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交史资料

第一章：

1. 试比较古代东西两大外交圈的特点及其对近现代国际关系的影响

“古代世界的外交圈是以若干最古老的文明发祥地为核心，不断向外幅射形成的，受自然地理条件的限制，古代世界形成了两个最主要的外交圈，即东亚外交圈和西方外交圈。西方外交圈由较多的内海和海峡组成，利用古代航海技术，可方便地进行联系，所以形成了最早、最大的外交圈。而东亚受自然地理条件的限制成为远比西方世界封闭的地区。但这个地区在很早就以中国的黄河流域文明为核心，逐步地、不断地向四方辐射而形成了东亚外交圈。正因为其封闭的地理特点，使这个外交圈自成体系并具有自己独特的传统和特点。”

（1）东亚外交圈的特点：

覆盖面积小，涉及国家和地区少。小国多且各国力量相差悬殊，中国始终是唯一强国，具有核心地位。所以东亚外交圈具有一元性特点，相对封闭，只有一个中心，始终稳定在中国。 对国际关系的影响：中国雄踞东亚，作为东亚地区长期以来无可争议的领袖建立了国内的封建专制制度以及中国为核心的宗藩外交体系。独霸一方的中国在东亚找不到有实力的竞争对手，使其缺乏进取意识、目光短浅，总是自诩天朝上国以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对待向之朝贡的藩属国。风水轮流转，中国的霸权地位收到了西方外来者的威胁，当它面对西方咄咄逼人的进攻时毫无抵抗力，只能采取闭关锁国政策以获得喘息之机。但中国的气数已尽，这个羸弱的东方大国被迫加入了西方强国角逐的国际关系游戏。

（2）西方外交圈的特点：

以三大文明古国为核心，覆盖面积大，涉及国家和地区多，各国力量相对均衡。所以西方外交圈产生了多个外交中心，具有多元性特点，而且外交核心逐渐向欧洲转移。但欧洲各国力量也起伏不定，所以西方的外交核心总是游移不定。

对国际关系的影响：西方外交圈没有产生强有力的约束核心主宰西方格局，所以西方外交圈更加自由、民主、平等、开放。《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结束了欧洲三十年的战乱局面，削弱了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加深了德意志政治上的分裂，改变了欧洲政治力量对比。此外，该和约创立了以国际会议解决国际争端的先例，确定了国际关系中应遵守的国家主权、国家领土与国家独立等原则，对近代国际法的发展具有重要促进作用。

2. 试比较沙俄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对外扩张的动因及其在近代时期对华侵略的表现

历代沙皇为何如此热衷于对外扩张呢？首先这是由彼锝大帝而引发的,彼锝大帝立志于扩张俄罗斯的领土,他发动了北方战争和与土耳其的战争就可看出.第二,巩固沙皇专制统治的需要。封建农奴制是沙皇专制统治赖以存在的基础。仅靠加强对农奴的剥削，并不能加强沙皇的专制统治和增加俄国贵族的收益。因为农奴日益激烈的反抗以及西方现代化的强列冲击，使农奴制极易分化瓦解。于是通过不断的领土扩张，把沙皇的统治扩展到新的领土上，把农奴主同农民的矛盾分散到广阔的新土地上（通过移民），就成为维护沙皇统治的最好办法。其次是为了满足贵族和商人贪欲。贵族除了在自己的领土上残酷剥削农奴外，还强烈要求侵占新的土地和掠夺新的劳动力。18世纪以来，俄国商人的地位和社会影响与日俱增，国内外贸易对他们越来越重要。而不断的领土扩张正意味着贸易机会的增加。这样，贵族和商人的贪欲就同沙皇扩张领土的野心结合在一起，更加增强了沙俄的扩张性。第三是开拓市场的需要。由于俄国工业远比西欧落后，工业产品在国际市场缺少竞争力。国内市场虽有关税保护，但农奴制经济大大限制了社会购买力。于是资本家只好更多地依赖沙皇的刺刀去打开市场。第四是邻国的衰弱助长了沙皇的扩张野心。俄国在征服弱小邻邦和中国、土耳其这些腐朽帝国时，每次都能轻而易举地夺取大片领土，这样就使其扩张野心更加膨胀。

西欧资本主义对外扩张：2、动因：追求财富、资本的原始积累、传教

早期殖民国家间的激烈商战，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重要方式之一。工业资本的英国战胜封建的西班牙、法国和商业资本的荷兰，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早期的殖民扩张，一方面，为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大量的资本原始积累，使欧洲资本主义迅速发展，使工业革命的时机逐渐成熟。

表现：

沙俄侵略：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忙于对付外来殖民者和镇压太平天国革命，造成了北方边疆防备空虚。俄国乘虚而入，加紧蚕食和非法占领黑龙江流域和巴尔喀什湖以南的许多战略要地，而且，一直在寻找机会，想用条约的形式把所占领的中国领土固定下来。1856年，英法联军进攻广州，派普提雅廷为公使，与清政府谈判边界问题。1858年5月，俄国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乘英法联军攻陷大沽口，用武力强迫黑龙江将军奕山签订了中俄《瑷珲条约》。根据这个条约，俄国割占了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的6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同时，把乌苏里江以东约4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划作两国共管。

1860年11月，中英、中法《北京条约》签订后，英法联军开始撤离北京。俄国驻中国公使伊格纳切夫以“调停有功”为借口，提出了新的领土要求。14日，清政府与俄国签订了《北京条约》，将乌苏里江以东4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划归俄国，增开喀什噶尔为商埠，并在喀什噶尔、库伦设领事馆。同时，俄国还将由其提出的中俄西部边界走向强加给中国。1864年，俄国强迫清政府订立《勘分西北界约记》，割占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4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成为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最大的获利者

