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国家安全观:我国国家安全观的新里程碑

编者按

截至2015年12月上旬，本刊的年度策划“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13个方面的安全问题已全部解读完毕。时届岁末，盘点这13个专题，把握贯穿其中的思想脉络，在新的起点上领悟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精髓要义，显得相当必要。

因此，我们特请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孟祥青教授，在盘点各个领域安全观的基础上进一步阐释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科学体系、创新之处和实践要点，作为本刊对总体国家安全观专题系列策划的一个总结。

2014年4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召开的第一次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站在时代高度，纵观世界大变局，结合我国国家安全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高屋建瓴地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这是我国国家安全观的新里程碑，折射出深厚的时代背景和历史内涵。

总体国家安全观涵盖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11个领域，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既重视发展问题、又重视安全问题，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是多层次、多角度、互相支撑、彼此呼应的科学体系，是新时期我国对自身安全的基本主张和看法，也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理念和指导思想。

(随着国家安全挑战日趋复杂多变，生态安全、资源安全、信息安全、文化安全等非传统安全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在当前日益复杂的国际安全形势下，我们必须以此为指导，坚定地维护并拓展国家安全利益。

国内外安全环境的新变化呼唤总体国家安全观

进入21世纪，特别是近年来，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快速发展，国际体系深刻调整，我国面临的外部环境与冷战时期及20世纪90年代相比已有很大不同。

第一，国际力量对比发生变化。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实力相对下降，而发展中大国和新兴市场国家群体性崛起。若以购买力平价（PPP）衡量，西方发达国家占世界GDP比重已从2004年的54%下降至2014年的43%，而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则持续攀升，2013年占世界GDP比重已达50.4%。

2014年全球GDP为108.5万亿美元，其中西方七国集团（G7）为34.5万亿美元，金砖国家为33.1万亿美元。世界力量对比结构越来越朝着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方向发展，西方国家干预世界事务的能力相对削弱，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发言权均得到提升。

第二，全球治理体系结构改变。所谓“全球治理体系结构”，是指国际社会通过一定制度和规则来共同应对全球性问题的组织或体系。大国围绕全球治理体系结构所进行的斗争，其实质是谁来主导制度建立、制定规则的斗争，说到底是主导权的竞争。

在全球治理中，美国等西方国家长期处于主导地位，这种体系为西方霸权利益服务，西方国家握有话语权、主导权和裁判权，对国际政治、经济、安全事务，以及地区、全球问题指手画脚，制定标准，裁判是非，广大发展中国家只能服从他们的意愿，如有违抗，轻则制裁，重则军事干预。在西方国家实力相对下降的大背景下，以西方为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越来越难以应对全球性危机。

近十年的国际形势变化表明，美国领导的反恐体系越来越不灵了，西方国家主导的世界经济金融体系越来越不灵了，美国主导的国际安全体系也越来越不灵了；而与此相对应的是，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作用不断增强，地位也日益提高。

比如，“金砖银行”是发展中国家建立的第一个国际金融机构，它的成立是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一次重大变革，而二十国集团、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等机制影响正在稳步上升。

第三，亚太地缘战略格局调整。21世纪以来，亚太地区的整体实力不断上升，世界主要力量随之加大了对亚太的关注和投入，并纷纷调整战略，提出新的亚太政策和构想。美国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宣称自己是太平洋国家，并要在2020年之前将60%的海空军力量转移到亚太地区。

普京再次上台后，明确提出俄罗斯是一个“欧洲/大西洋——亚洲/太平洋”国家，强调亚洲经济发展关系俄罗斯前途，进而提出回归亚太的“东进”战略。欧盟公开声称在亚太地区不能被边缘化。

日本乘美国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之机，图谋实现政治和军事大国目标。印度积极推行“东向”战略，强调“再亚太化”。

澳大利亚2012年出台《亚洲世纪的澳大利亚》，将发展与亚洲国家关系列为2025年前对外战略的主要目标。

世界大国将对外战略的重点转向亚太，这在历史上前所未有。基辛格说过，过去400年间主导世界的大西洋世界权力中心现在转向亚太。

亚太成了大国关注的焦点，已经并将继续带动该地区地缘格局发生重大变化。这个变化既表现在大国把更多的经济、政治、外交甚至军事资源投入到该地区，也表现在各种双边和多边关系的复杂博弈，更表现在美国、日本等西方国家地位和能力的相对下降。

目前，在亚太地区主要有五大力量：一是美国主导的美日韩澳同盟，二是中国，三是东盟，四是印度，五是俄罗斯。五大力量的竞争博弈，正在前所未有地改变着亚太地缘战略格局。

第四，国际经济、科技、军事竞争格局演化。国际竞争主要表现为经济、科技和军事竞争，而科技竞争格局决定了经济和军事竞争格局，并将最终决定大国兴衰。当前的科技竞争，主要围绕第三次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展开。

