书院，祭先贤，置图书，订训课规条，使儒学气象为之一新。史家说杨一清：“虽宗室不能夺诸生之席，虽抚按不能扰课士之权。”他正气凛然，赢得了“公且明”的美誉。

杨一清善于识才，荐才，一旦发现人才，随即推荐入学培养，分类施教，亲

自教习。由于受业者受到了良好的教育，读书不辍，学习不止，终于学有所成，以至俊采星驰，桃李满天下。后来著名哲学家王守仁，文学家李梦阳、礼部尚书乔宇，状元康海、状元吕楠等都从学于他，学堂成了“王化之本，人才之所由出”的神圣殿堂，为明朝社稷储备了大批人才，人谓：“五十余年，犹用不尽。”

说到状元，了得！数千年来西南地区四川只出了个杨慎、贵州只出了个赵以炯、云南只出了个袁嘉谷；杨一清一人就培养出两个状元，真是“天开文运”。

“经世致用”的学风

明代中期书院与官府正式开办的府县儒学并存，在教学内容、教学方式及师资来源上，各不一样。书院是高等教育、学术研究的机构，是“为国储才”的书香之地。围绕着“书”开展各种活动，包括藏书、读书、教书、讲书、校书、著书、刻书等，进行文化积累。书院有塑造人格、思想自由、自主办学等基本特征，书院非常重视学术研究,关注社会现实，监督时政。曾经培养过封建社会所需要的许多人才，是中国文化教育史上一道举足轻重而又独具特色的风景。

明弘治九年（1496年）杨一清创办正学书院，又于陕西武功创办绿野书院，延请名士主讲，经常亲自教习，广施教化，把书院办得热火朝天，万民景仰。当年，在泉水环绕、花木葱茏的幽雅环境中，这里钟磬谐音，管弦叠奏，书声琅琅，穆然而见礼乐承平景象。一时间使西安获得了“文明礼仪之邦，道德教化之城，诗书鼎盛之乡”的美称。

杨一清还视察横渠书院，拜祭张载祠，责令维护好横渠书院和张载的墓地。张载为宋代理学的奠基人，著名哲学家、教育家、思想家，“关学”创始人。他的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表现了儒者的宏大抱负，曾给无数名人带来精神力量。

在办学过程中,杨一清倡导的就是张载关中理学传统，以昌明关学为己任。他说：“正学书院为道学而作也，”，“为学莫先于立志”，“读书志在圣贤，非徒科第；为官心存君国，岂计身家”。“学贵于有用”,要注重实际,不尚空谈。将“务实”、“求实”作为追求的教育理念，具体来说，主要体现在以下３个方面：经世致用的价值取向，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学贵力行的治学风格。要求学生做到立大志，成大器，文武兼备，博览群书，学海苦航，练一身硬本领，以便将来救治时弊，为国为民效力献身。书院还为贫寒而有志的学子提供食宿、学费、赴考盘缠等优惠和方便，深受各方欢迎和好评，这是区别于其他学院

学派的鲜明特点。这一时期成为正学书院发展的黄金时期。有楹联写就：

临碑林三百块，平分片席吟风月；读石室五千卷，别有新诗上相台。

正学书院后并入关中书院。直至天启初年，宦官魏忠贤矫诏禁毁天下书院，关中书院被废。但西安人一直将杨一清创办的正学书院等遗址保护得很好。

（三）、立马长城

杨一清在军事上的成就，主要是解决西北边防问题。杨一清曾３次总制三边，驰骋于西北长城之间２０余年，具有科学的进步的军事思想，采取了加强武备，安定民心，安抚境内各少数民族等一系列措施，维持了西北的安定局面。

皇帝虽面南而坐，可眼睛一直盯着北方

公元1368年，朱元璋推翻了元朝,建立了明朝政权，并迅速完成了对南方和西南地区的统一。元朝贵族残余势力退入漠北。他们在塞北占有东至呼伦贝尔湖,西至天山,北抵额尔齐斯河,南至长城一线的广阔领土，继续打着元朝帝号，与明朝分廷对抗，企图卷土重来，恢复元朝的统治。

朱元璋想到，北宋王朝不就是被来自北方的金国击败的,南宋王朝不就是被来自北方的成吉思汗的子孙灭亡的……北方游牧民族的国王们,曾多次坐在了金銮殿上；明朝江山的心腹大患来自北方啊，这是刻骨铭心的教训！因此明太祖朱元璋与明成祖朱棣多次发动了对元朝残余势力的战争，但始终未能解决问题。明成祖还死在亲征蒙古人的路上。公元1401年，鬼力赤自称可汗，废北元国号，始称鞑靼。明英宗就是在亲征鞑靼战争中当了俘虏，明王朝５０万大军，在土木堡之战中精锐毁于一旦，明朝遭遇建国以来所未曾有过的严重危机。景泰元年，１０万鞑靼骑兵包围北京城，几乎改写了明朝历史，幸亏于谦挺身而出挽救了危局。到杨一清时，边患依然严重，西北地区长期陷入了与鞑靼的战争之中，给人民的生活造成了极大的灾难。

北部边防危机几乎与明朝276年相始终，这种侵扰，居然有几次鞑靼人兵临北京城下。大明王朝虽一次次勉强渡过了危机，但边患依然严重地困扰着朝廷。

长城是链接历史的一根“红线”

北方游牧民族成为中原帝国最大的挑战者，并非是在明朝才有的。从我国开始有文字记载就有北方隐患的存在，最早见于甲骨文。用长城去御敌是中国历史的一根“红线”。假如把长城从中国历史中抽掉，这些古老的“线装书”将散落一地，凌乱得无法收拾。没有长城就没有中国历史。不解读长城，也不可能真正读懂中国历史。

明代的长城称作“边墙”，是边防的意思。土木堡之变后，明朝元气大伤，面对鞑靼骑兵的频频入侵，只有招架之功，毫无还手反攻之力，于是奉行一条积极防御的军事路线，一面创立了卫所制度，一面大力修筑边墙。

明成化十年（公元147４年），巡抚余子俊修筑盐池至陕西清水营边墙1170里。弘治十五年，总制尚书秦纮筑固原边墙600里。杨一清修边墙由于刘瑾作难而停工，只修了40多里，直到嘉靖时期，皇帝采纳杨一清修边初议，再度兴工修筑了该段边墙。

明代边墙东起鸭绿江，西到嘉峪关，总长12700余里。沿着边防线，设有“九个边防镇”，号称九边。即：辽东镇、蓟州镇、宣府镇、大同镇、山西镇、延绥镇、宁夏镇、固原镇、甘肃镇。“镇”是军事编制，９个边镇也就是９个边防军区，派驻重兵守御。其中陕、甘、宁军情最为严重，故设三边总制，管辖４个镇，帅府设在固原。

由于这道边墙消耗的人力、物力、财力无法估算，泱泱大国把精力、国力无休止地消耗在重修边墙上，如一副马笼头套住了千里马，成了令人喘不过气来的负担，大大地影响了明朝未来历史的进程。

