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脉相承:"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马克思主义

作者：周建超

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06年11期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030（2006）04—0003—06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深刻理解和把握它们一脉相承的科学体系，对我们正确认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性和历史地位，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一脉相承的理论品格

　　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是马克思主义最可贵的理论品格，也是马克思主义得以不断发展的根本动力。恩格斯曾经说过，他和马克思原来都是青年黑格尔派，当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出版后，“我们一时都成为费尔巴哈了”，但是，“1848年的革命毫不客气地把全部哲学都撇在一旁，正如费尔巴哈把他的黑格尔撇在一旁一样。这样一来，费尔巴哈本人也被挤到后台去了。”[1]222—223 而正在这个时候，马克思主义在与时俱进中诞生了。马克思恩格斯立足新兴工人阶级斗争的实践和发展趋势，依据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社会矛盾，并在广泛研究和批判地吸取前人思想成果的基础上，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运动创建了科学的思想体系，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的历史基石，实现了人类思想史上的伟大变革。对于自己创立的理论，马克思恩格斯一再强调：“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1]681 1872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德文版序言中说：“由于最近25年来大工业有了巨大发展而工人阶级的政党组织也跟着发展起来，由于首先有了二月革命的实际经验而后来尤其是有了无产阶级第一次掌握政权达两月之久的巴黎公社的实际经验，所以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2]249 因此，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2]248 1895年恩格斯在回顾自己和马克思在1848年欧洲革命中所持的立场时又指出，他们曾经认为，“伟大的决战已经开始，这个决战将在很长的和充满变化的革命时期中进行到底，而结局只能是无产阶级的最终胜利。”但历史表明，“我们当时的看法只是一个幻想”。“1848年的斗争方法，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过时了”。[1]510 另外，马克思恩格斯还一直关注科学的发展，并根据科学的新发现而不断地充实和修改自己的学说。恩格斯说：“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1]228 由此可见，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不断完善自己的理论，推进理论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对此，列宁也明确指出：“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党人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个方面把这门科学向前推进。”[3] 所以，“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考虑生动的实际生活，必须考虑现实的确切事实，而不应当抱住昨天的理论不放，因为这种理论和任何理论一样，至多只能指出基本的、一般的东西，只能大体上概括实际生活中的复杂情况。”[4] 列宁正是凭着这样一种与时俱进的科学态度，在对帝国主义时代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规律进行深入研究和科学分析的基础上，突破了马克思恩格斯所提出的“共同胜利说”，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一国或数国首先取得胜利的新论断，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并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又突破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的传统设想，根据本国国情提出了新经济政策，从而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则被不断地补充进新的内涵而获得新的活力，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列宁主义阶段。

　　毛泽东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首创者，为中国共产党人进行理论创新树立了光辉典范。在民主革命时期，针对党内存在的把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严重倾向，毛泽东以巨大的理论勇气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5] 从而在党内率先提出了反对本本主义。后来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又提出了“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科学命题，要求全党学会把马列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实际。正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科学分析近代中国特殊国情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深入研究中国革命的特殊规律和发展道路，创立了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中国风格的毛泽东思想，从而在中国这块特殊的大地上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邓小平多次强调，我们搞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能丢掉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不能丢掉老祖宗。同时又强调现在世界形势日新月异，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说：“马克思主义必须发展。我们不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而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提出自己的方针，所以才取得胜利。”[6]191 邓小平在深入研究和平与发展时代的特点与要求，深刻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发展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精辟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从而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开拓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阶段。

　　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继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江泽民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任何时候都要坚持，否则我们的事业就会因为没有正确的理论基础和思想灵魂而迷失方向，就会归于失败。”[7]509 但“如果不顾历史条件和现实情况的变化，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具体情况作出的某些个别论断和具体行动纲领，我们就会因为思想脱离实际而不能顺利前进，甚至发生失误。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必须始终反对以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道理所在。”[7]509 为此，江泽民提出了要“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的重要思想，[7]511 并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新变化的高度和社会实践的新发展基点出发，进一步探索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我们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根本问题，以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精神，在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以及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科学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创造性地推向前进。

　　二、一脉相承的理论内涵

　　大力发展生产力、高扬先进文化的旗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以贯之的理论内涵。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1]696。因此，无产阶级在夺取资本主义的全部资本和生产资料以后，要“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总量”[2]293。列宁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过程中，反复强调发展生产力，他说：“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以后，它的最主要最根本的需要就是增加产品数量，大力提高社会生产力。”[8]623 只有生产力高度发展了，才能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才能巩固无产阶级政权，才能充分显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生命力，更好地抵御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列宁指出：“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使新社会制度取得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8]16

