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尖.傅月庵谈读书:"不三不四"的东西给你人生最多滋养

毛尖、傅月庵谈读书：“不三不四”的东西给你人生最多滋养

毛尖 傅月庵

2015-02-14 20:32 来自 翻书党

傅月庵：人生忧患识字始。等到会读书，大概就无药可救了。我很早便爱看书，看到有图的书，花花绿绿，便想翻翻看看，等上了学，每次开学发课本，当天晚上非要把所有书都翻遍看完，才肯上床睡觉。识字后，真的便忧患了。家里穷，没教科书。竟然也就超龄阅读了。

读什么？我大舅是老国民党员，也是个后备军人，我老去他的书柜翻书，什么《国魂月刊》《战地政务》《中央》《胜利之光》都看，八股得不得了，可在小孩眼中，那是通往看不到的世界的一条路，看着看着，养成了习惯。日后回头读文学、历史书，都不成问题了。我的体验是，看什么书一点不重要，重要的是养成阅读习惯。有了习惯就好办事！

毛尖：是，读什么一点都不重要！我的识字课本是我父母锁在抽屉深处的一本《生育手册》，在我走进教室学“少年宫”前，我就认识“子宫”了。这种今天看来纯属生理知识的读本，在当年属于禁书，所以，我和姐姐如饥似渴地看啊看，这事情的后果并不坏，因为姐姐不愿意向我解释书中的很多生理名词，逼着我自力更生开始认字。认字以后，父亲的书柜就再也锁不住。

那些年，名著是凭票供应的，有钱也不一定能买到，《基督山伯爵》之类的书是要锁起来的。但是，钥匙只能激发我们的热情，我们不择手段地找书看，看不到的，就抄，那时流行着多少手抄本已经无法统计。常常，经过太多人手的手抄本，结尾几页没了，于是，有人狗尾续貂，像《第二次握手》，我至少看过三个结尾。而当我终于能读懂《红楼梦》，我发现父亲的书柜也不再上锁。今天想想，那真是一段激情燃烧的读书岁月。

傅月庵：我读国中时，有个同学英文特别好，懂特多词汇，大家以为跟他爸爸是外事警官有关。有一回到他家去，他神秘兮兮地从他爸妈卧房橱柜里拿出一堆英文杂志Playboy，与朋友共享，还指指点点说明这个女生（自然是没穿衣服的）是谁，这个笑话多好笑，这张图片重点是什么。原来他老兄成天查单词，想方设法搞懂内容，英文自然好！那是1970年代的事，Playboy是黄色大禁书，一般人拿不到，果然还是跟外事爸爸有关！

说到禁书，台湾直到1987年解严后，才渐渐没有禁书。可我觉得，“没有罚，就没有逃的乐趣”，书不禁，读起来好像很不过瘾。记得我十六岁时第一次读到鲁迅《吶喊》（影印本），那种关窗闩户，紧张刺激的感受，至今历历在目。那个年代，读这玩意儿，可是要关进牢房的。隔几天，我在教室楼梯口碰到一位国文老师，他悄声正经问我：“你是不是有一本《吶喊》！？”我吓呆了：“嗯……嗯……”“借老师印一本吧！”他补了这句，我如逢大赦！

毛尖：说起来仿佛蛮辩证。鲁迅是我们从小文学课堂里的必读书，在你们那儿是禁书；而我们小时候偷偷摸摸听的看的，常常还是港台产品。看得最多的是金庸，听得最多的是邓丽君。

金庸倒不是禁书，只是父母、老师禁，因为背了《九阴真经》以后，我们就再也记不住《道德真经》，而且，像我表弟这样的孩子，就开始练武功，老想上少林，报纸上也一直有报道，初中高中的孩子偷偷上了开往洛阳的火车。金庸风靡，邓丽君更风靡，因为邓丽君是被官方禁止的。

情窦初开的少男少女最喜欢哼邓丽君，那调调，那歌词，驱动的青春荷尔蒙比今天的情色片厉害千万倍。反正，我们都热烈地抄过邓丽君的歌词，就像我们都热烈地抄过地下流传的情色读物《少女的心》。其实，邓丽君在大陆被禁止，不仅因为歌“黄色”，还因为“反动”，比如《何日君再来》这首歌，就在1980年的中国音协西山会议上被认定为“毒草”。你可能会觉得不可思议，不过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邓丽君的靡靡之音确凿无疑沾着很多少年血。

大陆第六代导演很热衷表现这种状况，像《青红》。有意思的是，1982年，我们还出过一本很流行的书，叫《怎样鉴别黄色歌曲》，今天重看此书，很多观点真还挺有道理。

傅月庵：说来《何日君再来》这歌还真是命运多舛。抗战后期，日本人一唱再唱，有人说这根本是“贺日军再来”，咱们大后方可不能随魔鬼起舞，禁！到了台湾，国民党还禁它，原因是“内容荒谬怪诞、曲调狂荡低俗，危害社教、歌词颓废，影响民心士气”，讲穿了，“君”还是“军”，不过是“八路军”。没想到共产党也禁它，说它反动，八成这“君”又转成“国军”了。这才真是“荒谬怪诞”极了咧。

