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寸一寸的欢喜

　　“二十年来 我和父亲之间总是聚少离多 　　我的心在外地慢慢地变硬 　　父亲的头发在家乡渐渐地变白 　　这个春天我的诗在诗刊发表了 　　这个春天父亲在老家住院了 　　……” 　　这是诗人韩宗宝的长诗《父亲住院》中的句子。我在参加此次省作协蓝黄经济区采风活动途中读到，最初，便是被这几行诗句吸引，在后来的行程中，它们也不断在我的脑海中反复闪现。 　　不得不承认，此次采风对我来说实在不轻松。这些年来，每年差不多总有那么一两次，我和家人一起，离开家，到远方，到不熟悉的地方去旅行，我非常喜欢非常享受那些身心放松的日子。而此次采风所去的滨州、东营、潍坊等地市，我也大多没去过，原本该是有吸引力的。 　　可为什么此行同我之前的预想全然不同？因为自己第一次参加这种形式的活动？因为采风内容以参观经济成就为主？还是因为不时要被提及作家――这个一个一直以来我都无法轻松坦然接受的身份？ 　　直到读到这些诗句，一直散乱在我心底散乱的不适、不安、惶恐……才终于清晰起来，是的，我想，此次沿途的所见、所闻、所想，事实上无不是在让我越来越纠结于这样的思虑――我的写作，我一直正心诚意面对的写作，和我的亲人，和我身处的这个世界，这世界上的人们有什么关系吗？我对他们了解多少？他们常态的生活，他们在不断变化的日子里的喜怒哀乐，我具体、真切地感受到了吗？这些年来，我从自身视野出发而生发出来的虚构，对就在我周围生活的大多数人来说，有什么意义吗？ 　　这些年，越写，我越发现自己的无能、无力，发现自己越来越多的常识盲点。比如，此次采风活动中所进进出出的工厂。 　　我对工厂最初的记忆来自童年。 　　小时候，我母亲工作在一家纤维板厂。那是一所六十年代末，设备全部由波兰引进的大型劳动密集型企业。如今，母亲再回望从前，说起当年自己主动选择离开城市去大兴安岭林区，话里话外，总会流露出些许的无奈。可即便如此，她每次末了也总不忘强调：“也不是想去就能去的，那儿当时是国家二级保密厂，招工很严，我还有些同学，去考，没考上……”不错，母亲工作在工厂，被许多人唤作“师傅”，曾让小时的我深感荣耀。那时候，在我周围，同龄的小孩子谁都是从小就懂得，厂区是不可以随便进的。唯一可以进去的机会是洗澡――被妈妈的手牵着，直接进到工厂的车间。在那一刻，再忤逆顽劣的孩子也会变得循规蹈矩。直到现在，我都清晰地记得那高大宽敞的厂房那些横七竖八的管道设备、震耳欲聋的机器轰鸣、扑面而来的车床运转时散发出来的腥咸凛冽的气息、尘雾一般不时腾起又飘散开来的木材碎屑，还有那些我同样也看不明白的，戴帽子穿工作服的大人们，他们走来走去沉默的奔忙……我还记得，彼时的自己，在走进工厂的那一瞬间，就被眼前的场景彻头彻尾地震慑。这震慑后来也并未因出入次数增多而有多少损减。当然，其中留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每次都走在我身旁的母亲――我惊讶地发现，自己那平时在家中单薄、温柔的妈妈，当置身自己的工作空间，竟会变得面目全非，她镇定自若，她强大而威严，她从未像那一刻那样让我感知到我对她的敬畏和依赖，木木地陷落在惊骇中，我牢牢地，像抓住救命稻草一般抓牢妈妈，一步不敢落地跟定她，把她对我讲出的每一句话都当成金科玉律。 　　