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与班固文学观初探

司馬遷與班固文學觀初探

A Preliminary Exploration of the Literary Views of Szu-ma Chien and Ban Gu

魏敏慧 Min-Hui Wei

聖約翰科技大學 全人教育中心國文組講師

Holistic Education Center, St. John’s University

摘 要

兩漢由於辭賦、樂府民歌，和具有一定文學性的文章大量產生，促使人們開始注意到文學作品和學術的區分。從司馬遷《史記》、班固《漢書》的用語中，可看出當時稱文或文章，已與近人所稱文學頗相似。漢代的文學觀，和當時政治環境、學術思想有著密切關聯。司馬遷因時代環境，雜糅了較豐富的思想，表現在文學觀上，認為文學主要是在宣洩作者的思想情感，提出發憤著書說，肯定屈原作品中發憤疾惡的精神，並對老莊文章風格，及滑稽人物在談笑中隱含至理的幽默表現給予高度評價。而班固處在經學獨尊、政權集中的時代，所反映的文學觀，則認為文學應該有益社會，輔助教化，因此雖肯定屈原創作精神，但批評其作品怨刺內容及神話題材運用，肯定《史記》文學藝術特點，但批評其褒貶史實觀點；讚賞辭賦諷諫頌美價值，並肯定樂府民歌及小說，具有觀風俗，知得失功用。

關鍵詞：司馬遷、班固、文學觀、史記、漢書

Abstract

In the period of the Two Han Dynasties, with the abundant production of prose-poetry, lyrical poetry, folklores, and articles of literary merits, people began to be aware of the distinctions between literary works and academic works. The terms used in Shih Chi (The Book of History) by Szu-ma Chien, and Han Shu (The History of the Han Dynasty) by Ban Gu, have shown that the article, or essay, so named at the time, is quite similar to that in the modern era. The literary views in the Han Dynasty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political situations and academic thoughts of the time. Because of the historical environment, Szu-ma Chien has enclosed much richer thoughts in his literary views, claiming that the major purpose of literature is to let out the thoughts and emotions of the writer. He also announces his determination to write books, in which he affirms the indignant spirit in Chu Yuan’s works, and highly commends the writing styles of Lao Tsu and Chuang Tsu, as well as the humorous expressions of truth contained in the joking discourses of the Funny Characters in Shih Chi. Ban Gu, with a social background of a central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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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vernment that regarded Ching (Classics) as the sole, dominating genre, regards literature as a means to educate the public and to enhance the society. Therefore, although commending the creative spirit of Chu Yuan, he also criticizes Chu Yuan’s indignant and satirical contents and the use of mythical materials. He commends the literary and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of Shih Chi, but criticizes the praising-and-condemning points on the historical facts. He admires the values of satire, advice, and beauty-praising in prose-poetry and lyrical poetry, and claims that folklores and fiction have great functions in observing the customs and revealing the merits and faults of the society.

Key words: Szu-ma Chien, Ban Gu, Literary Views, Shih Chi (The Book of

History), Han Shu (The History of the Han Dynasty).

壹、前言

 有關中國的文學觀，源遠流長，要而言之，先秦時期所謂「文學」，實兼有文章、博學二義，是泛指學術而言。至兩漢由於辭賦、樂府民歌和具有一定文學性的文章大量產生，促使人們開始注意到文學作品和學術的區分。從《史記》、《漢書》的用語中，可看出當時稱「文」或「文章」，已與近人所稱「文學」頗相似。而《史記》為文學家單獨立傳、《漢志‧詩賦略》的獨立，及其後的《後漢書》創立〈文苑傳〉，皆可看作是漢人文學觀念的漸趨明晰。

 漢代的文學觀，和當時的政治環境、學術思想有著密切的關聯。漢初黃老思想盛行，思想尚未定於一尊，此點可於以發抒感慨為主的漢初辭賦，及司馬談的論著中看出端倪，稍後的司馬遷並繼承之。自武帝罷黜百家，儒家思想遂成為漢代學術思想的主流，經學因此得到獨尊的地位。而經學中文學性最強的《詩經》，遂被推為文學評論的典範，建立一套「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的詩教理論系統，形成漢代文學依經立論的特色，其表現即在論詩及對騷、賦的評價上。  司馬遷和班固都是漢代著名的史學家，司馬遷的《史記》、班固的《漢書》，不但開我國正史通代和斷代紀傳體之祖，而且二書也是文學上不朽的著作，而書中不同的文學觀點，則可以幫助我們了解兩漢的文學思潮。

漢代對屈原及其作品、賦及《史記》的評論，是三個重要的課題。兩漢是以賦為其文學的主流，而賦乃「拓宇於楚辭」，因此如何評價屈原及其作品，是一個重要問題。屈原及其作品在漢代的譽與毀，和當時的文學思潮息息相關。司馬遷肯定屈原的高潔人格與愛國精神，進而對其作品的藝術特點，給予極高的評價，認為可與日月爭光。然而當經學取得獨尊後，學者便以「三綱五常」的禮教思想，及「溫柔敦厚」的詩教原則，要求文藝作品與之配合，因此班固雖肯定屈原的文采，但對其作品的怨刺內容，則認為是「露才揚己」，不符合溫柔敦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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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教原則。另方面，由於經學的發展，《詩經》被推為文學評論的典範，因此我們看到無論司馬遷或班固，在評論辭賦時，都強調諷諫的功用。由於司馬遷的思想並不純粹屬於儒家範圍，因此《史記》一書雜糅了較豐富的思想，由是引起寫作立場不同的班固之譏評。