其实，我们这一代四年级台湾小孩（大陆该说是“六○后”吧？你当然不是，还更后咧），半辈子都被禁这禁那，尤其读书，先是不准看课外书，读闲书，武侠、侦探、爱情文艺、漫画杂志，一概不许。后来又想提倡阅读，又不放心，便画个圈子，搞出“优良课外读物”这玩意儿，可优良读物就像“净化歌曲”，乏味得很，谁看得上眼？说到底，我还是服膺三联《读书》杂志开宗明义那句话，“读书无禁区”。“无”是对自己说的，就算有禁区，也要视若无物，旁若无人，大步用力踩进去，因为给你人生最多滋养，让你明白人间真相的，往往都是那些“不三不四”的东西啊。

毛尖：“不三不四”说得真好，就是这个理。譬如我们小时候看《英雄虎胆》，印象最深的是扮演坏女人的王晓棠跳伦巴。不过呢，人生也很有意思，也许我们整个青春期都在悄悄地谈论伦巴，但是，英雄的形象也并不会在记忆里消失，然后，随着岁月流逝，牢固在心头的既不是伦巴，也不是英雄，而是其他。

就像大学时候不舍昼夜看的《金瓶梅》，开始的时候，大家都是为了看色情在那里通宵达旦，但是，种子落在土地上，总会长出果子。看着看着，有些在《金瓶梅》里看到了经济问题，有些看到了世情风俗，有些变成了女性主义者，有些变成了考古专家，而真正因此走上性学研究的反而没有。这个，也是好作品的一个惯例吧，永远有超出作者和读者自己意料的地方，而这些“剩余物”，不知不觉就在什么地方发了芽，不知不觉把我们带向一个更广阔的世界。

所以，所谓的禁区，只是个修辞。雷蒙德·卡佛有篇小说，《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最近又突然红火，因为出现在奥斯卡热门电影《鸟人》中，这篇小说最有意思的就是这个题目，我觉得它精确地表述了爱情，或者说，读书的目标，是那样的无法被准确定位。

傅月庵：读书，讲穿了，就像我们现在的对话一样，测不准！若能跟作者对话，开始时重点也许是这个，可聊着聊着，很可能就岔出连你自己都想象不出来的精彩道路来，行行复行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那是读书的理想状态，快乐得不得了。《水浒传》序言里说：“快意之事莫如友，快友之快莫如谈。”书是朋友，痛快的朋友、让人有快感的朋友，都是聊出来的，做为一名读者，你得跟作者“对话”，可千万别“听话”，俯首听他“训话”了。

傅月庵：也聊聊写作吧。其实我不太喜欢写作，太闷了，一个人埋头写写写，有时还塞车，接不下去，有点无聊，所以常拖稿，出了名的“我不会不到，就是常迟到”，说起来真有点丢脸，新年新志愿：今年不拖稿！

回头想想，我所以提笔写作，其实很有点虚荣心作祟。无非书看多了，总觉得写作好像也不难，甚至还有“就这样？我来写也不比你差！”的妄念，加上工作需要，朋友（尤其女的）也帮腔，反正诅咒别人死：“大哥，你一定行的！”傻傻的也就写了，谁晓得一写就上身，欲罢不能，竟也搞出了几本书。但骨子里，我还是觉得我就是个编辑，我喜欢编书喜欢看书，可写作能免则免，反正这世界少我一篇文章，一点也不会失色。

或许因为这样，看到好文章，总会暗自庆幸，偷笑！上个月在“脸书”连看了张大春两篇文章，一新一旧，《给柯文哲上一课》跟《乱世之学》，看后两感想：一是你老人家文章这么漂亮，别人还怎么混啊？二是人贵自知，幸好我以编辑立身，没跟你同行。大乐！

毛尖：跟你一样，我好像也是被怂恿着开始写作。年轻的时候，特别经不起别人表扬。陆灏编《万象》，写了一篇，他让继续写，就继续写，然后居然收到陌生读者来信，估计当我是男人，用的很粉嫩的信纸，还有约打乒乓球打篮球的。上世纪末情调还是非常健康的，女读者把她们的偶像照片寄给我，有刘德华，也有苏童，那时候我有闲也认真，给读者回信，告诉他们我是女的，告诉他们我跟文章里的人有距离。

如此开始写作。从2001年写上专栏，至今倒也有十多年。不过从来没有把自己当作家，因为“专栏作家”就像男女朋友一样，没有得到主流社会的认可，不能登堂入室。所以看到王安忆老师啊孙甘露老师啊，马上心里就脱帽致敬。他们才是作家。

傅月庵：说到底，在我这“铁杆老文青”心目中，能写“小说”，那才好称作家。写出让人读得完的长篇小说，那就是真正的作家了。金宇澄也编也写了大半辈子，终究是个编辑，可《繁花》一出，谁不同意他是大作家呢？

