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历史考察与现实思考

作者：张学森

党政研究 2016年07期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8048-(2016)03-0089-10

　　 历史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绝不仅仅是经济的复兴，更为根本的是文化的复兴。核心价值观是文化的本质和灵魂，以宽广的历史视野去考察、反思核心价值观的历史演进，从中找出核心价值观发展变化的顺逆之道，顺而治之而非逆而行之，对今天处在伟大复兴历史关口的中华民族来说，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研究社会核心价值观，遇到的首要问题是社会的分类。如何对社会进行正确的分类，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的重要内容。

　　 在马克思的著作中，社会形式(Gesellschaftsform)概念的出现早于社会形态(Gesellschaftsformation)的概念。马克思恩格斯首次使用社会形式的概念，是在1845年写作的《德意志意识形态》①一文中。在接下来的1846年，马克思在致帕维尔·瓦西里耶维奇·安年科夫的信中，批驳蒲鲁东《贫困的哲学》时指出：“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人们能否自由选择某一社会形式呢？决不能。”“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是以往的活动的产物。可见，生产力是人们应用能力的结果，但是这种能力本身决定于人们所处的条件，决定于先前已经获得的生产力，决定于在他们以前已经存在、不是由他们创立而是由前一代人创立的社会形式。”“人们永远不会放弃他们已经获得的东西，然而这并不是说，他们永远不会放弃他们在其中获得一定生产力的那种社会形式。恰恰相反。为了不致丧失已经取得的成果，为了不致失掉文明的果实，人们在他们的交往(commerce)方式不再适合于既得的生产力时，就不得不改变他们继承下来的一切社会形式。”[1]

　　 马克思第一次使用社会形态概念，是受英国农业化学家J.F.W.约翰斯顿“地质形态”概念的影响。在1851年写作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马克思在论述革命危机时代，人们总是借助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来达到他们的革命目的时使用了社会形态概念②。之后，在1857年10月-1858年5月写作《政治经济学批判》草稿时，马克思再次使用“社会形态”概念。到1859年1月，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更是对社会形态作了系统的理论表述：“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3]

　　 从中可以看出，马克思是在用唯物史观揭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提出并发展其社会形态理论的。概括地说，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包括以下基本内容：

　　 第一，社会形态主要是从人类历史发展的纵向上来说的，是指人类历史发展的特定阶段。总体上看，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从低级社会形态向高级社会形态演进的自然的、历史的过程。

　　 第二，从经济纵向发展的视角看，即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纵向发展的视角上看，人类历史发展的社会形态大体说来，可以划分为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Feudal)和现代资产阶级的。当然，对社会形态的划分不一定以单纯的经济视角来划分，但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是社会形态的主要标志，也是马克思研究人类社会、历史的主要内容和根本方法。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的社会形态概念和经济的社会形态的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互换使用。

　　 第三，对社会形态的划分可以依据不同的标准来进行不同的划分。从作为社会主体的人的发展程度的视角看，可以把人类历史划分为人的依赖性社会、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社会和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三个历史发展阶段。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

　　 在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指导下，结合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理论分析，可以发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剩余劳动表现为利润；在封建制度下，剩余劳动表现为地租；在奴隶制下，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在形式上无法区分，都表现为为主人的无偿劳动。所以，马克思说：‘使各种社会经济形态……区别开来的，只是从直接生产者身上，劳动者身上，榨取这种剩余劳动的形式。’”[3]另一方面，从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结合的方式上看，“在奴隶社会中，奴隶和生产资料一起作为主人的财产而存在；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彻底分离，成为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的雇佣奴隶；封建社会的劳动者则仍然占有或多或少的生产资料，具有自己的独立经济。在这种情况下，封建地主对劳动者的剥削除了通过掌握土地所有权获得地租之外，还必须借助超经济强制和人身依附关系”。[4]因此说，等级所有制和人身依附关系，是封建生产方式中最本质的东西。建立在等级所有制和人身依附关系基础之上的封建社会，其社会核心价值观必须体现这两大特征。

　　 以中国封建社会为例。

　　 中国的封建社会可分为封建领主社会(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和封建地主社会(公元前221年到公元1840年之前)两个阶段。这两个阶段社会核心价值观具有本质上的一致性，表现出因循但递进的发展特征。

　　 任何社会的价值观念体系都有一个原生点，这个原生点就是“能生长成大树的种子价值观”[5]，亦即价值本质。中国封建领主社会价值观的本质是“以宗主为本”，也就是说，整个社会的价值体系是围绕着如何为宗主的利益服务而进行制度设计和宣化教育的，最终形成控制整个社会运行的庞大意识形态系统。