绵延不绝的边城烽火

笔者曾在阴山下的包头一带，亲眼见到长城的断垣残壁。原来长城是以阴山为界的。随着游牧于北方的鞑靼、瓦剌等蒙古部落相继兴起，不断南侵，明朝大宁卫、开平卫和东胜卫相继放弃，边防险要丧失殆尽，防线已经向南退却了近千里，遂使河套沦陷成为鞑靼骚扰内地的前进基地。所谓“河套”，即鄂尔多斯一带，它与陕西、宁夏的北边接壤，为黄河在内蒙成弯曲状态内延部分。

岁无宁日，鞑靼骑兵屡次突破边墙向南进犯，三边城镇常被围攻，还直接威胁到西安的安全，鞑靼曾东渡黄河,进扰山西，就是都城北京也不免感到震撼。

杨一清上任之时，边患之严重，达到空前绝后的地步。据史料记载：弘治以前鞑靼骑兵骚扰，少则几千，已经觉得招架不住，如今动辄以十数万称。而明朝边备松弛，兵不强，墙不险……足见当时的三边形势确实已危如累卵。

为国守边

弘治十五年（公元1502年）杨一清就任三边军职，数千里边防，统归杨一清总制。太长的边境线，太苦的征战生涯，使杨一清感到任重道远，“万里一身难独任”。但为保境安民，他表示“尽臣之心，不敢有遗虑；竭臣之才，不敢有遗力”。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史说杨一清以谨慎著称，“临事而惧，好谋而成”，“每一出兵，须发皆

白”……他一生戎马倥偬，始终充满着一种责任感，这种责任感体现为保国安民的理想。爱国之心常与忠君爱民相关联；修身养性常与儒家思想相关联；治国平天下常与个人的建功立业相关联。

杨一清一上任，就发现了三边问题之所在，迅速提出了《安边策》。有备则制人，无备则制于人，是杨一清国防思想的理论基础。

杨一清从敌情说起，漠北的鞑靼长期与我对峙，战区浩浩黄沙，纵横数千里，而鞑靼骑兵善骑善射，机动迅速，来去敏捷，乘机轮番袭扰，使我军疲于奔命，而我方劳民伤财，集中兵力打歼灭战却找不到对手，搞不好还会中敌人埋伏，持久消耗则使我军疲劳。从前淇国公丘福，率精骑十万北征鞑靼，由于孤军轻进，遭到鞑靼骑兵的包围袭击，全军覆没就是教训。今我军处于易守难攻，以逸待劳之地，又有火炮优势，战略思想应是以守为上。他说：“百人之碉堡非千人不能攻，因以有边墙可屏障，设险阻击也。”他引用历史，从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说明，边墙修筑坚固，是防御鞑靼抢掠的最佳选择。甚至大胆说，正可以有为之日，失此不为，后必有悔。

随后，他又指出我军弱点，边防存在的四大问题，边防费用不足，士兵编制不够，军官用人不当，要害控制不妥。接着提出解决办法。最后着重提出安边四策，一

是修浚墙堑，稳固边防；二是增设卫所，壮大边兵；三是经营好灵、夏据点，稳定内部；四是整顿韦州，抗御外敌。

长城是人、墙、物组成的军事结合体

杨一清经营西北的历史功绩都与长城有不解之缘，他采取的主要措施均围绕长城而实施，主要是：

完善军事组织管理体系，增强抵御能力。首先统一西北地区的军事指挥权。设“总督陕西三边军务”，管理延绥、宁夏、甘肃、固原四个边镇。开府固原，移防驻花马池，彻底改变从前互相牵制，互不救援，无事则争权夺利，有事则互相推诿的局面，对明代稳定西北形势起到了积极作用。明确规定各镇责、权：一是操练军马；二是修筑防御工事；三是安抚境内各少数民族，相安无事；四是防御鞑靼，并截杀入侵之敌。这四个方面将练兵、防御、安抚、围剿包容于一体，为明以前诸中原王朝所不及。

精兵选将是壮边兵的主要手段。增设卫所，增兵制械，选练士卒，严肃军纪，提高作战能力。告诫守边将卒“无事时当如有事时提防，有事时当如无事时镇静”。

杨一清认为，广收将才为备边第一大事，“政之兴废，存乎其人，得人则兴，失人则废。”杨一清善于识人用人，用人标准是知是非、通兵法、善节制、会兵器。从小将而起至大将封侯者，就有好多个人。大胆撤掉一些无德无能的平庸将领，有些人还是皇亲国戚。他在奏疏中特别声明，与黜罢人员素无个人恩怨，纯为地方安危着想。

史料记载：“杨一清督诸镇，士马饱腾，旌旗鲜明，戈甲耀野，军纪肃然……”一改在西北战争中逢战必败的局面。

加强内部防御体系，主要是由边墙、墩堡和驿递交通三部分组成。

杨一清耗费精力最大的事情，莫过于以修墙堑为急。墙堑包括城墙、墙外一道沟堑，濠外还有品坑。设置墩堡星罗棋布，走马调兵交通通畅。设烽火台以传递信息；设弓弩、抛石机以延伸打击力量，设火炮以加强杀伤威力；储军需以保障供应。首先防敌于濠护城河，次防敌于羊马墙，再次才防敌于城墙。“数千里边墙绵延一线，宛如长山之蛇，节节呼应，一气转舒，如琴瑟然，心与手调，乃能成声。”花马池一带由于缺少砖石材料，这里的长城基本上都用黄土夹以芦苇和柳条夯制而成。迄今依然屹立的墩台，

断续的断垣残壁长城，见证着当年杨一清设险以守的艰辛。在人烟稀少，多为戈壁沙滩的地带，能筑起如此巨大的建筑，令人不得不惊叹！

杨一清说，皇帝不遣饥饿兵，“足食乃足兵之本”。三边官兵最多的时候曾达２０万人，马匹数万。西北运输特别困难，杨一清“屯田和徙民守边，兵食丰足”。对部队的军饷、给养、用水、用火等问题都考虑周到，建造营房，储备粮草兵器，使储备充足。

他还着手加强边境地区的开发建设。“往事并不如烟”，杨一清在兰州建立的安宁堡、盐场堡如今尚在。兰州现存有《大明安宁堡神庙记》碑一通，记载：“弘治乙亥，石淙杨公（即杨一清）总制军务，筑安宁、盐场二堡，保境安民……”陕西榆林红石峡有记载杨一清加强“严疆要塞”维修的刻石，有杨一清当年募军屯田，人给地一顷，使自耕为业，给耕牛种子，永不征税的德政文献。

整顿茶马。明代军马，来源是与蒙古、西藏等以茶叶交换，或贩卖官盐购置马匹，或靠军马场繁殖。明中叶马政废弛，亟待整顿和完善马政制度，清理草场，退还马场，增购种马，规定养殖任务，同时整顿茶政、盐政。杨一清督理苑马，遂命并理盐茶。一清申旧制，禁私贩，种官茶。四年间易马９０００余匹，而茶尚积４０余万斤。灵川盐池增课５.９万，贮庆阳、固原库，以买马给边。

