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恰如人在旅途

当代中国恰如人在旅途，转型期就一定要跟传统脱离吗——

现代化，不能“找不到回家的路”

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 刘梦溪

核心提示 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国民日渐富裕——当代中国千变万化，万众瞩目，一切皆有可能发生，不仅外国人看不太懂中国，国人也并非完全了解中国。中国作为一个独立的文明体国家，有着独立文化发生的渊源，其现代化的进程中一定带有自己的特点。传统文化并不是现代化的障碍，现代化建设需要传统文化来支撑，两者相互依存，相辅相成。

坛主小传：刘梦溪，文化史研究专家。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文艺学和艺术学两学科的博士生导师。兼任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文化杂志社创办人，《中国文化》暨《世界汉学》杂志主编。主要著作有《传统的误读》、《中国现代学术要略》、《红楼梦与百年中国》、《学术思想与人物》、《庄子与现代和后现代》等。 时下的中国是“人在旅途”

如果当代中国是一部交响乐的话，可以用贝多芬的第五交响乐《命运》来命名——交错、互动、变奏，呈现出中国现代与未来的命运。

当代的中国有点像一个正在走红的明星，注意的人多了，谈论的人多了，称赞的人多了，挑剔的人也多了，报刊、传媒、网络对她的影响力大有增加。问题是该怎么解读中国，当代中

国复杂多变的形势如何解读？在早期，十六十七世纪，欧洲的传教士刚来到中国时，认为中国是“谜”一样的国家。我想现在没有人说中国是谜，但真正了解中国不容易。外国人不了解中国，中国自己也不一定对自己有真的了解。因为真了解很难，就像生活中人与人之间了解的很少，知音很少。刘勰在《文心雕龙》的《知音》篇里，开篇第一句话就说：知音其难也。国家也是如此，找知音不容易。

当代中国确实有不容易被了解的一面：城市与乡村、东部与西部、富人与穷人、白领与流民，差异判若两极：当代中国呈现给世界多种面孔——高速发展、全民皆商、世界工厂、大工地，等等，每个人都取自己感兴趣的一两个侧面，但不能说这样就读懂了中国。中国人好像是有钱了，但是经济学家并不容易讲得清这些钱是从哪里来。

在13亿人面前，一切问题都有理由，任何事情发生都非偶然。中美刚建交时美国总统卡特访问中国，说中国的迁徙权、流动权不能得到保证，很多人要到美国来，中国政府就不允许。邓小平说：“你要多少，一百万够吗？”别说是一百万，十万、八万，美国也肯定受不了。当代中国人口多，也给人提供了无穷无尽的机会，很多留学在国外的人，慢慢感觉到中国是他们活动的舞台，用流行的话说就是“一切皆有可能”。

但我们关注的是当代中国要到哪里去，一切皆有可能的中国是百变的中国，百变的中国要往什么方向变。总的看来，中国是往富强、现代、文明的方向而变。梁启超先生曾在一篇文章中把中国的历史分为三个阶段：从黄帝到秦朝统一是上世史，是“中国之中国”，中国局限在自己的版图上；从秦统一到乾隆末

年，是中世史，是“亚洲之中国”，中国在亚洲有极大的影响；从晚清到后来，是近世史，中国已经进入世界的关注点，是“世界的中国”。我认为现在的情况是“世界的中国”正在走向世界。 中国社会最凸显的特点是正处于转型期，包括传统向现代转型、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自我的运行机制向与国际接轨转型，长期贫困的国家向小康社会的转变等等。转型期就是过渡期，是一个未完成时，一切都处于建构的过程，借用一部电影的名字，当代中国是“人在旅途”。许许多多问题的“症结”就在这里。有人说现代化是一个陷阱，可是我认为在当今世界，即使现代化是陷阱，但如果这个陷阱可以让中国走上现代化的道路，我们也不能因为怕走陷阱而回头不走现代化之路。墨西哥诗人巴斯说过：“发展中国家是命定的现代化”。

