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和老树

　　白喜 　　 　　在我家乡，七八十岁的老人去世，要热热闹闹，把丧事当成喜事办，谓之“白喜”。 　　早年，吹鼓手这一行，是被当作“四旧”禁止的。百姓办丧事，虽然没有鼓吹，但酒席却是要办的，前来吊丧的人，在死者的棺前跪拜之后，便完成了任务，等着丧宴开席了。物质匮乏年代，人们鲜有相聚一堂，开怀畅饮之机，且难得吃上大鱼大肉，丧宴虽然不如婚宴丰盛，鸡鱼肉蛋还是有的，不过农村办丧事，都是自家搭棚垒灶，支起案板大锅，自做饭菜，因人多量大，开席不免延迟，饥肠辘辘的吊丧者入座之后，大多不会故作斯文，在酒量饭量上表示谦虚。何况前来吊丧者，都出了礼，虽是三两元，也相当一家人一月的油盐钱，是付出很大代价的。当然，死者的近亲好友，或心情悲伤，或碍于情面，尚能注意礼节，保持肃容，只是略进酒饭，充饥而已。开席之后，死者的长子携诸弟子侄，到席间致谢词，几句话过后，免不了要说一句：“老人家高寿善终，老丧变成喜了，请各位不必拘礼，要吃好喝好啊!”这句话，就像下达了一个解除某种禁令的文件，原来有些矜持、有些顾忌的人，表情不再严肃，言谈不再拘谨，于是酒桌上推杯换盏，觥筹交错，猜拳声中，杂以谈笑，悲伤的气氛一扫而空。若不是厅堂里停着红漆棺材，死者的儿孙披麻戴孝，面带戚容，守在棺前，与婚宴热闹喜庆的场面并无不同。宴席结束，吊丧者酒足饭饱，各归其家，等次日早晨，再来送死者入地。 　　后来，各种禁忌解除，百姓生活渐渐富裕，家有老人去世，丧事办得越来越讲究，酒席肯定是要办的，另外还要请来吹鼓手，以壮声色。条件稍好的，通常要请两班乐队，让他们轮番吹打，不致因疲劳而中断奏乐。这些乐手，起初演奏的都是民间乐器，不外是唢呐笙笛，二胡琵琶，鼓钹锣镲，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些民间乐手也与时俱进，引进西乐，除了小号、长号、萨克斯，还有电子琴、爵士鼓，并且自带音响设备，演奏起来，声势浩大，如开音乐会。乐手们演奏的乐曲，有传统曲目，有革命老歌、有流行歌曲，有民间小调，论曲调的旋律与内容，悲喜并举，红黄皆有，乐手并不根据丧事的气氛而有所选择，只追求热闹动听。一般乐队，都有男女歌手，穿插表演独唱、对唱。这些歌手虽是业余，但有乐队伴奏，音响相助，歌声却也婉转悦耳。到了晚上，两班乐队要打擂台，或是用大方桌拼起两个台子，或是将两辆卡车，车尾相对，卸下车箱后挡版，充作舞台，供两班乐队及男女歌手登台献艺。先是由孝子贤孙向前来吊丧的人跪拜叩谢，然后由一方先来一段哭灵。唱词是固定的，只是前面的称呼，随死者的辈分临时改变。“你为儿孙吃苦受罪，一世操劳。才过上几天好日子，怎么走得这么早?”或是“生活这么好，儿孙这么孝，你怎忍心丢下俺们，就这么走了!”声调凄惨，如泣如号，裂人心肺。接下来，两班乐队，各显身手，你唱一曲，我来一歌，仿佛在进行拉歌大赛。为了压倒对方，双方各展绝技，演奏者玩起杂耍，唱歌者辅以舞蹈，你唱泗洲戏，我唱黄梅戏……嬉闹笑骂，荤素杂陈。真是“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近年又有人出租一种电光炮，形状与小型火炮相似，发炮时声或雷鸣，炮口可以发光冒火，但无炮弹射出。开宴与出殡，都要鸣炮21响，让前来吊丧的亲朋皆享受国宾待遇。乡村无“扰民”之说，因此这种表演，常至夜半方罢。我来北京后，发现郊区的百姓办丧事，形式与我家乡大同小异，不禁慨叹，大汉民族的某些风俗，真是千里同一。 　　我年轻时，对“老丧变成喜”一语，甚为不解，心想亲人长逝，乃人间之大悲痛，何喜之有?对于那些喧哗笑闹的酒席以及那些乐队与丧事的悲伤气氛反差极大的表演，也颇反感。然而，人过中年，我懂得了此语的含义。人能活到七八十，乃至八九十岁，实属不易。且不论那随时可能死于非命的战争时期，即使是和平年代，人类也并非都能一生平安。饥荒、瘟疫、洪水等天灾人祸，可以于短期内导致成批的人丧生；交通事故、工伤矿难、有毒食品、不治之症、医疗事故、暴徒行凶、冤假错案…一每年都要夺走不少人的生命。唐僧到西天取经，须历九九八十一难，一个人从生到死，虽不至于经历这么多的磨难，但唐僧有徒弟护驾、诸佛保佑，每次都能遇难呈祥，化险为夷，我等凡夫俗子，往往遇到一难，便在劫难逃，从生到死，或是在转瞬之间，比如遭遇车祸或矿难；或是呼天不应，叫地不灵，长时间地忍受精神与肉体的折磨，无奈地等候死神的召唤，比如患了不治之症或蒙受了不白之冤。 　　可以说，人世间的劫难，比唐僧取经途中遭遇的劫难要多得多，所不同的是，诸多劫难，并非由一人经历而已。