其他如安顿流民，有理、有利、有节地处理少数民族事务，注重招抚之策，以及加强外部拱卫体系，为保丝路畅通，维护“关西七卫”关系，保持与西域的通贡贸易，推行茶马互市……都卓有成效。

在杨一清的不懈努力下，“塞上于今烽火熄，胡儿未敢犯边来。”使管内出现祥和气象，牛马布野，三边无犬吠之警，黎庶无干戈之役。

据史料记载，杨一清告别固原那天，前来送别的人，“皆觑欷号泣，声振原野；攀留俯伏者遮道。”自弘治十五年至嘉靖三年的２０余年间，杨一清三度出仕西北，一任督理马政，二任平息安化王之乱，三任治理西域战乱，这期间备尝艰辛与波折。回顾弘治间督理马政时他才４８岁，正值壮年时期，精力充沛，雄心勃勃，如今７２岁高龄，两鬓斑白，两眼昏花，牙齿脱落，垂垂老矣，不禁怆然泪下……

（四）、固原之战

宁夏固原古称西海固，又名萧关，在六盘山（陇山）侧，是有名的古战场。

《诗经》采薇篇，号称中国第一首边塞诗，就产生于固原；唐诗“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也是描述固原的风光。明代自成化以来，鞑靼骑兵占据河套地区，随时窥伺侵犯中原内地，固原是鞑靼南下的必经之路，其军事地理位置十分显要。

明军依靠火炮屡挫强敌

鞑靼骑兵来去敏捷、机动迅速、善骑善射，的确是其长处。面对如此剽悍的骑兵，明王朝的防御越来越感到力不从心。最初守城的兵器主要是比较原始的冷兵器，近距离用刀剑、长矛，远距离用弓弩。后来发明了人力抛石机，以击鼓为号，利用杠杆原理把石头抛出去杀伤对方，但效果不是很好。明代中期，随着手工业生产技术的发展，兵器制造技术提高很快，特别是火器的研制、铸造和应用，提高了战斗力，当时明朝还引进了世界上先进的火器技术，史载正德年间就从葡萄牙传入了佛郎机炮。以我之长攻敌之短。火器的应用使明军的战斗力和防御功能大为加强。

杨一清说：“有精兵而无精器以用之是谓徒费”。他在三边积极改善部队武器装备，大力铸造守城铁铳火器。并根据当地实际情况，结合兵法列阵，实施演习发炮。火器在正德初年打退鞑靼侵犯固原的战斗中、防御鞑靼几万骑兵出没在延绥和灵州一线的防御战斗中以及在青海湖边阻击 “海寇”骚扰的战争中，发挥了巨大的威力。杨一清有诗：“炮火雷飞箭星落，回头一霎虏尘空。”

以少胜多的固原保卫战

弘治十七年（公元1504年），鞑靼骑兵入境，寇宣府、大同、三关，以震畿辅；同时抢掠宁夏、陕西境内，关中大忧。在西北边境连年战事不利的情况下，弘治皇帝急招阁臣议边事，派杨一清出任陕西巡抚仍兼马政。弘治十八年五月，弘治皇帝逝世，正德皇帝初立，鞑靼骑兵趁机以数万骑兵之众，突破长城关口花马池，浩浩荡荡直向固原要塞杀来，并声言还要抢固原黑水苑官马，固原危在旦夕。

花马池离固原约600多里，而此时宁夏固原总兵曹雄还蒙在鼓里，而陕西

巡抚杨一清却在离花马池700多里的平凉府预先得到情报，得知此举是近年来鞑靼侵犯规模最大的一次骚扰。原来是杨一清早就致力于建立情报网，他知道在通信不畅，交通阻塞的情况下，当敌骑大举进犯之时，如不及时增援，后果不堪设想。几年来他苦心经营了一个情报网，做到了知己知彼，所以这次鞑靼入侵的消息才来得很快。当时三边总制府尚未建立，陕西八府三边，皆有镇守总兵，巡抚都御史却不相统一，“无事则争权夺利，有事则互相推诿，见难则互不救援。”

军情告急，杨一清心急如焚，心想此时固原镇虽然不在统率范围内，但互为表里，宛如唇齿，更何况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如今敌人已经离固原只有一半路程，如派重兵前去拦截，可能为时已晚，如若派兵则平凉府城空虚，万一敌人调转马头奔向平凉，如入无人之境，直捣关中内地，其后果不堪设想。

杨一清思前想后，急中生智得出一策，由他亲自率领一支轻骑兵，夜以继日抢在敌人到达固原之前，会合固原总兵曹雄，共御强敌。此时固原尚有3万之众，只要指挥得当，便可能转危为安。

然而众将对此皆以为不可，一是巡抚不可轻离任地，二是200多里山路，荒凉古漠、敌特出没其间，一书生跋涉危险性太大。有将军愿代前往，文官却“遮道”劝阻。杨一清以为，以身许国，应不辞劳苦。今事关重大，他寝食难安。他对众将言道，固原兵力不足敌人一半，想以少胜多并不容易，况且固原总兵曹雄能听你们左右吗？救兵如救火，事不宜迟，请中军急速备轻骑五十随我前往。

于是杨一清亲自率领轻骑兵，连夜自平凉出发，马不停蹄，终于及时赶到了固原。果然曹雄对敌情尚一无所知，于是杨一清与曹雄共同筹划，在固原、隆德分别布下守城铁铳火器之阵，同时在城周及四山，多张疑兵，多树战旗，让一些兵丁去呐喊，以助军势。傍晚，当敌骑兵兵临城下时，只见城头明军军容整齐，旗帜鲜明，严阵以待。杨一清躬擐甲胄亲临前线，在城楼指挥轮番开炮，火炮、火铳齐发，以密集的火力阻击鞑靼骑兵的冲锋。霎时间，火光闪耀，浓烟滚滚，声震山谷，一时明军军威大振。敌人闻知事态有变，恐慌之际疑是明军主力已到，狼狈慌乱地向塞外后撤，明军乘势尾追截拦。伴着金戈铁马的铿锵呐喊，固原、隆德之围遂解。同时鞑靼骑兵沿途抢掠官马的计划，亦因杨一清马政整顿到位，各苑马营城堡坚壁固守而未能得手。

优越火器技术使得明朝防御如利刃在手，这是一场马与炮的对阵较量，一个以少胜多的典型战例。从此，三边安宁了好一阵子。正是：

好勇知名早，争雄上将间。战多春入塞，猎惯夜登山。 阵合龙蛇动，军移草木闲。今来部曲尽，白首过萧关。

（五）、督理马政

在中国畜牧业史中，以养马的历史最为丰富。马被称为“六畜”之首。我国一向是以马的数量来显示国家的富强程度的，如“千乘之君”、“万乘之国”等等。自古以来，马承担着狩猎、驾车、运载以及作战的任务，在国防军事、交通运输和社会生活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马通人性，堪称人类生存发展中的好朋友、好帮手。

