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度自信的历史征程

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邓小平

1

道路需要制度来保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必须改革制度弊端。改革成功与否的硬性标准，应该看是否形成了的良好的制度，各方面制度是否完善，是否运行良好。

1980年，以不讲情面和角度刁钻古怪闻名的意大利记者法拉奇在北京采访邓小平，他单刀直入提问了一个问题：“我看不出怎样才能避免或防止再发生诸如‘文化大革命’这样可怕的事情。”邓小平的回答就是：“这要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

必须抓住制度建设这一线索，坚持从制度的层面来思考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这种制度性思维方式，是邓小平改革哲学的理论制高点，也是他留给今天改革实践的宝贵遗产。

邓小平清醒地看到，领导制度、组织制度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才是更深刻的根源。这是历史的教训：

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

不从制度上解决问题，历史的悲剧就会反复上演。不坚决改革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严重问题就会重新出现。历史中的错误不像小孩的天花，得过一次就不再得了，它绝不会因为曾经出现过，就不再次出现。历史总会狡猾地让同样的问题再次出现，来考验这个时代的人是否解决了曾经的问题。

意识到问题不代表就有能力解决问题，指出别人身上的毛病不一定就能解决自己身上同样的毛病。有时候，我们总会眼睁睁地看着问题反复出现，就是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图景，或者狠不下心，或者觉得麻烦。

制度建设是治本之略，必须下狠心，必须花大功夫去做。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要通过制度体现出来，如果不能健全社会主义制度，只说社会主义好，就没法解释人们心中的困惑：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能解决的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

所以邓小平强调，为了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为了适应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的需要，需要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

邓小平看到，思想僵化也有制度的根源，思想的解放要通过制度来保证。不好的制度会压制人的思想，会让思想无法尽情绽放它的魅力，会让思想者纷纷向政治献媚，而走向思想的封闭。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思想僵化，与历史条件的影响密切相关，但很重要原因就是民主集中制受到破坏，权力过分集中。重大问题一个人说了算，别人只能奉命行事，不敢再提什么问题，再思考什么问题。

邓小平说，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一个国家也怕只有一个人在思考，其他的人丧失独立思考的能力，只能没有理智地跟着这个人往前冲。

解决思想僵化，光靠呼吁是不够的，让人思想解放，让人提批评意见，却没有从制度上提出保障，这种政治注定是虚的，是骗人的。结果只会像指鹿为马一样，只能说鹿就是马，不敢再说鹿就是鹿。

人们不说话，不说真话，归根结底在于没有给他们说真话的机会。要从制度上保障说话的人不会出问题，别让人提了一通意见之后，无情地将其赶了出去，别让人说了真话之后，就开始了打击报复。

2

搞改革，要有制度思维，要相信规则、规范、规矩。但一强调制度的重要性，就总容易让人想起“制度主义”，两种对立的观点也就很容易出现了，制度与修养哪个更重要的问题就被抛了出来。

一种观点认为制度建设才是根本性的，制度才是治本之策，在那儿谈个人修养，谈道德建设，就是在搞冠冕堂皇的靠不住的东西。另一方的观点则认为最根本的是人，再好的制度，人不行，也不管用。道德建设才是根本性的，个人修养才是基础性的。别太相信制度，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一群差劲的人，制定出来的制度也不是什么好制度。

硬性的制度规定与人的道德修养，不能割裂来看，两者有密切的关系。正如邓小平所说，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讲制度重要，不是否定个人修养、道德建设的重要性，而是要依靠制度来塑造“好人”，来督促人的修养、人的道德的提升。

我们不能凭空地想象人都是好人，都是道德生命体，都凭借自己的修养去从政。如果所有的人都是圣贤，都是完人，都抱有坚定的理想信念，都可以抵挡住诱惑，确实就可以没有制度，没有规则，没有规矩。为什么需要制度？是因为人还有恶的一面，必须预防。强调制度的重要，对人的定位是悲观的，它不把人想象为完完全全的好人。但它因此是客观的，直面现实的人本身的好与坏。

人非圣贤，孰能无错。一旦有机会，有些人就会放弃理想，撇开修养，不讲道德，最大可能地实现自己的私利，满足自己的欲望，甚至可以肆无忌惮地玩弄权力，激发出自己内心最邪恶的一面。所以我们需要制度来约束，来限制人的恶的一面，依靠好的制度让人持续是好人，让好人不变成坏人，甚至把坏人变成好人。