本文計分四部分，希冀藉由對司馬遷及班固的文學觀探討，看出漢代文學觀點和當時的政治環境、學術思想，確實有其關聯性。因而使得同一文藝作品，在不同時空下，評價便有所不同。

貳、司馬遷和班固思想比較

思想的形成和他所處的時代背景，家世與遭遇，有著極密切的關聯。欲探究二人異同，當先掌握其時代背景以及家世。

一、二人所處時代背景

司馬遷生於漢景帝中元五年，而其卒年不詳，或與武帝相終始。

1(145B.C.-86B.C.) 他所經歷的時代，在國力上乃是由盛而漸衰的時期，《 史記‧

平準書》：「至今上即位數歲，漢興七十餘年之閒，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

2則人給家足……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到武帝

3末年的情形則是：「承孝武奢侈餘敝師旅之後，海內虛耗，戶口減半」，正說明

此一情形。在政治上則由寬緩走上嚴刑峻法的酷史之治，《漢書‧刑法志》：「及至孝武即位，外事四夷之功，內盛耳目之好，徵發煩數，百姓貧耗，窮民犯法，酷吏擊斷，姦軌不勝……姦吏因緣為市，所欲活則傅生議，所欲陷則予死比，議

4者咸冤傷之。」在學術上，儒學逐漸得勢，最後並定於一尊。其中關鍵人物董

仲舒，在所上「天人三策」最後說：「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

5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

6於是乎當時學術文化，政治思想都逐漸受到儒家思想的影響。

班固生於光武建武八年，死於和帝永元四年，(32A.D.－92A.D.)距儒學定於1 關於司馬遷生卒年問題，歷年來討論文章頗多，本文主要依據周虎林《司馬遷與其史學》，(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0)，頁5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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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史記‧平準書》卷三十，(台北：鼎文書局，1977)，頁1420。 《漢書‧昭帝紀贊》卷六，(台北：鼎文書局，1984)，頁64。 《漢書‧刑法治》卷二十三，頁292。 《漢書‧董仲舒傳》卷五十六，頁672。

此時的儒家思想已不是先秦儒家的面貌，而是因應時代需要，雜糅了各家思想。詳見沈剛伯〈秦漢的儒〉《大陸雜誌》，38卷 9期，頁277－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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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尊已二百餘年，當時經師儒生，不勝枚舉，儒學已成為學術主流，班固在此風氣下，思想上不免受其左右。劉師培說：「就其文論，氣厚而濃密，淵茂而含蘊，

7字裏行間饒有餘味，純係儒家風格。」

二、二人家世概況

司馬遷和班固可說是都出於史學世家，而其撰寫史書，也都是子繼父業，然因其家世、遭遇不同，所呈現出來的風貌也就有所差別。司馬遷雖嘗從大儒孔安

8國、董仲舒問學，卻又深受他父親道家思想的浸染。而其撰寫《史記》，一方面

欲上續孔子志業，發揮「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的精神，卻因李陵事件而慘遭腐刑之禍，故而欲下發一己之鬱憤，述往事，思來者，成一家之言。

班固的家世據《漢書‧敘傳》，知其父親班彪有一位姑母班倢妤，頗受天子寵愛，因此更始之亡關中大亂以前，班家一直享有外戚的餘蔭，可以推測，因班家和漢室有特殊的關係，所以對漢室抱有特殊的感情。班彪去世後，班固潛精研思，欲完成父親未竟之業。「既而有人上書顯宗，告固私作國史者，有詔下郡，收固繫京兆獄，盡取其家書。」幸而其弟班超營救得當，出獄後，遷為郎，點校

9秘書，並於永平中受詔，潛精積思二十餘年完成漢書。另外東漢明帝曾指責司

馬遷「身陷刑之故，反微文剌譏，貶損當世，非誼士也」，這無異是對班固撰寫史書的一種暗示，因此漢書在遣詞用字上較謹嚴，對《史記》不免有所微詞。

綜合以上二點所述，可以看出班固是處於經學籠罩一切學術，政權長久集於一姓的時代，加上他家族蒙有外戚的餘蔭，他個人蒙赦於漢明帝。由於這些因素，所以他的學術思想便建立在尊經崇儒之上；他的政治思想便建立在揚漢彰劉之

11上。《漢書‧敘傳》自述其著書目的：「漢紹堯運，以建帝業，至於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紀，編於百王之末，廁於秦、項之列。太初以後，闕而不錄，7 參見劉師培講述《漢魏六朝專家文研究》(台北：臺灣中華書局，1982)，頁34。 8 關於司馬遷家世、遭遇及作史動機，可參見＜太史公自序＞、＜報任安書＞。學者研究成果亦夥，本文主要依據周虎林《 司馬遷與及史學》、賴明德《 司馬遷之學術思想》(台北：洪氏出版社，1982)、李長之《 司馬遷之人格與風格》（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徐復觀《 兩漢思想史》卷三，(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84)、韓兆琦《史記博議》(台北：文津出910版社有限公司,1995)等人所著書籍。