3. 如何看待近代之前西方传教士的在华活动

循规蹈矩，其主要内容应被包含于第三章有关请中后期外国传教士在华活动比较一题中。

4. 清政府闭关政策的评价

闭关政策是鸦片战争以前清政府实行的闭夫锁国政策。关于这种政策的评价，实际上存在着两种看法。一种意见持基本否定态度，认为这种政策的实质，是建立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并为维护封建统治服务的政策，反映了封建统治对外部世界的无知和妄自尊大，阻碍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商品经济的发展，阻碍中国社会的进步。因此是一种消极反动的政策。另一种意见虽然并不否认闭关政策的本质，但同时却强调鸦片战争之前西方殖民主义的侵略。因此认为闭关政策的主要部分是民族自卫，是中国方面可能采取的必要的自卫措施。

倾向于持否定态度的居多。强调民族自卫作用的看法，至少忽视了这样两点:第一，闭关政策的制定除了与明末以来外国殖民主义在沿海的侵扰有关以外，其还与清初的“禁海令”、“迁海令”有直接联系。第二，闭关政策不仅是一种对外政策，而且还是一种对内政策，它一方面严格限制外商在中国的活动，另一方面也不许中国人与外界交往，是一种对国内人氏的防范政策。闭关政策有没有抵御外国侵略的作用，当然有。但是，这种抵御作用是消极被动的、不堪一击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封建统治者的一厢情愿。鸦片战争的事实证明，闭关闭不住，自守守不了，中国终于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其中，侵略有罪当然首先要遣责，但落后挨打的因素也不能忽视。

闭关政策是清初对来华的外国人的商务活动加以限制，政府独占贸易的政策；其产生的原因有：其根本原因是受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结构的限制；其他原因还有Ａ清政府害怕引发沿海人民的抗清斗争；Ｂ有抵御防范西方殖民势力的侵犯，保卫保卫国家主权的一面，来自统治者妄自尊大的心理；这一政策确实延缓了西方殖民势力的侵犯，瓜分中国的进程，但这一政

策的影响主要是消极有害的，对中国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后果：Ａ对内由于限制了对外贸易和航海事业的发展，，并由此影响了一些经济部门的发展，阻碍了资本主义因素的成长；Ｂ限制了中外文化正常的交流，妨碍了中国学习掌握世界先进的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Ｃ消极的防御并不能从根本上抵挡殖民势力的侵略，相反正是由于清朝脱离世界潮流，闭关自守，愚昧自大，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进一步导致了闭塞，停职，倒退，与西方差距越来越大，逐渐使自己陷于被动挨打的境地；

第二章：

1. 简评五口通商大臣钦办外交的体制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由一口通商变为五口通商，外交上亦由两广总督亲办外交事务变为五口通商大臣钦办外交，且由两广总督兼任。就职务上看，仅为一种兼办，其本职为两广总督。

就形式上看五口通商大臣钦办外交的体制确比站前有所创新，实际上则既不专门也不专业，与西方近代外交相距甚远。

1、五口通商大臣的制度缺陷

首先，清政府五口通商大臣体制与清政府外交实践的不相统一。

这一说法证实了五口通商口岸所在地的督抚们各自拥有办理外交权力的事实。“自道光年间，英夷犯顺，以致五口通商，一切皆系密奏，甚有同官一处而不知其详者。以致歧途百出，枝节横生，该夷即藉为口实，肇衅要求，实为办理夷务一大弊。”

其次，五口通商大臣的专业程度较低

众所周知，中国历来官僚制度发达，无论官阶设置还是具体职能均已达到专业化水平。在两广总督的本兼各职中，总督为其本职，处理通商外务为其兼职。虽然耆英曾临时创设过由“委员”办理外交的体制，但并未得到延续。例如，在叶名琛时期，对西方国家递交的照会，“或答数语，或竟不答”，这也许不完全出于叶名琛的傲慢。此一时期，两广总督戎马倥偬，国内战事更加频繁，在叶名琛的本兼各职中，处理地方事务和关系到清朝生死攸关的军事问题这一两广总督的本职任务已挤占了行使通商大臣这一兼职任务。但通商大臣相关的职责又没有其它专门化的机构和人员来代行。到叶名琛时代，设在广州的外交“通商大臣”一职已形同虚设了。这种制度缺陷严重制约了中国和西方关系的正常发展。

再次，五口通商大臣体制没有明确规定最高外交决策权

朝廷对督抚们的行动有着严格的限制，一切较为重大的政务都必须奏报皇帝。这种决策权出于皇帝一人之手的专制政体，使这一时期的钦差大臣们、通商口岸的督抚们以“人臣无外交”，“中国从无便宜行事之大臣”，他们以只有“代奏权”（向上反映）等为由，这种最高外交决策权的缺失，使对西方外交事务的处理在皇帝和大臣间相互推诿。

通过对五口通商大臣体制上述几个特征进行的分析，可以发现这一体制新旧混杂，中央和地方因素皆有，它既不是专设的职官，也没有专门的衙门，体制中包含的混乱、过渡和矛盾之处非常明显。这一体制难以应付鸦片战争之后新的国际形势，并使两次鸦片战争期间清政府的外交实践产生了诸多负面效应。 “五口通商大臣”体制及其职能最终被1861年设立的总理衙门和“南北洋通商大臣”所替代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从统治阶层所受的传统文化影响来看，他们是想把总理衙门作为西方国家与清政府交往的缓冲器，避免西方列强与朝廷正统衙门直接往来。作为传统天朝体制观念并未完全摒弃的清朝官员。因此，可以说设立专门管理对外交涉的机构，是清政府加强对外交涉选择，也符

