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苏联改革失败和国家解体的再反思
2005年第3期湖北行政学院学报N o 13,2005
总第21期Journal of Hubei Administration Institute G eneral N o 121
・历史研究・
前苏联改革失败和国家解体的再反思
胡联合
(中央政法委员会, 北京 100084)
[作者简介]胡联合(1968-) , 男, -清华大学
, , 研究领域为国际战略、社会
[摘, 但是没有实现从传统的人治模式到; 其基础性原因则是经济结构畸形, 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没有处理好, 经济运行机制没有从计划经济转换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 没能自觉坚持并改善共产党的领导, 没有妥善处理好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的关系以及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等。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 注定了苏联改革失败和国家最终解体的命运。
[关键词]苏联; 改革; 失败; 教训[中图分类号]K 512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155(2005) 03-0083-05
苏联社会主义改革的失败, 并最终导致苏联解体, 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对于人类进步事业, 都是一个巨大的损失与遗憾, 对于社会主义的声誉也是一个巨大的损害。苏联虽然消失了, 但是对苏联的研究不仅不能放弃, 而且要进一步加深。当今世界纷繁复杂, 我国改革正处在攻坚时期, 深刻反思和借鉴苏联改革失败和国家解体的历史教训, 对于我们推进社会主义改革事业, 实现民族复兴和国家富强, 仍然有着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苏联改革失败和国家解体的历史教训是极其惨痛、广泛而深刻的。本文将其归纳为以下六个
收稿日期:2005-03-15
基本方面:
一、没有实现从传统的人治模式到现代的民主法治模式的治国方略的根本转变, 是苏联改革失败和国家解体的致命原因
一个封建王朝也许能保障国家政权几百年, 而苏联作为一个现代社会主义国家却只有不到80年历史就灭亡了。除了西方世界的敌视与渗透外, 从治国理政模式来看, 关键在于其没有实现从传统的人治模式到现代的民主法治模式的治国方略的根本转变。苏联在几十年的历史中, 虽然也制定了宪法和大量的法律, 但是从根本上说, 它并没有树立宪法的最高权威, 没有树立法律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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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只是实用主义地对待宪法和法律, 仅仅把它们当作一种工具。因而, 宪法和法律没有权威可言, 想改就改, 想废就废, 以致于最终戈尔巴乔夫能够轻而易举地把宪法中苏联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废改掉, 从而合法地改变了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这在西方法治世界是不可想象的。设想在西方国家, 如果最高领导人想改变国家根本政治制度, 想修改宪法的根本性条款, 那在他这样做之际必将被弹劾, 因此他的想法绝不可能实现。真正的法治国家, 宪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 是具有最高权威的, 最高领导人只有捍卫宪法的权利, 而决不能违反宪法。对于宪法中的一般性条款的修改都特别困难, 更不用说关于国家根本制度的条款。事实上, 西方法治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 可以说是不可更改的。最高领导人只能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内活动, 他品质好能量大, 可以对国家的发展多做些贡献; 他品质好能量小, 小一些; 他品质差能量再大, 框架内活动, 。一句话, , 他可能加速国家的发展, 也可能延缓国家的发展, 但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国家的政治制度和运行方向。因此, 虽然研究戈尔巴乔夫为什么能登上苏联政坛的最顶峰是重要的, 但关键不在这, 而在于制度有没有制约万一选错人也能保障根本制度不可能被改变的民主制衡原则!
