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教育和责任(续)
施特劳斯:自由教育和责任(续)
陈克艰 译
哲人-科学家被认为起初就处于进步事业的控制地位。但他没有权力,他的工作必须通过君主。所以事实上是君主的手在控制,也许要说是经过启蒙的君主。然而随着启蒙的进步,君主的监护就不再需要了。权力可以交给人民。人民并不总是听哲人-科学家倒是真的,君主其实也一样,但不管这一些,社会却越来越表现出不得不听从哲人-科学家的性质,如果它还要存在下去的话。自上而下的启蒙和人民行使其自由的方式,二者之间仍然有一个时滞。人们甚至可以谈论一场赛跑(speak of a race):人民享有充分的自由在先呢,还是接受启蒙在先?如果自由在先,人民拿它的自由以及拿它所受到的不完全的启蒙做什么呢?一个明显的答案是它明显地反抗启蒙,又真正地反抗启了蒙的专制。(译按:专制先受启蒙,人民启蒙在后,老佛爷已喜欢西洋玩意,人民尚视之为奇技淫巧。正在启蒙的人民反抗启了蒙的专制。)据说每个人都有政治权利,有作为最高权力一份子的权利,凭的是每个人作为人的尊严,一个道德主体(moral being)的尊严。唯一可以被推崇为绝对善(unqualifiedly good)的,已不是对永恒的沉思,不是心灵的栽培,遑论养育了,而是一种善意,并且每个人像每个别人一样都有能力具备善意,善意是与教育完全无关的。相应地,未受教育的看来甚至比受过教育的更有优点:自然的或道德律的声音在他们听起来比精明世故的人(sophisticated)听起来更清楚,更有决定意义,后者之精明世故或许会使他们与良心有了距离。这个信念并不是仅有的出发点,也许也不是最好的出发点,但它对我们现在来理解那时候作出的那个论断是最方便的出发点,那论断是说:德性是民主的原理,并且只有民主以德性为原理。这个论断的一个结论是雅各宾恐怖,它不仅惩罚言和行,还惩罚意图,诛心。(译按:见到过两种对民主的界定,技术上的和道德上的。技术上的界定说民主是一种机制,一部机器,运作起来,可以限制坏人,协调利益。观察合格的民主制的运作,确实如此。结论是民主是最不坏的政治制度,比较谦虚。道德上的界定即是这里说的,民主以德性为原理,也仅有民主以德性为原理。结论当然是民主最好,当仁不让,十分高调。但其后果却是雅各宾专政,其他就不必说了。施老师不论民主的技术界定,为什么不论?因为它没有力量。争取民主,为民主奋斗的人,如果以民主是一部好机器为理由,那他的争取和奋斗全是白搭,毫无力量,肯定不成功。世界上历史上没有一个民主国家和民主社会是依这种界定为蓝图,设计制作出来的。争取民主奋斗成功的,绝不会是以民主是部好机器为指导,为理想,为号召的。争取民主奋斗成功,争取到的是国家权力,随后另搞一套的,它奋斗时的口号一定是道德性,这样才能动人,才有力量;口号多半不真诚。)另一个结论是人们必须尊重每一个人,仅仅因为他是一个人;而不考虑他怎样运用他的意志或他的自由。并且这种尊重必须通过每个人都有充分的政治权利来实行,只要他不是职业罪犯或疯子;而不考虑为了行使那些权利他是否够成熟。这一推理让人想起一个因洛克的批判而不朽的推理,它引出这样的结论:人们可以将一个暴君斩首,但是必须抱着对他的尊敬。处在下面的政治自由和来自上面的启蒙,二者仍在赛跑。
至此,我谈的是哲人-科学家。即是说,我假装起初的概念,十七世纪的概念,还保留着它的力量。但是在这段时间里哲学和科学离异了:哲人已无须是科学家,科学家已无须是哲人。只有哲学博士的名头留下来,像是提醒着过去的遗物。此后,心灵的这两个离异了的能力中,科学占据了至上地位;科学是我们时代仅有的可以说享有普遍承认的权威。这个科学不再与智慧有任何本质的联系了。如果一位科学家,甚至伟大的科学家,正好政治上和私人生活上也是一个智慧的人,那只是出于偶然。宗教教育与自由教育之间富有成果的、有资格给人加冕的那种张力(fruitful and ennobling tension)不见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民主制气质与专家政治气质之间的张力。