合外交近代化的发展要求。

2. 如何评价公使驻京问题

1854年，英国要求依据《望夏条约》有关十二年修约之规定而援引最惠国待遇修订《南京条约》，并在外交上提出在中国建立西方外交体制之要求，其中就有两国互派公使驻京。 1858年之《天津条约》谈判中，英法提出公使驻京要求并被接受。

1860年之《北京条约》更对此予以承认。

若单就上述条约关于公使驻京之文本的规定来看，则中英关系是平等的。

但从客观方面来看，中国在当时既无能力亦无想法派驻使节，纵使此后在1875年派驻使节，中国亦绝无以此影响英法决策的可能。由此而言，公使驻京是单方的，不平等的。

从近代化的角度来看，则无论是1860年的英使驻京，还是1875年的郭嵩焘赴英，都显然促进了中国外交体制的近代化。

从半殖民地化的角度来看，西方公使驻京使得西方国家能够就近影响控制我中央政府，中国半殖民地化程度因之加深。

(二)“公使驻京”是宗藩制度瓦解的标志。国际公法是以国家主权平等为基础的。在此基础上,派驻使臣、“公使驻京”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而宗藩制度是以皇权至上为核心的。不论内藩还是外藩,都要臣服于皇帝的统治。作为臣下,只能派遣使臣去朝贡或参加重大活动,怎么能够长期留在天子脚下,处理相关事务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公使驻京”是中国传统宗藩制度瓦解的标志。但是,必须指出的是,宗藩制度是在西方列强的武力逼迫下被迫瓦解的。接受他国使臣,本应是接受国的主权权利而非义务,但此时的国际公法掌控在西方资本主义大国的手里。所谓的主权平等,只是针对西方列强之间的。对于落后的亚洲、非洲及拉美国家,资本主义列强从来没有讲过主权平等。在“公使驻京”这个问题上,西方列强表面上打出的是主权平等的国际公法旗号,但从来没有把中国视为主权平等国家。

(三)宗藩制度瓦解的重要意义

在近代中西对抗的过程中,“公使驻京”问题犹如一把尖刀,不断地破环着中国传统的宗藩制度。《北京条约》最终实现了西方列强“公使驻京”的野心,这标志着中国两千多年宗藩制度的瓦解。宗藩制度瓦解最直接的影响在于中国开始接受国际公法。首先,清朝成立专门处理外交事务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也成立同文馆培养外交人才。对于国际公法上的使节制度逐渐地予以接受。清朝政府开始向国外派驻公使。

其次,在外交思想上,也有比较大的变化。总之,这种新的外交思想都是在“公使驻京”后宗藩制度瓦解的背景下产生的。

宗藩制度的瓦解,虽然是中国落后挨打的屈辱标志,但不可否认,客观上对中国历史进程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林则徐“开眼看世界”、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都是战争时期的临时举措，多是技术层面，很少涉及到制度问题,因为他们还没有摆脱宗藩理念的影响。1860年“公使驻京”以后,中国人已开始不再用“蛮夷”、“藩邦”的观念去看西方人,也不再以“宗主国”、“天朝上国”自居。中国人开始用平等的眼光、虚心的态度来看待西方人。从地方到中央逐步地开展洋务运动,学习西方先进的生产技术,继而逐步地转向政治法律制度。这些变革的前提就是宗藩制度的破除。从这个角度来说,“公使驻京”问题具有标志性的历史意义。

3. 如何看待两次鸦片战争期间清政府的外交失误？

两次鸦片战争期间，清政府在外交上频现失误，加速了外交失败；这一方面使得其传统外交体制迅速瓦解，另一方面亦加速了清廷被动挨打局面的形成，有些时候甚至成为西方列强侵

华的口实。其主要表现如下：

1939年林则徐于广东收缴鸦片，此后则坚决要求外商具结。对于依法具结的外商，立即准予进口恢复通商。这种对守法和违法的外国商人采取区别对待的策略卓有成效，既断绝了鸦片贸易，也保证了正常的贸易活动。然道光皇帝于12月29日趁清军在穿鼻海面七次击退入侵英军之机下令把英国商船全部驱逐出境，停止贸易，并指责林则徐的做法有碍体制。1840年1月5日，林则徐只好遵令在广州正式封港，断绝中英贸易。这个做法激化了中英矛盾，给英国殖民者入侵中国提供了借口，是清政府于两次鸦片战争期间的重大外交失误。 琦善在与英方谈判中，先是想通过磨难的方法来对付英国人，此后等到英方提出在闽浙粤沿海割让一口岸的要求时又表示不敢做主，而未直接上报于道光。1941年1月，英军进攻虎门炮台，琦善在其胁迫下同意考虑英方要求，并请求清廷批准英国人在外洋提供一处居住地，然清廷根本未同意，义律便宣称依据穿鼻草约登陆香港岛，这主要是利用了清廷外交执行在琦善决策在道光的缺陷。

清廷多次由于语言问题发生外交失误，《穿鼻草约》即可能是由于双方语言不通而导致对条约文本解释上的差异，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恭亲王曾要求巴夏礼写信讨论求和问题，却因为不明白英文署名的含义而寻译者，并因此浪费了宝贵的时间。

原因：对于近代外交，清政府主观上仍以宗藩外交体制下的天朝上国心理对待与属国不同的西方国家，客观上则既已于世界形势芒无所知，更对西方近代外交体制不甚了然，遂成为清廷外交屡现失误的重要原因。此外，清政府在政治制度上的缺陷亦导致了外交失误的发生，如直接与外国人接触的钦差大臣缺乏外交决策权，而使得英国得以借琦善与道光传递信息的间隙登陆于香港岛。而清朝官员国家主权意识的缺乏，对外交常识的缺乏，昏庸无能及政府外语人才的缺乏亦都在外交的具体操作中得到显现并为外交失误之一原因。

