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汝窑研宄四个问题

　　北宋汝窑是陶瓷发展史上的一朵奇葩，自从它烧制成功那天开始，就一直独领风骚。雄踞北宋五大名窑之首。尽管被公认的传世北宋汝窑在全世界范围内仅有79件。而且绝大部分都在全球各大知名博物馆内，收藏家想得到一件真的汝窑瓷简直“难于上青天”，汝窑的鉴定方法更被认为是“屠龙之术”。但这并不意味着曲高和寡，不论是学术界瓷器鉴定专家还是民间收藏爱好者，有关汝窑窑址、烧制时间、汝窑是官窑还是民窑等各种研究和争论甚为热烈，就算不能拥有一件汝窑瓷器，但能发表出让世人认同的汝窑研究成果是他们最大的心愿。　　官窑和汝窑是不是一回事　　现在人们说起宋代五大名窑，“汝、官、哥、钧、定”，汝窑排名第一，它能成为五窑魁首，这得益于宋徽宗。宋徽宗不仅擅长笔墨书画，而且还是一位好古成癖、崇尚自然清淡和含蓄质朴的道学家。汝窑创烧出以往未曾有过的天青釉，令宋徽宗激动不已。这不仅是因为它的颜色新奇而出类拔萃，更重要的是它把浩瀚、深邃、神秘的蓝天的颜色带到了以天子自居的皇帝的生活中。而排名第二的官窑争论也一直很多。其中最大的争议莫过于窑址的位置。以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李辉柄先生为代表的一方否定了北宋官窑的存在，认为“官汝窑”和“官钧窑”即是北宋官窑。北宋皇室不惜工本，命汝州造青瓷，烧制成功后选为皇室御用珍品，称为汝官瓷，但是反对方认为汝官窑和官窑不能混为一谈。众多古籍记载和考古发掘资料证实了北宋官窑确实存在，不能因为在开封至今尚未找到烧制的窑址，就否定北宋官窑的存在。　　认为汝窑和官窑不是一回事的一个重要论据，在于南宋文人叶寞在其《垣斋笔衡》云：“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日官窑。”重点在于“京师”二字。因自古迄今“京师”一直是国都的代名词，故认为此窑设于北宋都城汴京(今河南开封)，汴京既然曾“自置窑”。理所当然就应该有“汴京官窑”的存在；既然已经有了“汴京官窑”，那汝窑就不可能成为官窑而只能是另一个贡窑了。　　然而认为官、汝一家的论据同样在“京师”二字上，他们认为“京师”两字在此处并不作地名解。若把“京师”释为地名，即国都汴京，　　“京师自置窑烧造”就等于“国都亲自设立窑场烧造”，这分明说不通。“京师”一名，《春秋公羊传·桓公九年》的解释为：“京师者，天子所居也。京者何?大也。师者何?众也。”京师是专指天子即帝王所居地，意味着帝王的宫殿和中央政府所在地，因而京师有时也就成了朝廷的代名。将京师指代为朝廷，这在中国历史上并不鲜见。因此，上述“京师自置窑烧造”中的“京师”是主语，也就是“朝廷”。这句话的意思应该是：朝廷自己置窑烧造。名日官窑。这样一来，就话顺理顺。而如果理解为朝廷将窑设置在国都，则应该表述为“于京师置窑烧造”，或“置窑于京师烧造”，这样我们才能说，北宋朝廷的确是在国都汴京(开封)设置了官窑，也才能称之为“汴京官窑”。　　不过本文讨论的不是“汴京官窑”到底存不存在，而是“官汝窑”是否就是北宋官窑。南宋陆游《老学庵笔记》云：“故都时，定窑不入禁中，惟用汝器，以定器有芒也。”一来表明宫中是用汝瓷来取代定窑瓷，二来不将汝窑径直称为官窑，依然用汝器之名，表明南宋时人并没有将二者等同。南宋时人顾文荐和叶寞，都在自己的著作中，明确提到官窑，都说是政和年间，朝廷自置窑烧造。既有准确的历史纪年，又明确有“官窑”称谓，二人距离北宋时期又不太久，他们的话应该不会有误。所以即便可以否定“汴京官窑”的提法，但却不能轻易否定北宋官窑的说法。况且历史文献中从未明确将汝窑称为“官窑”。所谓“官汝窑”也是现在的称呼。　　