參見徐復觀《 兩漢思想史》卷三，頁474－475。關於班固生平事蹟，詳見《 後漢書‧班彪列傳》卷四十上，（台北：鼎文書局，1987），頁1330-1334。及簡松興＜班固撰《漢書》時可能的限制—以＜敘傳＞為中心＞，《輔大中研所學刊》3期，頁87-99。

班固〈典引序〉，見《增補六臣註文選》卷四十八，（台北：華正書局有限公司，1980），頁914。 參見賴明德《 司馬遷之學術思想》，頁299。此一觀點徐復觀＜論史記＞一文亦曾指出：《 漢書‧司馬遷傳》紀錄孔子作春秋精神，改《 史記‧太史公自序》「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為「貶諸侯，討大夫」，由此文字之取捨，司馬遷與班固作史精神之差別，最易著見。載《 兩漢思想史》卷三，頁434及頁322－323。 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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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探撰前記，綴輯所聞，以述漢書。」由此可知，其意在尊漢，為漢代統治者而著書。

《漢書》在體制上沿續《史記》而成，在武帝以前史實，大部分據《史記》資料稍加補充或改動文字而成，但其間仍有區別。以寫作立場而言：《史記》作

13史目的在「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其態度雖「考信於六藝」

「折衷於夫子」，然亦雜糅各家學說，具有豐富的思想內容。漢書是受詔而作，且當時儒學已成為學術主流。所以二書表現在對人物品評，或對文學的觀點上，便有所不同。

12參、司馬遷的文學觀

在武帝以前，學術未統於一家，故論文者，各逞己見；及武帝罷黜百家以後，

14立說之士，始折衷儒術，文學與道統逐漸合一。因此在司馬遷所處時代，思想

尚未受到嚴格限制，在《史記》中，一方面客觀敘述歷史事實，另方面仍可看到作者的感情和思想，因此其書是歷史著作同時又是不朽的文學創作。《 史記》一書體大思精，鉅細兼顧，其中散見司馬遷對文學的看法，舉其要者：＜太史公自序＞及＜報任安書＞，可視為其創作論，而＜屈原賈生列傳＞及＜司馬相如列傳＞，則可看出他的文學觀。玆分述於後：

ㄧ、發憤著書說

司馬遷繼承父志而著《史記》，後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紲」，於是「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此種「欲遂其志之思」，遂成為他文藝創作的心理根據，＜太史公自序＞中將此觀念闡述得相當清楚：

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

厥有國語；孫子臏腳，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15

而在＜報任安書＞中也有類似的話。雖然諸人著書的情形，與司馬遷所言未必盡合。但是，發憤著書說的精神實質，是強調文章要針對現實，有感而發，有充實的思想感情蘊蓄於胸中，不吐不快，才為情造文。所以此種「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的發憤著書說，可視為司馬遷對自己一生創作經驗的概括，及看到前人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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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漢書‧敘傳》卷一百下，頁1130。 〈報任安書〉見《漢書‧司馬遷傳》卷六十二，頁728。

參見王更生〈中國文學批評概觀〉載《中國文學講話》(一)，(台北：巨流圖書公司，1988)，頁373-375。 15 《史記‧太史公自序》卷一百三十，頁3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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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述經歷的艱辛過程，從中吸取策勵自己的精神力量。

另外司馬遷的意思當不止於此，其作史的動機在於：追求自身及被論述者生命價值之不朽，且創作者對自己的才華，總有一種自覺，而不願被埋沒，此即所謂「所以隱忍苟活，函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沒世而文釆不表

17於後也」。

16二、對屈原等人的評論

司馬遷在＜屈原賈生列傳＞中，對《離騷》的藝術風格特質，及屈原的生平、思想等，作了詳細的論述，並給予極高的評價。首先指出屈原的創作動機為：「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閒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而《離騷》「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以為屈原作《離騷》，不止為苦悶之發抒，不止為發憤疾惡之文辭，亦是憂國憂民18的愛國意識表現，而欲人君徹悟。

其次由屈原的人格談到他的藝術風格，指出「文約」「辭微」的藝術特色和善於運用比、興的表現手法。即所謂：「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指出《離騷》隱約、含蓄的表現手法，是以小見大，以邇見遠的文章典範。並論及人品對作品的影響，所謂「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其崇高的人格反映到作品，因而使作品具有不朽的價值意義，可與日月爭光。在＜太史公自序＞提及屈原「作辭以諷諫，連類以爭義。」19彰顯《離騷》諷諫作用，及取譬以見義，善於運用比、興的表現手法。

至於宋玉、唐勒、景差之徒，雖「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但因為「終莫敢直諫」，在思想內容上背離《離騷》創作精神，故為司馬遷所不取。

對於司馬相如的評價，則見《史記‧司馬相如列傳》，及＜太史公自序＞司馬遷說： 16 參見顧易生、蔣凡《先秦兩漢文學批評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頁483-489。羅17

