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与杨绛

2016年09月11日

　　傅雷、朱梅馥夫妇合影 　　钱锺书、杨绛夫妇与傅雷之子傅聪交谈

傅雷、朱梅馥夫妇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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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银胜

相信傅雷的名字为广大老百姓所重新熟知，应该自1981年出版《傅雷家书》起。

《傅雷家书》的出版，在当时是一个轰动性的文化事件，三十多年来它一直畅销不衰。该书是傅雷夫妇在1954年到1966年5月期间写给傅聪和儿媳弥拉的家信，由次子傅敏编辑而成，前后五版发行了近二百万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些书信影响了整整一代人。

傅雷在他的有生之年即已声名显赫了。他是我国著名的翻译家和美术评论家，1927年赴法在巴黎大学文科听课，同时专攻美术理论和艺术评论。1931年秋回国后，即致力于法国文学的翻译与介绍工作，译作丰富，文笔传神。译作共30余种，主要为法国文学作品。上世纪60年代初，傅雷因在翻译巴尔扎克作品方面的卓越贡献，被法国巴尔扎克研究会吸收为会员。

不久前刚刚去世的杨绛先生，也是一位可以与傅雷齐名的文学翻译家。由于志趣相投，傅雷先生与钱锺书、杨绛夫妇非常熟稔，并建立了毕生的友谊。现在谈论傅雷与杨绛，最值得追记的是杨绛、钱锺书一家与傅雷一家的交往。上世纪四十年代，傅家住吕班路（今重庆南路），钱家住拉斐德路（今复兴中路），一南北向，一东西向，两路交汇，拐个弯就到。杨绛回忆说：“我们和傅雷家住得很近，晚饭后经常到他家去夜谈。”在杨绛印象里，傅雷“并不是一味板着脸的人……他听着锺书说话，经常是这副笑容。傅雷只是不轻易笑……也许锺书是唯一敢当众打趣他的人。”傅氏自视甚高，但只佩服一个人：钱锺书。

在杨绛的生花妙笔下，傅雷的形象跃然纸上：

抗战末期、胜利前夕，钱锺书和我在宋淇先生家初次会见傅雷和朱梅馥夫妇。我们和傅雷家住得很近，晚饭后经常到他家去夜谈。那时候知识分子在沦陷的上海，日子不好过，真不知“长夜漫漫何时旦”。但我们还年轻，有的是希望和信心，只待熬过黎明前的黑暗，就想看到云开日出。我们和其他朋友聚在傅雷家朴素幽雅的客厅里各抒己见，也好比开开窗子，通通空气，破一破日常生活里的沉闷苦恼。到如今，每回顾那一段灰暗的岁月，就会记起傅雷家的夜谈。

说起傅雷，总不免说到他的严肃。其实他并不是一味板着脸的人。我闭上眼，最先浮现在眼前的，却是个含笑的傅雷。他两手握着个烟斗，待要放到嘴里去抽，又拿出来，眼里是笑，嘴边是笑，满脸是笑。这也许因为我在他家客厅里、坐在他对面的缘故。他听着锺书说话，经常是这副笑容。傅雷只是不轻易笑；可是他笑的时候，好像在品尝自己的笑，觉得津津有味。

也许锺书是唯一敢当众打趣他的人。他家另一位常客是陈西禾同志。一次锺书为某一件事打趣傅雷，西禾急得满面尴尬，直向钟锺书递眼色；事后他犹有余悸，怪锺书“胡闹”。可是傅雷并没有发火。他带几分不好意思，随着大家笑了；傅雷还是有幽默的。

傅雷的严肃确是严肃到十分，表现了一个地道的傅雷。他自己可以笑，他的笑脸只许朋友看。在他的孩子面前，他是个不折不扣的严父。阿聪、阿敏那时候还是一对小顽童，只想赖在客厅里听大人说话。大人说的话，也许孩子不宜听，因为他们的理解不同。傅雷严格禁止他们旁听……

阿聪前年回国探亲，锺书正在国外访问。阿聪对我说：“啊呀!我们真爱听钱伯伯说话呀！”

去年他到我家来，不复是顽童偷听，而是做座上客“听钱伯伯说话”，高兴得哈哈大笑。可是他立即记起他严厉的爸爸，凄然回忆往事，慨叹说：“唉——那时候——我们就爱听钱伯伯说话。”他当然知道爸爸打他狠，正因为爱他深。他告诉我：“爸爸打得我真痛啊！”梅馥曾为此对我落泪，又说阿聪的脾气和爸爸有相似之处。她也告诉我傅雷的妈妈怎样批评傅雷。性情急躁是不由自主的，感情冲动下的所作所为，沉静下来会自己责怪，又增添自己的苦痛。梅馥不怨傅雷的脾气，只为此怜他而为他担忧；因为阿聪和爸爸脾气有点儿相似，她既不愿看到儿子拂逆爸爸，也为儿子的前途担忧……