在过去的七十年里(此文发表于1962年),有一种意见越来越被接受:“价值”的科学知识、因而其理性知识(scientific and hence rational knowledge of “values”)是不可能的,也即,科学和推理在区分好的或恶的目的上无能为力。(译按:即现在人经常说的“科学是价值中立的”。现在说这话的人常视之为天经地义,与他对立辩论的人也不会反对这句话本身。但施老师说这不过是“过去七十年里日益被接受的一种意见”而已。此其一。其二,科学之价值中立,意即在众多并立、对立、角力的价值之间,科学没有倾向性,换言之,有倾向性的就不是科学。但这不等于科学不能对并立、对立、角力的诸价值作理性客观的认识和判断,认识和判断它们的好坏、优劣、美丑、高下。好比两人打架,科学是裁判,裁判不能参加进去,帮一方打另一方,但裁判必须对双方打架的品格和能力有认识和判断。科学的价值中立只是一种暂时的意见,现在人把它演绎成了相对主义,相对主义不是科学,科学的价值中立不是一个科学命题。)否认下述一点是不公正的,而这一点是多亏了功利主义的习惯尚存:一般地说,科学家,特殊地说,社会科学家,都仍然把健康、合理的长寿、繁荣,认为理所当然的好事情,并且,科学必须为了取得和确保这些好事情去寻找工具。但是这些目的不再能声称具有它们曾经有过的明据性。它们现在像是由一些确定的愿望所设立,而这些愿望并非“客观上”优于与它们相反的愿望。既然科学没有能力辩护它为之寻找工具的目的,它在实践中也就不得不去满足它的主顾所追求的目的,去满足科学家个人恰好从属的社会所追求的目的,从而在许多情况中去满足大众所追求的目的。这里我们不考虑某些较早的传统,它们有幸还保留着一些早先的力量,不考虑它们,是因为随着时日流逝它们的力量越来越被销蚀了。如果我们关注我们时代特有的是什么,或曰我们时代的特征,我们能看到的莫过于大众品味与等级虽高严格说来却不重要的效率之间的交互作用。(译按:扼要,扼时代之要,稳,准,狠。)技术专家如果不是对大众的要求负责任,无论如何也是对大众的要求作反应,然而大众,这个块然大物(but a mass as mass),却不能够为了任何事对任何人或对任何事负责任。正是在这样的境况中,这里的我们,以及国家里的其他人,提出了自由教育与责任的问题。(译按:开讲时,施老师说“责任”〔responsibility〕一词意思不清,连他也不清楚,仅指出“责任”与“职责”〔duty〕有别;一路下来,他也没有针对这词去讲清楚。然而至此,忽然清楚了。责任总要讲“对于什么”,to what,和“为了什么”,for what。如果自由教育谈得上责任的话,“对于什么”呢?对受教育者自己。“为了什么”呢?一般地说,为了“成人”,为了成为君子,特殊地说,为了能够做到以份量最重的事情为目的,是以份量最重的事情本身为目的,for its own sake,而不是以从事之可以得到的报酬为目的,not for the sake of its rewards。如此,则responsibility可以不必了,duty一词足矣。responsibility,高调的译法是“担当”。一说担当,形象立现:大英雄横空出世,顶天立地,豪气干云,然而这形象,戏子演得,侏儒扮得,木偶装得;而duty尽了不尽,却难以假得。致于自由教育对社会的影响,所谓“为己之学,初不在为人,而卒所以能为人也”,又似乎与responsibility沾边了,关此,施老师下文有说。)
在这个情势下,教育不足够的人注定会对教育、对确定教育的目的和方法产生不合理的强烈影响。更有甚者,科学的进步本身即导致日趋繁密的专业化,结果竟是,一个人值得尊敬全赖于他是一位专家。科学陷入了丧失其价值的危险,这一价值原在于拓宽和加深人的存在。在这一基础上仍然可能的仅有的普遍科学——逻辑或方法论——也成了属于技术人员又为了技术人员的业务。(译按:逻辑学专业在学术界是特别小、特别边缘的一个学科。钱钟书说它“全是废话”。)对专业化的疗救于是在一个新类型的普遍主义中寻找,我们时空视野的扩展使得这种普遍主义几乎成了不可避免的。我们试图以一般文明进程之类玩意儿的浅薄性来驱逐专业化的狭隘性,所用的招数还有,把所有国家在所有方面的历史:经济的,科学的,艺术的,宗教的,以及政治的,弄得像是与画廊有别的放不完的电影。(译按:哈哈!这样就不狭隘了。此间有“通识课”。)这样形成的宏大图景最多只能叫人兴奋和感觉有趣;它没有启发性,也没有教育意义。