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摘    要： 针对文学伦理学批评和跨文化、跨学科之间关系的论证在学界很少见。作者认为，跨文化、跨学科视野在文学伦理学批评中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从文学伦理学批评参与主体、文学伦理学批评多元化内涵及文学伦理学批评与其他批评方法向融合等方面论证跨文化、跨学科视野的不可或缺性。 　　关键词： 文学伦理学批评    跨学科    多元化融合 　　一、引言 　　自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国外的文学批评被介绍引入中国，形成我国文学批评中外融合、多元共存局面，推动着我国文学批评的发展。对翻译介绍进入中国的国外文学批评方法进行考察，可以大致分为三类：一是强调形式价值的形式主义批评，如二十世纪在中国大行其道的以俄国形式主义、美国新批评和结构主义为代表的形式主义批评;二是注重分析在具体的社会关系和环境中文化是如何表现自身和受制于社会和政治制度的文化批评。在文学研究领域，这种批评方法强调从文化的角度研究文学，如文化与权力、文化与意识形态霸权等之间的关系，是二十世纪末我国文学研究中的主义批评方法之一;三是从政治和社会角度研究文学的批评方法，如女性主义、生态批评、新历史主义批评、后殖民理论等。尽管上述批评用于文学研究时展开对文学与政治、道德、性别、种族等关系的研究，展开对当代社会文化的“道德评价”或评判，但最后都还是回到各自批评的基础如形式、文化、性别或环境的原点上，表现出伦理缺场的总体特征。由于文学批评的伦理缺场，中国的文学批评出现两个倾向：一是文学批评远离文学，即文学不坚持对文学的批评;二是文学批评的道德缺位，即文学批评缺乏社会道德责任感。某些打着文化批评、美学批评、哲学批评等旗号的批评，颠倒了理论与文学之间的依存关系，割裂了批评与文学之间的内在联系，存在理论自恋、命题自恋、术语自恋的严重倾向。这种批评不重视文学作品即文本的阅读与阐释、分析与理解，只注重批评家自己某个文化命题、美学或哲学命题的求证，造成理论与实际的脱节。在这些批评中，文学作品被肢解、被解构、被消解，自身的意义消失了，变成了用来建构批评者自身文化思想或某种理论体系或阐释某个理论术语的片断。 　　正是为了解决文学伦理价值缺失的问题，以聂珍钊教授为代表的文学伦理学批评应运而生。文学伦理学批评是一种从伦理视角阅读、分析和阐释文学的批评方法。它以文学文本为主要批评对象，从伦理的视角解释文本中描写的不同生活现象，在人与自我、人与他人、人与社会及人与自然的复杂伦理关系中，对处于特定历史环境中不同的伦理选择范例进行解剖，分析伦理选择的不同动机，剖析伦理选择的过程，揭示不同选择带来的道德启示，发现可供效仿的道德榜样，为人类文明的进步提供经验和教诲。2004年，在借鉴国外伦理批评和继承中国道德批评传统的基础上，文学伦理学批评得以在学界倡导，并得到众多学者的积极响应与支持。从2005年开始，伦理批评在中国以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名称形成一股强劲潮流最终在中国勃兴，令人欣慰的是在这一领域业已获得可喜的研究成果。有关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论文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论文重点从理论上对文学伦理学批评进行研究和讨论，代表性论文主要有《文学伦理学批评与道德批评》（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现状和走向》（刘建军、修树新）、《关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几个问题》（陆耀东）等。另一类则是运用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方法研究作家作品的论文，代表性论文主要有：《伦理禁忌与俄狄浦斯的悲剧》（聂珍钊）、《文学的环境伦理学：生态批评的意义》（王宁）等。运用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方法研究作家作品的学术专著主要包括：《文学伦理学批评：文学研究方法新探讨》《英国文学的伦理学批评》、《康拉德小说伦理观研究》等。此外，还有一批高校博士、硕士研究生运用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方法写作学位论文和相关课题，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如此丰富的研究成果里，关于文学伦理学批评与跨文化意识、跨学科关系论证的文章却微乎其微。