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笑的官样文章
对官样文章，广大读者耳熟能详，但要真正说清它，却非易事。它一般是指旧时官场例行的公文，有固定的格式和套话。同时，对于那种四平八稳，不痛不痒，内容空虚，大话连篇，表面上富丽堂皇，实际上于事无补的文章，人们深恶痛绝，也将其斥之为官样文章。此外，那些虽有条文却不实行的办法、手续以及不切实际的言论或措施等，亦被人们冠以官样文章之名。本文试举两个具体词当作活标本进行解剖。 第一个是人们非常熟识的“该”字。 在汉语言文字里，“该”字的使用范围非常广泛，既可当形容词用，当动词用，还可当副词用，也可当代词用。在公文写作实践中，作为指示代词的“该”字，更会经常使用到，如：该局、该公司、该同志、该案、该事件等等，用来指称上文说过的单位、人或事件，人们一目了然，不会产生歧义。 可是，我们有些文秘工作人员，却不管公文所写的事件如何，也不论公文中提到的人具体身份如何，更不顾公文的语言环境如何，只要写到“该同志”，即使他是一位德高望重、寿比南山的人，一律“该同志”地写下来，使人看了反感，并隐隐产生一种不受尊重的感觉。这方面的例子不少，此不赘述。 “该”字的滥用，古代亦有。清朝李伯元《南亭笔记》卷十四提到一个典型的例子：“余晋珊中丞联沅为侍御时，曾奏请将屈原从祀孔庙。一日，湖南巡抚接礼部咨文，内有‘相应咨请贵抚将该先贤籍贯、官爵、有无著述足以裨益圣教，查明咨复’等语。于‘先贤’上加一‘该’字，官样文章，可发一噱。” 这段话一半是记事，一半是评论。意思大概是：晚清大臣余联沅做监察御史时，曾建议将屈原的牌位供奉在孔庙里，以便接受人们的祭祀。皇上采纳了他的建议，要求礼部具体落实。本来，作为堂堂的大诗人、著名的楚国三闾大夫，屈原的事迹谁人不知，何人不晓？礼部只要按照皇帝的指示抓紧办理就行了。但礼部却把此事当成一件例行公事来办，于是向湖南巡抚发去咨文，要求他们提供当地“先贤”屈原的个人简历和档案材料等文书资料，并根据屈原的官爵、著述等情况作出鉴定，报礼部备案。这篇咨文的语气，就好像是在调查本朝一位姓屈名原的普通官员。更有趣的是，文中在称屈原“先贤”之前，还要加一指示代词“该”字，滑稽得很，不仅在语境上毫无尊重之意，而且让人闻到一股浓烈的衙门酸腐气息。著有弹词、笔记、小品近十种并创作了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一《官场现形记》的李伯元在最后加了一句非常精当的评论，说咨文在“先贤”二字上加一个“该”字，是十足的官样文章和官场套话。 此类官样文章，在清朝特别是晚清官场，是极其普遍的。 第二个是人们有些陌生的“行在”一词。 “行在”，本作“行在所”，意思是古代皇帝所在之地，后来被专门用来指皇帝行幸之地。如《旧唐书·吕諲传》：“肃宗即位于灵武，諲驰赴行在。”南宋称临安（杭州）为“行在”，以示不忘旧都汴京（开封）而以临安为行都之意。明永乐七年（1409），明成祖分设“行在”五军都督府、“行在”六部和“行在”都察院于北京。永乐十八年迁都北京后，即将诸官署“行在”之称去掉，而将留在南京的府、部、院等部门加上“南京”之名。 “行在”一词后来既然是专指皇帝眼下在什么地方，那么，对于皇帝长期居住之地的京城，就不能再称为“行在”或“行在所”了，这是最基本的常识。然而非常有趣的是，终南宋一朝，在长达一百五十多年时间里，南宋各级政府发布的文件材料，却始终称首都临安为“行在”，似乎他们的首都历来是河南开封而不是浙江杭州，这就非常可笑。 南宋建立之初，为了提醒臣民不忘汴京，心中永存“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的雄心和壮志，宋高宗赵构提出临安为“行在”，其用意是说京都仍在开封，现在偏安江南，视同外巡，仅是大驾驻跸此地而已。后来明知收复中原之举难以实现，甚至根本就不想回归了，却仍在所有的公文里将临安称为“行在”，仍在所有的衙门名称前加上“行在”二字，就无疑是自欺欺人了。这种遮遮掩掩，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官话、套话，久而久之就成为一种格式固定的官样文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