第三章：

1.试析清廷在外派使节上的认识和行动

清政府对外派使节问题的认识大致经历了三个有代表性的阶段：禁止外国公使入京，拒派驻外使节—派遣外国人代表清政府出使—派遣本国外交人员常驻国外。

（1）早在18世界末19世纪初期英国就向清政府提出公使驻京的要求，但当时的清政府认为这与天朝体制不符，是对大清王朝的不敬和冒犯而断然加以拒绝。公使驻京都不合天朝体制，更别指望让清政府放下天朝的威严和架子遣使去常驻它的“西方藩属国”了。

（2）派遣外国人代表清政府出使：两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不平等的外交关系，清政府没有条件再对派遣驻外使节说“不”。但清政府派遣驻外使节的行动却拖拖拉拉，这种有意拖延主要因为清政府有以下考虑：派遣驻外使节完全是被迫为之，清政府仍用一种高高在上的心里带着有色眼镜看西方世界，它虽然不得不臣服于西方的武力之下，但心里仍然轻视西方，不愿意降低身价与蛮夷之地打交道。当时缺乏专职专业的外交人才，清政府的“公务员”也不愿意背井离乡远去西方。礼节问题是双方都很在意容易让各方争执不休的问题之一，当然更是清政府考虑的首要因素。为了避免在礼节问题上引发争端，清政府也暂缓了派遣使节的任务。1866年，赫德主动借返乡之机带同文馆学生游历英国，这是清政府向订有条约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派出中国官员的开端也是清政府遣使西方的最初尝试。

这次“开眼看世界”改变了清政府对西方的认识，加深了清政府对西方的了解，激起了清政

府加深与西方交往的欲望。西方对中国了解得一清二楚，但中国却对人家知之甚少，清政府认识到积极与西方接触的必要性。而且与西方接触较多的开明官员也主张增强与西方的交往。清政府在1887年派出了由蒲安臣带领的第一个正式的外交使团。

（3）派遣本国外交人员常驻国外：清政府在派遣使节初期虽抱着应付的态度，但是出于自身外交的意图不断增强。在1875年，清政府派出第一位驻外使节郭嵩焘。之后清政府向其他欧美国家和日本派出常驻使臣形成一种定制，这成为中国外交机构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常驻使臣的派遣，是清政府在外交上采取的一个重要措施，也是中国在建立现代外交机构方面迈出的重要一步。

2. 外国传教士于清中期和清后期在华活动的比较

中期来华传教士多循规蹈矩，鸦片战争前，则有些蠢蠢欲动，为侵略服务，到后期，传教士于从事一般活动外，还依峙特权武力肆意活动，酿成冲突。

中期传教士在华注意学术的传播，其主要活动为文化活动，由此得以站稳脚跟并部分得到重用。后期传教士则以传教为主，兼充当西方侵略的助手，并从事间谍活动等。 中期传教士多集中于宫廷，后期传教士则遍布全国各地，范围大为扩展。

明清之际是西方殖民势力向世界各地大规模扩张的时期，也是东西文化开始猛烈碰撞的时期，同时又是近世基督教伴随着殖民势力向东方发展的高潮时期。由于当时中国的国力还比较强盛，故传教士还能遵守中国的规矩，融合中国人的习俗，制定了一套传教政策。更重要的是他们利用西方的科学技术，其中包括天文历法、代数、几何、望远镜、钟表、地球仪、地图、医药、水法、机械玩具以及音乐、美术等方面的知识，作为敲门砖，赢得了中国部分知识分子士大夫的好感与同情，并得到了皇帝的首肯。因此，当时是基督教在中国发展比较顺利的时期。这一时期是中国与西方的正式思想文化交流开始的时期，传教士在其中所起到的媒介和桥梁作用也是功不可没的。他们重视观察和实测的科学精神，确实对中国学者产生了影响。但是也应当指出，传教士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媒介并不是最理想的，因为他们来到中国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传教，并不是为了传播科学文化。并且他们深受宗教神学的限制，传给中国的只能是西方中世纪的教会官方的神学宇宙构图，而不是近代科学的宇宙构图。例如，伽里略——牛顿体系、笛卡尔的解析几何、巴思伽的概率论和牛顿、莱布尼茨的微积分学等，虽然在欧洲早已为人熟知，但在中国却是直到近代才为学者了解。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由传教士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和传播者，确实是一件遗憾的事情。至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列强纷纷入华，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传教士们也随之卷土重来，不但纷纷向中国政府讨回失去的权利，而且还要求新的特权。他们到处重建、新建教堂和其他设施，扩大教会的影响，现今北京的基督教教堂，绝大多数都是在这一时期重修或新建的。与此同时，传教士们到处拉人入教，包庇教民，强买强占土地、房屋，不断制造教民与非教民之间的矛盾，并且欺压中国人民，他们还甚至控制了各级政府，干涉中国内政，已经成为了殖民主义势力的帮凶与助手，基本丧失了中西文化交流媒介和桥梁的作用。

第四章：

1.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对中国外交的影响

第一次世界大战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占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一战的爆发不仅标志著旧世界体系的崩溃，同时也为中国人寻求新的国家认同及国际化提供了全新的平台。正当中国社会新旧交替，承前启后，天命维新之时，一战的爆发为学贯中西、深谙国际事务的新一代中国人如顾维钧、王正廷、梁启超、梁士诒等提供了在世界舞台折冲樽俎的大好机会。一战期间，国人在思想、学术上兼收并蓄、求同存异，放眼世界，在政治上大胆探索，不拘一格，

在外交上大胆进取、灵活多变，书写了中国乃至世界外交史上壮丽的篇章。并正式宣告中国人彻底走出「天朝大国」唯我独尊的封闭状态，以穷则变、变则通的心态在世界舞台上展开角逐，寻找一个新的国家认同及形象。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是战胜国，凡-华体系以体面的形式瓜分中国，促使中国人民的觉醒，导致了五四运动的爆发，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 经济上）