需要深刻反省的是, 为什么一个戈尔巴乔夫有那么大的能量在短短的6年多时间内能将有70多年历史的苏俄社会主义政权和超级大国搞垮? 为什么他能够很容易地改变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 选贤任能机制是非常重要的, 但最重要的是要保障任何担任最高领导职务的人会受到民主制衡, 只能在宪法框架中活动。看一个国家是否是法治国家, 从根本上讲, 不在于看他制定了多少法律, 而在于宪法是否具有最高权威, 这是衡量一个国家是否真是法治国家的唯一试金石。必须充分认识到这样一个关键点, 民主与法治也许不能达到最好, 但一定可以防止最坏, 特别是防止发生大的社会动荡。因为假使没有最好的选贤任能机制而将一个平庸甚至坏人选上去了, 只要有健全的权力机制的有效制衡与约束, 他想坏到哪里去, 也行不通。如果他胆敢违法, 人们就有权以法治他的罪; 如果他胆敢违宪, 想改变社会根本制度与国家政权, 人们就有权弹劾它。试想, 如果苏联建立
起了这样的权力监督机制, 不用说戈尔巴乔夫, 就是比他坏一千倍、一万倍的人, 也绝不可能使国家解体与垮台; 相反, 任何人在这样做之前, 就必然会被弹劾下台。最高领导人是如此, 其他任何拥有权力者, 也更概莫能外。如果在总结苏联解体的教训时, 不能看到这一点, 不是去建立与健全对权力进行有效监督的政治机制, 不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 而是过度寄希望于选贤任能, 期望不要出现戈尔巴乔夫这样的坏人, 那是决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
二、经济结构畸形、忽视农业, 是导致改革失败和苏联解体的基础原因
苏联改革的受挫, 。其中一、轻工业与, , , 人。而自
年3月赫鲁晓夫上台后开始苏联的改革进程
以来, 这一问题一直都没有得到有效地解决, 甚至还越来越严重与恶化了。统计资料显示, 苏联职工工资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不足30%, 不足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比重的一半(美国为62%) ; 苏联农、轻、重比例失调, 如60年代中期三者的比例为2:2:6,80年代初进一步恶化为1.
5:1.2
:6。从工业内部的重工业与轻工业(含食品
工业) 的比例看, 重工业占绝对多数, 特别是70年代以后, 苏联同美国大搞军备竞赛, 结果使消费资料生产的比重进一步下降, 轻工业(含食品工业) 还不到全部工业生产量的10%(而美国为25-30%) , 严重影响了轻工业(含食品工业) 的发展,
极大地妨碍了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改善, 影响了广大人民群众投入社会主义改革事业的积极性与创造性, 社会不满情绪不断滋生与蔓延开来。这是导致苏联改革失败的一个基础性的根本原因。
赫鲁晓夫时期虽然注意到传统社会主义模式与体制在农业方面的一些弊端, 认识到农业落后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一些消极影响, 也增加了对农业的投资,1954-1964年间农业投资占国民经济投资总额的比例增长到20%左右(以前约为
15%) ;1954年的农业投资资金比1953年增长50%,1964年增长到1953年的4. 5倍, 农业生产有
了一定的发展(1954—1964年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6. 4%) 。但是从总体上说, 农业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国家的绝大部分投资与精力仍然放在重工业上, 农、轻、重三大产业的结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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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调的情况没有得到扭转, 农业投资仍然不足。与此同时, 农业改革中急躁冒进, 改革政策左右摇摆、违背自然规律等错误也导致了很多失误, 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缓慢, 农业发展落后的状况没有多少实质性的改善。
勃列日涅夫时期, 也对农业体制进行了改革, 对农业的投资也有所增加,1982年农业投资额比
1965年增加2. 1倍, 高于同期国民经济基本建设
设投入, 致使问题更加严重。赫鲁晓夫提出要集中全部经济力量发展战略武器, 目标是取得对美国的军事优势。勃列日涅夫, 更是宣布国防问题要在“全部工作中占第一位”。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 美国里根政府抛出了“星球大战计划”, 苏联跟着投入巨大财力、人力与物力来发展太空技术, 以期与美国相抗衡, 导致早已失去平衡的国民经济结构更加失衡, 民用工业与农业进一步停滞与落后, 极大地影响了人民的生活水平, 也导致国家综合国力下降。据统计, 从60年代开始, 苏联与美国展开了长期的军备竞赛, 耗费了巨量的资金与人才用于发展洲际导弹、核武器与太空军事工业。60年代到80期, 20-25, (同期美4%) 。国防建设, 严重影响了国家的经。
