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社会救济主张

中国古代社会救济主张

[文章概述]中国的社会福利救济思想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非常久远的年代，我简略地考察了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到民国孙中山时期的相关资料，得出中国古代社会救济思想大致分为三类，第一是单纯的思想家提出一些关于之国安民的社会救济主张，它旨在告诉当权者应该做什么，怎样做才是对的，怎样做是错的；第二类是当权者切实实施的一些社会救济的办法，；第三类是一些一段思想家站在普通民众的角度提出我们作为百姓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社会救济，我们希望你统治者怎样做我们才觉得最舒服。本文把社会救济的思想从广义和狭义上，从正面和侧面上进行一些阐述，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一些简单的总结。

第一、理论渊源

（一）社会大同论

产生于公元前500多年前，中国的乌托邦思想。实行公有制是大同社会的最高理想；政治上则主张社会民主，选贤任能；经济上主张社会财富归全体人民所共有，生活上实现社会统筹，各得其所。在生产方面则是人人尽力去劳动，所有的社会成员均有保障。东晋时期《抱朴子》：无阶级、无君臣、无压迫社会；陶渊明《桃花源记》：大家共同劳动，安居乐业的世外桃园；宋康与之《昨梦录》：描述了一个人人平等、按需分配的理想社会；洪秀全《愿道醒世训》：创立“太平天国”。康有为1902年《大同书》：描绘了一个极乐世界，以仁爱之心作为大同社会理想的基石，同时汲取了自由、民主、平等思想，设想中涉及养老院、教育与医疗福利以及社会公益事业的经费来源，包含了丰富的社会保障的理念。

孙中山是中国传统的大同社会思想的又一继承者，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提出了民生主义：“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家的生计，群众的生命。”主张兴办功利教育事业、保障完全就业，实行全面公费医疗，并设立公共养老院，收养老人，供给丰美，俾之愉快，而终其天年。

当然这样的论调只能说是给社会福利或者说社会救济所要达到的不切实际的“共产主义”这个目标描绘一幅难以实现的彩图。

（二）社会互助论

社会互助论是儒家思想的一部分，强调社会成员之间的互助是可以付诸实践的一种社会保障思想。

墨子：“兼爱交利”，“为贤之道将奈何？曰：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若此，则饥者得食，寒者得衣，乱者得治。”——《墨子。兼爱下篇》。 孟子：“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慕”。 《太平经》：或积财亿万，不肯救穷周急，使人饥寒而死，罪不除也。。。然智者当包养愚者，反欺之，一逆也；力强当养力弱者，反欺之，二逆也；后生者当养老者，反欺之，三逆也。 ——汉，于吉。 宋张载主张“救灾恤患，敦本抑末”，同时提出敬老慈幼，扶困，济贫。社会互助论是中国传统社会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互助则是中国人民的传统美德之一，同时也成为现代社会保障（福利）思想的重要源泉.

（三）仓储后备论

仓储后备论是一种主张建立谷物积蓄以备灾荒并济贫民的社会思想。 《礼记•王制》，“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无六年之蓄，曰急；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虽有凶悍水溢，民无菜色。” 天有四缺，水

旱饥荒，其至无时，非务集聚，何以备之。 ——《逸周书•文传篇》

仓储即在丰年之时把百姓手中的余粮收集起来就地建立仓库储存，荒年再行开仓赈济，即“惟以本乡所出，积于本乡，以百姓所余，散于百姓，则村村有储，缓急有赖，周济无穷矣”。仓储后备的目的在于救灾，避免灾荒之年百姓无法生存而铤而走险，维护社会稳定。是依靠国家力量来储粮备慌，保障社会成员基本生存权利的一种社会保障（福利）思想。