希罗多德的一百页,不,只要十页,就把我们引进了人类事务的元一和繁多的神秘统一,远远胜过以支配我们时代的精神写下的浩繁卷帙。不特此也,人的卓越或德性已不再被视作人的自然本性的完善化,而人依其自然本性是倾向于这种完善化的,或曰,这种完善化是人的爱欲(eros)的目标。(译按:精神的卓越和德性的完善即使在现代也是人的自然本性倾向着的,爱欲着的。但现代性的思想却不把“卓越”和“德性”定位在人依其自然本性倾向着、爱欲着的那个目标上了。现代人也讲“卓越”和“德性”,甚至广告里政治宣传里都讲,但所讲与人依其自然本性倾向着、爱欲着的卓越和德性,风马牛不相及。现代性的症结就在于“思想”与“自然”的违拗。)由于“价值”被视作事实上是约定俗成的,道德教育让位给了调整和校正,说得更明确些,让位给了用口头的和其他的符号进行的调校,或曰,让位给了对有问题的社会的适应。
那么,大众民主里自由教育的前景如何呢?受过自由教育的人在民主里重新成为一种力量的前景如何呢?正因为我们是民主的朋友和盟友,我们就不被允许做民主的谄媚者。虽然我们不被允许对民主使自身同样也使人的卓越所面临的危险保持沉默,我们也不要忘记那个明显的事实:民主给所有人以自由,当然也就给看顾人的卓越的人以自由。没有人阻碍我们耕耘我们的田园,建立我们的村落,我们的村落将被许多公民认为是对共和国有益的,是值得让它有自己的声音的(deserving of giving to it its tone)。毋庸赘言,尽最大的努力是成功的必要条件,却怎样也不是充分条件。因为,“人永远可以希望,永远不要放弃,不管他们发现自己处在怎样的命运和怎样的困顿中。”我们事实上不得不去从事专业,但我们可以尝试以份量最重的事物为专业,或说得更简单也更高贵,以一件需要的事情(one thing needful)为专业。(译按:“份量最重的事物”和“一件需要的事情”,前者高调,后者低调,低调的说法“更简单也更高贵”。)如事实所是,我们能够从正确理解的人性胜过从科学,从精致的知觉胜过从几何学精神,获得更直接的帮助。(译按:科学是从正确理解的人性来的,几何学精神是从精致的知觉来的。把科学和几何学精神横截出来,立为根基,就出问题了。) 如果我没有弄错,这正是为什么自由教育现在几乎成了读伟大的书的同义语。没有比读伟大的书更好的开始了。
我们决不要期望自由教育会成为普遍的教育。它永远是少数人的义务和特权。我们也不能期望受过自由教育的人会成为一种有他们自己权利(in their own right)的政治力量。(译按:“有自己权利的政治力量”,在今日即所谓“利益集团”。受过自由教育的人不可能组成利益集团;而假如某个利益集团中人全是“受过自由教育”的人〔概率极小,几乎不可能〕,他们已不配称“受过自由教育的人”了。自由教育没有力量,质言之,真理没有力量。真理不能被战胜,真理也不能战胜,真理不战。施老师在另一处讲过:宗教教育对人民,对多数的大众,自由教育对君子,是少数的特权。依此看现在的“孔子学院”和“读经”,全清楚了,真叫做不伦不类。实质不难看清楚:不过是一些人“有他们自己权利”的政治行为而已。又一个名实淆乱。)我们不能够期望自由教育将引导所有受益于它的人以相同的方式来理解他们的公民责任,或曰在政治上一致。(译按:受过自由教育者作为公民的身份,还是有责任的。参照前文:“哲人其实欠城很多,所以他有义务至少消极地服从城的法律,那怕恶法,也得服从。”云云。)卡尔·马克思,共产主义之父,弗里德里希·尼采,法西斯主义教祖(step-grandfather),二氏接受自由教育达到的水平之高,我们别指望能够企及。但是也许可以说,他们的宏大失败(grandiose failures)使亲身经历了这些失败的我们更容易在重温中理解那句老话:智慧不能与节制分离。从而也更容易理解:智慧要求不犹豫地忠诚于一个得体的宪法,甚至要求忠诚于立宪的事业。节制将保护我们免于双重的危险:从政治来的春秋大梦(visionary expectation from politics)和对于政治的矫情蔑视(unmanly contempt for politics)。(译按:“从政治来的春秋大梦”,指马氏。“对于政治的矫情蔑视”,指尼氏。苏格拉底也瞧不起政治,但是manly contempt,对头。