现代化建设不能“找不到回家的路”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一个艰难的旅程，中间曾经一再被打断：以李鸿章为代表的三十年的洋务运动是近代中国的第一次现代化努力，被中日甲午战争打断了；第二次是国民政府基本上建成了国家工业，国家的实力也日渐增强，但是1937年的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再次打断。我们现在进行的是中国历史上第三次现代化的努力，成果最显著，但是到现在为止还在现代化过程当中。

鉴于百年以来的痛苦经验，中国人不能不有所警惕，不能让这次现代化再次被打断。所以邓小平说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不动摇”的口号就说明我们有时候动摇过，过去曾经很长时间以阶级斗争为中心。如果动摇，不一心一意，中国宝贵的现代化进程会由于自己的原因打断甚至延后。当然，被

他人打断的话是更可怕的。

现代化难道只有一种模式吗？现在的现代化模式基本是欧洲和北美的模式，以美国的模式对世界的辐射力最强。学术上讲，没有唯一的模式。事实上，东亚走的现代化之路也不全是欧美模式，比如日本。更不用说中国这样的大国。现代化过程照搬是不可能的，所以要走自己的路。

中国作为一个独立不间断的文明体国家，有独立文化发生的渊源，是一个成熟的文明。这样的国家，现代化的模式一定带有自己的特点。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经验证明，我们走的是一条既不同于美国，也不同于欧洲的道路，当然现代化的一些最基本指标，无论东方、西方，是有共识的，所不同的是现代化的形式。

现代化的多元模式主要是文化的民族内涵和现代性之间的张力问题。当一个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中间出现的很多问题常常离不开文化的思考。从文化的角度来解读现代社会，才能把很多问题说清楚。我的看法是，社会的问题在经济，经济的问题在文化，文化的问题在教育，教育的问题在文化，这是一个循环圈。教育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教育更有可操作性，是可以实施的，而文化的精神层面更多是传承的，构建的，摸不到什么东西。

我不是一个文化决定论者，之所以强调文化，是因为当代中国在文化上的欠账太多。其实文化是不需要排斥的，文化恰恰是一种包容，而文化建设需要依赖社会。经济的市场化是现代化的必然之路，但社会不能市场化，教育和学术尤其不能市场化。总之一句话，经济强国的鉴定不能以牺牲文化的基本价

值作为条件。

现代化与眼下的文化问题，有一个自我的文化身份与他者的关系问题。走向现代，那么传统呢？走向世界，一切方面都与国际接轨，那么自己呢？所以就有一个对自我角色辨认的需要，而角色的辨认离不开自己的文化传统。所以现代化有时候像围城，但走现代化却不能不进来这个“城”，哪怕是陷阱，也只能毫不犹豫地走下去。如果说一百年前或三十年前，还会有学者认为现代化建设与传统是不相容的，可现在已经很少听到这种声音了。我们重新反思的结论是：不能完全丢开自己的文化传统，不能离开自己的文化出发点，不能找不到“回家”的路。 传统文化从辉煌到“缺氧”

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文化传统的国家，五千多年的文明，三千多年的文字历史，我们曾经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古代文明。当欧洲还处于中世纪的时候，唐代就迎来了自由歌唱的历史时期，是中国文化史上最辉煌的记忆。多元共生是中国文化的显著特点，中华文化可以概括为黄河文化和长江文化不同的两元。过去讲的中国文化都是以黄河文化为基础，因此农耕文化、内陆文化、写实主义的文化等成为人们概括中华文化的常用词，但是长江文化为我们提供了不同于黄河文化的范例，长江自古以来航运方便，东边还有出海口。如果说黄河文化是一种内陆文化，那么我认为长江文化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带有一些海洋文化的特点。因此不可以简单讲中国文化是内陆的、保守的。中国人不一定都是保守闭塞的，长江文化往南的闽南文化、珠江三角洲文化，更是直接与外界建立了广泛的联系。这样的文化不能简单说成是一种内陆文化。