鉴于此，笔者在广泛阅读文献和深入思考的基础上，提出在文学伦理学批评过程中应该重视跨文化意识、跨学科视野培养，跨文化意识和跨学科视野是文学伦理学批评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 　　二、文学伦理学批评中参与主体应当具有跨文化的意识和跨学科的视野 　　1.文学作品的创作者在创作时依赖于跨文化、跨学科的背景获得创作灵感。 　　无论是古代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还是现代的哈代，他们在创作时都在有意或无意以不同文化背景和学科的知识作为创作素材，并在创作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受这些来自文学以外知识的影响，通过自己的作品体现出来，而就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文学基础来说，则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神话、荷马史诗与戏剧。文学伦理学批评中重要的术语斯芬克斯之谜就是来自于古希腊神话。柏拉图不仅在论述伦理学问题时采用文学的例子，而且善于从伦理学的观点阐释文学。中世纪的文学的宗教道德批评则主要来自于神学基督教的《圣经》。17世纪理性主义哲学的迅速发展，使得文学转而描写理想与情感、责任与爱情的矛盾与冲突，在法国作家高乃依、拉辛、莫里哀等的作品中时有体现。哈代的作品不仅受到生物学进化论的深刻影响，而且在运用进化论学术解决创作中的矛盾冲突时往往把穆勒的功利主义作为一把钥匙，把功利作为衡量人物行为的道德标准，并依此构思人物情节和表现人物的思想冲突。可见作家创作的最初灵感并非完全来自于自己最熟悉并擅长的专业领域，是各种思想知识交锋的合力。经典作家之所以经典，其与众不同之处在于知识的广博、视野的开阔。纵观中外学界，被后人所敬仰的大家往往具有多种身份，他既可能是哲学家又可能是文学家。一部《孙子兵法》成为商人、军事家和研究者的瑰宝足以证明经典作品本身所蕴含的丰富的跨文化内涵，而这些都得益于创作者具有的多元化知识背景，可以视为隐含的跨文化、跨学科知识的萌芽。从文学伦理学批判的视野出发，作家的责任是以文学创作为平台，在对社会现实进行批判的同时以“自我正义”的方式通达“诗性正义”。刘建军教授曾就“文学与宗教”之间的“亲和”关系进行过分析并指出，在基督教失去对人“灵性关�选钡淖饔煤螅�文学就自动地承担起宗教所承担的使命，但不能因此而使文学等同于宗教。这就说明：作家不是宗教家，但他应分担宗教家的社会使命并为处于现实苦难中的人们提供“灵性关怀”;作家不是政治家，但他应有洞见现实社会矛盾的能力，即他应以自己的方式为人们提供通达“理想生活”与“社会正义”方面的思考;作家非伦理学家，但他应有伦理学家的视野，即应通过创作在实现“自我正义”的同时，以“诗性正义”为手段，从而为整体意义上的人类解放进行探索。这应是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最大价值。 　　2.文学理论的批评者同样需要具备跨学科视野。 　　文学伦理学批评要求在特定的伦理环境中分析文学作品，就不能忽视伦理内涵的多元性。因为不同时期、不同民族和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伦理诉求，所以批评者要注意对不同时代和不同民族特定历史时期的伦理内涵的精准把握，不能用一个所谓永恒不变的伦理标准衡量古今中外的一切文学作品。因此，跨文化视野是运用此种模式的批评者必须具备的要素。刘建军说：“除了跨文化视野，批评者的跨学科视野也很重要。一方面是因为‘文学’与‘伦理学’本身就属于两个不同的领域。这种批评既要考虑‘伦理的属性’，也要考虑‘文学的属性’，两者不能偏废。另一方面，多元学科视野可以使批评者在解读文学作品过程中，更好地将伦理价值内涵与文学审美艺术融会贯通。”浙江大学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所所长吴笛认为，若想着力推进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研究与运用，批评者的跨学科视野至关重要。他指出，批评者应当通过广阔的研究视野，探究文学伦理学批评与其他文学批评方法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通过不断的理论创新，展现该批评方法蓬勃的生命力。