中国历代都设立了不少常平仓、义仓、惠民仓等；唐朝时的仓储制度更为完备与系统 。种类有：正仓、转运仓、太仓、常平仓、军仓、义仓、神仓以及诸卫、东宫、诸司之仓。实施仓储制度，必然要重视农业。因此，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以农立国，“农本主义”思想一直占上风。汉武帝时置常平仓以备荒年；汉宣帝时设常平仓——《汉书。食货志》至元帝初元五年，因朝廷言其弊遂行罢废，明帝重复其制，其后至魏齐梁诸代多沿用之。（言心哲）。隋文帝开皇五年，义仓创设。义仓属于地方性济贫救灾设施。常平仓由朝廷兴办。仓储制度到宋代更为多元，除常平仓外，另有惠民仓作为辅助，又设广惠仓以赈灾济贫之用。原为地方赈灾的义仓到唐宋之后变质为县仓、郡仓。宋太祖令“诸州所属县各置义仓以备凶歉，是本取有余而补不足的原则”朱熹于南宋淳熙八年定社仓法，由地方豪富或者民家捐谷或向官府借谷，藏于该社，自治经营，以赈灾民。明清常平仓与社仓仍是救荒与济贫的最主要的措施。清代《荒政则例》载有贷粟之法：“凡歉收之后，方春民乏，贫不能耕，或旱禾初插，夏遇水旱，及既雨既露，民贫不能耕种，速命州县开常平仓或社仓，出谷贷之，俾耕种有资，以得秋熟，其兵丁之贫乏者，亦贷焉，及秋视其收成之丰歉，收成在八分以上者，加息征还；七分者免息征还；六分者本年征还其半，来年再征其半；五分以下者，均缓征，以待来秋之熟。”清代除常平仓、社仓外，义仓仍然流行。《大清会典》曰：各就市镇，乡建廒，春颁秋敛，取赢散滞，奖善酬劳，悉依社仓条规。。义仓在清代又称监仓，因仓谷皆由官府捐募而来，初亦官营，到嘉庆后始废官营改为民营，但仍有官府监督。因此，义仓具有半官营的性质。社仓则悉有民间志愿捐助，由人民自行管理，官府只核查其经营形式，以免社长、社副从中渔利。除此之外，清代台湾尚有为原著民而设的 番社仓，始于雍正四年，为借给穷番本口粮而设，其制为“春借秋还，用不收息。”

（四）社会救济论

所谓赈济说，就是主张用实物和货币救济遭受灾害或生活极端困难无以生存的社会成员，以保障其最低限度的生活需要的一种保障思想。是儒家的学说之一。官方的慈善事业除仓廒制度外，主要工作还有济贫、养老与慈幼。官方的慈善机构最早可追溯到南北朝的“六疾馆”与“孤独园”。唐宋“悲田养病坊”，原为唐代佛寺所主持的悲田院。《华严探玄记》“福田有五种，恩田、敬田、德田、悲田与苦田。福田者，犹如农夫播种于田，有秋收之利，亦即多行善事于前，将受诸报于后”。

第二、从广义和狭义，正面和侧面来看中国古代的社会救助主张

（一）正面和狭义的社会救助主张。

中国古代的社会救助，从正面和狭义来看，就是实实在在对于需要救济的人采取的正面措施。首先是规定重点救助对象，鳏寡孤独者。

孔子提出“济众助人，安老怀少”。

孟子提出“民为贵，要使百姓接收统治，先从救济老幼、鳏寡孤独开始。

《周礼》中提出备荒赈灾思想，灾前实行粮食储备制，灾后有12项具体的赈灾措施，然后就是体恤赈穷，特色在于对老幼及鳏寡孤独，废疾者的关怀，国家救助鳏寡孤独有特定的经费来源，再次就是无息贷款，贷粟，借钱。