制度可以改变人，它不仅仅是条条框框，制约人，束缚人，它还可以帮助人，可以“治病救人”。有人因腐败进去了，很多人说是现行体制害了他，在那个岗位上，他也是没办法。这种分析有可能是替这个人开脱，但也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如果体制对他的监督是有力的，让他想腐而不敢腐不能腐，他可能就会因此而得救。

每个人走上为政之路，开始都会有自己的理想和抱负，试问有多少人一开始从政就谋划着要贪污多少呢？为什么有些人最后走上不归路，原因可能多种多样，但归根结底不外乎主客观原因，主观原因是抵制欲望的定力不够，客观原因就是体制漏洞导致权力的膨胀。

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不仅仅是要束缚有权者，也是保护为政者。进到笼子里，说起来不好听，是把权力牢牢地锁起来，但也可以从另外角度理解，在笼子里，为政者才更为安全。

没有制度的笼子，有权者就会发现权力可以任性使用，自己可以毫无畏惧，可以把自己的欲望满足到极致，因此人就会逐渐蜕变。一旦有了制度的笼子，为政者才会时刻感受到外面眼光的注视，时刻提醒自己要权为民所用，要不断修身养性，提升道德素养，最终就会成为让人称道的“好官”。

为什么要用制度关权力？不能指望有权者高风亮节，不能依靠有权者自己把自己锁起来，权力者怎么可能愿意自己设置牢笼，自己把自己装进去呢？开玩笑地说，如果他是自己把自己关进去的，他一定有钥匙，关进去也只是给别人看的。必须依靠制度来关，制度才靠得住。

邓小平得到的结论是，要克服特权现象，要解决思想作风问题，要解决腐败问题，就必须解决制度问题。如果制度问题不解决，思想作风问题也解决不了。腐败的问题，要从制度上考虑，从制度上解决，完善监督制度才是腐败的治本之策。

制度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因此必须把好的传统落实到制度上，没有制度的实施，好的东西就不一定能够继续成为好的东西。邓小平看到，从遵义会议到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党中央和毛泽东都一直比较注意实行集体领导，实行民主集中制，党内民主生活比较正常。可惜的是，这些好的传统没有坚持下来，没有形成严格的完善的制度，所以才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悲剧。

再美好的理想，再善良的愿望，再优秀的习惯，没有制度的保障，可能总难落到实处。邓小平看到的是，连毛泽东这样伟大的人物，都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因此，忽视制度建设，仅靠个人魅力，依赖个人的政治道德、作风优良是不够的。因为“魅力”本身有可能会打破规则，甚至破坏法律、制度，如果停留在依靠个人魅力来获取政治认同，注定不能长久。

缺少对制度的建设，仅仅依靠政治学习、思想教育、作风整顿，呼吁党员领导干部的素质、思想、作风好，只能是走过场，喊喊口号，说点空话，干点空事，最后还是不能得到实质性改变。只有结合制度建设，依靠制度约束和个人修养的结合，才真正有可能打造出为政以德的政治人。

3

讲制度，就有好制度与坏制度之分。如何判断制度的好坏，是一个大问题。现在有些人陷入到一种思想误区中，认为我国制度建设太落后，制度还是西方的好。一种西方制度决定中国命运的论调甚嚣尘上，好像一旦把西方的制度拿来，在中国马上实施，就能够解决中国问题，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质的飞跃。

殊不知，制度是自己的制度，不是别人的制度，别人的制度再好，在中国也会水土不服。况且，西方的制度并不是尽善尽美，中国的制度也并不就全是残缺，以西方的标准来评判中国的制度优劣，怎么可能会有道理？

好制度和坏制度的标准究竟是什么？不是看它是否在其他国家带来的效果好，而是看它是否符合自己国家的国情，是否能解决自己国家的问题，是否能带来自己国家的进步。邓小平强调的就是，在改革中，不能照搬西方的，要看到我国领导体制的好处，要避免西方政治体制出现的问题。

他具体强调了三条标准：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保证全体人民以有效形式管理国家，享有各项公民权利；造就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