后来，我上了学，当可以写出“成型”这两个字的时候，我兴奋极了，激动地跑去找妈妈：“从小，我就总听人讲成型车间，成型车间，现在才终于明白了意思。妈，是不是你在的那个车间，木材已经变成了纤维板？是不是你都能看到板子的形状了？” 　　可那时我的母亲已离开了工厂了，母亲一定认为像我父亲那样在机关工作才更舒适、更体面。离开工厂后的母亲，仅在教训姐姐和我时，才喜欢提及那里。她常对我们说：“你们姐俩一定得好好学习，将来好上大学，要是学习不好，长大后就只能去工厂，当一个说话大嗓门，每天三班倒，有了家、有了孩子都没法儿好好去照顾的工厂女工。” 　　二○○五年春节后，我初到青岛，工作是记者，做电视新闻，因为是省台新闻中心在青岛驻站，所跑行业部门十分庞杂。那时的我，最怕接到的就是去工厂采访的任务。因为别的总好些，总可以在赶赴现场的路上，借助些相关文字资料展开想象，提前做些准备和设计。可工厂大都是不行的，尤其一些新兴的工厂，一些关于新科技新项目的采访选题，面对它们，我常常有强烈的挫败感，心里越没底，越谨慎，却也越手忙脚乱，抓不着头绪――既担心自己和采访对象交流时，话问不到点子上，被人轻视，采不回有价值的信息，还得操心如何去和摄像沟通，担心拍回的镜头大而无当，回去编片不好用。那是我职业生涯中一段绝无仅有的最忙碌、压力最大的时光，一天到晚，东跑西颠，事必躬亲，脑子一刻也闲不着，就怕自己做出的片子，只被些唬人的画面、场景吸引，无法提供出比报纸新闻更丰富、更有分量、有意味的新闻细节。 　　我最难忘的一次新闻采访经历发生在那年春末，是去当时的青岛颐中汽车厂。 　　那次是我自己找的选题，“上汽通用五菱将与颐中汽车举行资产转让仪式”，这文字里“资产转让”几个字吸引了我，“被吞并了？那厂里那多人该怎么办？他们会有怎样的反应？”彼时的我，只觉自己没本事做好工业新闻，是因有太多冷冰的机器、设备阻隔，以致找不到感觉，觉得对活跃于其间的人总该还是会有些把握的。那条信息让我觉得简直是天赐良机，觉得这是可以帮我克服工厂恐惧症的最佳突破口。当即我就拿起电话，联系好了采访。第二天一早，按时和一名摄像记者赶到现场，先是呼呼啦啦跟着一群人在厂区浮光掠影地转了一圈，就乘车去开新闻发布会，一些南方口音的报纸、期刊记者纷纷提问，各界人士高谈阔论了一大通“战略转移”、“ 行业洗牌”，把我听得蒙蒙的，云里雾里，然后就是转让仪式，紧接着，又被张罗着再出去乘车，我问清这次上车是要去酒店吃饭了，顿时傻了，这才想起自己选题的最初立意，便赶紧去商量厂方外宣。外宣是个讲话利落果决的年轻女子，她瞪着描有蓝紫色眼线的大眼睛，满面戒备地审视了我好一阵儿，才扭头安排人带我们重返工厂，并交代：只补拍镜头。 　　正午的大太阳下，自己提着摄像机呼哧呼哧步行进厂的摄像记者恼了，“厂容厂貌我上午都拍了，你还让我回来拍什么？到底你是要发简讯还是报道？”面对他咄咄的质问，我嗫嚅了半天才说出口：“对不起，我前期工作，做的不好，这个行业，我太不了解，发简讯我都没资格，你看，能不能帮我拍点儿资料，我先留着……”可能是看在我都要哭了的份上，同事才没好意思再讲什么，只气呼呼转身机器上肩，开始拍摄。我一个人在厂里转，心里又难过，又慌张，我看见土的地面、钢铁的框架、操作台、半成品……大夹子夹着的油迹斑斑的值班记录，小黑板上白粉笔标着的班组生产进度……小时候的记忆开始纷至沓来，但那会的氛围，显然都是在对我儿时记忆进行着嘲弄――在我周围，所有的机器、设备都冰冰冷冷沉寂无声，更不见有人在四周走动，整个厂区陷落在死一般的空旷和沉闷里，只远远可以看见角落里稀稀拉拉有几个人，在相对枯坐。