从北宋有关汝窑的最早文献记载中，也能看出汝窑不是北宋官窑的迹象。北宋僧人惠洪(1071—1128年)所做《无学点茶乞诗》云：“政和官焙来何处，雪后晴窗欣共煮。银瓶瑟瑟过风雨，渐觉羊肠挽声度，盏深扣之看浮乳，点茶三昧须饶汝，鹧鸪斑中吸春露……”惠洪生活的年代正处于宫廷用汝瓷的时期。对所谓的汝、官窑应该很熟悉。诗中提到官窑(政和官焙)、饶窑(景德镇瓷器)、汝窑、鹧鸪斑茶盏(建窑)，他将它们明确区分出来，说明北宋官窑并非汝窑。这诗透露了几个信息：惠洪和尚能够使用官窑、饶窑、汝窑、鹧鸪斑茶盏等这些属于“上品”的瓷器(或官窑或贡瓷)，说明当时宫中用瓷的管制并不严格，不是皇家专用。汝窑与景德镇窑(饶窑)相提并论，表明当时的汝窑的地位还未能独占螯头。官、汝用瓷不严格讲究身份，也表明于宋代的官窑制度正处于一个初创时期。　　汝窑是官窑还是民窑　　随着考古发掘的深入，目前共发现了汝窑在河南宝丰清凉寺、汝州张公巷、汝州文庙三个窑址，那么它究竟是官窑还是民窑，也是各执一词。认为汝窑是贡瓷的一方表示民汝与贡汝可能只是并行的两条线，不能形成先后或因果关系。主要观点是汝窑可民可官，优质的由官府进贡宫廷，剩下来的可出售。汝窑成为宫中用瓷，是在定窑贡瓷之后。南宋人叶寞《坦斋笔衡》记载：“本朝以定州白瓷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按照常理，取代定窑贡瓷的汝州青窑器，也应该是贡瓷。“汝窑为魁”，决定了它有资格作贡瓷。烧造汝州青瓷的汝窑也应该是贡窑。南宋时人的著作，也为此论提供了依据。南宋人周煇《清波杂志》云：“汝窑宫中禁烧，内有玛瑙为釉。唯供御拣退，方许出卖。近尤难得。”这是说烧好的瓷器，宫中选拣之后，它们都可以成为商品。汝窑在宫廷拣退后，是可以卖出的。据《宋会要·食货》载：瓷器库的拣退品也由“行人估价出卖”。可见官营手工业产品在当时并非人们想向中那么神秘不可得。显然，这种情况说明了汝窑所烧的是贡瓷。因为严格意义上的官窑是不允许将其所烧的瓷器对外销售的。　　认为汝窑是官窑者，其代表是著名陶瓷鉴定专家冯先铭先生。他依据发掘的器物与传世品比较，认为清凉寺天青釉汝瓷烧造区是专为宫廷烧造御用汝瓷的官窑。特别是张公巷窑址发掘出土大量碎素烧胎片，说明此窑是宫廷有命则烧，无命则止，平时产品做好素烧后放置，藏于库内等候宫廷下令待烧。　　将汝窑单纯定为贡窑或官窑，似乎都有充足的理论依据，但实际上，这样的结论过于简单。根据考古发掘资料和文献记载来综合考察，汝窑的情况比较复杂，它应该是经历了一个窑口性质转变的过程。从三个汝窑发掘现场出土的文物可以推断，清凉寺天青汝瓷受到宫廷赏识，为垄断汝瓷，官府在汝州文庙建立贡窑为宫廷烧造，从此清凉寺汝窑停烧，文庙汝官窑由州衙管辖。张公巷和文庙汝窑与宝丰清凉寺汝窑一脉相承，是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由民窑向贡窑发展、由贡窑向官窑发展的过程；也是由商贾垄断到官府垄断、由官府垄断到宫廷垄断的过程。也就是说汝窑是“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从此就跻身“贵族”之列，如果现在用“小家碧玉”来形容汝窑瓷，未免有些辱没它名列五大名窑之首的地位，但是在它呈现给皇帝之前，它的命运的确和当年流行的其它窑口瓷器一样，只是民窑生产的众多瓷器品种之一。不过其出生就是为皇帝的喜好而悉心“调教”过的，它确实没有让大家失望。得到皇帝的青睐也是意料中事。用一个词概括来说，汝窑是准官窑，即带有贡瓷性质的官营(国有制)窑口。这些“准官窑”陶瓷，仅作为宋代庞大官营手工业生产体系的一种而已，并不是只为皇家烧制瓷器的御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