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日本大陆政策的相关问题(讨论课材料)

近代日本大陆政策的相关问题

大陆政策作为近代日本外交战略的重点，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伴随着近代日本的开国、发展、兴盛和衰亡的全过程，可以说日本的大陆政策史反映的就是近代日本帝国的兴衰史。围绕日本的大陆政策笔者关注如下问题，这些问题或是中日学界讨论的热点问题，或是笔者自身感兴趣的一些问题，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希望够对近代日本的大陆政策有一个初步的理解。

1、围绕“大陆政策”定义的争论

研究近代日本外交史和中日关系史不可能回避日本的大陆政策，而大陆政策作为近代日本的最高国策，在近代日本的内政外交中占据极高地位，引起中日乃至其他国家学者的关注。但是，对大陆政策的定义？它起因于何时？它是不是一个既定的政策？

首先就近代日本的对外政策本身，曾长期被一般地概括为大陆政策，1940年以后，又一度被称为大东亚共荣圈。因此，大陆政策并非学术用语、而是历史用语。持此观点的学者散见于日本、台湾以及中国大陆的部分学者。所以，从研究的角度看，至今仍然以大陆政策这样的历史用语来概括近代日本的对外政策，在学术上则存在着明显的不足。[1]因此从学术角度研究近代日本的对外政策，有些学者采用了满蒙政策、亚太政策来代替大陆政策这一说法。其理由如下，在近代日本的对外政策中，存在着“北进”和“南进”两种论说，在明治时期，日本政界和军界围绕二者孰先孰后、孰轻孰重存在过争论，但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的军事侵略范围扩大到了中国南部、东南亚等所谓的南洋地区，这一政策被称为“海洋政策”与大陆政策相对立，因此狭义上的大陆政策指的是北进政策，尤以日本吞并朝鲜、征服满洲（东北）最能概括其内涵。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中日学界似乎并没有给大陆政策做出过一个科学的、合理的、符合各方需要的解释，在日本、中国大陆、台湾等的军事外交工具书并没有“大陆政策”这一词目，倒是台湾地区较常用“大陆政策”来概括台湾当局对大陆中国的政策。中国人对大陆政策的最初理解同时也是最普遍的理解见诸于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上，“明治初年就制定了‘大陆政策’，第一步政府台湾；第二步征服朝鲜；第三部征服满蒙；第四步征服支那；第五步征服全世界。”[2]当然，这一定义直接来源于“田中奏折”（后面将探讨田中奏折的问题），所以仍存在争议。笔者认为，如果将大陆政策中的“大陆”作为一个地政学意义上的词汇探讨的话，那它就不能够涵盖近代日本外交政策的所有内容，正如前面所述的海洋政策也客观的存在那样。但是，从主体性的角度来看的话，大陆政策是能够集中代表近代日本外交政策的一种政策，所以它具有探讨的价值。另外，笔者想要阐述的是作为“方法”的大陆政策，而不是追究大陆政策的具体内容和所包含的范围。

2、大陆政策的定义、形成及分期

国内学术界对日本大陆政策的见解可见诸于一些对日本大陆政策进行综述的学术论文，其中尤以东北师范大学周颂伦教授对大陆政策的见解独树一帜。他认为：“大陆政策是近代日本国家各个不同时期、各类各项政策颁布施行的最高目的和最高政策意图，是近代日本国家的最高国策，体现了将岛帝国发展为大陆帝国的强蛮意志，而非具体的政策。”[3]其落脚点在意志而非具体政策。与之相对，大多数学者（包括日本一些学者）认为，大陆政策就是一种有计划、有具体内容，能够反映日本对外侵略战略的具体政策。

对大陆政策定义的不同导致了学术界对大陆政策的形成、分期等问题产生了不同意见。据笔者的梳理，目前对日本大陆政策的分期主要有以下两种不同的见解，就政策本身而言，它的形成起点始于明治维新，这一点不存在很大的争议。但是对于大陆政策的终点并没有形成一致，在周颂伦的论文中，他将大陆政策阐释为一种意图，非具体的政策，所以周认为日本大陆政策的形成期始于明治维新，止于中日甲午战争之前。之所以说在这一时期大陆政策已经形成，原因主要体现在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思想乃至民间各个层次。政治上日本确立了天皇权威的近代天皇制；军事上建立了独立于政府（内阁）直接向天皇负责的军部，以及山县有朋建立的新式军队；经济上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资产阶级提出了向大陆经济扩张的言论和形式需求；[4]外交上日本通过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谈判，获得了法理上的平等；思想领域早已经有佐藤信渊、吉田松阴、福泽谕吉们著书立传，为其大陆政策实施提供理论指导；民间层面上则是指日本国民自信心的过度膨胀，以及头山满、平冈浩太郎、内田良平等领导的“玄洋社”组织以及大陆浪人的非法活动。

大陆政策的后期，是日本对外战略的具体实践期，它主要围绕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满洲）进行，故可以分为朝鲜政策期（1894-1910）和“满蒙”与中国政策期（1910-1931）。[5]另外一篇比较有影响的论文也基本认同关于19世纪90年代为止是大陆政策的形成期的观点，只是在其基础上做了细分，具体分为：理论论争阶段（1868-1873），主要是“内治”和“征韩”的争论；侵略试探阶段（1873-1882），集中体现在日朝《江华条约》、《中日修好条规》、征台、“琉球处分”等；大陆政策的确立阶段（1882-1890），主要表现为“壬午兵变”、山县“主权线”“利益线”以及日本新式陆海军的建立等。[6]无论是其后的朝鲜政策期、“满蒙”与中国政策期，都是按照既定的政策、目标发展，只是战略和战术上的问题，属于大陆政策的实践期。

