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高官权力磁场的延伸

在永磁体或电流周围所发生的力场，即凡是磁力所能达到的空间，或磁力作用的范围，叫做磁场。

新中国官员的权力是人民赋于的，是为人民服务的，属于一种公共权力，这种公共权力在理论上是没有磁性的。但是，由于制度的缺陷、官员本身素质的低下和权力的失范，产生了有违规章的权力磁场，带来了社会的危害。

官员的权力磁场表现在权力的无限大和不受制约，私欲的膨胀使权力异化，成为个人谋利的私器。而制度并没有形成制约，许多方面反而加大了这种权力磁场的放大。

任人为亲、恶恶相吸、权钱交易、权权交易等不正常的官场现象“磁化”着官场，使权力磁场不断扩大，进而不仅泯灭良知，吞噬人性，而且蚕食着国家的肌体。

作为一个民主与法制的国家，应当也必须从制度上防止滋生或遏制这种权力磁场发生和扩张的条件，斩断权力链条以避免酿成社会灾害。

国家的《公务员法》和各级领导干部职责都规定了权力范围和行为准则，各个职级都有规定的任免条件、任职年限和退休年令，问题是实行起来就变了样。

目前国家高级干部退休退职高官的去向，可以看出这种权力磁场的生命力有多强。

一、退休高官的去向

离开实职到虚职。不知从何时起，中国干部有了实职与虚职的区分。党委、人大、政协本来都属于国家机构，是公务员单位。现实中在党委任职叫任实职，而人大、政协叫虚职。实职有年令限制，虚职则没有。

2009年12月26日，前河南省委书记徐光春，辽宁省委书记张文岳，内蒙书记储波、重庆市长王鸿举分别改任全国人大财经或环境资源委员会副主任，理由是达到正省部级六十五岁的年令上限。

此前还有原宁夏回族自治区主席马启智，原山东省省长韩寓群，原河北省委书记白克明，文化部长孙家正、国家民委主任李德洙、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国家计生委主任张维庆以及原黑龙江省长张左己等人到人大或政协任职副主任。

这些省部级官员卸任进入人大政协后，能否更开放、更深入、更超脱、更前瞻、更有建设性、更有助于提炼出一些切实的建议尚未可知，至少从现象上看，人大和政协成了上一届政府中年龄到线的省部级领导的养老院。

离开岗位进协会。据说中国现在有几万多个有名有姓的协会，这些协会都游离于官办与民办之间，把持这些协会的除了高官子弟就是离职高官了。

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姜春云、王光英、曹志，均为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名誉会长；国务院原副总理李岚清、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彭珮云为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名誉主席；原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为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名誉理事长。

前广电部长孙家正为文联主席，前民政部副部长范宝俊为中华慈善总会会长，前教育部副部长为教育发展基金会理事长，前国家林业局局长王志宝为中国绿化基金会，前中央银行行长戴相龙为全国社保基金会理事长等等。

离开政界进院校。国家高官离职后进高等院校当教授或校领导在国际上比较普遍，中国近几年有扩大趋势。

原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赵启正任人大新闻学院院长，原正部级的人民日报社总编辑范敬宜为清华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正部级原人民是报社长邵华泽任北大新闻传播学院长，前中国驻法国大使副部级干部吴建民任外交学院院长，前外贸部副部长龙永图任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原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任北大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等等。

除了担任大学领导外，中国很大一批高官同时是高校的教授，他们是发挥余热与创收并举。

离开务实后务虚。据不完全统计，在中国所谓200多名智库的负责人中，有48人为退休官员，占20%。包括原副总理谷牧，原人大副委员长成思危，原全国政协副主席经叔平，原外贸部副部长龙永图等等。在国家智库建设上，世界各国智库成员进入政界或政界退休官员进入智库比较常见。区别在于国外智库是民间的，而中国所谓的智库往往是官方的。

离开行政进企业。行政事业与企业工作都属于职场，一方是国家机构领域，一方是生产经营管理领域。因为作为国家机构工作人员受到任职年限和年令的限制，所以许多临近退休或已经退休离岗的干部，选择了到企业任职。因为这些企业本来就是受行政管理的单位，属于内部调剂。还有一个不能公开的理由，就是做官赚钱少，到企业收入高，过够了官瘾还要捞点钱。其实凡是国有大中型企业的主要领导干部大部分都有行政工作经历，而一些董事长基本出自高官。

不含功利色彩的安全降落。退休之后安享晚年的干部占大多数，这些本来最正常归宿的人反而被认为是没有本事的人。比如先后担任湖南省委书记、江西省委书记、全国政协副主席的毛致用自己花钱在老家盖了三间瓦房安度晚年，海南副省长陈苏厚回乡当农民等。

二、问题的提出

国家公务人员的任职有一定的期限和年令限制，如果不包括所谓的虚职或象人大、政协这些享受国家公务员待遇的单位，容易形成一种权力磁场的延伸。

退职高官不能立即割断官场联系，许多问题难以暴露和查究。事实上存在着高官在位时人们敢怒不敢言，如果离职后继续到上级或同级单位任职，对查处职务问题是一种障碍。

退职官员进协会为腐败开了新的窗口。许多担任某一行业管理的高官离职后担任该行业协会负责人，这种利益关系不仅使官员权力得到发挥，而且也是不公平的，有些是通过原来的权力侵犯国家利益。比如一些土地、城建、规划、税收、工商、财经等部门领导人担任该协会或事务所负责人。这些土地肩客、税务肩客不可避免的出现以权谋私的问题。

退职官员办与原来分管业务相关的实体企业，往往是在职时已经辅好一路，或者是建立的关系网在起作用。虽然《公务员法》规定了离职从业限制，但其操作性不强。比如担任过县市长或书记的领导干部，无法区分其分管的业务范围。

三、上梁不正下梁歪

官员的权力是一种期权。任何官员的任职都有一定的时间限制或年令限制，注定了有失去权力的一天。正因为此，许多官员抱着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心理，尽可能放大权力磁场。在位的时候培植势力，形成利益共同体。同时为身后事打基础，不仅扶持亲信接班人，而且为退下后辅路。

这些问题主要出在高层。处在权力顶端的高官该退不退，或者退下的时候总留点尾巴赖着不走，给下面做了坏榜样。他们瓜分着国家级的虚职或协会，下面只能瓜分次一级的。这种层层依样画葫芦就成为一种习惯，使中国的官场越来越黑暗，权力磁场越放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