党和国家制度的好坏，完善与否，要看它是否有利于实现这三条标准。这无疑是最实在的标准，最中肯的标准。能够实现这三条的制度，那就是好制度。制度好，关键的是能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而不是看哪种制度宣传得好，包装得好，看哪种制度在其他国家运用得好，发展得好。

以“历史的终结”名噪一时的日裔美籍学者福山，在2012年经发表过一篇题为“中国没有解决‘坏皇帝’问题”的文章，认为中国历史上遇到“好皇帝”，朝代就兴旺发达，遇到“坏皇帝”，就一蹶不振。而中国到现在没有解决坏皇帝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还没有建立起“正式的制度和真正的法治”。

这种观点可以看作是他对《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一书观点的延续，他对中国问题的看法，依据的前提是西方的自由市场和民主制度是人类社会的最佳状态，是所有国家将要走向的未来，因而也是评价当代国家制度优劣的前提。

多次给邓小平做过翻译的中国学者张维为教授，有针对性地提出过一个观点：一个国家的成功与否，主要不是取决于是否有“正式的制度和真正的法治”，而是取决于这些“正式的制度和真正的法治”是否符合一个国家真正的民情国情，以及是否能够与时俱进。

这两种观点其实代表了评价制度的两种标准。一种可以称为“西方标准”，以西方民主制度为模板评价他国制度之优劣的方式；一种可以称为“国情标准”，即强调能够解决本国问题、促进本国经济社会发展为标准。哪个标准更合理，其实已见分晓，很多国家东施效颦式的模仿西方民主，带来的局面是政坛动荡、经济颓废、社会失序，坚持中国特色的我国则稳扎稳打，取得了令世界艳羡的成就，这是不争的事实。

西方制度在今天正面临深刻危机，显露出很多弊端。以美国为例，我们能看到诸多缺陷，比如过度依赖政治顾问重视形象包装，重视能说会道轻许承诺，遥控媒体抹黑对手，制衡导致政治效率低下，党派博弈激烈，想尽一切办法操弄选民，越来越多的人放弃投票，对选举政治失去信任等等。

他们所标榜的民主真得实现了吗？形式上是民主，但没有钱，你没办法真正做主。美国制度给资本提供了进入政治的合法性。资本的力量已经完全渗透到政治之中，成为公权力背后的“垂帘听政者”，公权力拜倒在资本权力运行的石榴裙下，越来越失去“公共性”。

有部美剧叫《纸牌屋》，讲一个政客如何当上美国总统的故事。其中的政治谋略和政治权术令人惊叹，有很大的戏说之嫌，但所揭露出来的规则则是真实的，那就是每一个政客背后都有一个财团支撑。其中有一段很富有戏剧性，总统派这个政客去考察一位财团大鳄，看他是否合适当副总统。这个政客后来发现，总统和财团大鳄是联合的，总统安排的是让财团大鳄考察他是否能当副总统。是资本决定政治，是有钱人决定谁当副总统，这个故事要揭示的道理就在于此。

中国的制度则越来越受人尊重，受人推崇。就连福山也终于承认中国的模式有一些重要优势是西方民主制度所不具备的。我们相信，集体领导体制、官员队伍的精英化水准、政令自上而下的有效贯彻、层层历练的选贤任能等等，是西方国家所不可比拟的。

如果看过走红网络的《领导是怎样炼成的》这段视频，我们就能明白，中国式领导绝对不只是靠精彩演讲，靠幕后团队策划，靠背后财团鼎力相助就能干好的。一个人要历练多少岗位，踏访多少地方，分管多少工作，经过多少层级，取得多少业绩，才能够走上高级领导岗位。组织考察，民主推荐，竞争选拔，时间考验，实践锤炼，决定了中国领导干部的高素质、高能力、高水平。

最根本的是，中国的政治制度没有给资本合法性。可以说，中国到现在为止还是最有可能杜绝资本操控政治的大国。这当然是我们努力的方向，我们要避免资本对政治的入侵，坚决将资本留在经济领域，不让它的逻辑在政治生活中盛行。

我们要有制度自信，“我们的制度将一天天完善起来，它将吸收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地吸收的进步因素，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我们就是要有邓小平的这种自信，要有这种乐观精神。

因为从改革开放伊始，我们就一直重视制度安排，一直试图完善各项制度。我们一直在学习，一直在进步，反倒是那些整天骄傲地自诩自己制度完美的人，早已经自我满足，也因此慢慢停止了前进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