中国代表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召开的两次重要的国际会议上展现了自己的风采，让西方强国眼前一亮对中国刮目相看，让世界倾听到了中国的声音。

（1）巴黎和会上的中国外交：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团的出色表现世界有目共睹，但外交不仅要靠高素质的外交人才还需要强大的国家实力做后盾。弱国无外交就是铁铮铮冷冰冰的现实。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的分赃会议，不是处置战败国追求公正平等的会议。中国是三等国家，本身就比西方国家矮一截，在加上中国一站站场上所起作用不大，更显多余，被它们小看轻视不足为奇。

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上的说帖与会议分赃的大方向不符没有被讨论，山东问题也悬而未决，但中国代表团的职业外交家们从国家与民族利益出发面对西方强国毫不示弱在仅有两席的不利情况下据理力争，他们的精彩表现让西方国家刮目相看，博得了一些国家的同情，扩大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知名度与影响力。中国不再任由列强摆布而是敢于在和会上拒绝签约发出自己的声音，这在鸦片战争之前更是前所未有。巴黎和会是中国近代外交的重要转折点，迈出了中国收回主权的第一步。

（2）华盛顿会议上的中国外交：一战使中国外交的形势发生很大了变化，在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团虽然精彩亮相却空手而归，华盛顿会议正好弥补了这一遗憾。在华盛顿会议上中国代表团提出各国列强放弃在华特权，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决。会议上签署的《九国公约》规定各国尊重中国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允许中国修改关税税率，日本撤销21条第五款，英法分别放弃威海卫与胶州湾，适当取消领事裁判权等一系列规定是取消列强在华特权的开端。但华盛顿会议的最大的收获是山东问题的部分解决 。华盛顿会议是中国争回主权的会议，中国代表团在与西方强国的博弈中能取得如此重大突破实属不易，华盛顿会议使中国的外交地位有了极大的改善，中国外交不断向前发展前景一片光明。

2. 从苏俄三次对华宣言看中苏关系的转化

1919年7月苏俄首次发布对华宣言，宣布废除1896年中俄密约即此后有关中国之不平等条约，废除帝俄在华之领事裁判权，放弃庚子赔款的俄国部分，放弃租借地和租借，将中东铁路矿产林业等权力，全部归还日本，不受任何报酬。

1920年9月，苏维埃政府再次发出照会，即第二次对华宣言，其内容与第一次基本一样，惟增加了一些对两国相互交往的意见。值得注意之处为中东路的处理上乃变为两国对于经营中东铁路办法中，关于苏联对该路之需用，允订专约。表明了其对中东路享有权利的主张。 1923年9月，加拉罕发表第三次宣言，则更是对诸多问题尤其是中东路问题持保留态度。 比较苏俄三次对话宣言，其给予中国的承诺越来越少，这是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第一次对华宣言发布时，苏俄刚刚建立，国内外形势严峻，外交上急于得到中国承认，遂做出巨大让步。到后来，苏俄统治稳定下来，遂谋求在华利益，尤以中东路问题突出。

第五章：

1.南京国民政府在外交上倚重美国的原因

在美国的带动下，欧美国家先后承认南京国民政府，并取得了国联的合法席位及与美修约承诺

南京国民政府早期的外交政策：联美、抑日、反苏——国际社会认可

2. 如何评价改订新约的行动

目的：是为缓和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制造对外“自主”形象，废除领事裁判权的问题；同时取消“协定关税”，扩大税源，解决内战军费。

具体措施：

① 关税自主，由协定关税改为国定税则，税率有很大的提高，以往中国受协定关税的束缚，

无权自订关税税则，改订新约运动中列强第一次承认了中国“关税”自由，而关税税率的提高,使关税收入大量增加,从而大大地增加了国民政府的财政收入。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国内市场,保护和促进了民族工商业,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起到积极作用。关税自主权方面结束了90年来中国丧失关税自主的状况。

留有许多缺陷：其一,美、英等国所在与国民政府签条约中,都冠冕堂皇地写有“享受与他国平等待遇”的条文,这就意味着只要仍有某个国家享受“不平等关税特权”,那么美英等国也要享受一样的待遇。其二,在税则的制定上还要受到列强一定程度的控制,许多税率仍是有利于外国的。其三,海关行政管理权仍操之于外国人之手。其四,尽管各国在“改订新约运动”时声称给予中国商品同等优惠,但在实际操作中却对中国商品课以歧视性高关税,互惠有名无实。

(二)关于撤废领事裁判权问题。

西方列强以各种借口拖延,拒绝谈判,致使此项交涉进行年余后毫无进展。1931年5月4日,国民政府颁布了《管辖在华外国人实施条例》12条, 但领事裁判权问题未彻底解决，半途而废，唯一收获为上海公共租借裁判权之收回。

当然，以上这些距领事裁判权的取消仍相差很远，中国宣布裁领后外国领事干涉中国司法的现象仍时常发生。尽管如此，改订新约运动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司法地位，使中国朝着司法独立迈出了一大步。

综上所述,第一,南京国民政府的改订新约运动同以往历次收回主权运动相比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它迫使帝国主义取消了不平等条约中的一些特权,客观上削弱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对中国社会经济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具有进步意义。第二,在这一运动中,南京国民政府虽然外交上屡遭挫折,但还是比较努力的。当然南京国民政府对帝国主义是软弱妥协的,总是以让步来换取列强的支持。第三,如上所述,改订新约运动本身是有很大缺陷的,是不彻底的。将其与国民革命的既定目标相比,这种局限性和不彻底性就暴露得更加清楚。国民革命在对外方面的目标是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实现中国的完全独立。而改订新约运动所取得的成效,没能使中国完全解除不平等条约的束缚。第四,