军国大事莫先于马

明朝自开国之后，就一直面临着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这种威胁几乎贯穿了明朝276年的历史。如果没有足够的马匹，那么，抵御外敌入侵、保境安民都是不可想象的。所以，明朝极其重视马政和骑兵的建设，建立了国家马场，“牧养马匹以接济边国”。朝廷还设太仆寺主其事，沿边分设行太仆寺管理马政。

所谓马政，是指我国古代对官用马匹的牧养、训练、使用和采购管理制度。明代所需军马，来源主要有三：一是与西北少数民族或以茶叶换马，或贩卖官盐购置马匹；二是靠军马场繁殖；三是在广大农村实行官督民牧。

明代中叶朝政日非，马政管理废弛，茶马贸易亦遭衰落，因而失人废事，战争中常因战马不足而战败失利。而与之相反的是，鞑靼几乎举族为骑兵，倚仗马背民族特有的剽悍灵动，不断从广袤的沙漠戈壁向南侵犯，连年纵兵入境掳掠人畜资产，百姓苦不堪言。

陕甘宁地处边防前线，又是贫薄苦寒之地，急需廉谨有才能者任之，任重道远是显而易见的。兵部尚书刘大夏提议，说杨一清可托重事。弘治十五年（1502年）

冬，杨一清由太常寺卿提拔为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职衔，督理陕西马政。弘治十七年底，又升迁为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巡抚陕西，兼理马政。弘治皇帝要求他“以复国初之盛，以济戎务之急”。杨一清表示“为官心存君国，岂计身家，则无不可为之事矣”。他的壮士情怀和报国决心，数百年之后，读之依然令人血脉贲张。而他说：“惟国之大事，莫急于兵；兵之大要，莫先于马，马资于国用甚大”。显示了其对马政深邃的战略洞察能力。

其实，那时杨一清接手的是一个烂摊子，当时陕西马场仅存长乐、灵武二监苑，官牧草场被人侵占了一半，牧马军人跑了三分之一。牧养马匹定额为7400匹，当时仅剩2000余匹，数量严重不足，且食不饱，力不足，骨瘦如柴，不堪作种马和骑操。面对边防告急的形势，战马奇缺，杨一清惊呼：“马政废弛，莫此为甚！”他决心抓住治边大事，把握问题关键，大力整顿马政。

整顿马政

杨一清认为，“政之兴废，存乎其人，得人则兴，失人则废”，整顿马政要从整肃官员队伍开始。他一面挑选三司勤政有为的官员充实管理队伍，一面对懦弱无为、怠忽政事、贪声大著的官员果断予以罢免。他在奏疏中特别声明，与黜罢人员素无个人恩怨，纯为大局安危着想。他的这一做法，使官员队伍精神面貌焕然一新，衙门办事效率显著提高。

然后，杨一清又进行了清牧地、兴畜牧、筑城房、练士卒、购马匹等一系列的整顿工作。

清理牧场，是收回士绅“巧取豪夺”占用的草场，或退耕地还原马场，恢复旧苑或兴开马苑草场。购置种马，是为了推行马种改良，把阉割术、调教法、饲养术都启动起来，定任务繁殖马匹。建城堡马厩营房，是保证人、马有所依栖。春夏草肥，马匹就在野外牧放，寒冬时月便收入城堡喂养。一旦有烽火传报，马匹还可立即收营以防备鞑靼的掠夺。杨一清招募牧军搞好吊马、溜马、饮马、刷马等马的驯养工作，选壮丁给盔甲、弓矢，平时牧马，暇时练骑术，战时出战。他还呈准朝廷动用国库银两，通过茶马互市，以获得官营牧场所需马匹，以供四镇调用。

马营城堡的兴建，操夫的设置，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后来鞑靼几次入侵，声言要抢官马。入境之后，但见高墙深堑，以为处处屯兵，不敢轻动，各苑万余匹官马安然无恙。

经过杨一清两三年的努力，当地的苑监、官牧出现了复兴局面：水草丰茂，膘肥马壮，军威正盛。其整治范围约24苑，牧马草场起于今陕西北部、宁夏南部直到陇西草原河谷广大地区，三边马政的生存空间第一次大规模得以伸展。有诗为证：“千里关河入望微，四山烟雨翠成围。蒹葭浅水孤鸿尽，苜蓿秋风万马肥。”

2000年秋，笔者在河西走廊走访了当年仅存的马场——祁连山下的山丹马场。尘封已久的心事，被马场翻滚的芳草拨开。天苍苍，野茫茫，它如今已是亚洲第一、世界第二的大马场,现为兰州军区山丹军马总场。草场被茂盛、低矮的植被覆盖，如锦缎铺张。河水绿如蓝，远近的群山罗列，祁连山上雪与白云缠绕，那种美丽用语言简直难以形容。此地历史悠久，地域广阔，土壤肥沃，水源充足，牧草丰盛，为历代屯兵养马的天然草原。国家级文物“铜奔马”就出土在附近的武威雷台。山丹马场的碑文上明确地篆刻着：洪武四年（1371年），征西大将军冯胜克复河西，大马营草滩归入明朝版图，为官办牧场，……明孝宗时，督理陕西马政的都御史杨一清奏请重建大马营城堡及大草滩各牧马场的公署（场部）、住房及马厩，招募牧马军人……每场达2000名牧夫，还查明大马营有草场133700余顷（合1337万余亩），马4万匹。同时在河西大兴屯田，募民开垦，永不征租。为防御兵戈侵扰，实行卫所兵制，强使人民聚村筑堡，互成犄角……明代时，牧场在河西走廊经营得力。

胡服骑射、马踏飞燕的往事黯淡如烟，马刀下的辉煌时代也变成了尘封的历史。５00多年过去了，人们并没有忘记前人开边治边的辛劳。

（六）、茶马互市

明代是云南文化获得极大发展的朝代，是云南人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的一个时代，杨一清就是云南人中的一个杰出代表。他从有利于政治、军事、国防的高度,大力革除茶马互市存在的弊端,恢复了当时西北的大宗茶马交易。

茶之源在中国

我国种茶饮茶的历史悠久，茶叶浓缩了人生百味，茶字拆开了就是“人在草木间”。我国有关茶叶的记载比较早，而茶叶成为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必需品，则是中

唐以后的事。唐朝我国几乎无处不卖茶和饮茶。人们饮茶已经到了“穷日尽夜，殆成风俗，始于中地，流于塞外”的程度，茶叶与柴米油盐一样不可须臾或离。陆羽撰写的经典著作《茶经》标志着茶学的出现；茶马贸易市场的出现，标志着茶叶成为大宗重要商品；茶始征收税课，意味着有了比较系统的茶政；茶叶销边，开始了茶马互市的贸易。随着我国茶叶生产进一步扩大，随着加工工艺、拼配方法的进步，茶叶质量明显提高，供销渠道畅通，带来了茶业空前的繁荣局面。