四、经济运行机制未能从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 导致经济增长质量与效益上不去, 经济发展缺乏可持续性
社会主义改革成败的关键性经济因素,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找到科学、合理、高效的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 要实现从传统的计划经济机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转变。事实证明, 只是在计划经济的框架中转来转去、修修补补, 不从根本上突破计划经济框架的束缚, 是不可能取得改革的最后成功的。长期以来, 社会主义国家在计划机制与市场机制的关系问题上, 进行了不懈的探索。从总体上看, 主要是从开始完全否定市场机制的作用与存在, 到模拟市场改进经济计划, 到逐步承认市场机制的某些积极作用, 允许市场机制在一定范围与领域内发挥补充作用, 再到扩大市场机制的作用范围与领域。
除了中国等个别国家后来完全突破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外, 苏联、东欧等大部分社会主义国家改革长期以来都只是在如何改进计划、扩大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发挥市场机制的某些补充性的积极作用等框架内转来转去, 并且由于政企不分、政府直接经营与干预企业的顽症的影响、经济生活缺乏活力与增长的内在动力机制, 导致多次改革成效都不大, 国民经济从根本上说始终都没有从粗放经营的外延式发展道路上转变为集约经营的内涵型发展道路上来。由于国民经济的效益与质量没有根本改善与提高, 必然导致经济增长的不可持续性, 最终连增
投资的增长速度, 农业投资在国民经济投资总额中的比重约占23-27%。但是工作的重心与投资的绝大部分仍然放在重工业与国防工业的发展上, 并且由于执行错误的农业政策与方法(如不顾生产力发展的现状, 盲目扩大集体农庄的规模, 强化农业的公有化水平, 推动集体农庄向全民所有制农庄转变) 等原因, 使得农业生产不但没有得到应有的改善, 而且使农业生产力遭到了很大程度地破坏, 劳动生产率低下。从1972, 已经很严重了, 而是继续放在重工业与国防工业的发展问题上。国家对农业的投资不但没有增加, 反而大大减少。统计资料显示,1986年-1989年农业投资在国民经济投资总额中的比例只有11. 8%, 比1981-1985年的18.
5%下降6. 7个百分点, 比赫鲁晓夫时期与勃列日
涅夫时期要低8-15个百分点, 农业问题不但没有解决, 而且更加严重与恶化。1988年国家工业投资中的90%资金用在重工业与国防工业上, 而食品与其他消费品生产的投资只有10%。农业与消费品生产的严重滞后导致了一系列相关的社会问题, 特别是人心浮动, 社会不满情绪普遍滋生与蔓延, 加剧了社会矛盾与危机。
三、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没有处理好, 国防建设成为经济建设的沉重包袱
苏联传统的社会主义体制, 是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包围下建立起来的。为了防止与打击资本主义国家的武装侵略与干涉, 维护社会主义国家安全, 苏联的国防建设一直占用了国家建设的大量资金。应该说, 这对于维护国家安全, 保障苏联在二战中取得卫国战争的胜利, 起了重要作用。但是, 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后, 苏联的国防建设仍然占用了大量的资金, 国民经济军事化的特点明显。赫鲁晓夫上台进行改革以来, 不但没有采取措施解决国民经济军事化的问题, 而且增加了国防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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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速度也只能是阶段性下滑, 甚至出现负增长。实践证明, 社会主义改革要取得成功, 必须抛弃计划经济的旧体制,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体制, 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全部经济生活中的基础性作用, 建立优胜劣汰的内在机制。同时, 要在市场机制的基础上建立有效的宏观经济调控机制, 克服市场机制存在的自发性、盲目性与滞后性缺陷。总之, 只有稳步实现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的市场机制转变, 建立健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机制, 社会主义改革才可能取得成功。