我对自己说：你不是当年那个看风景的小姑娘了，这么远好容易折腾到这儿来，你必须得过去，去跟他们聊聊。可是，聊什么呢？我能怎么开口？他们在经历变动，那些在信息发布会上，被冠冕堂皇地扔来抛来的诸如“战略”、“重组”一类的词儿，对他们来说，将意味着活生生的具体生活的变化，这变化他们喜欢吗？他们的喜欢与否，对这变化能起什么作用吗？面对自己被动地接受的变化，他们此刻一定都心境复杂，而我，一个外来者，对这变化的前因后果都还一知半解，我有什么资格去打扰他们的沉默？一次又一次地，我在心里给自己鼓着劲儿，却到底也没能迈出走向他们的脚步。后来，可能是因为发现了我们摄像机上山东卫视的台标？“你们从济南来？”一个戴眼镜的师傅突然从我身后打招呼。 　　那天，那个师傅很亲热地同我聊了好一会儿。“一个做烟草的企业，以为有点钱就可以造汽车？只有我这种傻瓜才会相信，跑这儿来上当。本来，当年我在济南，好好的……”我还记得，讲这话时，那师傅长长地叹着气、扭头茫然四顾，讲话声调也随之陡然低落，倏忽散尽的表情；还有后来，他用目光追随着摄像记者的动作，眼里无限沉迷，口中却轻盈飘忽，“你们多幸福啊，搞艺术……”他说。 　　“不是啊，师傅，是做新闻啊，”我急切地辩白。他则看都不看我，只用鼻子笑，“差不多，”他说：“反正跟我们过日子，两码事儿……”那师傅的话、表情，我在自己后来做记者的日子里时常想起，在我采访受阻，在我写稿不顺的时候，我都会觉得，自己对新闻的理解其实同那师傅很相似。我不得不承认自己做记者做得很不够格。我曾寄希望于从自身找到原因，以便克服。一度我将之归咎于自己做电视新闻之前的六年电台节目主持人经历，我觉得是因为以那种身份进入媒体，使得我对新闻事件的反应，言说的方式，都难脱“文艺腔儿”。后来又渐渐发觉，更因为我这个人的兴趣太过偏狭，对太多的行当，我都缺乏基本的常识和体认，以至于对自己身处的世界缺乏整体、宏观的把握。所以，当我出发，从不同的新闻现场，最后却殊途同归，发现往往只有借助抒情这根拐杖，那收尾突围的最后一程，方觉走得顺畅。但也正是因为做电视新闻的经历让我懂得，只浮泛在事件浅表的抒情，貌似悦己宜人，其实，那是讨巧、是廉价的，也是最可耻的。 　　二○○六年，我从新闻单位辞职，也是在那一年，我开始了写虚构小说。读和写，回忆、思考和想象，让我不断从火热的生活现场撤离，不断做减法，朝后退，沉潜走向内心。陷落在自己有兴趣，也自觉有些把握的生活场景里，这些年我写了新闻媒体、写了职场白领、写了海外留学生，写了二十年前发生在我故乡的森林大火，甚至还写了如今自己偶尔逗留的胶东乡村……但一直以来，在我完成的近一百万字的小说里，我从不敢让自己小说里的人物跟工厂沾一丁点边儿，哪怕是一个一笔带过的人物，都不。恰好也正是在二○○六年，家里迁新居，和先生一拍即合，我们自那时起在家中取缔了电视，从那以后，我眼中所见，心中所想，所琢磨的事儿彻底摆脱了工厂。我早已忘了它曾经的对我的折磨，这些年来，我越来越恣意纵容发展着自己偏狭的兴趣，沉溺其中，挖坑、掘井、筑路搭桥，连做梦，我都没再梦到过工厂。 　　是这次整整一周的采风，让我重返了工厂。 　　它当然会变，会大踏步地，以我所不能理解，超越我经验的速度和逻辑在变――从济南一出发，看到行程安排，我满脑子都是昔日记忆中工厂的画面、场景，我沉溺其中，进进出出，一路不停给自己打预防针。 　　我们这一行第一站去的是位于滨州的西王集团。