18根澤《中國文學批評史》(台北：學海出版社，1980 )，頁96-99。韓兆琦《史記博議》，頁151-153。張少康、劉三富《中國文學理論批評發展史》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頁111-115。 《漢書‧司馬遷傳》卷六十二，頁727。

引文見《史記‧屈原賈生列傳》卷八十四，頁2482。並參見朱榮智《兩漢文學理論之研究》(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2)，頁119。及張利群＜論漢代作者批評中文人意識的強化＞，《廣西師範學院學報》24卷2期，頁43-49。 19 《史記‧太史公自序》卷一百三十，頁3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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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推見至隱，易本隱之以顯，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譏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所以言雖外殊，其合德一也。相如雖多虛辭濫說，然其要歸引之節儉，此與詩之風諫何異。

子虛之事，大人賦說，靡麗多誇，然其指風諫，歸於無為。20

司馬相如的主要成就以辭賦見稱於世，故司馬遷在本傳中大量載錄相如文章，見出司馬遷對西漢前期唯一專業作家的重視。司馬相如賦作雖有虛辭濫說、靡麗多誇的缺失，但保存諷諫的意旨，故司馬遷仍然給予高度評價，將之與《詩經》中的大、小雅相提並論。

由以上司馬遷對屈原等人的評論中，可看出他重諷諫的文學觀，並以之為衡

21量文學作品的價值標準。儒家詩論本來就有「下以風刺上」之義，然司馬遷在

此提出「怨」和「直諫」，顯然與《毛詩序》強調的「主文而譎諫」不同。蓋司馬遷繼承並發揮孔子詩教「可以怨」的積極方面，又突破「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22的中和思想，吸收道家對現實激憤不滿的思想，因而提出「直諫」的觀點。而

肯定《離騷》「蓋自怨生」的思想，則與其發憤著書說有所關聯。

另外，從司馬遷對《離騷》的評論中，可歸納出其文學批評標準：《離騷》所以兼有國風及小雅的長處，主要得力於藝術的節制作用，蓋藝術是人類情感的宣洩，其作用是節制而非激動，而所謂「不淫」、「不亂」，完全是藝術節制作用23

三、對孔子、老莊及幽默文學的評論

司馬遷對孔子的禮贊，表現在其對六藝的貢獻上，《史記‧太史公自序》云：「周室既衰，諸侯恣行。仲尼悼禮廢樂崩，追脩經術，以達王道，匡亂世反之於

24正，見其文辭，為天下制儀法，垂六藝之統紀於後世。」另外，《史記‧孔子

25世家贊》亦說：「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可謂至聖矣！」司

馬遷認為經過孔子所折中的六藝，內在的精神是「洋洋美德乎」，外在形式是「物

26有節文」。 20 《史記‧司馬相如列傳》卷一百十七，頁3073；《史記‧太史公自序》卷一百三十，頁3317。 21 參見羅根澤《中國文學批評史》，頁78-82。 22 參見張少康＜漢代對屈原和楚辭評價的爭論＞，見氏著《古典文藝美學論稿》(台北：淑馨出版社，1989)，

頁186。

23，因而反對虛辭濫說。 參見李有成〈司馬遷論文學〉，載《中華文藝》第22卷第2期，頁74。及李長之《司馬遷之

人格與風格》，頁353。 24 《史記‧太史公自序》卷一百三十，頁3310。 25 《史記‧孔子世家贊》卷四十七，頁1947。 26 參見賴明德《司馬遷之學術思想》，頁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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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遷學術思想，一方面以儒家為宗，另方面亦承襲父親的道家思想，因此雖處於「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的時代，但仍給予老、莊正確的評價。《史記‧老子韓非列傳》稱老子：「無為自化，清靜自正」；評莊子的學術和文章說：「其學無所不闚，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然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用剽剝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洸洋自恣以適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並於最後「太史公曰」總評之：「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為，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莊子散

27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此處指出：老子所推崇的道，精微玄妙以應萬

端，所以其用語微妙難懂；莊子文章善於用寓言設喻說理，想像豐富，語彙富麗，形成汪洋恣肆的浪漫風格。

司馬遷在《史記》中特別為滑稽人物立傳，其中所述人物言行和幽默相去不遠。吳福助《史記解題》中有所說明：

傳中所述三人，淳于髡之事齊威王，優孟之事楚莊王，優旃之事秦始皇，所遇並

皆雄主也，若非出之以滑稽談笑，婉譬曲喻，只徒以戇直觸盛怒耳，何由行其諷諫？是以前序言六藝之用各異，道無不包，滑稽亦天地間一術，亦有裨於治道，故必書之，此史公之宏識也。……此篇簡短精煉，逸趣橫生，令人千載之下，猶若聞其笑語之聲。淳于飲酒、優孟諫馬二段，錯綜妍妙，賦手賦心，尤為絕品。28

《史記‧太史公自序》說滑稽人物：「不流世俗，不爭勢利，上下無所凝滯，人莫之害，以道之用。」他們雖然地位低下，但善於隨機應變，用反語諷諫，於笑談中使君主明白事理，達到勸善懲惡目的。＜滑稽列傳＞篇首更將滑稽言談效用，與六藝相提並論：「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義。太史公曰：天道恢恢，豈不大哉！談言微