必须指出的是, 苏联在解体前夕, 在政治改革日益失控、经济危机更加恶化的情况下, 也提出了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目标, 但此时不但为时已晚, 而且所谓的“一跃而入”市场经济的400天或500天应急式方案, 不但不具有可行性, 而且实际上基本只是一种宣传口号, 也没有能够进入实际操作阶段。苏联解体前夕, 场极度不发育。家垄断, , 价格严重背离价值, , 国家对消费品的补贴占财政收入的25%, 实际上已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由于缺乏正常发育的合法市场, 黑市交易极度泛滥, 占全部交易额的15-30%, 导致经济生活与社会生活更加混乱无序, 危机进一步加剧, 国家解体已是难以避免。
五、没能自觉地坚持并改善共产党的领导, 妥善处理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的关系, 改革缺乏强有力的计划性、组织性和系统性
社会主义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与自我发展, 是社会主义自身的内在要求。社会主义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在本质上要求必须自觉有序地进行。改革必须有步骤、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 每一项改革措施都要求有比较全面的计划、具体方案与行动部署。要根据各项改革的内在联系与要求, 把握好不同内容改革的出台时机, 全面有效地推进各项改革顺利地配套进行。自觉有序性规律更要求必须始终坚持共产党对改革的领导地位与作用, 并在改革中不断改善与加强党对改革的领导, 发挥共产党对改革的组织、导向、凝聚与支柱作用。只有始终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与作用, 才能保障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 才能制定切实可行的改革方案, 才能最有效地调动最广泛的社会大众进行改革的积极性与创造性, 才能合理调整好不同社会阶级阶层的利益关系,
才能不断地排除改革中遇到的困难、矛盾与问题, 引导改革走向成功。社会主义改革是一项前无古人的艰难的探索性工作, 这也要求在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的同时, 不断改善党的领导, 提高党对改革的领导与驾驭能力。
苏联改革失败和苏联解体, 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正确处理好坚持党的领导与改善党的领导关系问题。在赫鲁晓夫与勃列日涅夫改革时期, 虽然也对党的干部体制与领导作风等进行了改革, 但是没有从根本上扭转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特点, 没有扭转官僚主义盛行的不良风气; 更为严重的问题是在坚持党对改革的领导的同时, 没有。戈尔巴乔夫时期, , 戈尔, 而是以所谓多元化”“、民主化”、“公开性”来“改造苏共”, 走上放弃共产党领导地位的道路, 从而导致苏联由经济改革的受挫发展为经济失败、思想混乱、政治危机的全面社会危机状况。
苏联改革失败还在于它没有充分认识改革的系统性和复杂性。社会主义改革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改革的系统性规律不但表现在经济、政治等各领域的改革是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社会主义改革整体中的有机组成部分, 而且各个领域内部的改革也是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社会主义改革整体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各个领域之间
与各个领域内部改革的成败, 极大地影响着整体改革的成败。只有各个领域之间、各个领域内部诸要素之间的改革密切配合、协同作战, 在速度与规模方面都保持大致的均衡关系, 既有重点突破, 又有整体推进, 才能使改革全面有序地进行下去。特别是要注意处理好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的协同推进问题, 这是事关改革能否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要坚持把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有机地统一起来, 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 要大力抓好政治体制改革, 使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经济与政治协调发展。