范蠡和李悝提出平粜救荒论，从而避免谷价波动，把一斗谷控制在30到80钱：

管仲提出“九惠之政，“一曰老老；二曰慈幼；三曰恤孤；四曰养疾；五曰合独；六曰问疾；七曰通穷；八曰振困；九曰接绝。”老人死，政府供给棺橡。平时劝导老人家里的子弟，要为老人精心供食。“慈幼”措施包括：设掌幼一职负责慈幼工作。设掌孤一职负责恤孤工作，掌孤还要经常问候孤儿的生活情况。所谓“养疾”即国家设掌养疾一官职，专门负责聋、盲等不能自理的残疾人的生活，为残疾者治病，提供衣食，直至死亡。所谓“合独”即国家设掌媒官职，使鳏寡者再婚，给予天宅，帮助建立家室，三年内不承担国役。所谓“问疾”即国家设掌病一官，对老人及一般庶民中的患病者给予问候，对于病危者，国君还要亲往探问。所谓：“通穷”即国家设立通穷一官，及时发现无家可归、衣食无着者，以便救济。所谓“振困”即在灾荒年头，百姓生计维艰，病、死者极多，国家要减轻刑罚，赦免罪犯，开仓赈灾。所谓“接绝”即士民为国战死，国君给其相识之故人以资财，为其立祠堂，以示纪念。也提出了其独特的“徕民策”，把国家的社会福利政策与其“徕民策”结合起来，在中国历史是较早地提出采用社会福利政策招来并稳住来投人口。

韩非的反社会福利论，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从“性恶论”、“自为论”出发，提出了“反济贫论”、“贫富分化合理论”等主张，反对国家为百姓提供基本的社会福利保障。 老子提出天道均平。墨子提出赈灾备荒论。

到了汉初，又有一批新的社会福利救济思想浮出水面。汉朝初年，封建统治者为了缓和社会阶级矛盾，恢复社会经济发展，在“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的大背景之下，先后推出了一系列安老怀少、恤鳏慰寡的社会福利政策，对汉初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汉初的社会救济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为恢复残破的社会经济状况而采取的宏观社会救济措施；另一类则是针对百姓个体的社会救济措施。招抚流亡，令战争期间流亡在外的人口各归原籍，恢复其固有的土地和田宅，这便著名的“复故爵田宅令”。尊老，汉代的尊老，除了社会救济作用外，还具有政治文化意义。恤鳏寡孤独，汉代一般通过赐物或派遣官吏慰问两种形式恤慰鳏寡孤独者。

汉初的赈灾与优抚。赈济在灾荒发生后，政府动用国家储备的粮食、库银、物品等，帮助灾民维持生计。放贷指政府贷给灾民种子、粮食、牲畜、农具等生活和生产用品，以帮助灾民维持生产和生计。徙流民，指政府将因灾荒而外出求生的流民有组织地迁往某地就食，以减缓灾区的压力。还做了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军队复员安置工作，其具体举措对后世封建王朝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贾谊、晁错、董仲舒提出积粟备荒思想，耿寿昌创立的常平仓制度，“谷贱时增其价而籴”，“贵时减其价而粜”。他将平粜思想具体化为一种政策和制度，成为中国古代社会最重要的赈荒手段，是对先秦平粜思想的制度化总结，其影响不可低估。贫者养生论，对“大贫”者予以救济，以利养民，使“贫者足以养生”。

到了隋唐宋元时期，李世民恤鳏寡孤独。建社仓，在乡村普遍设立义仓，储备粮食，以备饥荒。

张载提出宗族保障模式，朱熹提出赈灾救济论，主张设“社仓”来解决饥民的粮食问题。足赈说。社仓论，社仓米则多为富人自愿出借，日后都要归还。以工代赈，“使饥民就役，不致缺食”，是“公私久远利济之惠。” 董氏在中国救荒思想史上的贡献，主要是总结了宋以前历代封建王朝救荒思想及政策的得失教训，同时也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主张把常平、义仓设在乡村，使乡村农民得以受惠。其次，发赈不及时，为使赈米能及时运到乡村，他建议赈米可每升增加一文，加到粮价中，作为运费。

到了明清时期，朱元璋救荒赈灾。为对发生灾荒地域的百姓及时进行救济，朱元璋经常敦促地方官要据实报灾，以便根据灾情火速进行赈济。朱元璋对官吏在救荒赈灾过程中的拖延和隐匿等行为，毫不姑息、严加惩办。朱元璋竟命令户部，今后各地如果发生饥荒，可以采取“先斩后奏”的办法，先发粮赈济，然后、再上报。从历史上看，朱元璋能打破传统观

