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之于[新青年]
20世纪初，中国仍是一片混乱，看不到富国强民的希望。陈独秀曾言：“今之中国，人心散乱，感情智商，两无可言”，“两者俱无，国必不国”[8]。陈独秀于1915年9月出版《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初衷就是救国需要从思想启蒙开始，而思想启蒙要从青年人开始。引进西方思想的方法，首先是翻译介绍，在《新青年》上这类翻译文章占相当大的比例。如果说1915年以前中国的翻译出版活动影响的是社会的精英阶层，那么之后的影响则渐渐深入到普通大众。
《新青年》前期重要的翻译家，主要有陈瑕和薛琪瑛。陈瑕先后翻译了屠格涅夫《春潮》、易卜生的《傀儡世家》。作为桐城派大师吴汝伦的侄女，薛琪瑛首次用白话文翻译了王尔德的剧作《意中人》。中国对王尔德的首次介绍，是鲁迅和周作人在《域外小说集》中翻译王尔德的童话作品《安乐王子》。刘半农翻译了法国国歌《马赛曲》，陈独秀本人也翻译了泰戈尔的《赞歌》。这些作品中处处体现着自由、人权、平等的思想，对于国人的教化启蒙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胡适的翻译登上《新青年》的舞台始于他翻译的第一篇白话文作品——俄国作家泰莱夏甫的小说《决斗》，继而翻译了莫泊桑的《二渔夫》。其实，早在1912年，胡适就翻译了都德的《最后一课》(起初译名为《割地》)，另外还有1914年所译的《柏林之围》，通过个人命运书写亡国之感，显然是译者有意为之，借此来唤醒危亡中的国人。
周氏兄弟的翻译作品主要体现在《域外小说集》和《新青年》上。前者主要是文言文翻译，姑且不论，他们在《新青年》上的白话翻译具有数量多、范围广、译文(开直译之风)质量高的特点。周作人翻译了俄国8个作家的作品，翻译的“弱小民族”文学多达16个作家的作品；鲁迅也先后翻译出了日本作家武者小路实笃的《一个青年的梦》，以及阿尔志跋绥夫的《幸福》等大量富有影响力的作品。[9]《新青年》倡导“文学革命”，不仅体现在作家自己的创作活动上，也体现在他们的翻译活动上，大量青年人的思想受到启蒙，“五四运动”的爆发已成为必然。
陈独秀与胡适翻译名家著作，注重大文豪的思想对国人的冲击；周氏兄弟翻译“弱小民族”文学、俄国文学以及日本文学的实践则更直观地展现了被压迫民族的觉醒之路；胡适建立了白话文学翻译的主体，逐渐使白话文取代了文言文，让这些活生生的文字直达“下里巴人”的心中。这一时期的种种翻译出版活动对中国近代社会的现代性启蒙所起到的作用是无法估量的。
二、翻译出版对中国社会现代性的启示
中国的近代社会面临着严重的内忧外患，强烈的民族危机意识激发了知识分子参与社会改革的热情，他们以现代西方国家为范本，步履艰难地开始了从“器物”技术到社会制度再到思想文化的现代性追求。按照王一川等学者的理解：“中国的现代性主要是指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在古典性文化衰败而自身在新的世界格局中的地位急需重建的情势下，参照西方现代性指标而建立的一整套行为制度与模式。”[10]在这一过程中，当时的知识分子更多地关注社会意义上的现代性，审美意义上的现代性几乎被全部蒙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