茶马古道的形成

藏区以及西域地区高寒缺氧，以稷类糌粑为粮,以奶酪肉类为食，缺乏蔬菜水果，惟茶可消化乳酪之腻，解油荤青稞之热。茶还有补充微量元素、涤烦疗渴之功效，使信教坐禅者饮茶驱困。藏民说：“宁可三日无食，不可一日无茶。”嗜茶成性、饮茶成风，纷纷竟相争求，或千里迢迢以马换茶，或贡马贡宝求赐，从此“茶与马”结下了不解之缘。中原王朝边境常常不安宁，连年战争急需战马;而西藏、西域马牛蔽野，良马成群，朝廷看准了茶叶的这一作用，把它作为一种筹码, 于是以茶为纽带，开展“以西南茶换取西北马”的茶马互市。茶马互市是民族经济互通有无的重要渠道。，是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之间以物易物的贸易，在我国商贸史和民族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茶马互市兴起于唐宋，盛于明清，维系时间长达千余年之久。曾对繁荣农牧业经济，改善农牧区域的生产和生活结构，促进民族间和平共处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藏汉茶马贸易,藏汉民族经济联系更加亲密,在藏汉毗连地区，终明之世，无战争之烽烟。有史料记载：“国家旧与突厥和好之时，蕃汉非常快活，甲兵休息，互市交通，国家买突厥马、羊，突厥得国家彩帛，彼此丰足，皆有便利。”

是以先有“茶马互市”，后有“茶马古道”，一条条神秘古道缥缈于茫茫天地之间,显示着茶马文化的迷人色彩。

茶马互市在古代具有禁榷的性质。“榷茶”就是茶叶专卖，由王朝垄断统销，即使商人从事经营，也必须在官府的严格控制下进行。朝廷在西北等地专门设置了６个茶马司管理茶马互市，严厉打击走私茶叶的行为。洪武三十年，驸马欧阳伦因走私茶叶而被朱元璋处以死刑。从此以后，朝廷每年可以获得足够的马匹。从宋至明清，在云南、四川都有茶马互市市场。在大理还开设“步日部”茶马市场治茶，后改为“普日部”。洪武十六年“普日”改称为“普耳”，万历年间“普耳”又正式改为“普洱”。从洪武年间到万历年间，云南茶一直参与茶马互市。

“茶法与马政系是一事”

明朝天顺以来，官茶废弛，私茶盛行，茶叶走私猖獗，少数民族多向不法商人购买，不再依赖官府，因此战马来源成了问题。而朝廷每年举办的以茶易马多不过千匹，用来供应三边用马，如杯水车薪, 严重影响了军队的战斗力，于是整顿恢复茶马互市成了摆在杨一清面前的一项紧急任务。整顿茶政、盐政，是杨一清整顿马政的又一重大措施。他狠抓茶叶输边的控制权,申旧制，禁私贩，种官茶，使茶马贸易、茶课、茶运等各个环节向着良性循环的方向发展。

杨一清整顿茶政的五项措施为：

１、严禁内地商贩私自贩运茶叶出境直接交易，违法者即使是权贵勋戚也严惩不赦。甘州总官亲属刘深去西宁贩卖茶叶，依仗权势，盗用官文，调用公车，蒙混过关时被查获。杨一清亲自到西宁审理，铁面无私断案，上报朝廷，杀一儆百，震慑四方，从此茶马贸易秩序好转。

２、设专巡检之官，专制稽查私贩。

３、均茶园之课。茶的来源 一是茶课，一是收购 ，杨一清要求官员要据实丈量茶园，以定额茶叶税课，定收购任务，堵塞走私源头。

４、广价茶之积。在恢复官买的同时，招商买茶。允许商人出钱收购、蒸晒、装包、运送茶叶到茶马司交易。“茶出于山而运于商，公家坐收以茶换马之便”。

５、复茶马之制。杨一清亲临西北６个茶马司，向藏族僧俗上层人物申明旧制，纳马易茶。在西北茶马互市的重要据点西宁、河州和岷州等地买马达７０００余匹。

杨一清积极维护国家专卖制度，严厉打击不法私商，有效整饬边贸秩序，保证了朝廷军马供给，带来了“四山旗似晴霞卷，万马蹄如骤雨来”的繁荣景象。从此边疆安定了好几十年，为后人所称道。

（七）、智除刘瑾

一个坐皇帝 一个立皇帝

明朝弘治十八年（公元１５０５年），弘治皇帝病死，15岁的太子朱厚照即位，是为正德皇帝。

正德皇帝是先皇独子，自幼娇生惯养。少年天子初登宝座，本应得到良臣忠侍辅佐, 可是他身边以刘瑾为首的八个宦官，号称 “八虎”，却诱惑少年天子纵情嬉戏游乐,致使皇帝起居无常，朝政松弛。往往是当皇帝玩得正起劲的时候，刘瑾才把大臣的奏折送给皇帝批阅。皇帝很不耐烦地说：“我要你们干什么？这些小事都叫我自己办？”于是把奏章撂给刘瑾，这无异是将国家大政任由刘瑾裁决。刘瑾乘机窃取了朝中大权，在内结党营私，把持朝政，严刑峻法；在外面横征暴敛，兼并土地，包揽词讼，贪污受贿，干出很多伤天害理的事情。地方官员到京都朝见，先得给刘瑾送礼。后来刘瑾被抄家时只金银一项就达数百万两之多，成为有明代以来罕见的大贪污犯。

王公大臣们知道送给正德皇帝的奏章，皇上是看不到的，有事上奏，就先把副本送给刘瑾，再把正本送给朝廷。民间流传着一种说法：“北京城里有两个皇帝：一个坐皇帝，一个立皇帝；一个朱皇帝，一个刘皇帝。”

面对奸宦的倒行逆施，朝廷里正直的官员，不畏强暴，和奸宦展开了殊死较量，表现了明代知识分子把气节看得高于一切的时代精神。不少官员大义凛然、积极大胆地向皇帝劝谏，要求驱除“八虎”。然而尽管如此，正德皇帝反而更加宠信刘瑾，提升刘瑾的地位，直言者反被其害，使在朝廷为官的人皆战战兢兢，人人自危。此后，政局更加混乱不堪一顾了。

刘瑾为排斥异己，通过东厂、西厂、内行厂，加强特务统治，派出锦衣卫四出刺探，凡是被这些特务机构抓去的人，都受到残酷刑罚，被迫害冤死了不少人。刘瑾先后假借皇帝之口颠倒黑白，矫诏把顾命大臣大学士刘健为首的675人列为“奸党”，随意抄家、迫害。