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过程中, 往往并没有很好地处理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的关系。有的孤立地对经济体制进行改革, 而忽视了政治体制的配套改革; 有的在经济体制改革受挫后, 便放弃对经济体制的深层次改革, 匆忙地将改革转向政治体制改革, 而政治体制改革又没有坚持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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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的改革方向。最后不但导致经济危机, 而且政治危机频发, 并且相互加剧, 形成两者的恶性循环, 即经济改革受挫, 加剧政治危机; 政治危机的发生, 加剧经济改革的困难、挫折与危机。从上面的苏联改革进程的简单历史回顾中, 不难看出苏联在这方面的惨痛教训, 如戈尔巴乔夫偏离经济改革的中心地位, 盲目进行方向错误的多元化政治改革, 导致改革夭折。
六、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没有处理好, 妨碍改革的深入推进, 削弱了国家的凝聚力
在社会主义改革的过程中, 必须认识到改革、发展与稳定存在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 正确处理好三者的关系。世界社会主义改革史表明, 三者关系处理得当, 就能促进改革的顺利发展, 保障经济社会的平稳发展与进步; 三者关系处理不当, 就会遭受挫拆、付出代价, 甚至导致改革夭折、社会动乱直至亡党亡国。
败。不进行改革, 。改革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 必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矛盾、困难与阻力, 这就要求通过不断地深化改革来加以解决, 而决不能浅尝辄止、走回头路, 更不能半途而废。苏联从赫鲁晓夫开始改革以来, 改革走走停停, 改革政策与措施也不时出现反复, 甚至前后矛盾, 经济与政治虽屡经局部改革, 但长期以来并未突破传统体制的束缚, 经济结构与经济效益未见好转, 政治官僚主义与惰性未见改观, 甚至更加严重, 从而严重阻碍了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发展。
能否推动经济的持续发展是事关改革成败的关键性经济原因。社会主义改革必须始终贯彻“发展是硬道理”的基本方针, 努力发展经济, 走有效益的集约型快速的可持续的增长之路, 不断增强综合国力, 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发展不但是经济速度的增长, 而且要表现在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与改善上。这样, 才能从根本上保障改革的顺利进行, 维持长久的和谐稳定局面。离开发展片面强调稳定, 难以从根本上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苏联自赫鲁晓夫进行改革以来, 从总体上说, 不但经济增长速度在不断下降, 而且越来越缓慢
的经济总量的增长也没有体现在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的改善上。统计资料显示, 苏联在50年代经济平均增长率为10%,60年代下降为7%,70年代进一步下降5%, 1979-1983年则更下降为2-3%,1983年后继续下降, 而从1990年起直到国家
解体前则恶化为负增长, 这就从根本上使改革不能不走向失败。
能否保持一个稳定的社会政治局面直接影响着改革的成败。如果没有一个稳定的环境, 改革就无从谈起, 发展就无有可能。这方面的历史经验教训是很深刻的, 特别是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历史更是鲜明地证明了这一点。如波兰从哥穆尔卡1956, 但是年年的三次价格调, 严重危害了改革, 并不是为, 更重要的是为发展与改革创造一个良好的前提条件。稳定是为了搞改革促发展, 更好地增强国家综合国力, 改善人民生活, 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与文化需要。如果离开发展与改革来谈稳定, 离开改善人民生活的水平与质量来谈稳定, 那对社会主义事业是无益的, 同时也是难以长久保持稳定的局面的。例如, 从苏联的改革史可知, 自赫鲁晓夫进行改革以来的30多年
时间里(1987年前) , 苏联从总体上说局面是比较稳定的, 但是这种稳定并不是一种和谐发展的稳定, 而是一种带有僵化性质、甚至是“死水一潭”的稳定, 国家警察等专政机构与其他社会控制机器对社会的控制过于泛滥、严厉与苛刻, 社会主义民主发扬不够, 经济发展的绝大部分只是反映在总产值与重工业产值的增长上, 而较小地体现在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上, 社会不满情绪虽然普遍滋生与蔓延, 但是并没有得到应有的表达。最后, 当经济滑波甚至出现负增长、人们生活遭遇越来越多的困难时, 长期淤积在人们心中的不满情绪终于似火山般地爆发出来
, 导致社会思想混乱不堪, 国家政权缺乏号召力与民意支持, 从而导致社会的动荡与国家的解体。
(责任编辑 张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