人类社会历史上发生过两次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分别是18世纪蒸汽机的发明使用，成就了英国的“日不落帝国”梦想，和19世纪电气和化工兴起，造就了美国的全球霸业。与前两次相比，现在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涉及的领域更广、影响更大，同时也为世界格局调整提供了契机。

面对国际形势的新变化，世界主要国家为夺取未来战略主动权，积极推进军事变革，加快军事战略调整，全球军事竞争日益加剧，世界军事发展呈现新趋势：一是战争形态加速演变，信息化战争形态正逐步走向成熟；二是军事理论不断创新；三是军事战略调整步伐进一步加快，世界主要国家纷纷调整军事战略；四是军队改革和转型深入推进，主要大国的信息化军队建设逐渐成型；五是全力打造创新型、联合型、复合型军事人才。

第五，国际安全挑战日趋复杂多变。在传统安全领域，国际军事竞争由数量与规模竞赛向更加注重质量与高新技术运用方向全面转变，高科技推动下的新军事变革在各大国蓬勃展开。

非传统安全领域更趋复杂多样，恐怖主义、网络安全、公共卫生安全、跨国犯罪、全球气候变化、严重自然灾害等问题对国家安全形成的挑战日渐加剧，甚至超过传统安全威胁。

与此同时，我国国内安全环境也在发生深刻变化。经过30多年的快速发展，我国当前正处于国家崛起的关键期、改革开放的深水区、经济结构的转型期、社会矛盾的凸显期、多种矛盾的爆发期，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前所未有。

发展成果全面体现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国家整体安全度显著提升，国家及国民自信心与日俱增。但持续的发展也让内部安全环境变得更为复杂。

首先，安全需求内容更为多样。民众对安全的认识从原本单一的领土主权安全向环境变化、医疗卫生、公民权利保障等多领域扩散，安全需求涉及的内容不断丰富扩展。

(医疗卫生安全已成为全球性安全问题。2015年7月10日，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埃博拉疫区复苏国家会议上呼吁国际社会向埃博拉疫区国家复苏提供支持。)

其次，安全需求层次不断提升。社会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等与个人密切相关的安全问题愈加为民众所重视，人的安全问题地位日益上升，诸多变化对传统安全的理念和需求造成巨大冲击。

安全环境的新变化决定了我国国家安全面临的挑战和威胁与以往大不相同，意味着要全面提升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水平，这就要求我们的国家安全观必须进行调整和创新，以指导安全实践沿着正确方向不断前行。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总体国家安全观应运而生。

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国家安全理论发展的新的里程碑

总体国家安全观是我国国家安全观在维护国家安全利益实践过程中不断积累和升华的结果，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安全理论的一次重大创新。

首先，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对几代中央领导集体国家安全观的继承和丰富。我国正式使用“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的概念比较晚。

直到1999年的第四版《辞海》才第一次收录了“国家安全”词目，且仍没有“国家利益”一词。在当时，虽然未明确提出相关概念，但我国的国家安全观念已经反映在国家的外交战略和军事战略之中。

概括起来，几代领导集体在国家安全观念上都具有许多鲜明特点：毛泽东时期，突出表现为生存安全；邓小平时期，突出表现为发展安全；江泽民时期，明确提出综合安全观和新安全观，从严格意义上讲，我国国家安全观的正式提出始于此；胡锦涛时期，在综合安全观与新安全观基础上又提出了安全发展与和谐世界构想。

应该说，这些安全观念都是当时国内外安全形势的真实反映，也有力指导了当时的国家安全实践。作为我国安全理论的重要组成和探索成就，这些安全观对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起到了重大借鉴和启发作用。

其次，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对我国国家安全观的重大理论创新。总体国家安全观继承并发展了这些安全观念，且内涵更加丰富，边界更加清晰，结构更加科学，体系更加完整。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总体国家安全观实现了理论构建和实践发展高度融合，政策制定和机制建立高度统一。主要有三：

第一，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体系化的国家安全理念。

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在继承、借鉴生存安全观、综合安全观、新安全观等一系列安全观精髓的基础上，进一步将涉及国家安全的更多领域、更大范畴和更复杂的关系涵盖其中。

生存安全观和发展安全观都是冷战背景下的国家安全观，前者处于冷战高峰时期，更注重斗争性，强调军事政治领域的对立冲突。后者则处于冷战末期，改革开放拥抱世界之际，强调经济领域的发展合作。