改订新约运动之所以不彻底是有着深刻的阶级和历史根源的。说到底这种不彻底性是由南京国民政府的性质决定的。南京国民政府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它对外是寻求帝国主义支持,对内依靠乡绅地主和城市大资产阶级。它既要依靠帝国主义又要取消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这种相互矛盾的现实本身就决定了改订新约运动的不彻底性。所以,尽管国民政府声势造得很大,但列强早就窥透了其中的底蕴,不肯轻弃权利,故其结局只能是虎头蛇尾。另外,所谓“弱国无外交”,这是改订新约运动之所以不彻底的客观原因。

第六章：

1. 简述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国民政府对日外交政策的演变

九一八事变前：军事上不抵抗主义，“攘外必先安内”（共产党、广州反蒋势力）、广州另立秘密政府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组织“特种外交委员会”，东北军全权交给南京国民政府，南京国民政府盲目依靠国联，妥协退让《唐沽协定》、《和美协定》等，主观上缓和与日本的矛盾，但客观上使日本更为猖獗，华北五省自治运动

逐渐强硬，像日本卷巨额表示反对华北五省自治运动；通缉防空自治政府头目；反对日本广田三原则；1936年日本与南京国民政府交涉，但未有成果

七七事变：准确的来讲，民族矛盾已经成为当时的主要矛盾，国共纷争在共产党的忍让下开始退居其次。这很大程度上表示中国再次成为一个整体，全民共同抗日。国共合作、明确抗日

1.在日本侵华的同时，南京政府试图通过国联的制裁来制止日本的侵略行径，开展了投靠国联的外交政策，国联均为未通过制裁日本的议案。 南京政府在寻求国联的调解时，又积极寻求国际的同情与援助开展与国外交，与苏复交，加强苏对中国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同时又寻求欧美列强的支持。

2.1933日本开始侵入华北，南京政府放弃交涉，进一步采取了妥协退让的外交活动， 5.31塘沽协定签订后，日本已兵锋直逼平津地区，面对日本的威逼，国民政府不得不改变外交政策，采取了 “协调外交”，一方面，努力寻求欧美的援助，另一方面，对日亲善，稳住中日关系，以便集中精力围剿红军，这样，使日本又一次获得了侵占中国领土的机会，中国陷入危机之中。

3.由于国民政府对日的不断妥协，日本扩大侵华行径，1935日本开始向华北进军，并制造了华北事变，与此同时又向察哈尔进攻，分别签订了何梅协定，秦土协定，日本实际控制了华北和察哈尔省，此时威胁国民政府的统治，以显示出统治危机，激化了国民政府与日本的矛盾，

4.日本占领华北以后，并开始谋划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变其为第二个伪满洲国，此时，国民政府开始采取反抗对策，改变以往的妥协，同时，日本1935 ，10.7 广田弘毅提出了广田三原则，使中国承认伪满洲国。南京国民政府反对。

2.分析全面抗战初期中国外交困境的原因

原因：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在外交上陷入困境，其表现为国联的无所作为和陶德曼调停的失败。

七七事变后，国民政府向国联递交声明书，望得国际社会之声援。1937年10月6日，国联通过报告，对中国予以精神上的援助，且将实际解决此问题的责任交由九国公约组织。1937年10月3日，九国公约组织在布鲁塞尔召开会议，顾维钧为中国代表，与会有21国。然而德、日拒绝邀请而未参加，意大利在加入三天后以加入《反共产国际协定》而退出。会期中，中方呼吁各国停止对日物资信贷，转而对华援助，各国皆拒绝。会议通过《九国公约会议报告书》，对于日本侵华行为竟无谴责，中国之外交希望遂告落空。

就国联的无所作为来看，则首先可归因于英法的绥靖政策，两国对中日战争袖手旁观，并将责任推给九国公约组织，实际即推给美国。美国为国民政府外交之中心，然其时奉行中立政策，并未予南京政府以支持，西方列强的袖手旁观遂成为中国外交困境的主要原因。此外，德意日三国则由于形成轴心同盟，而在外交上趋于一致，导致了布鲁塞尔会议的失

败。比利时遂对此次会议有所支持，但不过是一小国，影响有限。千言万语归于一句，各国基于自身利益，当时绝无援助中国之理。

陶德曼调停系德国驻华公使陶德曼主持的中日一系列谈判活动。日本其时虽然拒绝参与布鲁塞尔会议，但未放弃外交途径，且其国内军政两届意见不一，其中之不扩大派持在中国战场不扩大事态而并力北进之看法，希图在外交上对中国施以压力而迫其让步。德国则基于与中国有着广泛的利益与商业关系以及希望日本能北上进攻苏联的考虑而参与调停。1937年11月初，陶德曼转日方条件于蒋介石，未被接受。其后双方屡有接洽，但终未展开谈判。1938年1月16日，日近卫首相正式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同日，日本外相广田通知迪克逊，决定放弃谈判，陶德曼调停遂告失败。国民政府亦调整外交政策而为苦撑待变。

就陶德曼调停来看，日本自始至终仅将谈判视为侵略中国之手段，且内部意见不一，外交策略失当，终未能取得效果，而德国参与谈判系为维持其利益，且多次压制中国，终不会为中国利益而导致德日冲突，谈判遂绝无对中国有利之理。值法西斯诸国扩张之际，谈判失败为必然。

. 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中国外交的影响（如何看待二战中后期中国的大国地位？） 一方面是由于中国抗日的巨大贡献，以及国民政府在战后对国际事务的积极参与 中国取得大国地位的表现是作为反法西斯阵营的重要成员时跻身战时四强。