当得知将参观的是其下属的生产食用油和果糖厂区，而不是特钢厂区，我还暗自庆幸，心想还好，还不至于和自己的生活隔得太远。可当我真正置身其中，除了闻到弥漫在空气里的玉米发酵的味道外，目之所及，我没看到任何同食品相关的内容。我们一层层上楼，在一排排林立的银白色金属罐子间穿行，我不得不时时提醒自己：这不是散落在乡村田间地头里的小小油坊，这是年销售收入二百多亿元，跻身中国制造业五百强的大型民企。对此感觉不适的一定不止我一人，一路我都听到耳边不时传来感慨：没人啊？怎么看不见人啊？是啊，除了那些看不懂的机器、设备外，我们一路走过，没见到任何人在其间劳作，直到后来进到主控室，才看见两个着工装的师傅，背对着我们，在操作电脑。 　　结束参观上车，发现人未到齐，是我们走得太快，一位老师估计是因拍照被落下了。打手机找，总无人接，就有人说，“那里面机器那么响，手机怎么可能听见？”又听司机师傅解释这会儿上车的地点已与当时停车时不同，大家顿时都急了，纷纷抻着脖子站起身。站在车间门口送我们出来的九○后师傅听说了，表情却显得很是沉稳淡定，“木事儿，”师傅一边云淡风轻地朝我们摆手，一边掏手机出来，“调监控录像。”我在车上看见，听说，颓然落座，暗自感慨：是了，如今在工厂，机器不仅是用来做工，还得用来看着人。 　　随着采风的不断深入，我这刘姥姥进大观园的感觉也在不断增强。可我是虚荣心旺盛的刘姥姥，自觉所知有限，就怕当众出丑，只看、听、不敢多说什么。然而在华兴机械厂，当得知气势恢宏的华兴科学发展苑不到三年即完工并投入使用，我到底没忍住，还是同厂方确认了一下具体数字――园区占地约1500亩，建筑面积50万平方米――在得知这数字的那一刻，我心中毫无振奋之感，相反倒满是沮丧。小镇长大的我从小就路盲，一直以来，最习惯的认路方式是以大些的建筑物作为标志。这些年来，我已越来越体会到这方式在城区的应用困难，眼前的这一切又在提醒我，在乡村、城郊，也早已如此――不过三年，这片曾人烟稀少的土地就会梦一般地出现一座工厂，一片建筑群；不过三年，这里就将每天进进出出大量的乘班车来去的家住城区的工厂职员、天南地北的打工者、客户、供销商……这无法不让我这个刘姥姥产生不合时宜的联想：那么，不过三年，这儿的水、电等基础能耗问题是如何解决的？它日常的生产、排污对此地的自然生态，现在或将来，不会有妨害吧？中国已成了全球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成了“世界加工厂”，在那一刻，我切实地意识到，这绝不仅仅是专家、业内人士的总结和判断，它已不断地被生活在这儿的每个普通人亲眼看见，无论你的谋生方式是否同工厂沾边儿，无论你是蜗居乡野的村夫，还是闲居家里的主妇。 　　非但工厂，此行见识的许多自然风景，也在让我不断见识着人力借助于机器在迅猛行进的脚步――在风暴潮频发的东营港区，长达十公里，设计标准为一百年一遇的防潮堤已初现规模，车过堤坝，我的眼前出现了奇异的一幕：向右侧看，还是混沌暗黄的滔滔浊浪，而左侧，则已成了碧波万顷的浩瀚大海；作为黄河入渤海冲积扇上的城市，潍坊市临海地段横亘着一片两千六百多平方公里的盐碱滩，使得这座城市一直以来“临海不见海”，而近年来大力推行的“吹海造田”工程，已将上万亩的盐碱滩涂改造成了陆地，大海也因此直接现身到了人们眼前。 　　每当见识此类超乎我经验和想象的景观，我心中惊慌的成分总是远远要盖过惊艳，我总会想起不久前我和先生在家中接待的他的一位中学同学，该同学对我先生偶尔的一句感慨：人心不古，反应非常激烈。