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是一种拯救
“ 我认为一切伟大的文学作品必须是具体现实作为基础的。小说家只有从自己的个人经历出发，才能创作出故事来。”作为作家的略萨，中国人很少知道。等我读到他的这句话时，略萨已经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了。无论是《劳军女郎》、《胡利娅姨妈与作家》或是《红房子》，略萨确实是用新闻素材来从事艺术加工与文学创作的，使自己的作品既有可读性，又充满荒诞的批判力。略萨曾经竞选过秘鲁总统，这种个人经历决定了其作品必然是直面现实地关注社会群体事件，用文学的方式大胆直接地进行观念影响。事实证明，无论是文学主张或是问世作品，略特确实是用个人的理念与独特的风格进行创作，也用自己的行为方式与作品气质截然不同地区别另一位文学大师——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形成拉丁美洲文学上空的双子星座。
《歇斯底里》的创作也是源于一个工作调动的偶然。三十岁前，我向往一家研究机构那种体面、自主与散漫，便通过种种渠道与路径和领导沟通，最后因为种种原因也未能成行。不知是身处媒体圈的原因或是创作的需要，我细心地观察这个单位，后来扩散到整个文化圈，揣摩形形色色的“文化人”与所谓的“知识分子”。当我把小说大纲罗列出来之后，震惊地发现中国文化中的无耻力量在现实的生活中是如此的强大——许多所谓的“知识分子”是如此龉龌，为了职称，为了升迁，为了利益，那奴颜卑骨的神态，那撒娇做小的言行，那颠倒是非的智慧，触目惊心，惨不忍睹。其中既有现实的利益诱惑，又有制度性的压制，更多的则是文化基因下的人格扭曲。它以一种“掩耳盗铃”的方式追求着自己不应该得到的东西，将自己手中的资源无限放大后进行赤裸裸的交易时还装得温情脉脉，大言不惭地充当利益阶层的代言人后，且对下一轮的竞争者报复性的增加其“动作难度”，以便取得“屈辱后”的心理补偿与情绪平衡。中国最具侠义传统与士大夫精神的“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在现实生活中被整个文化界视作笑柄、弃之敝履。理论与现实的脱节，整个社会氛围就产生很多不可理喻的荒诞。“潜则规”堂而皇之地大肆盛行并以一种错位的方式和“病态的主旋律”发出呻吟般的快感„„
如果相当一部分既得利益者靠的不是才干与努力时，小到一个单位大到整个社会，大多数人对生活的感觉不是奋斗，而是压抑感的挣扎。同时，犬儒主义者的盛行又使当下的社会舆论监督处于最无力的历史阶段。无论是鲁迅文学奖“羊羔体”的胜出，或者被球迷咒骂了许多年的足坛“黑哨”最后以几个裁判锒铛入狱让“谣言”成真，都残酷地说明了舆论无力与群众孱弱，虽然人人都感觉互联网时代，手机短信与微博影响惊人地介入到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这种吊诡与反差造成每一个人虽然是社会进步的受益者，但在心理上却感受到自己是竞争的受害者，并以病毒方式的传播与影响形成社会的群体浮躁与个体过激反应的层出不穷„„解构故事与人物的精神特质，却是人们信仰缺失后的灵魂迷失，“久在鲍厮不闻其臭”，环境认同的人格矮化与精神贵族的消化不良。写作拼图的结果再现了六十年前中国“汉奸逻辑”盛行的文化成因，生存哲学的先天不足与正义迟到的群体性格难题，正应了米兰昆德拉的话，女人一思考，上帝就发笑。