写专栏（或说写杂文），跟写小说本质还有些不同。写杂文像聊天，有据，想个话题，肚里有什么讲什么，讲到哪算到哪，讲完就等掌声（或砖块），不难；写小说可不一样，纯然虚构，平地起高楼，得布局得铺陈得揣摩人物神情口吻，专业太多，且都是自个儿玩，很孤独，很不容易。

反过来说，能写小说，偶而写写杂文，相对容易多了。不信看看张大春、骆以军、贾平凹、西西，哪个不能扯，不写得一手好文？就连鲁迅，也是小说起家，方才写杂文（我老觉得，鲁迅不继续写小说，那是中国革命之幸，却是中国文学之大不幸）。没写过小说（或讲个大故事），难称作家（诗人是诗人，那是别材，况且诗人也不爱自称作家呗），这纯然是主观的偏见，却始终在我心里萦绕不去。

毛尖：不过说到小说、杂文、诗歌这些体裁的分野，我倒有些不同的感受。可能也是我专栏写久了，报纸杂志跟我约稿，我的第一个问题永远是：“多少字数？”也就是说，对于我，字数就是体裁。这跟小时候老师布置作文时的第一反应一样，“写记叙文、议论文还是说明文”？基本上，两千字以内的文章，我当杂文写，五千字以上的文章，就有点像是写短篇了，虽然我不会写小说。

同时，因为互联网的勃兴，从博客到微博到微信，就发表形态而言，最明显的就是“字数”的变化，就像车程改变距离，就像电邮代替信件。今天的文学形态，只用小说、散文、诗歌这些传统方式来定义，可能也会因为思考的惯性而疏忽一些变革性的因素。当然，小说、诗歌这些概念，依然会是文学研究的最有效概念，但“字数”这种看上去特别不文学的概念，也应该适时地进入批评视域，因为我觉得这是文学研究对时代“速度”或“速率”的一个反应。在当代最活跃的影视剧生态圈，“集数”已经是电视剧的最重要生产概念，“字数”的重要性，应该也是不言而喻了。

事情正在起变化。

傅月庵：同意之至。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像中国武术常讲：“一分长，一分强；一分短，一分险。”写长文章跟短文章完全不同。以前写博客，动辄两三千字，甚至五千也觉得平常。脸书、微博、微信出现之后，文章当“文案”写，几百字就收尾了。着重渲染情感、提供信息，至于知识，老实说，很难！

脸书写久了，脑袋慢慢被制约，如今要我写五千字的文章（文案哪有五千字的？）竟有些吃力了。这种事，无所谓对错，但若论武功，总得长短都行，甚至“博而后约”相对上路。整天写微博、脸书，我估计会被限制住，不容易发展的。

同样的道理，以前通讯难，手写信一写就一大迭，E-mail出来后，几百字了不起，讲的都是很实际的事，等到“简讯”（短讯息）出现后，你一言我一语，为了抢速度，一次很难超过三十字，但对话绝不等于文章，“尺牍”这一门艺术，大概也就走上穷途末路了。时代在变，计算机在制约，未必“轻薄短小”就不好，但若人人都只“轻薄短小”，那就麻烦了。计算机真的很方便，但是否有助于写作？我实在不敢说，尤其互联网出现之后，老分心hyperlink跳来跳去，很难专心，至少我是这样的。

毛尖：是啊，我只要在家，平均半个小时要去查看微信。到一个饭店，还没坐下，先问人家要WIFI密码。如果网络坏了，就完全不能生活，好像全世界都在给我写信，失恋似的。这样的状态肯定是有问题的，但我觉得自己的写作已经完全被这种状态所塑造，甚至，极端点说，没有计算机，我已经没法写作。

计算机上写累了，就去网上游荡一会，就像上世纪的写作者那样，去南京路、淮海路看看，去人群中走走，看看新鲜的面孔、新鲜的水果，而我去网上看看新鲜的消息新鲜的词汇，看看群架听听八卦，它们有时会严重干扰我的写作，让我整整一天没法再继续写，但有时，也会突然强有力地刺激我。事实上，作为一个专栏作家，我改了名侦探马普尔小姐的一句名言为自己开脱：“一个对八卦没兴趣的人，肯定写不好专栏。”

这是一个有太多八卦太多段子的时代，而我觉得，既然我们面对了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就从这些八卦这些段子中汲取能量吧，说到底，这个方生方死的时代到底会走向哪里，可能就看我们用什么态度生活。而我想，我们只能乐观了，因为这是一个新事物像洪水般降临的时代。

傅月庵：“八卦是推动人类文明前进的最大力量！”1997年初识网络，主持一个留言板时，看到那么多的讯息、八卦如洪水溃堤奔来，我便曾如此戏言，到了今天，脸书、推特、微信……可不正没日没夜地在印证这件事。不要说它没用，问题在于你会不会用？说到底，我们聊读书时的结论一点没错：给你人生最多滋养的，让你明白人间真相的，往往都是那些“不三不四”的东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