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治学的态度与方法
人民政协报/2013年/10月/28日/第C01版
学术家园双周刊
谈谈治学的态度与方法
钱志熙
通过审美的方法，形成对于古代文学的丰富的感性知识与经验，在这样的基础上进行的文学史研究才是有效的。
关于治学的态度，我想用“诚”这个词来阐述。“诚”是一个哲学的概念，《中庸》是诚的哲学的开山，那里面说:
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
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能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关于这些话的注解很多，我不想繁琐引据，只谈自己理解，不一定准确。“诚”是一个本体，即真实之体，也是一个方法，即得到这个真实本体的方法。“自诚明”是由顿悟本体入手，然后阐述这个本体，即由诚到明。“自明诚”则是讲，先由他人(已经觉悟者) 启迪，或者从自己先有的一点点积累出发，即所谓的“明”，最后一样悟得这个本体，所以叫自明诚，即由明之诚。前者是自觉顿悟，是性体的全部呈现，所以叫做“性”。后者则是由薰习、积累而逐步达到，所以叫做“教”。但两者其实是彼此包含着的。所以说能诚则明，能明则诚。诚是一个本体，一种态度，一种方法。人是有一种本质的，这个本质，中庸里把它叫做性。这个本质，需要“诚”的态度，“诚”的方法去发现它，就像孟子论性善，康德讲实践理性那样，他们用的都是“诚”的方法。要体现人的本质，当然不仅是一种哲学的阐述，一种思想与认识的方法，而且更是一种实践。只有天下至诚之人，才能尽自身之性，也就是发现自身作为人的本质，并且坚定不移地去实行之。能反身而诚，得到自己的本质及种种情状，也就能得到他人的本质与情状，也就同样有可能得到事物的本质与情状。能得人类与一切事物的本质与情状，当然就能赞天地之化育；用今天的哲学术语来说，就是发现事物规律，因势利导，不违背自然规律地行动。这样，人就可以与天地参，所谓通天人之际。
我想，《中庸》的这一段话，当然也可以作为我们做学问的指导思想。学问是人的事业，所以做学问，第一个就是要做人。做人的真正要义，是在发现人的本质的前提下，自觉地去实行。人的本质，不仅是个体性的，还是群体性的。人的个体性本质，古人叫做自然，群体性本质，古人叫做名教。但是名教是建立在自然的基础上的，古今中外无数贤哲的一切行为与学术上的努力，都是要让古今名教不断地接近人的本质。我始终坚持这样的看法，人的本质，存在于个体与群体的结合之中。中国古代的儒家思想，更多的是从群体来阐述人的本质，但也重视个体。道家更多的是从个体来阐述人的本质，但也并未忽略人作为群体的存在。我们做人，应该时时想到，我不是单个独立的存在，我是群体的一员，是家庭、社会、国家乃至全人类的一员；是独立的人，但又是依存于群体的。我想按这个思想去做人，是比较可取的。只有发现自身的本质，人性的本质与情状，才能谈得上治学。只有思想正确、人格健全的人，才能对一切事物有正确的看法。只有对事物形成正确看法，才能得到有价值的学问，得到有价值的学术发现。所以，我想中庸的这段话，完全可以作为我们做人治学的总纲。
关于学术研究的方法，我最欣赏的是清代章学诚在《校雠通义》里所说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这原是他概括刘向父子写作《七略》的一种方法，但足以作为一切具有史学性质的人文学科的基本方法。我认为也可以作为文学史研究的基本方法。当然文学史的源流演变，不像学术史那样可以清晰地呈现，但既然是一种历史的、发展的对象，最主要的当然还是要寻索他发展的脉络。
关于文学史研究的基本方法，我曾将它概括为审美、历史、逻辑三者。审美的方法，就是基础于具体的文本的阅读，并通过深入广泛的阅读培养一种行家的鉴赏与批评的眼光与能力。就像一个文物鉴定家对一件古文物能做出鉴赏与鉴定一样，研究古典文学的学人，也应该对古代的作家作品做出有效的鉴赏。这种能力，也就是刘勰在《文心雕龙·知音篇》中所说的知音、识器。这要通过大量的阅读，有时还要有一定的创作方面的经验。通过审美的方法，形成对于古代文学的丰富的感性知识与经验，在这样的基础上进行的文学史研究才是有效的。在这基础上，我们再去发现作家的思想、艺术及文学史的种种现象，进而探求文学的产生规律与文学史的发展规律，这就进入历史与逻辑这两种基本方法的运用。当然，为分析的方便，我们将三种基本方法分开来说，其实在具体的研究中，它们是结合在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