譬如，生态批评中的生态意识、文类学研究中悲剧和喜剧概念等，都有着伦理的内涵。又如文学伦理学批评与女性主义批评、原型批评、后殖民主义批评、文学与法律比较研究均有契合之处。 　　三、文学伦理批评的多元化内涵呼唤文学伦理学批评具有跨学科的视野 　　文学艺术作品作为历史精神审美的形象建构，是人精神活动的产物，不管自觉或不自觉，都必然反映着人类特定阶段对人的本质和生存状况的认识。有鉴于此，文学的伦理批评就本质而言，是一种关于人的思想和行为价值的美学判断。这就决定着文学作为人学，作为虚拟的人类社会生活，永远不可能脱离伦理价值判断，因此就永远不能脱离伦理批评。卡西尔关于人的本质有这样的论断： 　　如果有什么关于人的本性或“本质”的定义的话，那么这种定义只能被理解为一种功能性的定义，而不能是一种实体性的定义。我们不能以任何构成人的形而上学本质的内在原则来给人下定义;我们也不能用可以靠经验的观察来确定的天生能力或本能来给人下定义。人的突出特征，人与众不同的标志，既不是他的形而上学本能也不是他的物理本性，而是人的劳作。正是这种劳作，正是这种人类活动的体系，规定和划定了“人性”的圆周。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科学、历史，都是这个圆的组成部分和各个扇面。因此，一种“人的哲学”一定是这样一种哲学：它能使我们洞见这些人类活动各自的基本结构，同时又能是我们把这些活动理解为一个有机整体。语言、艺术、神话、宗教决不是互不相干的任意创造。它们是被一个共同的纽带结合在一起的。但是这个纽带不是一种实体的纽带，如在经院哲学中所想象和形容的那样，而是一种功能的纽带。 　　很显然，这里的人的本质有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人有满足个体的需求与欲望，另一方面，人要满足时代的各种要素的要求。它是既吸取了“自然人”和“社会人”的长处又克服了二者弊端的产物。那么，从这个视野看当今伦理的时候，其内涵就不再是传统的“人的自然本性的满足”和“社会共有价值的实现”，而是个体与个体、民族与民族之间关系的和谐建立，这是把握今天文化伦理的基本切入点。当下伦理批评的最高要义是个人的和人类的、一个民族和另外一个民族、一种文化和另外一种文化的和谐达成。今天的伦理目的是要达成不同个体、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之间的和谐互补，是要实现双赢和多赢。这才是今天人类伦理的本质。由此而言，新的文学伦理批评，是从文学的角度促�M人类和谐相处的批评，是在文学领域寻找和阐发不同文化和谐统一要素的批评。这就决定着当下的文学伦理批评，是要在文学中对人的个性要求与时代要求相统一的关系的把握。为此，我们必须明确，虽然今天的文学伦理批评不再有所谓明确、单一的伦理价值标准（即传统的把血缘等级秩序关系、把人类的善和仁爱的情感及公平正义等当成伦理的标准），但不等于没有伦理批评标准，对多角度、质疑性、揭示性作品内涵的推崇，其实本身是一种价值判断，也是一种伦理批评标准。问题在于，我们必须知道，多元性必须在人类共有的价值之和的统筹下才能实现。也可以说，在文化人的时代，质疑、思索、揭示――认识人自身的复杂性和多元性，并从中发现人类共有的价值取向――促进以人为核心的各种关系的和谐相处――便成为新的伦理批评标准。也就是说，在文学批评领域，今天的伦理批评应该承认人与人之间的互补性、各种文化之间的互补性、各个民族文学之间的互补性及文学文本之间的互补性，从而实现对和谐共存规律和途径的揭示。因此，新的文学伦理批评其实体现了各个民族文学、各种文学文本之间的平等性原则，也体现了人与人、人与自然及人与其他一切事物的平等性原则。这样和谐共生、双赢和多赢应该是今天新的伦理观的应有要义，也是今天新的伦理批评要实现的基本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下的伦理批评是在一种新的历史文化坐标上出现的新的批评形式之一。 　　四、文学伦理批评的批评方式应当多元化并与其他方法相融合 　　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是文学批评的众多方法之一。这一批评方法只有和其他文学批评方法相结合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文学是反映社会现实的，而社会现实是丰富和复杂的。只有多种方法相结合才能全面、客观、公正地理解文学作品的内涵。 　　比如文学伦理学批评与美学方法融合可以使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更好地达到预期的效果。