29中，亦可以解紛」司馬遷折服於滑稽人物的智慧，肯定其人在談笑中隱含至理，

中于大道，益於政治，故為之立傳。見出將幽默運用到諷諫上，所收效果之大！

30而其中所含機智與趣味，實際上即是一種幽默文學的表現。

肆、班固的文學觀

班固生長在一個政治穩定，儒學成為學術主流和利祿之途的時代，＜儒林傳贊＞：「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訖於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寖盛，支葉蕃滋，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眾至千餘人，蓋祿利之27 引文見《史記‧老子韓非列傳》卷六十三，頁2143-2144，2156。 28 吳福助《史記解題》(台北：國家出版社，1986)，頁152。 29 《史記‧太史公自序》卷一百三十，頁3318。＜滑稽列傳＞卷一百二十六，頁3197。 3026 同註頁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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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然也。」所以《漢書》中反映了以倫理綱常、儒家思想為主的思想內容。班固在《漢書‧敘傳》追考家世時說：「固弱冠而孤，作幽通之賦，以致命遂志。」〈幽通賦〉是一篇暢敘人生觀和志向的賦，文中回顧祖業的輝煌，並表達對前途的困惑之情，慨嘆世事變化多端，難以預料，主張以聖人之道為行為準繩：「所貴聖人之至論兮，順天性而斷誼。物有欲而不居兮，亦有惡而不避，守孔約而不貳兮，乃輶德而無累。」並進一步論述：「侯草木之區別兮，苟能實而必榮。要

32沒世而不朽兮，乃先民之所程。……復心弘道，惟賢聖兮。」努力弘大聖人之

道，立德立言，以期沒世不朽。

其後永平中為郎，典校秘書，專篤志於博學，以著述為業。有感於東方朔、揚雄的懷才不遇，而作〈答賓戲〉，說明自己專長在著書作文，而不汲汲於功名。文中列舉漢代陸賈、董仲舒、劉向、揚雄為例，說明他們之所以能名傳後世，皆在於專心探究聖人學說，所謂「究先聖之壼奧，婆娑虖術藝之場，休息虖篇籍之囿，以全其質而發其文，用納虖聖德，列炳於後人。」與顏回、孔子同為後輩學

33習的榜樣。自己專長在著書，「故密爾自娛於斯文」把對功業的期待，轉化為

著述。

永平十七年，班固秉承明帝批評司馬遷而稱讚司馬相如的旨意，效法〈封禪文〉而作〈典引〉用以光揚大漢：「竊作典引一篇，雖不足雍容明盛萬分之一，

34猶啟發憤滿，覺悟童蒙，光揚大漢，軼聲前代。然後退入溝壑，死而不朽。」

由以上三篇著作，皆可看出班固以儒家思想為依歸，歌頌君王威德的創作價值觀，而此一思想同樣反映在班固關於文學的見解上。班固並未建立一套完整的文學理論體系，但由《漢書》文學家傳贊、＜詩賦略論＞及＜敘傳＞、＜離騷贊序＞、＜離騷序＞、＜兩都賦序＞中，仍可理出其間有關文學的觀點。玆分述如下： 31

ㄧ、對屈原及其作品的評論

在西漢劉安、司馬遷、揚雄諸人都對屈原有所評論，劉安、司馬遷給予屈原極高的肯定；揚雄則在推崇屈原作品的同時，從「明哲保身」角度不滿屈原的為

35人。班固則繼承揚雄之說並發展之。

班固曾作《離騷經章句》今已亡佚，僅存＜離騷序＞＜離騷贊序＞。另外，從＜漢志‧詩賦略論＞中亦可看出他對屈原及其作品的評論。＜離騷贊序＞及＜詩賦略論＞主要是持肯定的意見，＜離騷贊序＞云： 31 《漢書‧儒林傳贊》卷八十八，頁966。並參見黃繼立＜班固論賦研究＞，《雲漢學刊》第七期，頁35-56。 32 《漢書‧敘傳》卷一百上，頁1124，1126-1127。 3332 同註，頁1128。 3410 同註，頁914-915。 35 參見顧易生、蔣凡《先秦兩漢文學批評史》，關於揚雄對屈原等的評價，頁552-554。

聖約翰學報第二十三期

屈原痛君不明，信用羣小，國將危亡，忠誠之情，懷不能已，故作離騷……至于襄王，復用讒言逐屈原。在野又作九章，賦以風諫，卒不見納。不忍濁世，自投汨羅。原死之後，秦果滅楚。其辭為眾賢所悼悲，故傳於後。36