念，实属难能可贵。设立“养济院”以收养孤贫残疾者。2、救济流民，主张通过推选岩济和优惠政策，使流民返乡安居，反对采取强制措施。

林希元的救荒思想。他认为大灾之后必有大疫，应先派名医，深入民间，发入药物，为灾民诊病，以慰取人心。第二，采取施粥养恤的办法，避免灾民饿毙于道。第三，采用“兴工助赈”的办法，使灾民尽快脱离灾荒。第四，林希元还强调灾后放贷的重要性，认为这是灾民生产自救，使农家经济走向复苏的重要手段。

康熙的救济主张。勤求民瘼。康熙几乎年年出巡，视察南方、西北和东北，在巡视过程中，他经常与百姓直接接触，直接体察民情。康熙帝非常重视赈灾事务。他还多次亲自指挥抗灾赈饥，康熙年间，形成了严格的报灾制度，规定灾害发生后，各级地方官必须据实逐级上报，作为灾情的原始依据。受灾，再于一个月的时间里查核灾情的详细情况，报灾有期限要求，逾期不报或迟报，都要受到降职或罚俸的处分。

到了近代，龚自珍提出了“农宗论”，试图以宗法家族关系来解决社会上严重的流民问题，实现所谓“宗族社会福利保障”。从宗法家族关系角度入手，构想了“宗族社会保障”的典型模式。

洪秀全提出“有无相恤，患难相救”，主张饥荒地与丰收地相互周济这是中国古代所有的救荒思想家所不敢预想的。

郑观应提出赈荒救灾论注重救荒宣传。 号召人们节省奢靡消费，慷慨解囊，参加赈荒救灾。认为查验灾情是赈灾至关重要的环节，而作为灾情的核验者，查赈官员必须做到廉洁自律，严禁徇私舞弊。收恤灾区妇女。 他主张采取加厚赈粮，代为收赎等办法，收恤遣还灾区妇女，以维持社会的稳定。

康有为的社会救助思想，移民垦荒。权工警惰。恤鳏寡孤独.

（二）从广义和侧面上讲

古代的社会救济主张主要可以概括为：薄赋税，轻徭役，给土地，例如：

孔子提出“薄赋敛”、“富民”、“惠民”等极具影响的社会福利救济主张，薄赋敛 不要误农时，不要过度劳民。提出“富而后教”的社会教化论。孔子非常重视社会教化的作用。包括帮助社会成员解决物质方面的困难，又包括了满足社会成员基本文化需要方面的内容。

孟子提出了“仁政王道”为核心的统一天下，谋求安定幸福的济世之方。制民恒产。. 所谓“制民恒产”，是建议统治者给老百姓以一定的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国家把给予每一农户的“百亩之田”、“五亩之宅”作为一种制度规定下来。规定了社会基本保障线。主张国家的赋税、徭役必须有一个明确制度，不得任意对百姓侵夺。对普通百姓施行“薄税”政策，以减轻农民负担。

《周礼》提出免服徭役。对于老者、疾者这些已经丧失劳动能力者，准予免服徭役。 管子试图发挥封建国家政权的作用，来调解贫富，夺富予贫；提出了生产者保有产品的最低比率问题，提出了当时农民的最低生活线；提出百姓生活的“贫穷线”问题，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这为封建国家控制“贫富分化“之度，制定相应的赋税政策具有重要的意义。

老子提出“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的思想，为无为，事无事。 老子把天道自然无为论运用于人类社会，提倡无为政治。当然，所谓“无为”，并不是无所作为，无所事事，而是以顺乎自然的态度来处理世事，不强为。总结起来就是与民休养生息。

汉初的赈灾与优抚 。放贷指政府贷给灾民种子、粮食、牲畜、农具等生活和生产用品，以帮助灾民维持生产和生计。徙流民，指政府将因灾荒而外出求生的流民有组织地迁往某地就食，以减缓灾区的压力。还做了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军队复员安置工作，其具体举措对后世封建王朝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常平仓制度用来平抑物价，在后世也是产生深远影响，为后人所模仿，从侧面有助于社会的救济。