美学方法是贯穿文学批评始终的方法。俄国文学评论家别林斯基说：“艺术首先应该是艺术，然后才能成为某一时代社会精神和倾向的表现。”这便强调了思想性和文学性的一致。文学伦理学批评和美学方法融合要求我们从批评文学对象的美感特点出发，从艺术感受开始，以辩证的方法和艺术审美力对作品进行艺术分析，最后达到理性认识，收到相得益彰的效果。 　　文学伦理学批评与心理学方法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相统一。心理学方法对文学作品中的人物性格、人物内心和行为特征的心理分析使文学的伦理道德内容判断有了理论依据，使文学批评更有说服力。哈姆雷特中左右哈姆雷特的正是当时的社会伦理道德标准――父亲被疑死于谋杀，叔父是疑凶，母亲很快嫁给他叔父。这一切都违反了人伦常理，所以哈姆雷特痛苦、犹豫、徘徊。是否落下复仇之剑何时何地更合适等这些问题折磨着他“若能结合心理学方法”就会更全面地剖析这部作品和人物。 　　另外一个将文学伦理学批评和后现代主义写作手法结合的完美典范就是对《法国中尉的女人》这一后现代主义经典之作的批评。《法国中尉的女人》是当代英国作家约翰・福尔斯发表于1969年的一部作品。总的来看，《法国中尉的女人》是一部传统手法与实验技巧相结合的作品。它的主干部分是一个维多利亚式的故事（或者说是对维多利亚式小说的戏仿），其余的部分则是一些实验性的非故事的因素，其中充斥着大量对故事因素的颠覆性内容。除了讲述故事之外，作品还采用了大量反现实主义传统的手法，如戏拟、混淆、引用、议论、注释、矛盾、黑洞、时空倒错、作者闯人、多个视角、多种叙述声音、多个结尾等，通过对小说当中的“现实”先建构后解构的做法，一方面对传统小说的理论和操作模式进行颠覆，对人类语言能够“客观、透明”和穷尽式地“再现”外部真实进行嘲讽，另一方面则直接为作品注入了大量的思想内容，这些内容有哲学的、社会的、历史的、宗教的、小说艺术的、语言学的、生物学的，特别是道德伦理的。这样，作品就在颠覆传统小说观和语言观的基础上对人类通过理性把握世界的方式提出质疑，事实上就对启蒙主义、实证主义的世界观和认识论发起挑战。启蒙主义和实证主义的世界观和认识论又是资本主义人生观和伦理价值观的基础。这样作品中后现代主义的因素就最终和伦理道德的因素结合起来，或者说后现代主义手法的运用就找到它在伦理上的指归，具有伦理学上的意义。纵观整部小说，可以说福尔斯对后现代主义的运用，就是为了对资本主义伦理道德的批评，而正是有了对后现代主义手法的运用，才使得作者对资本主义伦理道德的批评具有了推倒一切的气势和摧枯拉朽的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要把握《法国中尉的女人》的伦理思想，必须着眼于文学伦理学批评模式与后现代主义的文学批评模式的相互结合，虽然由于作品的存在主义基调，是否或者怎样实现第三种结合是不得不考虑的另一个问题。不管怎样，作品当中的后现代主义手法确实起到了一箭双雕的作用：它一方面通过打破小说现实与真��现实互为连续的迷梦，暴露了实证主义“理性看世界”的不足和缺陷，揭示了实证主义世界观观照下的世界的确定性、外在现实的可触摸性荒谬性。另一方面通过对十八九世纪以后的西方的社会、哲学、宗教、历史、文化、科学、艺术及道德的大量议论，使读者直面新教传统下资产阶级及时行乐、庸俗市侩的可笑和滑稽。 　　五、结语 　　作为一种批评方法的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提出绝对不是无缘无故的，不是某一个人的心血来潮，也不是某一群人为建立一个流派而采取的临时性措施，相反它具有强烈的现实背景、深远的历史源流与深厚的文化底蕴。在进行文学伦理学批评时，无论是文学作品的创作者、作为审美体验的读者还是具体对文学作品进行分析的批评者，都要强烈地意识到具有跨文化意识和跨学科视野是对作品进行客观评价的重要条件，同时还要遵循文学批评方法多元化的特点，结合具体的文学作品内容和题材风格等根据需要将多种批评方法融合使用，以期对文学作品做的最客观、最中肯的批评，是文学伦理学批评成为众多批评方法中解释力强大、一枝独秀的文学作品批评利器。 　　参考文献： 　　[1]柏拉图，著.王晓朝，译.《柏拉图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2]柏拉图，著.王晓朝，译.《柏拉图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本文受上海理工大学2016年校级人文社科重点项目16HJSK-ZD06以及上海理工大学外语学院教研科研培育项目的共同资助，是这两项项目的科研成果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