＜詩賦略論＞云：

大儒孫卿及楚臣屈原，離讒憂國，皆作賦以風，咸有惻隱古詩之義。37

由以上二處引文，可看出班固對屈原忠於國君，作賦諷諫的精神是加以肯定的，此為漢儒依詩教諷喻說以評論辭賦的一個共通點。

但在＜離騷序＞中，則反駁劉安《離騷傳》對屈原的評語。＜離騷序＞云：

昔在孝武，博覽古文，淮南王安敘離騷傳，以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蟬蛻濁穢之中，浮游塵埃之外，皭然泥而不滓。推此志，與日月爭光可也。斯論似過其真。……且君子道窮，命矣！故潛龍不見是而無悶，關雎哀周道而不傷，蘧瑗持可懷之智，甯武保如愚之性，咸以全命避害，不受世患。故大雅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斯為貴矣。今若屈原，露才揚己，競乎危國羣小之間，以離讒賊。然責數懷王，怨惡椒蘭，愁神苦思，非其人，忿懟不容，沉江而死，亦貶絜狂狷景行之士！多稱崑崙冥婚宓妃虛無之語，皆非法度之政，經義所載。謂之兼詩風雅，而與日月爭光，過矣！然其文弘博麗雅，為辭賦宗，後世莫不斟酌其英華，則象其從容。自宋玉、唐勒、景差之徒，漢興，枚乘、司馬相如、劉向、揚雄，騁極文辭，好而悲之，自謂不能及也。雖非明智之器，可謂妙才者也。38

班固的批評，主要從兩方面著眼，其一是以《詩‧大雅》：「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的觀點，批評屈原「露才揚己」，卒致投江自殺，「非明智之器」，而是狂狷之士。且「責數懷王，怨惡椒蘭」，不符合臣道，違背「哀周道而不傷」的溫柔敦厚詩教原則。其次，以《詩經》寫實的標準，批評其作品「多稱崑崙冥婚，宓妃虛無之語」，所使用的浪漫創新藝術手法，及所運用的神話傳說題材，為「非法度之政」。在班固看來屈賦中可資效法的只在文釆方面，即所謂：「其文弘博麗雅，為辭賦宗，後世莫不斟酌其英華，則象其從容」並許之為「妙才」。

綜合以上所述，可以看出班固在評價屈原及其作品時有所矛盾：班固既強調36

37《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卷二十五，（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頁250。

《漢書‧藝文志》卷三十，頁464。班固作〈藝文志〉，蓋以劉歆《七略》為藍本；而《七略》又是依據劉向《別錄》而成。班固《漢書‧藝文志序》：「今刪其要，以備篇籍」之言，即包含班固的取捨與意見，〈藝文志〉中所反映出的文學觀點，應該亦代表班固的文學觀點。參見陳國慶編《漢書藝文志注釋彙編》序言（台北：木鐸出版社，1983）。顧易生、蔣凡《先秦兩漢文學批評史》，頁610-611。張少康、劉三富《中國文學理論批評發展史》上，頁136-137。 38 同註，頁249-250 。

36

司馬遷與班固文學觀初探

「怨」不能過分（主要表現在＜離騷序＞中）；又肯定可以怨刺諷諫（表現在＜

39離騷贊序＞及＜詩賦略論＞），所以對屈原及其作品有批評，又有肯定。且由

於班固的尚用觀念及注重諷諫之義，在進行批評時，斥其「非法度之政，經義所

載」是從尚用的立場立論的；稱許其文「弘博麗雅，為辭賦宗」，堪稱「妙才」，則是由文辭的藝術立論的。然就整體而言，其批評偏重於諷諫尚用，有益社會、

40輔助教化的一面。 二、對司馬遷與史記的評論

班固對司馬遷的評論主要見於《漢書‧司馬遷傳贊》

漢興伐秦定天下，有楚漢春秋。故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

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于漢。其言秦漢，詳矣。至於采經摭傳，分散數家之

事，甚多疏略，或有抵梧。亦其涉獵者廣博，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

載間，斯以勤矣。又其是非頗繆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

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然自劉向、揚雄博

極群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

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烏呼！以遷之博物洽聞，而不能以知

自全，既陷極刑，幽而發憤，書亦信矣。跡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夫

唯大雅「既明且哲，能保其身」，難矣哉！41

班固以自己的觀點，略採其父之文而成。此段評論文字，主要從三方面著眼：其

一論《史記》的取裁標準，其次論《史記》褒貶史實的觀點，最後則就《史記》文學藝術評論之，並對司馬遷的遭遇寄予無限感慨同情。

論《史記》取裁時，雖評其「甚多疏略，或有抵梧」，但仍稱許「其涉獵

者廣博，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間，斯以勤矣」。論《史記》褒貶史3942 有關班固對屈原及其作品的評論，可參見敏澤《中國美學思想史》第一卷(山東：齊魯書社，

1989)，頁414-416。

顧易生、蔣凡《先秦兩漢文學批評史》，頁617-622。黃保真、成復旺、蔡鍾翔《中國文學理

論史》－先秦

兩漢魏晉南北朝時期(台北：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3)，頁153-155。 40

41

42 參見簡宗梧〈漢賦文學思想源流〉，載《政大學報》37,38期，頁69-70。 《漢書‧司馬遷傳贊》卷六十二，頁728-729。 班彪評論《史記》時，以為「一人之精，文重思煩，故其書刊落不盡，尚有盈辭，多不齊一」。