他说：“人心不古”这话本来是有问题的，人的心怎么可能会古？会一直不变？你的心肯定是要随着生活状况的变化而变化，科学技术在改变你生活的同时，一定也在不断改变你的内心。他说起他最近一直在研读的史蒂芬・霍金的那本《时间简史》很受震动，拿他自己来讲，从小农村长大，现在脑子里还存有家中没电点煤油灯的记忆，如今也才不过四十出头，电就已改变了自己这么多，在他的生活中须臾不可分离。可是，要知道，目前人类所有的科技发明还都是在以人自身的智能作为基础，而将来一旦量子计算机技术成熟后，量子计算机本身就可以替代人类进行发明创造。大的、颠覆性的发明创造将会更广泛、更频繁地出现，那么，现在，你觉着你可以想象得出那个时候自己的生活面貌，还有内心世界吗？ 　　我在一旁听他们聊，很受触动，当然我不能同意他关于人心不古的说法，一直以来我都坚信这世间将永存恒常的古意，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我的信仰，无需讨论。可对他提及的变化，我深觉自己浅薄孤陋，认识不够。 　　反思自身，我想，自己之所以喜欢读和写虚构小说，很大一部分因素该是源于自己总感觉到自己对身边的人和事的看不懂和想不通，有探究的意愿，而这些年来，越来越多的社会新闻、现实故事常常让我震惊于它的惨烈、荒诞、戏剧性、寓言色彩远远超越虚构。这些年，我对自己的写作总感到不满意、怀疑、困顿、不断感知到前行的困难。若细究，其实其中主要的原因，应该也还是来自于自己感知到了自己对笔下一个个个体心灵的不能更敏锐、更准确地把握――这些人，他们有些就是我的亲人，他们就生活在我目之所及，始终关注的范围内，然而，他们是在变的，一直都在变，在同这片土地一样，以超越我经验的速度和逻辑，在主动、被动地不断变化。 　　采风回来，我做的和自己的写作相关的第一件事就是翻自己从前的笔记本，我特别想重温自己当年做记者时的心境，可非常遗憾，我没找到一段带点个人情绪的文字，那里密密麻麻记着的，大多是些采访提纲、会议纪要，以及大量的摘抄来的我今天已大多毫无印象的各个行业关键词、名词解释……“凡专业之人，必有心得，亦必有疑义”翻那些笔记，我不由想起曾国藩的这句话，这让我心境苍凉――仅就心境而言，我觉得自己更喜欢当年那个虽贪大求全，却在满怀憧憬努力想吸纳更多的自己，而不是如今这个胡思乱想、疑虑重重的刘姥姥。 　　我此番翻找的最大收获，是重温了胡适于一九二○年代曾为中国科学社写作的社歌。 　　“我们不崇拜自然。他是一个刁钻古怪；我们要捶他，煮他，要叫他听我们的指派。 　　我们要他给我们推车；我们要他给我们送信。 　　我们要揭穿他的秘密，好叫他服事我们的人。 　　我们唱天行有常，我们唱致知穷理。 　　明知道真理无穷，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 　　可以想象，自己当年把这段文字摘抄到工作笔记上，心里一定是满怀了要奋勇向未知世界进军的决心，想以此来激励自己。可后来我到底还是选择了放弃，做了逃兵。现在再次面对它，我发现，其中尚可激励自己的，已是那个定语：“一寸一寸的”。是的，踏实、细致、一寸一寸的，这应该是我如今可以力所能及的行进方式――从自身出发，向着更广阔、更复杂多变的世道人心，它当然很笨，也会很难，但或许这正是乐趣所在，和存在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