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世旭:好得"可恨"的人--悼吕雷

最初接触吕雷是在1993年。那年8月，中国作协组织了一批不同省份的作家沿河西走廊采风，吕雷和我都在其中。那时候有几句话：北京人看所有外地人都是草民，上海人看所有外地人都是阿乡，广东人看所有外地人都是穷鬼。作为一个生活在“老少边穷”地区的人，我对来自“改革开放前沿”、“先富起来”的广东人怀着一种莫名的嫉妒和自卑，这偏见让我一开始极力疏远他。但我很快就发现了自己的促狭。吕雷完全没有我成见中的铜臭和优越感。相反，也许因为是惟一的岭南人，在我们这群“北佬”中有一点落寞。嘉峪关上，他主动邀我合影。塞外炽热的阳光下，年轻的我们笑得很傻。他一脸淳朴，像个大孩子。

回家后我从资料上知道，生活在富裕地区的吕雷，最富有的是写作。他的《海风轻轻吹》《火红的云霞》连续获1980年、1982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中篇、长篇、散文、报告文学、电影和电视文学剧本获多种全国性奖项。在广东新时期作家中是继孔捷生、陈国凯、杨干华之后最有代表性的作家。

我不是个善于交际的人，甘肃别后我们疏于音问。偶尔听说吕雷在人前对我的某篇不足挂齿的小文章多有褒奖，虚荣心颇满足。老婆是人家的好，文章是自己的好嘛。

真正密切的交往从几年前开始。退休后，我投靠了在广州安家立业的独生儿子。吕雷的热心给了我特别的温暖：退休后他买了辆新车，把小说家邓刚从大连邀来开车，让刚来广东的我跟着他们在广东、海南兜了将近一个月；之后，怕我寂寞，他不时领上我去打朋友的秋风，唐栋、李兰妮、张梅的饭局吃了一次又一次。我很不好意思，说要做一次东，他立刻制止：不必，你是客人；看我拿着低水准的工资在高消费的广州过日子，他积极给我揽赚“外快”的活——讲课、作序、给企业写传；又一趟趟找官员、一遍遍写报告，张罗工作室之类，以使我能以一种体面的方式融入当地的文化圈子……

做所有这一切的时候，他是那么认真而执著。不论我怎样声明一向与世无争，惟喜清净，恳请他别劳神费力，别打扰公务私务繁忙的官员，别担心我会饿死在广东街头，他一句也听不进去，只管我行我素。

吕雷对人的好并非自我始。邓刚不止一次与我说起他在中国作协文讲所第八期的同班同学吕雷，感慨万千。说吕雷怎样受一位并无深交的西北作家委托，去救助这位作家偶然洗脚认识的一个女孩，一而再、再而三，几乎是大海捞针一样在一片蜂巢般的城中村出租屋里寻到这个完全与己无关的女孩；说吕雷怎样被一位朋友欺骗，而这朋友一旦陷于危难，他依旧疲于奔命、四处求人救之于水火；说吕雷辛辛苦苦跑来港商赞助让单位，在闹市中心买下了建办公和宿舍用房的地皮，房建好了，却没有他什么事，依旧同老父挤在上世纪50年代的福利房里；说吕雷受委托邀请名家做宣传，有的并不怎么知名的名家吃了喝了稿费拿了，末了说“我来就是对你们的支持，文章我是不写的”，主办方心里不爽，吕雷自然最尴尬，但是下次组织这类活动，他还会邀请这位名家；说吕雷帮助过的有些人后来恰恰伤害他最深，但吕雷却从不记仇……说这些的时候，邓刚每次都脸红脖子粗，连作恨声：简直就是不可理喻，简直就是好得可恨！