(見《後漢書‧斑彪列傳》卷四十上，頁1327)，而班氏父子改易《史記》，多由此種看法出

發。比較史、漢二書，《漢書》行文立論較嚴謹，在某些史實確有「前修未備，後出轉精」

之功。參見徐復觀《兩漢思想史》卷三，頁478-483；487-545。及吳福助《史漢關係》(台北：

文史哲出版社,1987)，有詳細比對。

聖約翰學報第二十三期

事，以為「是非頗謬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奸

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此處正顯示出二人學術思想的差異：蓋司馬遷

雖推崇孔子的六藝理念，但仍不失道家的思想色彩；而班固所作評論，有其客觀

43政治壓力存在，此點可由他對司馬遷遭遇所發的慨歎看出。

至於論及《史記》文學藝術特點，可藉此窺見班固的文學觀，班固概括《史

記》具有「文直，事核，不虛美，不隱惡」的特點，所謂文直、事核，就是如實

反映客觀現實，肯定《史記》「不虛美，不隱惡」的實錄精神，和「辨而不華，

質而不俚」的藝術特點，據此可推論此乃班固心目中的理想文章。

三、對辭賦的評論

班固對於辭賦的看法，並見於＜漢志‧詩賦略論＞、＜兩都賦序＞、＜司馬

相如傳贊＞及＜敘傳‧述司馬相如傳＞。以《詩經》為準繩評價辭賦，是漢代文

學批評的共通點，班固對辭賦的評論除了上已論及的屈原外，另有對漢賦的總評

價，以及對司馬相如、宋玉的評論。

揚雄晚年對辭賦的諷諫作用產生懷疑，以至輟而不復為，班固雖推重揚

雄，卻不同意他對辭賦的看法。＜兩都賦序＞即表現出不同的意見：

或曰：賦者，古詩之流也。昔成、康沒而頌聲寢，王澤竭而詩不作。大漢初定，

日不暇給。至於武、宣之世，乃崇禮官，考文章，內設金馬石渠之署，外興樂府

協律之事，以興廢繼絕，潤色鴻業。是以眾庶說豫，福應尤盛。白麟、赤雁、芝

房、寶鼎之歌，薦於郊廟；神雀、五鳳、甘露、黃龍之瑞，以為年紀。故言語侍

從之臣，若司馬相如、虞丘壽王、東方朔、枚皋、王褒、劉向之屬，朝夕論思，

日月獻納；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寬、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劉德、

太子太傅蕭望之等，時時間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諷諭，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雍

容揄揚，著於後嗣，抑亦雅頌之亞也。 故孝成之世，論而錄之，蓋奏御者

千有餘篇，而後大漢之文章，炳焉與三代同風。45 44

43 此部份論述可詳見前文「二、司馬遷和班固思想比較」。至於班固對司馬遷褒貶史事的微辭，

王叔岷〈班固論司馬遷是非頗繆於聖人辯〉有精闢論辯，可參見之。載黃沛榮編《史記論文

44 《漢書‧揚雄傳》：「雄以為賦者，將以風也，必推類而言，極麗靡之辭，閎侈鉅衍，競於使

人不能加也，既乃歸之於正，然覽者已過矣。往時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賦，欲以風，帝