有一次刘瑾逮捕了给事中戴铣等２０多人，残酷迫害，最惨的是戴铣居然被活活打死；六品芝麻官兵部主事王守仁（明代著名的哲学家，史称阳明先生）上疏直言，因而被廷杖，并贬为贵州龙场驿驿丞。刘瑾还不解恨，又派人途中杀之。王守仁只得在过钱塘江时，假装投江而死，将衣帽浮在水面，并留诗曰：“百年臣子悲何极，夜夜江涛泣子胥 ”以蒙混过关，但这事还是累及了状元出身的父亲吏部尚书王华。

杨一清仕途坎坷，也曾三上三下。但他表示要保持儒家高洁的情操，绝不与刘瑾辈同流合污，并以积极用世的壮志自我勉励。正德元年杨一清总制三边军务,在宁夏前线御敌和修筑长城。因为他不附和刘瑾，于是刘瑾就借口修长城的事找岔子而陷害他，杨一清被逮捕关进了监狱，其主持修长城的大事亦停。幸亏大学士王鳌及李东阳等奋力营救，这才得以获释。命虽保住了，官却丢了，还要罚米６００担。

杨一清为国除奸

正德年间其主要内忧外患有三，一是边犯严重，二是宦官乱政，三是亲王谋反。杨一清早就有心拨乱反正，为国除奸。正德五年，机会终于到来了。

这一年（１５１０年），爆发了宁夏安化王朱寘鐇起兵谋反事件。朝廷因杨一清明晓西北军事，军情紧急，不得不起用杨一清为三边总制，并派太监张永监军前往讨伐。但是杨一清和张永还没有到达宁夏，叛乱已经被杨一清原部将仇钺平息下去了。这次流产的叛乱仅仅持续了１９天。

在宁夏平叛中，杨一清留心观察政治风向，觉得张永虽然是“八虎”之一，却与刘瑾有所不同……闲谈中当议论到刘瑾时，张永亦恨恨不平，还诉苦刘瑾曾想把他赶出朝廷去南京养老。杨一清发现了张永与刘谨有矛盾，权衡良久，终于决定说服张永共同对付刘瑾，于是有意接近张永，在征途中二人言语投机，甚为融洽，遂密商了铲除刘瑾之事。

张永回到北京献俘完毕后，正德皇帝设宴赐酒酬劳，张永即按杨一清的计策行事，从袖中取出杨一清帮写的奏疏，在皇帝面前揭发刘瑾，数刘瑾不法十七事，大致包括企图谋反，私养武士，私藏兵器，激起兵变等等……然而此时皇帝依旧犹豫不决，显然并不完全相信张永的话。张永于是按照杨一清所授计策，脱掉帽子用力磕头，大声说道：“此事不可缓，缓则奴辈皆死于非命！” “天下归了刘瑾，陛下准备去哪里？”皇帝这才感到刘瑾已威胁到皇权和性命，于是下令抓捕刘瑾。

同时杨一清还料定了皇帝的犹豫与对策，请作内阁首辅的师兄李东阳帮忙，出面策动六部六科、十三道御史同时上书，于是众口一词弹劾刘瑾。瞬息之间，上疏直言者大有人在。正德皇帝终于决心审查刘瑾罪行。

皇帝派禁军抄了刘瑾的家，从刘瑾家中抄出黄金、银元、珠玉宝器不计其数；还抄出了龙袍玉带，盔甲千余，弓弩５００；另有两柄团扇饰以貂皮，中置二刀，扇柄上暗藏机关，以指按动，便弹出一把寒光闪闪的匕首。宿酒刚醒的皇帝大吃一惊，吓得目瞪口呆，这才下旨钩捕逆党。为慎重起见，皇帝令大臣在午门公开审问刘瑾。

堂审那天，刘瑾还是做出了令人惊讶的行为。刑部尚书刘璟见了刘瑾，不由得脸红耳热，连一句话都问不出来，刘瑾气焰更加嚣张，喝道：“满朝公卿，尽出我门，哪个敢来审我？”此时驸马都尉蔡震挺身而出：“我敢审你！我是皇家懿戚，不是出于你的门下”，“公卿百官，统是朝廷命官，你乃云出你门下，目无皇上，目无社稷，该当何罪？”随即命左右掌嘴，然后问刘瑾于寓所私藏盔甲兵器，私藏宫中违禁之物，该当何罪？刘瑾被问得哑口无言。经过会审，众官最后得出结论：刘瑾欲行不轨，谋反罪名成立。作恶多端的刘瑾，终于被诛杀。

经过一场殊死搏斗，大明王朝再次回到了正常的轨道。纵观明史几百年，由大臣主持铲除奸宦而成功的，仅杨一清一人，令人钦佩。

（八）、经略河西走廊

老当益壮为国解忧

正德十六年三月，明朝正德皇帝逝世，年仅31岁。正德帝既无儿子又无兄弟，谁来继承大统？张太后与内阁商议决定迎接弘治皇帝的侄儿15岁的朱厚璁继承皇位,年号嘉靖。

这时明朝边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出现了新的情况。北方的鞑靼骑兵仍然是明廷的主要威胁，鞑靼数万之众出没在延绥以北直到宁夏银川附近的莽莽草原地区，随时窥伺南进。嘉峪关西各卫名存实亡, 土鲁番满速儿苏丹日益强大。嘉靖三、四年，满速儿率2万骑兵进犯肃州、甘州。

西北边防危急，一时朝野震动。嘉靖皇帝猛然想起了杨一清, 如今用人之际,只得请他再次出山。同时朝臣也呼吁，杨一清久任三边，有胆略，知兵法,乞特起用。嘉靖三年（1524年）底，杨一清被任命为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少傅兼太子太傅，

提督陕西三边等处军务。而此时杨一清已是72岁的老翁，早已功成名就退休了8年多，如今再出山他已感到力不从心。“四十年来数往还，君臣大义苦相关。”但国家有难, 圣旨难违，只有临危受命。杨一清不顾疾病缠身，尽管举动须人搀扶，仍坚持赶赴三边前线。一上任，就视察了河西走廊长城沿线情况。

面对边情，杨一清果断采取各种积极防御措施,迅速扭转了弊病滋生，危机四伏的被动局面,掌握了战场上的主动权。在杨一清指挥下，嘉靖四年（1525年）夏，明军在与土鲁番骑兵的几次战斗中皆有斩获，挫败了对方的气焰。

在取得一系列积极防御战果之后，如何从长远考虑，正确处理与土鲁番的关系，是个更为重要的问题。杨一清主张更多依靠政治手段,军事手段只是相辅。他一手抓战备,一手随时准备恢复双方的贸易往来。杨一清的意见终于得到皇帝的支持，于是派官员前去满速儿处，晓以祸福利害，令其停止武装进攻，许其照常贸易往来。实践证明，自此以后，满速儿再未兴兵来犯,双方的贸易往来却络绎不绝。

