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变不足畏"的公共政策应对机制
“天变不足畏”的公共政策应对机制
制度重于技术,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针对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所提出的思想, 同样适用于公共政策领域。公共政策揭示了公共政策与公众利益、政府、政治的关系,调整着公共利益的分配和社会成员之间的利益关系, 实现政府的利益分配目标, 这决定着公共政策在现实生活中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而在当今公共政策已经成为理论和实务界广为关注的活动之后, 研究其实质、特点和分析方法就成为非常重要的课题。公共政策的应对机制并不是简单的分析已发生的公共危机事件来制定相应方法运用于政策活动，而是必须实现公共政策机制功能多样化, 并且尽可能地照顾到各个方面。
首先，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总是自作聪明的认为，任何事件都是可以通过数据来量化、来预测的，理性化的思维无处不在，用理性化的观点和方法看待、分析和解决问题，是现代公共政策分析的主要特征之一。但是，就像资料中所提到的：无论我们认为自己已变得多么高明和安全，自然灾害与人为灾难始终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过分强调理性主义政策分析理念的合理性、分析方法的可靠性就在很大的程度上局限了公共政策分析在制定和实施公共政策的实践中所应该有的影响和作用，以至于出现了政策理论与政策实践相脱离的现象，没有科学合理的公共政策分析，公共政策的应对机制很难做到科学合理。
其次，公共政策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理解为是公众政策，它有着权威性和普遍性的特点，在现代民主国家里, 政府的每一次政策选择都应考虑到大部分公众的态度倾向和心理状态，但是事实上，在现实生活中大众的心态，由于所处的环境、层次以及受教育程度不同，公共政策的分析很难做到满足所有人的需求，就像资料中提到的，对于震后的相关措施，社会各界的建议也是不一致的，这就导致了公共政策应对机制缺乏整体性。
最后，塞内加认为，由于未曾预料到的事件对我们的伤害最大，由于我们必须预想到所有事情，因此我们任何时候都必须牢记，最糟糕的事情随时都有可能发生。从非典到汶川地震，尤其是像非典这样我们所不能预料到的事件，人类社会的发展, 使得现代政府职能日益拓展。政府的职能日益丰富、复杂和扩大。政府管理和干预的问题不断随社会发展而变化, 而且随时会出现新的问题，就像塞内加的观点一样，地球上不会有一个地方是具有彻底的安全的，但是，应对新出现的问题我们的公共政策的应对机制缺乏动态性，我们的危机管理起步晚，缺乏动态性，而且一些公共政策应对机制多年来不变， 新问题仍按旧办法处理，出现新问题就会束手无策。
有中国学者读了阿兰•德波顿的文章之后这样解读塞内加的思想：没有绝对的安全，在某种意义上说，人类的历史正是一个与灾难相伴以及与灾难抗争的历史，在这样的政策前提下，我们需要怎样做才能设计出科学合理的公共政策应对机制来解决不断发生的灾难？
塞内加的思想看似悲观，却有助于我们培养忧患意识，有助于国人在灾难来临之际保持清醒、从容与淡定，并减轻灾难和流血带来的震惊，进而积极地应对灾难，居安思危，既然我们生活的世界中没有真正的安全之地，我们就要从公共事件的各个方面来制定出公共政策的应对机制，很多时候，像汶川地震这样的公共危机是无法预知的，这就要求政府在日常生活中上群众以及政策的“双保险”，一方面，要求群众在日常生活中加强对于危机事件的应对培训，另一方面制，定出科学合理的公共政策应对机制，将公共危机所带来的损失降到最低。
笔者认为，政策的权威性要靠政策内容的正确性来维护。而政策内容正确性
的核心其主要表现为利益调整和分配的合理性，也就是在公共政策制定中要体现普遍性的特征。如果政府听从材料中专家对于疏散地区民众的建议，从其片面的角度出发来制定公共政策，就会使公共政策的内容背离普遍性原则, 则势必引起人们的极力反对, 即使有权威机关的强制力作后盾, 人们也会以各种方式予以抵制, 最终使政策丧失权威性。
最后，行政信息公开是政府取信于民，高效有力地处置各种突发危机事件的前提和基础。因此, 在建立重大危机应对机制中, 必须坚持信息公开原则, 在公共政策应对机制中强化政务公开，进一步提高信息透明度，正确引导社会舆论, 形成政府与社会的良性互动, 不断提高公众对政府的可信度、政府在公众中的亲和力。
综上所述，在国外学者和中国学者的不断努力下，虽然，无论我们认为自己已变得多么高明和安全，自然灾害与人为灾难始终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但是只要我们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全方位立体公共政策应对机制，我们就有理由相信, 我国的公共政策应对机制将不断发展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