（1）中国取得四强地位从根本上说是因为中国人民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首先,中国的抗战打破了日本的“北进”计划,使苏联避免了两线作战,同时还阻滞了日本的南进步伐。其次,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由于中国战场牵制和歼灭了大量日军,使其无法大量增援太平洋战场,从而为盟军在太平洋战场转守为攻创造了条件。史实雄辩地说明,中国战场是亚洲—太洋地区的主战场,中国人民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贡献不可磨灭,中国获得四强地位当之无愧。

(2)中国取得四强地位也与美国为了自身利益需要中国合作因而有意抬高中国有关

中国不仅仅在战时对美国至关重要,在战后世界格局当中,美中政治、经济合作对美国同样意义重大。美国大力支持中国抗战,提高中国国际地位可以获得中国的加倍回报。在亚洲地缘政治中,一个强大亲美的中国将协助美国北遏苏联、东镇日本同时制约英国,从而成为美国亚洲利益忠诚可靠的维护者。此外,中国幅员广大、人口众多、经济发展潜力巨大。一个友好的中国将向美国货物、资本开放其市场———这正是美国资本家们所梦寐以求的。

表现：第一次远征军入缅作战：解救英军，守住缅北（滇缅公路），驼峰航线、1943.10.缅北战役

中国国际地位的显著变化：

1942年英印纠纷，蒋介石携宋美龄前往印度欲以大国身份调解纠纷

1943年，汪精卫政权与日本签订条约，废除日本对中国的不平等条约，蒋介石政府——中英新约、中美新约

废除领事裁判权，取消《辛丑条约》给予美英的特权，放弃通商口岸制度，保留英美在华不动产，英美可在中国全境享有旅游、居住、经商等权利，拟签订《友好通商航海条约》，英美同意交回上海、广州英租界、放弃海关税权，保留九龙租地

1943.莫斯科外长会议（中英美俄）它表明中国不仅仅是一个战时大国,在战后世界秩序及国际组织中,中国也将作为四大国之一与美、英、苏并驾齐驱。旧金山会议通过的联合国宪章正式规定中国为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

1943.11，开罗会议——中国大国外交顶峰。开罗会议标志着战时三国合作的高峰,中国作为四大盟国之一登上了国际政治舞台。

但是，中国的大国地位只是表面的，很快就被排挤出四强：

(一)首要原因是蒋介石政权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专制腐败、过份依赖外援以及军事上无能溃败。其一是在国内损害了国共合作,破坏了民族抗战大业,直接导致了豫湘桂战役的大溃败,致使中国战区在亚洲太平洋战场的重要性明显下降。这是导致中国丧失四强地位的根本原因。其二是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招致盟国的反感与排斥。

(二)美、英、苏三大盟国联合排斥中国是中国丧失四强地位的另一重要原因

另一方面更多是受当时的国际需要，由于美国扶持而非自身国力与经济实力使然，遂造成虚弱与发言权有限的局面

《雅尔塔协定》及《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为中国的四强地位划上了句号

（1）中国是亚太地区的主战场，是抗击日本法西斯的中坚力量，中国以巨大的牺牲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坚持作战牵制了法西斯三分之一的力量，二战的胜利中国功不可没。中国不仅在战场上与敌人英勇作战捍卫国家利益，在外交领域中国也积极行动以争取更广阔的生存空间。中国在1942年加入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与世界各国协同作战抗击法西斯侵略。1943年，蒋介石作为中国战区最高统帅参加四国外长会议，与美英苏三国统帅享有同等地位平起平坐，共同筹划重大国际事务，是二战期间中国外交取得的重要成就之一。1944年，盟国胜利在望，为协调战后国际关系，讨论建立联合国的详细事宜，中国受邀参加巴顿橡树园召开会议与美英共同商讨联合国组织问题。中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中国在联合国的地位得到确定。

（2）中国在二战中的卓越表现为战后中国进行外交活动赢得了广阔的外交空间，再加上美国提携中国，不断扶持中国的大国地位，中国在国际上享有越来越多的发言权。二战后中国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在国际舞台上表现得更加活跃。战后，中国作为无可争议的大国参与建立了联合国：1945年，在旧金山举行的联合国筹备会议上，中国是首个签署《联合国宪章》的国家；1945年10月，联合国正式成立，中国不仅是51个创始会员国之一，更是安理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国的大国地位得以不断巩固。中国在二战后获得的国际地位与清政府末期的地位相比可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虽然中国的大国地位没有强大的国家实力作为保障略显脆弱，但中国的参与对重大国际问题的解决已经必不可少。中国积极主动拓展外交空间终于为自己在国际舞台上赢得了一席之地。