这个世界的最大麻烦是，有一部分人永远不想让另一部人知道事情的真相。因此，谎言成了生活中司空见惯与不可或缺的东西。文过饰非，屈意奉称这些帮闲力量在权力面前彻底的奴化与量化后，“精明”成为知识分子群体中的主导力量。这种力量达到一定的限度就弥漫扩散，渗透各个社会阶层，最后搅动整个社会风气，形成“时代精神”。此时，说真话的人反而会成为不合时宜的“另类”，被抹上不可避免的悲剧色彩与谎诞成份。大批文字垃圾玷污洁白的纸张粉饰形势大好，潜规则的受益者一边义正严词地做着报告，一边指责质疑者别有用心，劣币驱逐良币的逆向淘汰层出不穷，那个揭穿皇帝新装的童音却成了空谷绝响„„
《歇斯底里》的起点也是根据当地一个新闻，一个房管局的官员接受记者采访时，误说记者是替党说话或替老百姓说话。这个新闻曾在街头巷尾流传很久，我也仅是以此为引子，然而牵扯到这个单位的情感纠纷与人事斗争。故事的重心在于继任者在绯闻事件后欲盖弥彰的感情悲剧与社会情绪，由此延伸到整个社会知识分子的群体价值观。写作前的故事梗概是，正直的精神生态研院院长吴清江因为口误被免职后，继任者朱伟章和患过抑郁症、护士出身的方小艾产生的婚外情，被单位的人以此为要挟满足个人的私欲。之后，又和朱伟章一同诬蔑方小艾是神经病。小说的结尾是方小艾疯了。小说写到一半时，我想起来一个郑州市发生的“开胸验肺”的新闻，就在网上仔细研究。我把这个故事插进去只是为了反映底层社会的人面对庞大的制度机器时那种绝望的抗挣与悲壮的牺牲精神。但是，写着写着，我觉得“开胸验肺”这个新闻事件更能反映小说主题“歇斯底里”，于是就有最初的一个章节延伸到整个后半部分。
顺着故事的发展，小说写到四分之三时，我发现如果再按着大纲把方小艾写“疯”，不但这部小说很难出乎人的预料般地落入俗套，小说人物命运的发展也会显现生硬的人为痕迹。尤其是我再将个人的喜好与意志想揉进，断然会和“这个世界”是极不相称与呈现“补丁感”。此时，我发现小说写到一定的程度就形成了一个独立世界，会戏剧般产生康德式的“思想天空”与“道德规则”。“这个世界”中的人物命运、生存逻辑与竞争法则已经随着故事本身逐渐长大，以一种看不见的力量左右着“这个世界”，并且时常还会用一种无限可能的假相让作家心力交瘁，疲于奔命。伟大作品的第一要素是自然，像植物生长一样的自然。作家需要按照“这个世界”的规则写出人物的成长轨迹与行事逻辑，以一种悲悯的心态说出“这个世界”的无奈与倾扎。因此，如果一个作家能把故事讲到无奈的境界，便是一种宏大深刻，自然也就不可能想怎么写就是怎么写的了。
姚金成老师得知我又开始了小说创作，一次在电话中说：“潦寒，你写小说不能太灰暗了。尽管现实残酷肮脏得无以言表，但艺术创作要给人希望。”放心吧姚老师，尖叫，是因为他们压伤了我的尊严。我的作品中会充满抗争精神，以一种强大的悲悯感看待这些迎逢拍马、顺口接屁者的精神困境，以宽容的心态去理解这些既得利益者如何不择手段地达到目的而忘记人生目的的无知，以超越的姿态相信那些失去艺术良知与做人原则的家伙们上帝会给他们自责的机会，虽然他们骨子里神鬼都不信。确实，三十岁之后，我感觉生活的戏剧性对于每一个生命都是一个谎诞的过程。时间本身就是一种期限感。我们已知的历史是几千万年，我们仍只能活几十年。如果在这几十年内，我们仍活得没有尊严，岂不是对生命的最大误读。
一个真正的有功力的作家不是“上帝”般地操纵小说中的人物命运，而是悲悯地呈现出他们的无奈，这就形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深刻与人文关怀，也是自己与现实对抗时的隐形力量。正如依布. 贝尔吉在反驳萨特时所说：所谓文学，只能是个人拯救的尝试。
我相信，也只能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