有人说傅雷“孤傲如云间鹤”；傅雷却不止一次在锺书和我面前自比为“墙洞里的小老鼠”——是否因为莫洛阿曾把服尔德比做“一头躲在窟中的野兔”呢？傅雷的自比，乍听未免滑稽。

傅雷与杨绛、钱锺书可以说是先后校友，都曾留学法国巴黎大学。傅雷当时的家和杨绛、钱锺书家均在霞飞路附近，因此杨绛在上述引文中说“住得很近”。他们几位朋友过从甚密，以期熬过黎明前的黑暗，等待云开日出。解放后，杨绛夫妇应聘清华，北上北京，傅雷则仍留在上海译书。

“他经常写信和我们讲究翻译上的问题，具体问题都用红笔清清楚楚录下原文。这许多信可惜都已毁了。”钱锺书曾经这样回忆。

当时往来函件，经过浩劫，荡然无存，殊为可惜。仅从傅雷致友人信中留下点滴痕迹。如1951年致宋淇（1919年—1996年，原名宋奇，对文学批评、翻译、红楼梦均有心得。与著名作家钱锺书、杨绛、傅雷、张爱玲关系甚笃，后移居香港）函，讲到不久前出版总署举行“五四翻译座谈会”：“芝联来看过我，知道北京出版总署召集的翻译会议，是由蒋天佐（代表官方）、卞之琳、杨绛等四个人（另一人忘了名字）出面召集的，开过二次会，讨论应译古典作品名单。看来杨绛是被硬拉进的，或者是人家要找锺书而他推杨绛去的。我想写信给她，要她把奥斯丁作品归给你译，则将来出版时不致成问题了。”这说明傅雷知道杨绛在高层的翻译活动，有一定的话语权。

傅雷在信中还说会上谈到今后的翻译计划，他写道：“暑中收到锺书来信，果不出所料，杨绛是代他出席的。据说定了五十种‘数一数二之书，落于不三不四之手。’”给傅聪信中，他曾讲到钱伯母的文字风格和“钱伯伯那种记忆力”。杨绛1963年“因妹妹杨必生病，到上海探望。朋友中我只拜访了傅雷夫妇。梅馥告诉我她两个孩子的近况；傅雷很有兴趣地和我谈论些翻译上的问题。”可惜作为翻译史料，留下的却几近于无。

傅雷眼界颇高，但他非常推崇杨绛的翻译，多次向友朋推荐其翻译作品。如他在致宋淇的信中，曾一再推介杨绛所翻译的古典名著《小癞子》：

你译十八世纪作品，杨绛的《小癞子》颇可作为参考（杨绛自称还嫌译得太死）。她对某些南方话及旧小说词汇亦不避免，但问如何安排耳。此乃译者的taste（感受、体验）问题。

傅雷在另一封信中提及杨绛的《小癞子》在坊间一纸风行：“信到前一天，阿敏报告，说新华书店还有一本《小癞子》，接信后立刻叫他去买，不料已经卖出了。此书在1951年出版后三个月内告罄，迄未再版。”

不过，傅雷也不会一边倒，他做人有自己的原则，他坚守自己的翻译主张和审美观，如对杨绛翻译的法国作家勒萨日的名著《吉尔·布拉斯》，他认为：“杨绛译《吉尔·布拉斯》（《Gil　Blas》——一部分载《译文》），你能与原作对了几页，觉得语气轻重与拆句方法仍多可商榷处。足见水平以上的好译文，在对原作的interpretation（理解）方面始终存在‘见仁见智’的问题。译者的个性、风格，作用太大了。闻杨译经过锺书参加意见极多，惟锺书‘语语求其破俗’，亦未免矫枉过正。”

此外，从傅雷给巴金的信中可以知道，他对杨绛的妹妹杨必也是非常关心的——

巴金先生：

兹另邮挂号寄上杨必译《剥削世家》，约共四万余字。除锺书夫妇代为校阅外，弟亦通篇浏览一过，略为改动数字，并已征求译者本人同意。该书内容与杨绛所译《小癞子》异曲同工，鄙见将来不妨将该书重版与本书初版同时发行。又译者希望能早出，因与本人将来出处有关（详情容面陈）。好在字数不多，轻而易举，可否请采臣兄一查平明本春间出版计划是否可能早出。

又倘　尊意认为《剥削世家》译文够得上列入“文学译林”，则排版格式可与巴尔扎克各书一律。

……

俪绥不一

弟

傅雷　拜启

一月二十一夜现在，当我们重读这些力透纸背、饱经风雨沧桑的书简文字，真是无限感慨，情之于情，人何以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