董仲舒提出限制大地主占田的数量，满足那些缺地农民的要求，堵塞兼并的路子。而从社会福利思想角度看，“限民名田”主张的思想价值在于，它把贫苦百姓基本生活、生存权利的保障，与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改造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达到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所能达到的认识深度。

王符提出了“遏利”的主张。认为天下的“利物”都是“天之财”，不可强取多得。重视农业生产，给农民以土地，尤其要爱惜民力。珍惜百姓的劳动时间，是统治者必须使百姓有生产的时间。滥用民力，巧取豪夺，必然导致民穷国乱的悲剧。要想富民、爱民，必须从“省役”、“爱日”开始。 王符把“爱日”作为封建国家的治乱标准，要求统治阶级减轻对劳动人民的力役剥削，“与民休息”，具有一定的人民性和进步性，体现了他关心人民饥荒和发展经济的进步思想。同时，王符把保障百姓的劳动时间作为社会福利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他在中国社会福利思想史上的一项独创。

当然，一些当时的异端思想在社会救济中也占有一席之地。鲍敬言断言君主是现实社会灾难的根源。提出贫苦百姓要实现“养生丧死”、“安老怀少”的社会理想，就必须建立一个“无君无臣”的社会。他对统治阶级对百姓的“赈灾”活动也进行了尖锐的批判，认为这些金银、粟米本来就是从百姓身上搜刮而来的。他已朦胧地意识到，在君主专制的剥削制度的条件下，劳动人民不可能摆脱贫困，享受真正的社会福利。

阮籍构想出的理想社会是一个无君无臣，万物自理自定的社会。

明开山皇帝朱元璋提出令民归耕。承认以被农民耕垦或即将开垦的土地都归农民所有。减免赋税。

王艮蔑视宋明道学推崇的“圣人之道”，认为圣人之学就是“百姓日用之学”，圣人之道就是“百姓日用之道”，从社会福利思想角度看，上述观点提出了统治阶级满足人民基本生活要求的合理性，对加强封建社会宗族保障起了一定的进步作用。“百姓日用即道” 也就是劳动人民的生产活动和生活活动，包含了老百姓日常生活的物质和精神的需要。

李贽思想的核心有“童心说”和“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 李贽所说的“童心”，实际上就是“人欲”，认为私利是人的基本忏悔，是人们从事一切经济和政治活动的原动力，这就肯定了个人欲求的合理性。提出了“百姓日用即道”和“穿衣吃饭即人伦物理”的观点，直接向封建正统的理学宣战，在明季思想史上书定了光辉的一页。

顾炎武提出“自私之心”是人类的一种合理的欲求，只有人人都能自私自为，天下的大公才能形成。

列举了以上众多人的，，无非说明一点，中国古代的社会救济思想，从广义或者侧面上讲，这些想法或者做法对救济是有实质意义上的帮助的。

第三、中国古代社会救济最主要的实施步骤

（一）统治阶级上层德政

在众多的历代思想家们的设想和福利救济思想下，统治者本着维护统治的动机和压力，也做了很多事情，但我要强调一点，科层制本来是一个非常好的社会制度，但是我们中国历来都是把这个制度发挥得有点变态。所以中国的福利救助主张或措施都是从上到下实施开来，当然也有特殊情况，这里我们不多强调。那么，德政无疑是统治阶级实施社会救济的主要方式。通俗地说就是施恩与民，无论是正面的直接给予物质上的救济还是从政策上与民修养生息，薄赋税，轻徭役，给土地，都是通过德政，也就是统治阶级实施下来，差不多这样的指令只传达到县一级政府。然而具体的福利救济要落实到真正的个人身上，还得靠我们接下来将要阐述的宗法社会福利的方式.