施老师《论僭政》有专门一章论“两种生活”,political life versus life devoted to wisdom,政治的生活与奉献给智慧的生活,讲智慧者的contempt for politics,很透彻。Unmanly,缺乏男子气,娘娘腔;尼氏口气大,调门高,功架足,终究不脱unmanly。)于是,这样说也许又可以对了:所有受过自由教育的人都将是政治上有节制的人。(译按:这句话是将来时。马、尼二氏是受自由教育水平最高的人,但没有节制,他们的伟大失败源于他们的伟大无节制。有这两个伟大教训,真诚接受自由教育的人今后可以免于无节制的危险了。注意:施老师推崇二氏,是就他们接受自由教育也即读伟大的书的水平之高而言,未说他们是“不再是学生的老师”,是“伟大的心灵”,也未说他们的书可以置于“伟大的书”之列。二氏精通古典,自己另搞一套,影响极大,按现代概念当然堪称“伟大”。施老师自谦受自由教育水平不能企及二氏,但是我们今天如诚心接受自由教育,读伟大的书,还是须拜施老师,不可拜二氏。拜二氏者有之,但未必真能读二氏书,不过得点皮毛,遑论真读“伟大的书”;或者学做“从政治来的春秋大梦”,或者模仿“对于政治的矫情蔑视”。“从来学步难成步,笑煞邯郸却步人”。就是读二氏书,施特劳斯也是最好的老师,可以对它们有恰当的定位。)如此,受过自由教育的人又可以甚至在市场这样的地方也有人倾听了。
筹思如何治疗我们的疾病,如果不先之以一个正确的诊断,就没有任何价值,诊断既不能因虚妄的希望(unfounded hope),也不能因对那边力量的恐惧(fear of power that be)而搞错。我们必须认识到,即使是反对希望,我们也必须希望。我说希望,是把威胁着我们的危险完全抽象掉而说的(abstracting entirely from the dangers threatening us),这危险握在一个野蛮、残酷、心胸狭窄又诡计多端的外敌(foreign enemy)手中,他现在是被管住的(be kept in check),但说他是被管住的,那也只是因为他还算有理智,被一种合理的恐惧管住了:任何能埋葬我们的也将埋葬他。(译按:“能埋葬我们的也将埋葬他”,显然是在说核武器,所以,“野蛮、残酷、心胸狭窄又诡计多端的外敌”,其所指显然也很清楚。这段话是行文有节制的典范,“文字中道”的典范。节制,中道,是就两边说的,两边都不含糊,都无过无不及,正确的意思在彼此的张力之间。反对希望,又必须希望;希望是威胁下的希望,威胁之大,几乎是无可希望。危险如达摩克里斯剑,时刻悬着;又不似达摩克里斯剑无主地悬着,而是在人的手中,更加危险;好在他是被管住的,松口气;但他被管住也不过是…,又紧张了。这段文字看似与论题无关,突兀地插进来,应具深意。)但是我们千万不要把缓解当作治愈。我们必须记住,自由教育不仅对那些成年人是正义的做法,由于贫困他们年轻时失去了受一种与他们天性适合的教育的机会;成年人的自由教育而今也必须是对只在名义上或仅出于礼貌称为自由的一种教育的补偿。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自由教育关心人的灵魂,故对机器很少或没有用处。如果它成为一部机器,或一种产业,崇尚收入和名气,嵌金镶银,美艳惑人,那就和娱乐业没有什么区别了。自由教育在于学会倾听渊默低回的声音(still and small voice),在于对声若洪钟者(loud speakers)能充耳不闻。自由教育追求自然之光,对舞台之光避而远之。
1 参见《克力同》49d2-5.
2 Ep.Ded., pp.93-94, 164 186.
3 Nos.10, 35, 36, 55, 57, 62, 68.
4 The Works of Edmund Burke (Bohn Standard Library), Ⅰ407, Ⅱ7, 317-318, Ⅴ295.
5 James and John Stuart Mill, On Education, ed. By F. A. Cavenagh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31), pp.151-1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