丝绸之路再次畅通，河西地区获得休养生息。杨一清以维护明朝统治为出发点的做法,客观上有利于河西地区的安全和各民族之间的和平相处。

主持修建嘉峪关城楼

长城像一条巨龙，山海关是头，榆林的镇北台是腰，嘉峪关是尾。嘉峪关是现存关口中保存得最完整、最为雄伟的一座，是中国任何一座关楼无可比肩的。林则徐、左宗棠等众多历史人物都钟情于它,留下了诗词墨迹。

历史上，长城已修到了敦煌以西的阳关，到了明初才放弃阳关、玉门关,把嘉峪关作为万里长城之西极锁钥。在建关长达123年中，嘉峪关始终是一座黄土夯筑的城堡，有城无楼。明弘治八年（1495年），朝廷开始修建嘉峪关的西罗城，并着手修建关楼。由于战事原因，工程断断续续终未成型。直到明正德元年(1506年)，杨一清总制三边，为加强“多事之区”的守卫，他筑边墙、建屯堡、练士卒、兴屯田……主持完成了嘉峪关城楼工程。

嘉靖三年（1524年），杨一清为兵部尚书，再度总制三边，又一次加强了

长城第一要隘嘉峪关的维修。朝廷颁诏褒美，“嘉峪关构大楼以壮观，望之四达;登临送目，东西南北之情景尽收眼底。”

（九）、文德和乡情

“杨一清不但武功卓越，论才学、论政绩都当数云南第一人，吾乡先贤何其伟也！”这是云南状元袁嘉谷说的。清朝所修《明史》赞扬杨一清：“以才具入阁”，“其才一时无两”。

倡导转换文风

在文艺方面，史书称杨一清为：“明诗中起衰复盛之巨手也。”杨一清积极倡导转换文风，主张诗词要更多地反映民生疾苦，表达忧国忧民之情，一扫“台阁体”那种委靡不振的文风，直接影响了明朝“前七子”的诗风，还影响到后世文风的发展，使文学的笔触贴近百姓生活，回归现实主义。明人把李东阳、杨一清奉为明代中叶诗歌革新的先驱，称赞他们“力挽一发回千钧”，是挽颓波、开新风的诗坛宗师。

杨一清以独特的社会视角，真情实感和雄浑的精神状态写作诗文，有浓烈的生活气息,这在中国封建时代重臣中亦属罕见。

明代学问大家胡应麟曾说过，明代勋业才名相兼者颇不乏人，如于谦、杨一清等……清朝著名学者朱彝尊所选《明诗综》，收录并评论杨诗“……古诗（体）原本苏韩，近体一似陈简斋、陆放翁”。袁嘉谷赞曰：滇诗以杨石淙第一。

“滇人善联”，这也是从杨一清开始有的美誉。辽宁省出版了杨一清楹联集，湖南出版了澧州童子杨一清楹联集子，有关杨一清巧对对子的著作数不胜数。

杨一清还开创了明代弈坛的全新格局。杨一清与李东阳、乔宇都是围棋国手，所著围棋谱风行天下，成为我国一代围棋宗师。

杨一清的书法学颜鲁公，钢筋铁骨，滇人名人学颜体者往往取法于他，经久不衰。杨一清在江南焦山寺的刻石手迹闻名海内，笔者已经碑拓供大家欣赏。

杨一清还是明代的收藏家。前年上海博物馆购得赵构《真草嵇康养生论书卷》，即是他收藏过的国宝。明弘治年间，他刊刻的《孟东野诗集》，直到现在都是研究唐代诗人孟郊的重要文献。

杨一清的另一卓越成就是“从政策论和奏议公文写作”，是文坛中的异军突起，往往被人忽视。他出口成章功力非凡，其作品视野深邃，简洁缜密，语言锋利、行文生动，音韵优美，真是一代文章大家。据史料载他处理政务一丝不苟，一夜就能写10份文书，没有一句废话。

杨一清如此多才多艺，无论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学、教育乃至修史、围棋等诸多方面，都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遗产。

故乡情结

杨一清热爱故土，石淙渡是他永恒又温馨的心结。他曾不远万里回到故乡安宁，“远客初还似梦中，若为悲感动深衷。”当他来到云涛寺时，只见家乡父老为了欢迎他砍伐大量松枝扎牌坊铺道路，他十分抱歉地说，为了我损坏那么多的树木，我愧对家乡父老。回镇江后寄来银两请州官为他植树。

回乡后他流连于温泉、曹溪寺、螳螂川畔，写下了《游拱华楼》、《游法华寺》、《登碧鸡山》等诗篇10余首，写下了赞曹溪寺、游温泉记等文章，讴歌了故乡山水，流露出他的爱国爱乡之情。一时间，云南安宁温泉名动天下。

在家乡他扫祖墓、拜祭云南先贤沐英庙，访亲友与邻里相聚，开展了劝学、讲学活动，滇中名士闻之欣然前往，车水马龙而来以至应接不暇。

状元杨慎被发配云南前，曾到杨一清家登门拜访。杨一清托杨慎到云南后多到他家乡走走，以传播汉文化。杨一清死后，杨慎果然到了安宁，就住在遥岑楼讲学数年。从此安宁文风大进，中举人就有60人之多，中进士者十数人。

云南父老对杨一清十分敬仰，嘉靖年间于螳螂川畔修建了遥岑楼纪念建筑，祭祀不断，维修不断，使这座古建筑物屹立了400多年，直到1982年因火烧毁。

前几年，在昆明大举拆迁旧城之际，昆明一个村民王保平，因素闻杨一清

为“云南历史上的第一人”，当“杨文襄公祠”即将在拆迁中化为灰烬时，他出资从老武成路买下了这栋老房子，经过整体搬迁，这栋老房子来到了盘龙区金殿后山的麦冲村。王保平把新建的园子命名为“相府山庄”。如今经有关部门批准成为“杨一清博物馆”。昆明地区又增加了一个具有深厚人文底蕴与历史价值的好景点，又多了一个缅怀先贤、追寻历史的好去处。

（十）、朝廷首辅

两次出任首辅

明朝中期阶级矛盾、统治集团内部矛盾以及民族矛盾交相激化，作为明朝一代名臣，多有建树，中国历史博物馆把他列为明朝十五位顶级文臣之一。

除刘瑾之后，杨一清调任为户部尚书、吏部尚书，正德十年晋升为首辅；嘉靖五年再次召入为首辅。两次入阁预机务，后为首辅，官居一品，位极人臣。但仕途坎坷，一生曾三起三落，历尽宦海风波。55岁被宦官刘瑾诬陷入狱；63岁受宦官钱宁、武官江彬的围攻而致仕；76岁时与内阁重臣张璁政见分歧，受攻讦排挤诬陷，77岁含冤逝世。

他在吏部尚书任上，以其高效的办事作风为被刘瑾迫害的人平反昭雪，“起废拔幽，凡为瑾所构陷者，率见甄录。朝有所知，夕即登荐”。他一一加以甄别，重新起用；

识拔人才方面，知人善任，拔擢贤能“爱乐贤士大夫，与共功名。尝再帅关中，起偏裨至大将封侯者，累累然不绝。”，其选拔的王守仁、王琼、仇钺、乔宇等人都在明王朝多事之秋都显露出英雄本色；

