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翻译观下狭义翻译主体的叛逆性

　　摘 要：女性主义翻译观认为作者和译者应该处于同样的地位，提倡翻译中的干涉和改写，并提出了补偿、加写前言和脚注和劫持三种翻译策略，充分的体现出了翻译主体的叛逆性。在本文中，作者阐释了这种叛逆性的表现、影响以及局限。 　　关键词：传统翻译观；女性主义翻译观；翻译主体；叛逆性 　　中图分类号：I0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07-0000-01 　　一. 传统翻译观和女性主义翻译观 　　从社会大环境来看，人类自古以来就受到社会分工和社会思潮的影响，强调男性在社会、经济、语言、思想等各个方面的主导地位。西克苏的两极对立观点指出男人是主体、自我、独立、主动，而女性则相反。根据《圣经》，上帝首先造出了男性亚当，再从亚当身上取下一根肋骨造出了夏娃。西方亚里士多德曾说女性之所以为女性，是由于缺乏某种优良品质。这必然影响到了翻译。在传统观念中，译文首先要做到的就是对原文的忠实，原文和译文的关系就是自我与他者、主动与被动的关系，而原文的作者与译者的关系也就成为了主体和客体、独立于依赖的关系。严复提出的“信达雅”翻译三标准，将“信”即忠实作为翻译的首要原则。译者被比喻成仆人、并衍生出译者隐身论。这都体现出这种关系。更有17世纪法国修辞学家梅纳日说：“Les belles infidèles”即“不忠的美人”。这个隐喻道出了在西方社会和译论中存在的双重歧视：一是在文学等级中，翻译处于劣等地位；一是在社会等级中，女人处于次要地位。 　　在解构主义思潮理论的关照之下，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就此出现，其代表人物主要有雪莉・西蒙（Sherry Simon）、劳莉・钱伯伦（Lori Chamberlain）、路易斯・冯・弗罗托（Luise von Flotow）。女性主义可以看作是解构父权中心，为处于边缘的女性说话的理论（张景华，2004）。女性主义翻译观试图消除翻译研究和翻译实践中对女性的歧视，试图重新界定译作和原作的关系，认为译文和原文应享有相等的地位。基于这些主张，女性主义翻译观凸显出狭义主体的主动性。 　　二.女性主义翻译策略及翻译主体的叛逆性 　　本文中所说的翻译主体指的是狭义的翻译主体，即译者。西蒙认为，女性主义译者挑战了传统文本意义生成的方式，意识到决定意义的作用和责任，会利用各种翻译策略彰显女性语言。在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认为，译者的地位应该等同于作者的位置。女性主义译者把对原文的“ 女性驾驭”当做翻译中一件乐事，突出展现自己对文本的操纵。女性主义要求“重写”（rewriting），并从女性角度出发进行干预和改写。也就是说，译文的意义是对原文意义的补充和拓展。译文与原文一样是一种意义生产行为，而不是仰原文鼻息的“ 意义再生产行为”（Flotow，1997）。这就是女性主义译者所具有主体叛逆性。 　　弗洛图论述的女性主义翻译的三种实践方式，即补偿（Supplement）、加写前言和脚注（Prefacing and footing）和劫持（Hijacking），正是女性主义译者所具有的主体叛逆性的另一体现。补偿即增补原文，它本身就是一种译者介入原文本的行为。果戈里（Nikolai Gogol） 认为“理想的译者应成为一块玻璃，透明的让读者感觉不到他的存在。”女性主义者认为在早期的圣经中，男权主义盛行，在圣经中用男性涵盖女性的例子不在少数，比如马太福音中：If your brother sins against you，go and show him his fault just between the two of you.If he listens to you，you have won your brother over.（Matthew 18 ：15.NIV 1984）。在这段话中，以称呼男性的“brother”、“him”、“he”指代男性和女性全体，使得女性主义者开始质问：基督教是否只是男性的宗教。女性主义者基于一种叛逆的反传统心理将此段话改为：If another member of the church sins against you，go and point out the fault when the two of you are alone.If the member listens to you，you have regained that one.（NRSV，1990） 　　加写前言和脚注包括解释原文的背景，作者的意图，勾画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采取的翻译策略等，旨在凸出译者的女性身份，或者更准确的说是女性主义身份以及其在意义的创造中作为一个积极参与者的作用。罗莉・张伯伦认为女性对于特别身份的关注，不仅有利于追寻女性所失去的身份和文本，而且对充满意识形态色彩的文本翻译也有帮助。第三翻译策略为劫持。劫持指“女性主义译者根据自己的喜好或主观意图，对文本中不符合女性主义的观点进行改写”（王婧锦，2010）。女性译者对把翻译看作是发挥主观能动性，为女性这一群体争取话语权，争取来自社会的平等目光的一个机会。她们希望引起大家对女性存在印记的认识和关注。女性主义者在翻译中尝试“身体翻译”，展现个性意识，如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翻译家芮效卫（（David Tod Roy）重译《金瓶梅》，他将有关房事描写场景一一译出。 　　三. 翻译主体叛逆性的影响和局限性 　　女性主义翻译观所表现出的翻译主体叛逆性对翻译界有着诸多影响。它在一定程度上冲击的了传统的翻译理论中对译者的忽视或者轻视态度。译者“一切得听从主人，不能自作主张。而且一仆二主，同时伺候着两个主人，一个是原著，一个是译文的读者”（杨绛，1996）。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介入，将原作者与译者放在同一个高度，两方面平衡互补，译者和原作者一样对作品负责。但是于此同时，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也有其弊端，它过分强调对文本的颠覆、干预和重写（rewriting），以不忠实对不忠实（infidelity against infidelity），有时显得过于激进，对译文读者来说是一种背叛行为。 　　参考文献： 　　[1] Simon Sherry.Gender in Translation：Cultural Identity and the Politics of Translation [M].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1996 　　[2] Flotow，Luise von.Translation and Gender ：Translating in the‘Era of Feminism’[M].Manchester：St.Jerome Publishing，1997 　　[3] 葛校琴.女性主义翻译之本质[A].外语研究，2003，06 　　[4] 蒋骁华.女性主义对翻译理论的影响[A].中国翻译，2004，07 　　[5] 张景华.女性主义对传统译论的颠覆及其局限性[A].2004，07 　　[6] 陈洪萍.从翻译策略、译者主体性和语言看女性主义翻译[A]，2008，03 　　[7] 王婧锦，浅谈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及策略[A].西安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