　　毛泽东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观点，创造性地提出了生产力标准是检验一切政党及其实践活动的根本标准的科学论断。他在中共七大《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9]1079 1944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为陕甘宁边区工厂厂长及职工代表会议举行的招待会上指出：“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必须有工业；要中国的民族独立有巩固的保障，就必须工业化。我们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因此，所有的共产党员都应该学习工业技术。”[10] 在毛泽东看来，只有通过发展生产力，才能解决我国的贫穷与落后，才能增加社会财富、增加人民群众收入，才能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政权。

　　在发展生产力问题上，我们党经历过曲折和弯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领导我们党总结经验教训，重新认识国情，科学地分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强调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并把它提升到社会主义本质的高度，提出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是衡量一切工作的最根本的是非标准，主张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认为改革的目的是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他说：“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6]28 二十多年来，我们大胆探索，勇于实践，不断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其他方面的改革，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我国社会生产力，推动了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环境中，江泽民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毫不动摇，集中精力发展生产力，尤其是大力推动科技进步和创新，不断用先进科技改造和提高国民经济，努力实现我国生产力发展的跨越。他指出：“科技创新越来越成为当今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的重要基础与标志，越来越决定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发展进程。”[11]953 同时，从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出发，江泽民强调要通过大力发展生产力，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使人民的生活日益改善，从而不断体现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的特点。他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建立在发达的生产力基础之上，要以是不是符合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作标准，来检查各方面的工作，符合的就毫不动摇地坚持，不符合的就实事求是地纠正。只有这样，“才能充分体现共产党人的先进性和时代精神”[7]500。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的新思想，这不仅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而且是结合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丰富和发展。

　　如果说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和前提，那么文化就是社会发展的灵魂。一个社会要沿着健康有序的轨道前进，不仅要有繁荣的经济，而且要有繁荣的文化。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是由经济状况决定的，文化发展的水平是随着生产力发展水平提高而提高的。同时，文化建设对社会发展具有巨大的反作用，所以，无产阶级革命不仅要推翻旧的经济制度，而且要推翻旧的思想文化，构建无产阶级新文化。列宁也十分重视文化建设，他说：“只要实现了这个文化革命，我们的国家就能成为完全的社会主义国家了。”[8]774 因此，十月革命胜利不久，列宁就号召俄国共产党在把首要任务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同时，还应当把重心转移到文化建设方面，并强调文化建设的任务完成不可能像政治和军事任务那样迅速，需要一个较长时间。所以，要建设好无产阶级文化，必须积极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特别要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社会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列宁的这些思想成为中国共产党人从事文化建设的重要理论来源。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这一人类最先进的文明成果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从它诞生的第一天起就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民主革命时期，党领导人民同一切反动的腐朽的文化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不断推动着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向前发展，从而吸引和凝聚了最广大的知识分子，提高了全党的思想文化素质。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出要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坚持文化必须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的方针，批判地继承和吸取中外文化的精华，做到兼收并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从而推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总结了我们党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提出“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12]。而“最根本的是要使广大人民有共产主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6]28。随后，他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战略地位、目标等作了一系列精辟论述，逐步形成关于改革开放条件下进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思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供了新的理论武器。在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江泽民根据对世界经济政治形势新变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发展的全面分析，完整准确地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科学内容、重大作用和发展方向。他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深刻指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着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培育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要求的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这是我国文化建设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是凝聚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13] 因此，“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大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完成党的历史使命的重要内容，也是我们党始终站在时代前列，保持党的先进性的需要，从而第一次把先进文化纳入我们党的本质内涵，揭示了我们党所代表的文化的先进性和文化建设的方向性，标志着我们党对执政党建设规律与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总体认识提升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总之，中国共产党成立80多年来始终高举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旗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努力建设和弘扬反映革命、建设和改革要求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荡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和国外渗透进来的腐朽没落的旧文化，从思想上精神上极大地解放和鼓励了广大干部群众，在全党全国人民中形成了凝聚人心、统一意志的正确指导思想和共同理想。

　　三、一脉相承的理论本质

　　马克思恩格斯在创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时，始终把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视为理论的出发点和归宿，公开申明自己的学说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为他们的彻底解放服务的。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因而无产阶级政党必须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点，一切为了人民群众，一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运动。”[2]283 共产党人没有同整个无产阶级利益不同的利益，因此无产阶级政党带领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推翻资本主义私有制，确立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主体地位，是代表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最高表现。