3、田中奏折问题

笔者着重讨论田中奏折的真伪问题，虽然这已是中日共同历史研究中的症结之一。前面所述大陆政策这一提法的始作俑者就是田中奏折的当事者，所以把田中奏折当成一个虚假的东西，很难服众。据现有可查证的史料记载，田中义一在1906年时可能最早提出过大陆政策这一说法。[7]曾担任日本驻中国（民国时期）大使的重光葵在后来的回忆录中写到：“此后东亚发生的事态，以及随之日本所采取的行动，恰恰呈现出以田中奏折为教科书而进行的状态。因此，要消除外国对该文件的怀疑是困难的。”中国之所以认定田中奏折属于真实的基本依据也是对其后日本对外政策的检验，日本后来的扩张路线恰恰如田中奏折所述。

当然，日本学者多表示了对田中奏折真实性的怀疑，而且也找到了比较令人信服的证据。来自中国的日本史学者邹有恒（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一名中国学者）在一篇文章中的质疑，在此不妨全文引用：

(1)远东军事法庭审判时没有认定这个文件。(2)按王家桢言，奏章是由蔡智堪从东京分批寄来的。而蔡智堪是通过民政党干事长床次竹二郎与内大臣牧野伸显伯爵的介绍，潜入皇宫用两夜时间抄录的。然而，从1928年日本的政局形势验证，这是不可能做到的。(3)按蔡的记述，具体的内应应是助其潜入皇室书库的书库职员山下勇。但据史家调查，在当时的皇宫职员录中并无该人姓名。(4)蔡抄录的文件中有许多浮夸与差谬之词，不足信凭。[8]

当然，邹有恒也提到作为外交政策的公文书，《奏折》确实是“满身创伤”，不可能出自田中手笔，更不能是奏章。从形式上可以对其伪作有一个基本判断，但是从内容上看竟如此的合乎日本日后的侵略史实。仅仅以“伪作”而完全抹杀其存在的作法，也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它表达了一切日本帝国主义分子的心声，他的主要内容，都和田中义一的终身言行，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9]（笔者的猜测：田中奏折会不会是一本草拟的奏折？）

4、卢沟桥事变的偶然性与必然性

1937年7月7日发生的卢沟桥事变一般被认为是中华民族全面抗日战争的起点。中国方面一直坚持卢沟桥事变是日军有预谋的一次挑起事端的事件。事情肇始于日军一名士兵的失踪，日军借口到宛平城搜查，而事实上这名士兵已经在半小时后归队，但日军仍然强烈要求进城搜查，随即炮击宛平城，中日战争全面爆发。

从唯物史观的角度看，任何战争的爆发都具有其偶然性和必然性，这就是所谓的“历史偶然性或克列奥佩特拉的鼻子”难题，同时坚持历史必然性的观点也难免会遇到“历史决定论或黑格尔的邪恶”问题。[10]就卢沟桥事变而言，表面上看，卢沟桥事变的发生是由日军演习时的“枪声”而引发的，至今为止并未发现有关“枪声”来自何方的详实史料，因此，卢沟桥事变作为个案，它的发生可能具有偶然性。但是，有如下事实可以说明，卢沟桥事变的发生在很大程度上与日本的侵华政策相关。并且，这一事件很快导致了日本的全面侵华战争，因此，从历史的演变过程来看，卢沟桥事变的发生又带有必然性。[11]中国方面强调其偶然中孕育这必然的原因如下：首先，事变中的日本屯驻军来自丰台，而当时丰台并非为日本驻军的合法驻地，石原莞尔也承认（通州驻兵该为丰台驻兵）构成了卢沟桥事变的直接动因。[12]第二，日军扩大战局是最主要原因。近卫文麿内阁在临时阁议上作出了“不扩大”事件的指示，但是自信心膨胀的日本驻华部队做出了一个月结束战事的保证，最终日本内阁作出华北出兵的决议。[13]

[1]参见臧运祜：《近代日本亚太政策的演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小林道彦：『日本の大陸政策1895-1914: 桂太郎と後藤新平 』、南窓社、1996年。

[2]参见高中历史教科书《世界近现代史》，人民教育出版社。

[3]周颂伦：《近代日本的基本国策——大陆政策》，载《江海学刊》2004年第1期，第151页。

[4]小山弘健：『日本帝国主義の形成』、青木書店1958年版、85頁。

[5]周颂伦认为朝鲜政策期止于1906年，并认为1906年以后，日本的政策更倾向于满蒙而非朝鲜。笔者在此将《日韩合并条约》的签订时间作为分界线，认为这样更符合认识上的需要。

[6]刘巍：《论近代日本大陆政策的形成及特点》，载《北京联合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第69-72页。

[7]1906年，依陆军元帅山县有朋之嘱，陆军中佐田中义一写了一篇《随感杂录》，总结日俄战争的经验教训，并对未来军事提出预见。参见周颂伦《近代日本的基本国策——大论政策》，第151页。

[8]邹有恒：《对蔡智堪取得田中奏折的质疑》，载《外国问题研究》1987年第4期。

[9]邹有恒：《对蔡智堪取得田中奏折的质疑》，载《外国问题研究》1987年第4期，第10页。

[10]这是英国近代史学界两位大历史学家卡尔与以赛亚·柏林对历史必然性、偶然性的争论焦点，参见卡尔：《历史是什么》，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

[11] 参见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委员会编：《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报告——近代史部分》（中方）。

[12]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1），朝云出版社1979年版，第376页。转引自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委员会编：《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报告——近代史部分》（中方）。

[13] 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委员会编：《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报告——近代史部分》（日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