（二）福利社会的渠道——宗法

现代社会是以行政手段通过各级地方政府向社会推行具体社会福利措施，为了有效地福利资源的分配，又设立专门机构来提供有效服务。于是，一系列的社会福利机构因而诞生。在中国古代社会里，福利资源流通的渠道有一套有效而便利的方式，即中国宗法社会特有的宗族制度。宗法制度从西周建立以来，一直绵延至今。作为一种基层组织，它在中国古代社会保障体系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

那么什么是宗法呢？远古以来中国人一直存在着对天的敬畏，这种天是具有意志的人格神，也是天地万物、宇宙生民的源出者。《泰誓》上宣称“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禀聪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这里以天地为万物之“父母 ”，强调一种源出于亲情的关系，这种关系尤其是对人而言，因为人为“万物之灵”，是天地中最为尊贵的。这种以天为人父母的天人观，到殷周时期进一步发展为天帝—天子—庶民的三级关系。周公建制时，把天帝—天子—庶民三级的人伦关系加以泛化，由此形成了后世所说的宗法制：周天子作为天下的大宗，其王位由嫡长子继承，百世不变；庶子受封为大夫或诸侯，相对于周王而为小宗，在其封内又为大宗；他的庶子又受封为卿大夫，相对于诸侯为小宗，在其宗族中又为大宗。如此逐层递推，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一个以周天子为中心、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系统。虽然西周血缘性的分封制以后由秦朝地方性的郡县制取代，但宗法意识却深深根植于中华大地，中国民间的基层组织，仍随处可见聚族而居的乡民。他们以男性血缘关系为主，基本上一个自然村落的村民都同姓，并拥有共同的祖先。

对宗族成员的“纪理”和“会聚”，是宗族最主要的两种内部职能，后者即宗族对族人的救济及其规则。宗族救济与一般社会性的慈善事业不同，后者基本上是限于对救济对象的物质性赈济，而前者除物质性赈济以外，再进一步包括诸如“可以为师则延之，以教子弟；有高标雅操则推遵之，以为一家式”[6]，从而形成了“通融周济，各尽其长，各施其宜”的特殊的救济方式。此外，宗族救济的目的不是所谓“普渡众生”，而是通过对同姓同宗之间财产上的贫富差距进行调节，来维护一个特殊血缘团体的稳定。宗族的“纪理”职能主要是达到联宗收族的的目的，并以宗教内部的制度及其管理为途径。自北宋以来，民间的宗族制度日渐完善，有家训、乡约等条规，又有自成体系的族规、族谱及祭祖仪节等约束族人。宗族也依靠乡里组织的支持来保证及加强其威信。所以，宗族成为乡里政权在经济、思想、政治、组织上控制百姓的延伸手段。政府有关的福利措施最终也依靠宗族组织有效的贯彻下去。

宗族是中国传统社会福利实施的直接网络，在封建社会福利与保障体系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首先，整个社会的福利网络是以宏大的宗族为基础，宗族如一个大家庭管理着人们日常的行为，也起着强大的经济保障功能。政府一般只到县级，基层的组织是宗族。政府的救济活动通过宗族很便利的实施下去。第二，在水旱灾害来临时，宗族内部协同抗灾，这是个体力量所难以达致的。同时，宗族自身为贫苦无依者施行救济。第三，族田族产的收入除用于祭祀先祖外，还用于文化教育与福利事业。第四，彼此间的守望相助以亲情维系，为社会福利体系提供了第一道网络。自近及远地扩散社会保障系统。家是个体生命最终与最基本的保障，而中国传统社会中，国是扩大的家，家是缩小的国，这种国家观奠定了传统福利思想的基调，同时也规范了传统社会福利实施的渠道。

第四、历代思想家对于社会救济主张的思想贡献

儒家思想中的社会福利主张最为丰富。孔子“重礼”与“贵仁”。“重礼”、“贵仁”两个方面构成了孔子社会福利思想的基本的理论前提和研讨问题的出发点。孔子的“礼”论中所包含的“反对残酷的剥削压榨。“有道”社会的福利观、“惠民利民”思想、“富而后教”的

社会教化论。孟子提出了“仁政王道”为核心，人性善说与重民论。孟子社会福利思想的总框架，主要是建立在他的“性善说”和颇具民本主义色彩的“仁政”学说的基础之上。从“民贵君轻”的基本命题出发，孟子提出君主必须“爱民”、“利民”、“重民”，而不可“虐民”、“残民”、“罔民”，进一步展开了其重民思想。墨子 “兼相爱”、“交相利”，主张“爱民”、“利民”