一个人能一生平安，或是渡劫波而身在，历大难而不死，且能“高寿善终”，实乃大喜事也。“老丧变成喜”一语，虽仅五个字，但却蕴含着人类的大感慨、大感悟。我既懂得了此语的含义，对老人故去，称作“白喜”，办丧事时畅饮鼓吹，热闹一番，也就不再反感。只要不是铺张浪费，形式过于低俗，一个人走完了漫长的人生之旅，得以寿终正寝，活着的人热热闹闹地送他上路，为他的一生画上一个响亮点的句号，有何不可? 　　 　　古塔奇榆 　　 　　北京通州燃灯佛舍利塔，始建于北周，于清康熙年间重修，塔高五十余米，且建于高地，其姿高峻挺拔，其势超迈凡尘，既是通州古城的象征，又是京杭大运河北端的标志。据说在古代，塔无高楼遮挡，天朗气清之时，漕舟商船中人于十余里外放眼北望，即可见塔影高耸，巍然凌云，清人诗句“无恙蒲帆新雨后，一支塔影认通州”，可以为证。而“古塔凌云”，也因此为通州八景之首。 　　古塔矗立于城北，距我住处不远，但我虽居通州数载，只于散步时从塔园外经过，直到今年暮冬，我与焦加、李建永、徐怀谦诸友，前往西海子公园凭吊李卓吾墓，方得入塔园一游，近瞻其姿。 　　古塔为13层，塔身为八角实心，底部为莲花须弥座，花瓣三叠，仰然向上，丰润圆美，呈流芳吐艳之态。塔除底层辟有门窗，以上皆为斗拱翘檐，每层檐上皆密悬铜风铃，檐为灰色，拱为白色，壁为红色，三色相间，建筑工巧，独具匠心，雄伟中透着端丽。据人介绍，塔上风铃共2224个，数量为全国古塔之最，并且每个铃上均镌刻善男信女姓名，真、行、隶书兼具，甚为独特。令我奇怪的是，通往古塔的道路两旁，竟有帝王陵墓神道旁才有的人兽石像数座，皆汉白玉雕成，文臣宽袍大袖，双手捧笏，武将顶盔贯甲，按剑而立，其大小、神态，与我家乡朱元璋父母陵前神道上的石雕相似，且雕刻更加精美。后来问塔园管理人员，才知石翁仲、石马从他处移来，原为明初某王陵前神道两侧之物。 　　更令人称奇的是路旁的一株榆树，树高4米余，其干略显扭曲，树冠分作两层，上端如莲蓬状，枝柯密匝，昂然向上，下层圆如巨盘，枝丫交错，恣肆横生。不知何故，上下两层枝上竞挂着许多红布条。乍看上去，此树并无显赫之处，但树旁石碑上的文字，却令我暗自嗟叹，碑文载：“清康熙三十七年(1697年)，修建通州燃灯塔第

十三层时，榆钱随泥带至瓦垄间，遂生出幼树。塔身与垂脊均以江米汤和石灰膏所砌，根不能下长旁去，只靠西北一坡顶面瓦底薄土生存，斗干旱、麈风寒、抗贫瘠，顽强拼搏，屹立与塔顶二百九十载。1987年修缮塔刹时将其精心移植于地上。而现在枝繁叶茂，含绿滴翠，颇受珍爱。通州人喜称之为塔榆……”原来，这株看似普通的小树，竟有如此非凡之经历! 　　树亦如人，有着强烈的求生本能!虽不幸生于瓦隙之间，薄土之上，却不愿轻易弃世，一死了之，仍与恶劣的生存条件搏斗，与干旱、风寒、贫瘠搏斗长达三百年之久，塔榆何其伟哉!其精神又何其壮哉!世间无论何人，能如此树，还有何艰难困苦不可战胜，有何曲折坎坷不能渡过?塔榆历尽艰难困苦之后，被人移于平地，终得植根于沃土，从而“枝繁叶茂，含绿滴翠”，其经历，不也如历尽坎坷，渡尽劫波，终于苦尽甘来，转入顺境之人吗?碑文中有联云：“身在塔顶，曾把三百年严寒酷暑尝尽，枝枯叶淡终不死；根植湖滨，又将十余载细雨和风沐足，干壮冠荣毕其生。”碑文作者对塔榆的感叹，不是也可用来比喻世间众多在逆境中不屈不挠，自强不息，终于告别黑暗，迎来光明之人吗? 　　至于树上那些红布条带因何而挂，管理人员解释说，塔榆被许多人看作神树，平时常有人到树前，或双手合十，或跪拜于地，虔诚地祈祷，然后把事先准备好的红布系在树上，这每一条红布，都代表着一个美好的愿望，或是要神树保佑健康长寿，一生平安，或是要神树保佑家庭幸福，生活美满。管理员之言，让我感到好笑，塔榆有伺神力，可以保佑众生?它只能给我们以启示――无论环境多么恶劣，生存多么艰难，只要像它那样坚忍不拔，并尽自己最大的努力顽强拼搏，我们的种种愿望才有可能实现。 　　不过，碑上的另一段文字却令我陡生感慨，“(此树)未移之前其高3.7米，冠径4.2米，胸径17厘米。根系密匝成扇面形，无主根，最长者2.5米，近三百年树令。若长在平地，必具三人合抱之状”。我仰望那蓝天白云映衬下的塔顶，想象这株奇榆在高高的塔顶上与酷暑严寒、干旱风沙苦斗的情景，看着眼前虽然被移至平地20年却无力成长壮大的奇榆，忽然想到：那塔顶不正如某种无情摧残人才的社会环境，奇榆不正如虽然在那种恶劣环境下顽强地活了下来，但却失去了发展的机会、失去了美好年华的人才吗?想到此，我的心情不禁为之一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