在“大礼仪之争”事件中，杨一清持论较为公允，他认为这场大搏斗，不是争礼，而是争权。他以鲜明态度给予新进派以鼓舞和支持，促进了嘉靖皇权的巩固,从而稳定了政局；当嘉靖帝要将其生父墓地迁往北京十三陵时，杨一清说，皇上之所以为帝，原因于祖坟风水好，如若迁移会惊动龙脉，阻止了一场“劳民伤财”的大举动。

在嘉靖内阁时期，杨一清站在全局的高度，审时度势，提出了一系列处理民

族关系的对策，以发展民族经济贸易，缓和了民族矛盾；

杨一清作为封建时代高官必然受历史局限性的影响，在镇压刘六、刘七农民动乱中， “杨一清疏清命将调兵，前后凡数上，皆报可”，他的计谋、办法，在许多战役的结局“竟如所料云”；

在平息宁王朱宸濠造反事件中，杨一清一面协助南京官员调兵遣将，加强城防，叛军闻知杨一清大名，遂不敢来犯；一面给弟子王守仁密授兵法机宜，王仅用了35天时间，就一举平息了叛乱；

但正德皇帝并不喜欢杨一清，盖因其太直，忠言逆耳，正德皇帝经常被他说得下不了台，如杨一清曾上疏说：“视朝太迟，享祀太慢；西内创梵宇，禁中宿边兵；畿内皇店之害，江南织造之扰”。

由于皇上及奸臣们总是忌讳他，他虽入阁供事，日子其实并不好过，仅仅是一年，皇帝宠臣钱宁、江彬专权用事，图谋不轨，杨一清揭发他们：“狂言惑圣听，匹夫摇国是，禁廷杂介胄之夫，京师无藩篱之托”。因而受到钱党及江彬的攻击中伤，皇帝巴不得让他离开，免得时常在耳边聒噪。杨一清无奈又一次离开了权力的中心，他带着复杂的心情，回镇江退休。

嘉靖年间杨一清再次升任为首辅，皇上对他十分倚重，“所言边事、国计，大小无不倾听”，曾赐他“耆德忠正”、“绳愆纠违”二枚银章，使他掌有直接密封上疏皇上的权力；三年后因与内阁重臣张璁政见分歧，张璁早有当首辅之心，于是受其攻讦排挤，被命致仕。翌年受诬陷，削职，杨一清旋病卒，享年77岁。数年后，嘉靖帝又追复其官，赠太保，谥文襄。张璁等人指控陷害首辅杨一清,使他一度蒙冤数载，含恨九泉，历史上有不少人或为之鸣不平，为之辩白。

救灾如救火

杨一清出身贫寒，深知民间疾苦，深知“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有着强烈的爱民、济民思想，哀民诗作屡见不鲜。针对明王朝的弊端和危机，他提出“宽刑薄赋，裕民可止盗”，“地方官一钱不许擅科，一夫不许妄兵役，则民有聊生之乐，各思安其田里，盗贼不能驱之从矣”的观点。提倡朝廷要注重“重民之事”、“恤民之患”、“除民之害”

宗旨。

弘治十八年（１５０５年），陕西发生特大旱灾，自前年秋天起，这里雨量稀少，土脉干燥，所种豆、麦，出苗不足，次年春，豆麦反青、扬花、灌浆季节，久旱无雨，加之狂风史刮，青干无收，有收的亦才二、三成。六月至八月又亢旱无雨，所种秋苗，日晒风吹，俱各枯焦，秋粮绝收。各地农民惊恐万状，剥树皮掘草根作食物以求存活，老幼流移，颠踣道路，逃到秦岭南的商洛、汉中等地乞讨度日。

面对如此严重灾荒，杨一清首先是安定人心，安置灾民，使灾情状况得到缓解，以稳定社会。他下令：“一切工作悉皆停止，一夫不许擅役；一应浮费悉皆查革，一钱不许妄用。” 为减轻百姓的负担, 一面果断决定，停征官府赋役税粮和各种坐派，断炊农民，验口给粮，不使失所。官军俸粮改折银两，节省仓粮以备赈济。他知道农民一旦离开土地大规模流动，后果严重，搞不好社稷会闹得天翻地覆。于是派人招抚逃移百姓复业，其贫病饥饿不能即回者，暂留山南州县，报名在官，给粮赈救，免致填委沟壑。

赈灾必需银粮。杨一清调用陕西布政司库存银两，调用各县预备仓粮全力赈济数以百万计的灾民，同时求助于朝廷紧急调拨救灾专款二十万两作赈灾之用，灾民得到妥善安置，避免了饿殍载道，转死沟壑的惨状，终于渡过了难关，没有发生大的动荡。入秋以后，雨水有了，又组织农民生产自救及时将豆麦下种。

正德四年南方因天灾人祸导致动乱，正德五年刘六与刘七农民动乱等等，都未能撼动正德这位“荒唐天子”的地位，其关键的原因在于“臣清于下” 的原因。杨一清本着“人本思想”采取分化瓦解，剿抚并用的方针。

我们不由得想起明朝后期直到崇祯年间，就是由于统治者加重盘剥，百姓倾家荡产，加之天灾人祸，李自成振臂一呼，走投无路的农民，便参加了规模浩大的暴动跟官府对抗，终于导致明朝的亡国，虽系后话，其悲剧性直至今日依然使人黯然神伤。

乱世出能臣

杨一清“善调亭应变济务”，抱着“劝君上，正百官，教庶民，”的情怀，披荆斩棘艰难补救。

而正德年间政权不稳，几桩“大事”如边防危机加剧；安化王、宁王造反；刘瑾专权乱政；正德四年南方因天灾人祸导致的农民造反；正德五年刘六与刘七农民大规模起义等等，都未能撼动正德的地位，说来也奇怪，皇帝确实长期不上朝，而国家机器依然正常运转，其关键的原因在于“臣清于下”。正德朝继谢迁，刘建之后，前期有李东阳；中期有杨一清；后期有杨廷和的三届内阁管理下，一时在事，俱人望，号同心，革除弊端，政声蜚著，三个大学士都以文章道德著称而又具备解决实际政治问题的能力，不仅努力维持了政权的稳定，还先后诛灭了刘谨和江彬，遗散江彬的威武营、取消“皇庄”、“皇店”等弊政。嘉靖朝有杨廷和、杨一清、夏言、徐阶……明朝的天下就是靠这些权力结构的拱顶石支撑着，没有他们朝廷就不能运转了276年之多，这也是明王朝独特的魅力。

杨一清的事迹散见于史籍、轶事流传于民间，世代传诵，极其丰富。我写的杨一清故事仅是一孔之见。杨一清是云南明代顶级文化名人，他们身上闪现着智慧的火花，对他的研究会增加我们的地方文化含量，总结出有益的经验和教训，对我们后世也有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