综合安全观与安全发展观则是冷战后的新安全观，对冷战后国际安全事务中的新变化、新发展进行了探索、总结和提炼，提出了国家安全不应单纯考虑军事、政治及经济因素，而应综合考虑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领域的安全；不应只考虑本国安全，而应综合考虑国家、地区与世界的安全。

然而，仅强调政治、经济和军事等领域的综合安全并非完整意义上的国家安全理论体系。完整的体系是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开始的。

总体国家安全观继承了综合安全的一些重要内容，但它更多的是对近年来国际安全领域、特别是对我国由大向强发展新阶段全新安全局势的深入总结，在关注政治、经济和军事等重要领域时，还涵盖了文化、资源、生态、网络、海洋、太空等多个领域，从而将国家安全的范畴大大扩展。

与冷战后我国其他安全观念相比，总体国家安全观在内涵上更为丰富，是一种更加全面、更符合时代潮流、更与时俱进的新安全观，真正将国家安全观做到了体系化。

第二，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结构更加科学和合理。

从相互关系看，综合安全观强调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领域位于同一层次，因此，其整体上属于平面结构、是扁平型的。其后的新安全观和安全发展观将其他非传统安全、人民安全等概念纳入其中，但应该说还处于初步探索。

而总体国家安全观至少包括11个不同的安全领域，且层次分明。其中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和社会安全基本属于同一层次，而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和核安全处于较低层次，构成对上一层次的具体支撑。而人民安全则超越这11个领域，成为总体国家安全观整个体系的引领与核心。而国际安全也超越了具体的安全领域，作为实现国家安全的外在依托。

更重要的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内在结构包括了安全观念、安全道路、安全体制和安全目标四个重要维度，是多层次、多维度的结构，标志着安全观从扁平型向立体型的转变。

第三，总体国家安全观在理论与实践方面实现了高度统一。

冷战时期的生存安全观和发展安全观更偏向实践层面，侧重于实现安全的具体途径，理论探索相对较少；综合安全观、新安全观与安全发展观则主要强调对国家安全的认识与判断，更偏向理念层面。

总体国家安全观不仅包括了安全观念，而且明确提出了实现国家安全的途径，以及所需要的体制支撑等一系列实践层面的内容，因此是一种知行一体的科学体系。尤其在创新和健全国家安全体制方面，是总体国家安全观在实践层面的重大进步。

值得注意的是，习主席在阐述总体国家安全观和其他涉及国家安全的战略性问题时，多次从不同角度谈维护国家安全的主要方式与具体举措，进一步凸显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特点。

总之，总体国家安全观是整体安全，要求我们必须从整体上综合研判国家安全形势并避免以偏概全；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复合安全，要求我们必须厘清并准确把握安全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总体国家安全观是系统安全，要求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并把握各安全领域间的相互关联；总体国家安全观是立体安全，不仅关注陆地、本土安全，还关注太空、深海、极地等安全，不仅关注具体的安全利益，还关注抽象的网络空间利益，不仅关注现实安全，还关注长远安全；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主动安全，要求我们必须积极主动塑造安全环境、应对安全威胁而避免被动应付。

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国家安全实践的重要指导思想

总体国家安全观作为新时期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指导思想，与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家安全战略纲要、国家安全法一起，构成了“四位一体”的大国家安全体系，实现了安全理论和实践的一次重大飞跃。总体国家安全观对国家安全实践的指导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指导我国安全战略目标的确定。

安全战略目标即国家安全实践所要达成的根本目的，目标确定的依据是国家安全利益和面临的威胁。总体国家安全观明确划定了我国安全利益范围和面临威胁领域，规定了安全战略目标的基本范畴。

11个安全领域的划分，明确指出了我国面临的安全问题具有综合性、复杂性、多元行、立体性的特点，界定了当前我国安全战略目标的基本要求和领域范围。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言，既要重视外部安全，又要重视内部安全；既要重视国土安全，又要重视国民安全；既要重视传统安全，又要重视非传统安全；既要重视自身安全，又要重视共同安全。

新形势下，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目标必须要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涵盖政治、经济、军事、国土、文化、信息等不同领域，体现出安全的整体性和全方位性，确保国家安全利益的平衡化、最大化。

第二，指导国家安全战略方针的确立。

国家安全战略方针是指导国家安全实践的总纲领，纲领正确，安全实践才能朝正确的方向前进。要确立符合新形势要求的国家安全战略方针，必须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

总体国家安全观具备的两大特性——前瞻性与统筹性——对新时期中国国家安全战略方针至关重要。

首先是前瞻性。总体国家安全观着眼于服务两个一百年的“中国梦”，既真实反映新形势下我国国家安全现实，又紧盯复杂多变的安全形势，思考我国国家安全未来面临的机遇挑战，筹划国家安全战略的方向。