第七章：

1.分析战后中驻外使领馆的分布情况

以下为中国驻外使馆于各大洲分布之示意：

欧 非 美 亚

大使馆 10 / 7 6

公使馆 4 3 10 3

领事馆 7 4 20余 30余

（大使馆、公使馆代表正式外交关系，领事馆为侨务、商务关系）

分析如下：

1. 南京国民政府的反共立场，与苏联为首的东欧国家较少联系，实行亲美疏苏政策

2. 亚非殖民国家较多，独立主权较少，并且中国历来与非洲交往较少

非洲国家在国际舞台上话语权少，无足轻重

3. 中国出口贸易在欧洲不发达，处于被动商务地位，在欧洲侨民不多，因此领事馆较少，

但中国与欧洲关系历史悠久，因此驻外使馆较多

4. 亚洲则由于地缘与历史关系，中外往来较多，大量侨民和商业往来促进领事馆的大量设

置，而领事馆与大使馆不同，可在一国设置多处，遂造成亚洲领事馆众多的局面。

5. 美洲领事馆亦较多，然多为侨务而设，此系近代以来大量华人赴美洲之因。

6. 与欧洲相较，美洲使馆多为新设，系由于国民政府采取亲美政策，中美关系密切。

2.分析战后苏美两国对中国内战的态度及原因

苏联：不希望中国内战，支持南京国民政府

1. 它需要一个安稳的周边环境

2. 不希望与美国直接对峙

但是到了内战后期，则转而加强与中共联系

苏联：中国是一个与苏联接壤却无法纳入其势力范围的大国。在战争期间（特别是1941年以后），盟国对中国的支持和援助主要来自美国。但是，中国又是苏联最大的邻国，两国边境线长达数千公里，因而构成对苏联东部安全的潜在威胁。斯大林对华政策的根本目标是确保苏联在东北（还有蒙古）的独占地位，这就是说，苏联对中国内战的态度完全取决于形势是否对苏联实现其在远东的战略目标有利。权衡利弊之后，战后初期苏联对华方针，同美国一样，莫斯科也希望看到一个在蒋介石统治下的民主和统一的中国。

在控制东北的问题上，斯大林最大的担忧在于美国势力渗透到苏联的势力范围，随着国民党军队在美国的援助下不断接近和开进东北，莫斯科的担心越来越加重，中国内战的全面爆发无疑标志着莫斯科的"联合政府"政策在亚洲的破产，斯大林的本意是支持国民党，利用共产党，通过促成统一的联合政府，保障苏联在远东的安全和利益。

美国：保证美国在华的独霸地位，抗日战争胜利后，美国对华政策的总战略目标是独占中国为它的附属国，把控制中国作为它支配亚洲进而获取世界的全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客观上推动了蒋介石发动内战，但主观上，美国并不愿意中国发生内战，考虑到苏联的因素（中共力量）政策：“扶蒋溶共”到“扶蒋反共”

内战爆发后，美国被迫支持蒋介石，国民党为了在内战中取得美国更大的支持和援助，与美国签订《中美通商航海条约》 1948年后，战局一定，败局已定。支持力度遂减弱。

1. 战胜日本是美国制定国共两党平衡政策的前提。中国是整个反法西斯同盟的重要一员，中国是否能战胜日本尤为重要。由于国共矛盾重重，为战胜日本，美国也不得不对国共两党制定平衡政策，调和其矛盾，以减少美军在太平洋战争中的损失，最终服务于整个反法西斯战争的需要。另外，一些美国自由人士，如史沫特莱、斯特朗、斯诺等记者，他们对战时中国情况进行了如实地报道，这些在客观上推动了美国政府在制定对华政策时不得不考虑中共的情况，对压蒋联共起到一定作用。

2. 确保远东利益，是美国扶蒋反共的根本原因。为了达到独占中国，使其成为它的附属国，把控制中国作为它支配亚洲进而获取世界的全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的目标，美国采取扶蒋反共的政策。美国在援助中国蒋介石政府的同时，加强了对中国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的渗透，逐步控制了蒋介石政府。而且，此举还可以彻底排除苏联的在华势力。

3. 抗战后期美国国内反对共产主义的势力增强以及冷战的开始，极大夸大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之威胁，使美国自然倒向蒋介石的怀抱。在此时的美国舆论中，冷战已经开始，而中国政策是一个集中的焦点。美国反动派恐惧而且仇视中国共产党，不希望共产党统治中国，在这种气氛下，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也就越来越带有反共色彩。同时，美国一些新闻界宣传蒋介石政府属于自由世界，而蒋介石本人又是基督教徒，出于这种意识形态上的考虑，美国政府采取了扶蒋反共的政策。

二战结束后，处理日趋明朗化的国际冲突不可避免，美苏战后远东政策的共同之处是双方都

避免与对方卷入直接冲突，避免因中国内战问题直接对峙，所以美苏都不支持国民党挑起内战。

（1）从苏联方面分析：a苏联战后需要集中力量恢复发展经济，所以需要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美国介入战争会扩大在华的军事力量，造成美苏直接对峙的局面，对苏联的发展不利。 b由于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力量的怀疑,以及对美国对中国军事干预的担心，战后初期，因苏联东部势力相对薄弱，苏联的远东政策是以建立一条远东安全带为目标,在对华问题上通过美苏妥协避免双方发生直接冲突。所以苏联压制共产党的发展壮大，使双方力量悬殊，无法爆发内战。

（2）从美国方面分析：a美国也希望避免中国内战，因其担心苏联卷入，威胁美国在中国独霸的优势。美国为最大限度地保持其在远东的利益避免因中国内战爆发而使美苏全面冲突的危险。

b史迪威对中国国内形势相当熟悉，他对共产党的实力做出了正确估计，认为内战爆发后美国若是袖手旁观，国民党必败无疑。他担心共产党胜利后无法保有已经攫取的巨大利益，所以倾向于维持中国现状，避免内战爆发。

（3）美苏双方都选择通过支持蒋介石政权来实现自己目标的政策，起码表面上苏联也表示了“将尽最大努力来促成中国在蒋介石领导下的统一”。美国支持蒋介石，是希望通过扶持蒋政权确保“我们的”中国人控制中国，并对苏联形成强有力的制约，从而“对苏俄在远东的野心构成一道屏障”。苏联对蒋介石的表面支持，是借助蒋政权以条约的形式落实雅尔塔协定的利益，从而构筑一条与美国对峙的远东安全缓冲带。

总结：美苏战后的远东安排将中国置于被“宰割”的地位，通过以中国主权作交易及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妥协来达到消弭中国内战，进而避免美苏因中国内战而卷入冲突的设想，本身即是一个充满矛盾的设想。其结果是使美国战后对华政策陷入一个悖论:美国为消弭中国内战而与苏联达成的在华妥协，却在深层激化了中国国内国共矛盾，催发了中国全面内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