就文化的发生来说，中华文化是多元的。学术思想也呈现多元互补特点，我们有儒、释、道三家，思想观点上很不相同。从历史上看，哪个地区都有宗教战争，但是中国从来没有宗教战争，这就由于中华文化的思想有很大的包容性。儒释道三家“合作”得很好。儒家的思想给人以上进的力量，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在仕途不顺利的时候，道家的思想又可以给以很好地支撑，道家主张自然、无为，“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所以三家的思想互补互动，是多元的互补，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很大特点。

中国传统社会还有一个特点，即有发达的民间组织。民间组织可以给社会造成一些“通气孔”。过去很多人说中国传统社会是专制社会，每个人都被压得透不过气来，其实民间组织的透气孔是很大的。儒、释、道三家的互补让人有精神扩大的空间。而民间组织的发达，空隙也很大，甚至受朝廷通缉的犯人，只要在民间藏起来，慢慢的也就不追究了。

传统文化有在朝在野之分。而民间信仰的歧义性又形成了民间文化与地域文化的交错。中国民间信仰没有固定的拜式，草木皆可为神，随处可以建立自己的个人信仰。人类学家把文化传统区分为大传统和小传统，大传统就是社会的主流文化，比如儒家文化在传统社会就是主流文化。小传统主要是民间文化和民间信仰。大传统和小传统是互动、互补、互相依赖的。当大传统遭遇危机时，我们依然可以在民间文化中寻找到一些大传统的碎片。今天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的华裔，他们对传统信仰的坚决，有时比内地还好，有的礼仪大陆已经没有了，可他们还在继续。中国文化有令人自豪的不间断的文化传统。

汉字作为文化的载体，其强大的生命力是中华文明不间断的有功之臣。

但我们也要看到，清朝中叶之后，中国发展落后于世界文明。我们有汉朝那样的大国气象，有唐朝那样的多元繁荣，有宋朝那样的思想文化高峰，但是清中叶之后中国落后了。清朝闭关锁国政策，使中国落在世界文明的后面。1911年，帝制解体，最后一个皇帝被赶下了龙椅。以三纲五伦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也就是传统社会的“大传统”还能继续发挥作用吗？

实际上，晚清、民国以来的百年中国，是自己民族固有的文化传统走向解体和重建的过程。一百年来一直隐含着、存在着两个真实的问题。一个是我们怎样重新诠释自己文化传统的价值？二是民族文化的重新认同问题。至今这些问题仍然存在，因为从清末到民初到“五四”，长时期唯西方是听，只知有西，不知有东。中国自己固有的文化传统严重流失，流失到自己不能辨认自己的地步。

香港中文大学的前校长金耀基先生说中国传统文化，二十年代“不想看”，八十年代“看不见”。因为二十年代，“五四”时期最时髦的口号就是“反传统”，大家都在反传统，自己文化是好是坏都不想看。结果到了八十年代想看传统文化时，却看不见传统文化了。日本人身上的传统文化我们看的很明显，但中国的文化传统在我们身上自己能看见的很少。所以中国和自身脱离是很大的问题。法国的《费加罗报》发表了一篇文章，讲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很多城市不断把过去的古建筑拆掉、改掉，于是发出疑问：中国为什么要跟自身脱离呢？现代化一定要跟自身

传统脱离吗？

上世纪五十年代后，特别是“文革”时期，遭受破坏最严重的是民间文化和民间信仰，有一两代人是在大传统、小传统齐遭破坏的情况下成长起来的，他们没有机会接受传统文化典范的熏陶，许多人都是民族固有文化的“缺氧者”。特别是“动乱”时期，提倡学生揭发老师、子女揭发父母、同事揭发同事、街坊揭发邻里，这种全民“大揭发”对社会的基本伦理的伤害是难以想象的，让中国人基本的自尊丧失殆尽。我认为这个影响现在也还没有完全成为过去。社会有一些良性的价值是不能随便伤害的。 传统文化重建的三条道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做了很多努力恢复传统文化，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由于长期与传统文化脱节，似乎一时还不能完全找到与传统衔接的最佳途径。人们看到的大部分是比较浅显的模仿和没有来由的怀旧，而缺乏民族文化传统的深层底蕴。 我认为传统的重建，有三条途径非常重要：一是文本的经典阅读，二是文化典范的熏陶，三是文化礼仪的训练。