同时，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下的国家安全战略方针也必须能够不仅为解决当前面临的安全问题提供指导，还要为如何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威胁挑战指明方向。

其次是统筹性。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在全面考察新形势下国际国内两大安全环境的基础上，针对我国国家安全面对的最新形势、挑战机遇、应对之策、未来发展方向等提出的指导观念，不仅是我国自身安全实践的指导观念，也是处理我国与其他国家安全关系的指导观念，不仅是政治、军事等传统安全领域的指导观念，也是文化、社会、信息等新兴非传统安全领域的指导观念，统筹性非常明确。

同时，国家安全战略方针也必须体现出这一特性，既能够统筹新形势下各个领域的安全实践，也能够统筹我国与其他国家间的安全互动。只有同时具备前瞻性和统筹性的国家安全战略方针，才能真正引领我国国家安全实践在正确的轨道上不断前行。

第三，指导战略实力和能力的运用。

习主席指出，中国奉行的安全观是共同、综合、合作和可持续的，也是普遍、平等和包容的。同时，为确保国家利益的实现，总体国家安全观同样强调要综合运用政治、军事、经济、外交和文化等多种手段特别是军事手段，以更加坚定的斗争来维护我国的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以更为主动的先手棋化解和消除现实和潜在的威胁挑战，以更加积极的行动改善和塑造国家安全斗争的态势。我们要坚持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综合手段并举，提升国家战略实力和能力的运用水平。

一是进一步加强安全能力建设。必须充分领会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精髓，在注重军事、经济、科技等硬实力建设的同时，重视文化辐射力、外交影响力、民族凝聚力、战略运筹力等软实力建设，全面提高我国塑造有利安全环境和防范应对各种风险威胁的能力。

为此，必须保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不断增强经济实力和战略支持力；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提升军事实力和遂行多样化任务的能力；丰富和发展外交理论和实践，提高外交能力和国际影响力；加大资金投入，完善政策环境，全面提升科技创新力和竞争力；加快文化产业发展，加强国际传播能力，提升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

二是必须加强国内安全，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国内安全是我国国家安全的重心，维护国家安全首先要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保持社会和谐稳定。要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与相对滞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通过改革创新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同时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

加强国内安全，其关键在于加强国家治理能力建设。要适应时代变化，既改革不适应实践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又不断构建新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使各方面制度更加科学、更加完善，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

三是发展与大国战略关系，推动世界和平与国际格局的多极化发展。大国是主导国际体系和国际事务的关键因素，也是影响我国家安全的重要外部因素。

应妥善处理好与主要大国之间的关系，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深化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推进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中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积极改善中日关系，减少各大力量间相互猜疑、增进互谅互信。同时，要善于利用大国间的分歧矛盾，运筹大国关系，保持世界格局总体稳定平衡。

四是经略大周边，推动建立周边命运共同体。习主席强调，无论从地理方位、自然环境还是相互关系看，周边对我国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

应奉行“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的周边政策，编织更加紧密地共同利益网络，推进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建立。

尤其是要大力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实现地区国家间发展战略的对接，创造需求和就业，促进经济共同发展，增进沿线各国人民的友谊与合作，推动建立稳定和谐的周边命运共同体。

五是参与全球治理，争取更多国际安全话语权。全球化时代背景下，我国国家安全与世界安全紧密相连，需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承担适度责任。我们要团结广大发展中国家不断推进治理体系的改革，推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更好地维护世界和平稳定。

同时，在这个过程中，我应积极向世界宣传自身安全理念和主张，争取更多话语权，力争为维护世界和平作出更大贡献。

总之，新形势下的中国国家安全实践需要新型国家安全观指导。总体国家安全观在科学借鉴和继承新中国各个时期国家安全观的基础上，实现了我国安全观的重大创新，是我国国家安全理论的一次飞跃，是与时代发展相契合的新型国家安全观。

只要坚持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创新国家安全实践，我们就一定能够在纷繁复杂的内外环境中找到正确的前进方向，维护和巩固国家安全稳定的大好局面。

作者简介

孟祥青，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战略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国家安全战略教学与研究。国防大学“杰出中青年专家”“学科学术带头人”。曾被评为国防大学“特优教员”，全军院校育才奖获得者。兼任军队战略规划咨询委员会委员，全军外事工作专家咨询小组成员。近年来出版著作20多部，发表论文或文章100多篇。获各类教学、科研成果奖20多项。主要代表作有：《孟祥青讲稿自选集》《释韬举略：孟祥青教授论安全》《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主编）《战略机遇的中国安全》（副主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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