老子的社会福利思想天道均平、为无为，事无事。

王符提出天以民为心，指出统治者在制定政策时，要以顺民心为本，采取敬民、利民政策。告诫统治者要实行使民安乐的政策，“以恤民为本” 。其“爱日说”要求封建统治者对百姓施行“德政”，采取“爱民”、“利民”、“惠民”政策。

阮籍和嵇康提出了理想社会的模式，并大谈“养生论”，要求统治者节制贪欲，减轻剥削，使贫者、弱者、废疾者能够全生。

李觏从“礼论”到“生民论”，“礼”最大的作用在于保障百姓的生活。“利”就是情欲，是自然的、合理的，是“礼”的基础。但对“利欲”也要加以限制，使之符合“礼”。 李觏通过独有新见的“礼论”，为其社会福利思想主张的提出，提供理论依据。其独具特色的“礼论”为基础，系统阐述了“富国富民”理论。

作为“异端“思想家，邓牧则认为，封建君主是造成暴政的原因，是百姓的压迫者，根本不可能给人民带来社会福利。王艮蔑视宋明道学推崇的“圣人之道”，认为圣人之学就是“百姓日用之学”，圣人之道就是“百姓日用之道”，从社会福利思想角度看，上述观点提出了统治阶级满足人民基本生活要求的合理性，对加强封建社会宗族保障起了一定的进步作用。

李贽“穿衣吃饭，即人伦物理”，对“自然人性”的热烈肯定。其主要观点有“童心说”和“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把“民利”放在了第一位，认为“民利”高于“君利”，“安民”是一种最高的道德境界。

顾炎武“亲民论”“自私之心”是人类的一种合理的欲求，只有人人都能自私自为，天下的大公才能形成。

唐甄提出“不能救民者，不如无贤”；其二，“夫治国之道，必先富民。”唐甄把“富民”提高到“立国之道”的高度上，“富国”的核心内容是“富民”，如果民贫，即便是国家府库中财富堆积如山，也只能算作是“贫国”。

洪秀全“普天之下皆兄弟”的平等论等等。

第五、总结及个人看法

我们大概可以对这些思想做一个简单的分类：第一类是说封建统治者们，你们该干嘛！我们希望你干嘛，你怎样做事对的！怎样做事错的！第二类是我们作为普通老百姓我们希望得到什么！我们希望你统治者怎样做我们才觉得最舒服！然后第三类就是具体的措施，一些亡羊补牢的办法。

中国人和西方人在政治观念上有一个很大很明显的差异，那就是中国人总是会坚持一种原则，什么原则呢？就是“这东西是经过我付出代价得到的，那么我一定会最大限度不择手段地守住现有的东西，而不论他是否顺民心，顺天意。”在西方社会则不然，如果说在现代以前西方国家政权跟中国一样，那么我只能说，现在中国的政权是如此的死脑筋，转不过弯。这就是中国人的特性，当然我也包括在内，即使我在这里把当权者的弊端否定批判得体无完肤，觉得他百般不是，但是假如我成为当权者，我也会跟他们一样为了维护统治做着天理难容的事情，这就是中国人，这就是我们，从古至今一直没有变过。我们张杨着民主的口号做着专制的事情，以前是一个人，如今是一群人，形式变了，内容却没有变。那么谈到中国古代的社会救济主张，我浅浅地摸索了一下从先秦到民国孙中山为止的历史，我想，把救济定

义为维护自己统治是最恰当的，所有的主张措施都围绕这个来进行。

最后，真正考察下来，在古代的救济主张之中，我们如果医学的三级预防作为比喻的话，那么属于“未雨绸缪”和“曲突徙薪”的思想占绝大多数，而属于“亡羊补牢”的占很少一部分。通俗的说就是说的多，做的少，因为说话的人都不是办事的人，办事的主体是封建统治阶级，他才不会太在乎你问人墨客说些什么，一切为了统治，才是最初的出发点，最终的目的和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