文本的经典阅读。中国的文化传统是不间断的、深厚的，一个重要的特点是中国的典籍特别发达，中国很早就有修史的传统，所以各朝各代都留有完整的史书。作为继承传统而言，文本的经典阅读很重要。我的看法是，国学是中国的固有学术，有先秦诸子百家之学、汉代的经学、魏晋的玄学、隋唐的佛学、宋代的理学等等。过去发蒙念《四书》，我觉得这个传统不应该丢。我提倡读一些“经”，经学是指《诗》、《书》、《礼》、《易》、《乐》、《春秋》，六经讲的不是基本知识，而是精神指向，讲怎么治国家，怎么做人，是在传道。中国传统教育包含着“传道”。韩愈《师

说》里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传道是第一位的。我们过去的书院也可以传道，但是现代教育已经没有传道，只教书，不育人，这是一个很大的缺失，光有知识，却没有精神归宿。 从六经里面经常可以看到“敬”，我们会说“敬佛”、“礼佛”，我觉得“敬”是带有终极价值的伦理概念，这是中国人自己的。孔子讲孝，说有人认为能养父母就是孝，但犬马也能养。如果没有“敬”，人对待长辈的态度就跟动物的态度没有差别。真要对自己的长辈表达孝，没有“敬”的态度是不行的。而且敬和诚、信连在一起，无诚则不敬，这是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基本价值，有永恒性。我们将文化传统丢失的最基本的东西就是“敬”。当代文化，“敬”非常罕见。对伟大人物我们缺少敬，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处理方面“敬”也很少能够看到。另外，敬不仅是对他人尊敬，也是人性的庄严。这个庄严几乎是信仰。如果说儒家思想在信仰问题上有一些折扣，但是“敬”这个基本价值是贯穿始终的，补充了儒家思想在信仰方面的缺失。

文化典范熏陶。一个文明体国家，在几千年的文明当中，产生了无穷无尽的文化典范。文本经典也是一种典范，古代的村落、民居建筑，古代历史杰出人物都是文化典范，这些典范对我们的熏陶是文化传承的重要途径。对一些大师级人物的纪念，比如近期任继愈先生、季羡林先生去世，大家表示了怀念或是礼敬，这也是文化典范熏陶的作用。

文化礼仪传承。我们过去说中国是礼仪之邦，但实事求是地说，当代中国，很多地方不够讲礼仪。礼仪这种形式有文化的符号，礼仪的核心还是“敬”，无敬不成礼。礼仪的提倡与重建是文化传统重建非常重要的方面。开会有开会的礼仪，彼此的

称呼有称呼的礼仪。中国人喜欢问人年龄，是很有道理的，问了年龄才能知道怎么称呼对方，对年长的人的称呼和对年轻人的称呼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觉得百年中国以来，我们自己的文化传统就处于流失与重建的过程当中。改革开放三十年，随着我们经济实力增强，在文化重建方面上的成绩是可观的，当然缺点也不少。所以我觉得文本的经典阅读，典范的熏陶和礼仪的重建是非常重要的。我希望世界的中国，也能是中国的中国，不忘记自己的存在。而要做到这点，除了我讲的这些之外，最起码的，我们的领导人也好，知识分子也好，党政干部、普通民众都要对自己的传统有种礼敬，有种敬意和温情。

（根据刘梦溪先生在南京的演讲录音整理）

本报记者 仲崇山 本报实习生 王 虹

新华日报2009年9月9日星期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