　　列宁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人民群众观点，将其创造性地运用于俄国革命和建设，并进行了新的概括。他认为，推翻俄国专制制度不仅是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也是为了整个社会发展的利益；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苏联共产党，必须紧紧依靠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代表他们的利益，实实在在地为他们谋取切身利益。同时，针对苏联共产党执政后地位的变化，列宁及时提醒：“对于一个人数不多的共产党来说，对于一个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来领导一个大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共产党来说，最严重最可怕的危险之一，就是脱离群众。”[8]626 为此，列宁还身体力行领导了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

　　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是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80多年来，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所进行的艰苦卓绝的奋斗，归根到底都是为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我们党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同其他一切剥削阶级政党的显著区别。1944年，毛泽东在中央警备团追悼张思德的会上曾指出：“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9]1004 后来在中共七大《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他作了总结：“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9]1094—1095 并科学地阐述了群众路线的理论，把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提升到党的根本工作路线的高度，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这一思想，提出要以最广大人民群众“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赞成不赞成”、“答应不答应”作为党制定和执行路线、方针和政策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并强调要以“三个有利于”作为判断是非得失的根本标准，从而赋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以新的内涵。在新的历史时期，江泽民高度重视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明确指出：“人民群众是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创造主体，也是实现自身利益的根本力量。不断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归根到底都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不断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14] 他强调“全党同志的一切工作都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都是为了实现好、发展好和维护好人民的利益，任何脱离群众、任何违反群众意愿和危害群众利益的行为，都是不允许的。”[11]1140 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政权也好，一个政党也好，其前途与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不能赢得最广大群众的支持，就必然垮台”[11]140。为此，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坚持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并做到“坚持尊重社会发展规律与尊重人民历史主体地位的一致性，坚持为崇高理想奋斗与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的一致性，坚持完成党的各项工作与实现人民利益的一致性”[7]505。

　　“三个代表”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促进，是辩证统一的整体。先进生产力是基础和前提，先进文化是灵魂和旗帜，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目的和归宿，三者统一于党的建设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其理论体系中最本质的是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归宿，体现着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的价值取向，也是其理论永葆生机活力的源泉之所在。

　　四、一脉相承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发展是一个各阶段相互衔接的历史过程。各阶段的理论体系一脉相承，这个总“脉”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这是马克思主义革命性和科学性的集中体现，离开了这一点，也就丢掉了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

　　马克思恩格斯历来高度重视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问题，一再申明他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希望人们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意义上领会和把握他们的理论。恩格斯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1]742—743 他把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称为“我们最好的工具和最锐利的武器”[1]242，指出要“把这个世界观彻底地（至少在主要方面）运用到所研究的一切知识领域里去”[1]241。列宁在领导俄国革命中曾批评有些人只“死背了一些‘口号’和某些策略问题的答案”，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只剩下一些“词句”，并告诫说：“抽掉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会破坏它的根本的理论基础——辩证法”。[15] 为此，列宁强调要把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运用于认识和思维，运用于革命的实践工作，并从理论上阐明辩证法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提出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三者是统一的。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面对复杂的中国国情和大量的实际问题，除了要求党员干部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理论外，更强调要注重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学习与运用。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针对一些同志“只会片面地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个别词句，而不会运用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9]799 的倾向，明确提出，我们不是为了单纯学理论而去学理论，而是“为了要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策略问题而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那里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9]799。他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又指出：熟悉马克思主义的书本知识，即使能够背得烂熟，也算不上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必须“能够真正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质，真正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并且用它去“深刻地、科学地分析中国的实际问题，找出它的发展规律，这样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理论家”。[9]814 他号召全党“学会应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观察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9]839。毛泽东正是抓住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并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实践，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第一次理论飞跃。

　　邓小平提出要完整科学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其实质就是解决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认识问题。邓小平认为，马克思主义打不倒不是因为大本子多，“而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颠扑不破，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因此，“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6]382 凭着实事求是的精神，邓小平把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本质、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和道路等一系列基本观点，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而这些理论观点的形成，其基础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指出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也是我们党坚持先进性和增强创造力的决定性因素，它们内在地统一于我们党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历史活动中。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是我们党指导自己行动的总的思想原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在党的思想建设中的创造性运用，集中体现了我们党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与时俱进是我们党对待自己的理论、事业和党自身的根本态度和根本要求，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在党的活动中的生动反映，集中体现了我们党把握历史前进方向、站在时代前列的本质特征。它们互为前提、辩证统一，不可分割。离开了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就会失去前进的方向和目标；反过来，与时俱进又是实事求是的实践目的。正是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江泽民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一重要思想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当今世界和中国实际，为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认识和把握社会发展规律，更好地推进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了新的理论概括。

　　收稿日期：2006—03—29

　　基金项目：江苏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4SJD810014）

作者介绍：周建超，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江苏 扬州 225002 周建超（1964—），男，江苏金坛人，历史学博士，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院长，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现代化，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的教学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