反縹縹有陵雲之志。繇是言之，賦勸而不止，明矣。又頗似俳優淳于髡，優孟之徒，非法度

所存，賢人君子詩賦之正也，於是輟不復為。」卷八十七下，頁954。 選集》(台北：長安出版社,1982) 45 同註10，卷一，頁21-22。

司馬遷與班固文學觀初探

在此對漢代文學扼要回顧外，並對漢賦給予全面的肯定，他認為「賦者，古詩之

流也」，又說是「雅頌之亞」，能發揮「抒下情而通諷諭」，「宣上德而盡忠孝」古

詩遺意。在思想內容上是「潤色鴻業」，在藝術特點上是「雍容揄揚」既莊重典

雅，又鋪張揚厲，給予漢賦「炳焉與三代同風」的高度評價。

班固作＜司馬相如傳＞，基本上照錄《史記‧司馬相如列傳》內容，而文字

略有更動。傳末評價司馬相如賦作，在引用司馬遷意見後，加入揚雄的看法，所

謂：

司馬遷稱：「春秋推見至隱，易本隱以之顯，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

雅譏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所言雖殊，其合德一也。相如雖多虛辭濫說，然要

其歸引之於節儉，此亦詩之風諫何異？」揚雄以為靡麗之賦，勸百而風一，猶騁

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不已戲乎？46

認為揚雄「勸百諷一」的看法，過度輕視司馬相如賦作的意義。又＜敘傳＞評價

司馬相如賦

作云：

文豔用寡，子虛烏有，寓言淫麗，託風終始，多識博物，有可觀采，蔚為辭宗，

賦頌之首。47

在此班固雖指出司馬相如辭賦雖有「虛辭濫說」、「文豔用寡」、「寓言淫麗」的缺

點，仍不失諷諫的作用，「多識博物」有其實用價值，有助於社會教化，而其文

48辭華美，有可觀采，故推許為「辭宗」、「賦頌之首」。

對宋玉等人的評論，可於＜漢志‧詩賦略論＞中得到：

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以微言相感，當揖讓之時，必稱詩以諭其志，蓋以別

賢不肖而觀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也。春秋之後，周道寖壞，聘

問歌詠不行於列國，學詩之士逸在布衣，而賢人失志之賦作矣。大儒孫卿及楚臣

屈原離讒憂國，皆作賦以風，咸有惻隱古詩之義。其後宋玉、唐勒，漢興枚乘、

司馬相如，下及揚子雲，競為侈麗閎衍之詞，沒其風諭之義。是以揚子悔之，曰：

「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如孔氏之門人用賦也，則賈誼登堂，相如

入室矣，如其不用何！」49 46

47

48

49 《漢書‧司馬相如傳》卷五十七下，頁695。 《漢書‧敘傳》卷一百下，頁1135。 參見李威熊〈漢書的文學觀〉，載《中國文學講話》(一)，頁226-229。

《漢書‧藝文志》卷三十，頁463-464。

聖約翰學報第二十三期

對宋玉等人競為侈麗閎衍之詞，沒其風諭之義，不表認同。於此處可以看出班固在評價司馬相如時有所矛盾：既斥其「競為侈麗閎衍之詞，沒其風諭之義」；又襲用揚雄說法，稱許其賦「入室矣」。蓋由於班固尚用重諷諫的文學觀點，在進行實際批評時，有時從尚用的立場評論；有時又從文辭的藝術性立論，所以呈現

50出有肯定，又有否定的情形，在此則主要從尚用重諷諫觀點批評。由以上分析

看來，班固從思想到藝術，對漢賦作了相當高的評價。

四、對樂府民歌及小說的評論

＜漢志‧詩賦略論＞中，最後論及樂府民歌，指出立樂府乃古代采詩制度的繼續，可以觀風俗，知得失，其文曰：

自孝武立樂府而采歌謠，於是有代趙之謳，秦楚之風，皆感於哀樂，緣事而發，亦可以觀風俗，知薄厚云。51

在經學觀念瀰漫下，非但由辭賦蘊生的文學觀念受其影響，由樂府所蘊生的文學觀念也是承襲〈毛詩序〉的思想。然而這種新文學，並不見重於當時士大夫，因

52此論者極少，僅＜漢志‧詩賦略＞因著錄所需而附筆及之。

另外，＜漢志‧諸子略＞列諸子十家，小說家載於十家之末，其文曰：

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之所造也。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弗為也。」然亦弗滅也。閭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綴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芻蕘狂夫之議也。53

其所著錄十五家，均已亡佚，＜藝文志＞並未說明其體製及內容為何，但大概可看作是古代小說的濫觴。序中引孔子說「君子弗為也」，把小說家列為末流，並且認為「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可見小說家者流，不見重於當時士大夫54，然史家並未完全否定其價值，故而著錄之於諸子略之末。

50 此一觀點在論述班固「對屈原及其作品的評論」時已提及，可參見之。並參見簡宗梧〈漢賦文學思想源流〉，頁49-50；56-60。 51 《漢書‧藝文志》卷三十，頁464。 52 參見王金凌《中國文學理論史》(台北：華正書局，1987)，頁194。 53 《漢書‧藝文志》卷三十，頁461。 54 葉慶炳《中國文學史》上冊，綜合王先謙《漢書補注》，桓譚《新論》論述漢代小說，認為以殘叢小語之體製，記野史、軼事、異物、方術之類題材，乃漢人所謂小說。(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84 )，頁218。

司馬遷與班固文學觀初探

伍、結論

本文從比較司馬遷和班固思想入手，分析二人對屈原及漢賦等問題所作的評論，其中有意見相合的部分，亦有相左的論點。兩漢由於經學的發展，《詩經》被推為文學評論的典範，因此無論司馬遷或班固，在評論屈原作品及漢賦、詩歌時，都強調諷諫的功用，這是二人意見相同的部分。

由於道家思想的浸染，儒家思想在司馬遷心目中並無絕對權威，表現在文學

55觀上，於是突出諷諫而不突出教化，強調刺譏而不強調頌美。司馬遷提出發憤

著書說，從中可推論出，他是偏重於文學應該為藝術而藝術的觀念，認為文學主要在宣洩作者的情感，所以他稱《離騷》是因憂愁幽思而作，肯定其怨刺、直諫的意義。並進一步對莊子汪洋恣肆的文章風格，滑稽人物的幽默言語，給予肯定。

班固處於經學籠罩一切學術的時代，加上他蒙赦於東漢明帝，受詔撰史書，因此由班固辭賦創作中，可明顯看出他的文學價值觀，是以表現倫理綱常，頌美君王威德為主，故對漢賦能發揮抒下情而通諷諭，宣上德而盡忠孝的古詩遺意大表贊同，並對樂府民歌及小說，具有觀風俗，知得失的功用加以肯定，認為詩文應有益教化，反映人生，即重實用的文學觀。所以他肯定屈原忠君愛國精神，但批評其露才揚己，卒致投江自殺的行為，及作品中神話傳說題材的運用。肯定《史記》不虛美，不隱惡，辯而不華，質而不俚的文學價值，但批評司馬遷先黃老而後六經的學術觀點，不贊同司馬遷為刺客、醫者、游俠、滑稽等人物立傳，所以司馬遷對老莊及幽默文學的肯定，在班固看來是不必要的，以上是二人文學觀差異所在。

55 參見黃保真、成復旺、蔡鍾翔著《中國文學理論史》－先秦兩漢魏晉南北朝時期，頁124-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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