吕雷的认真执著，有性格的原因，更基于他品质的纯粹。跟他交往这么多年，无论公开还是私下的场合，从来没有听他说过任何人的不是。像我这样情趣低俗的人开玩笑过了头，他最多说一声“也不知道难为情”就算重话了。他有极好的家庭教养。父亲刚进城时就是一个城市的主要领导，一生从不向国家伸手。退休了，惟一参加一次老干部出国游，去了一趟法国，一个人在巴黎公社墙前，右手握拳，高举过头，唱完“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就回到宾馆等待返程回国。吕雷几乎是他父亲的翻版。某年在重庆开会，休息期间别人都到处游逛，吕雷照父亲的嘱咐独自去了歌乐山，到父亲几位老战友的墓地献花。在中国作协开会，听他发言，就像听报上的社论，义正词严。那次与邓刚三人行，在大学谈文学，邓刚是一贯的妙语连珠，我因为写作乏善可陈，只能拿我仰慕的名作家的轶事搪塞，吕雷则从怀里拿出一大沓早已准备好的讲稿，脊梁挺直，目光如炬，不时拍案，声调铿锵：“作为一个作家，如果我们不拿起笔把这个时代的历史形象地记录下来，那我们恐怕很难对得起作家这个称号”，“在我看来，文学仍然要给读者以希望，点燃他们心中的梦想，促使读者上进，这是作为一个文学家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让包括我和邓刚在内的满座听得一愣一愣的。去年，参加完陈国凯的葬礼回家不久，吕雷突发脑溢血，好不容易抢救过来，刚能在夫人的陪伴下步行，记忆和语言能力尚未完全恢复，听到张贤亮去世的消息，他不顾“静养期间禁止脑力活动”的医嘱，执意写悼念文章；之后接到中国作协召开主席团扩大会的通知，又执意让夫人护送他赴京开会，不能坐飞机就改乘高铁。对我的仅仅因为家务就请假，他颇为遗憾。他去京的第二天，我给会上的刘兆林去电话，得知他不但安然参会而且担任小组召集人平平安安地主持了讨论，一颗悬着的心方才落定。

今年元旦一早，我给他家去电话问候新年好，接电话的是他夫人，我做梦也没有想到，10天前，他再度爆发脑溢血，送进抢救室就一直昏迷不醒。医院不许探视，只能在监控视频中看10分钟，我想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吕雷上次已经跟死神打过一回照面了，这次也一定能缓过来，打算过两天去见清醒的他，听他再次摆脱死神的结结巴巴但一定不无快慰、甚至有些得意的声音。他是那么热爱生活，有一次听我说懒得回江西参加体检，他盯住我，正色说，为什么不去？多活几年不好吗？他的生命是那么顽强：有名有姓的人物，多达上百人，从“黑道”到“白道”，从境内到境外，从官商到民企，从太平洋此岸到彼岸，从股市到楼市，从商场到官场，从中央到地方，从京官到村官，全方位展现了珠三角地区创业的艰辛和创业者的辛酸苦辣与喜悦的他的扛鼎之作《大江沉重》刚开了个头，他就病倒了。在心脏上装配了两个钛合金制作的人工瓣膜，安静时听着闹钟一样的响声，他又投入了写作。这部调动了几乎所有生活积累的长篇小说出版，被评界指为同类题材中的突破性之作，是广东近年来长篇小说取得的最好成绩。接下来，一部探索广东百年风雨、崛起为改革开放一方热土的政论著作《梦寻国运》写出了几十万字；一部反映粤港澳经济合作历程的长篇《钻石走廊》完成提纲；反映水上人家百年变迁的长篇《疍家大江》也纳入写作计划……

元月2号上午11点，忽然接到吕雷女儿吕丹的短信：“我父亲吕雷因脑出血，并发其他器官衰竭，昨晚8点10分走了。因为一直昏迷，整个抢救过程他没遭太多罪，走得很安详。父亲一直以来都很珍惜您的情谊。万望珍重！”

善良、真诚、端正、严肃、乐观、进取，这就是吕雷。

这样一个人永远地走了，除了留下多部鸿篇巨制的提纲和开篇文字，给他善待过的人留下了永远的怅惘，给伤害过他但良知尚存的人留下了永远的愧疚。

好人吕雷，好得“可恨”的吕雷，一路走好。

（作者系江西省作协主席，著名小说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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