　　 西周封建领主社会的核心价值观集中体现在《周礼》这部著作中。《周礼》中的“礼”不仅包括仪式、礼节，所谓“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同时也是一种基本价值准则、一种行为规范、一种制度。如果说，宗法制和封建制的结合是周朝的“立国之基”的话，那么，作为意识形态的“礼”则是周朝的“治国之本”。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后来人们把周朝的治国理念称为“礼治”思想，并把他与“法治”相对应。实际上，西周的“礼”是调节贵族统治阶级内部关系的规范，而“刑”则是用来调节贵族统治阶级与被统治者之间的行为规范，所谓“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可见，西周的礼治之中是包含法治思想在内的，是礼治与法治的结合体，其核心是为了维护宗法等级制度。

　　 那么，西周的“礼”包括哪些核心内容呢？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把其概括为：亲亲、尊尊、贤贤、男女之别。在以周天子(宗主)家族利益为价值原生点上成长起来的社会核心价值观——即“尊尊、亲亲、贤贤和男女有别”，又被“周礼”这一总概念所统摄。在这些核心价值观的作用下，周朝出现家国一统、王天下局面。王国维指出：“是故有立子之制而君位定，有封建子弟之制而异姓之势弱、天子之位尊。有嫡庶之制，于是有宗法、有服术，而自国以至天下合为一家。有卿、大夫不世之制，而贤才得以进。有同姓不婚之制，而男女之别严。且异姓之国，非宗法之所能统者，以婚媾甥舅之谊通之。于是天下之国，大都王之兄弟甥舅，而诸国之间亦皆有兄弟甥舅之亲，周人一统之策实存于是。”[6]

　　 西周之后，随着周平王的东迁，中国社会进入“礼乐崩坏”的春秋战国时代。这是一个利益格局大调整、政治权力再划分的时代。在这一时代背景下，代表各阶级、各阶层，各派政治力量的学者或思想家，都企图按照本阶级(层)或本集团的利益和要求，对宇宙对社会对万事万物作出解释，从而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历史局面。这一局面在为中国封建地主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形成、发展提供了充足的思想营养的同时，也为中国封建地主社会核心价值观广布流传提供了绝佳的时机和广阔的思想空间。“百家争鸣”的结果，是儒家思想逐渐成为封建地主社会的统治思想，而内涵在儒家思想之中的价值观，也逐步上升为封建地主社会的核心价值观。

　　 中国封建地主社会价值观的原生点是“以君主为本”，也就是说，整个社会的利益导向和价值观设计都是为君主服务的。儒家的学说，强调等级观念，强调礼治，强调“三纲五常”，把本来属于家庭伦理范畴的道德规范上升为国家上层意识形态，上升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三纲五常”，说到底，“五常”之中只有一常，那就是“仁”；“三纲”之中只有一纲，那就是“君为臣纲”。一言以蔽之，中国封建地主社会核心价值观的本质就是“以君为本”。

　　 与中国封建社会相比，西欧中世纪的封建主义社会只是走到了相当于中国封建领主社会阶段，因为没有系统的像儒家学说一样的价值体系的支撑，因此没有能够向封建社会更高阶段的跃升。而这却恰恰为资本主义在西欧发轫提供了历史性机遇。资本主义在中国的萌芽大约出现在明中期，但是迟迟未能冲破封建文化的束缚。中国处在经济与文化博弈中的时候，西欧的资本主义已经悄然上路了。

　　 资本主义是在封建社会内部逐渐产生并发展起来的，是封建社会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矛盾发展的必然产物。作为一种社会形态的资本主义，是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并用以剥削雇佣劳动、榨取剩余价值的社会制度。在这一社会制度中，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是其社会基本矛盾。

　　 资本主义的价值本质是“以资为本”。“19世纪50-6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开始了对于资本主义本质理解的最后一个探索阶段，即马克思在第三次经济学研究中取得重大突破并数易其稿最终完成《资本论》(第一卷)的过程。我们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本质的理解，实际上就是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科学剖析。”[7]马克思恩格斯对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剖析，简单地说，可以用如下资本流通的公式来说明：G-W-G′(G代表货币，W代表商品，G′代表增值的货币，G′=G+ΔG)。该公式体现了资本的本质在于通过榨取剩余价值来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本质，适用于各类资本的运动，所以也叫资本总公式。由此可见，资本的本质是追求利润最大化，资本主义的本质则是通过创造一种资本家可以无偿占有和剥削雇佣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的生产方式、制度体系来保证资本增殖最大化的顺利实现，其实质在经济层面上是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在政治层面上是资本家对工人的统治，在文化层面上是资本家对工人的愚弄，在生态层面上是对自然的掠夺和破坏。用一句话来概括：资本主义是被资本绑架了的社会，其发展和前进的动力源是资本增殖的欲望。在这里，资本家只不过是资本的人格化，“只有作为资本的人格化，资本家才受到尊敬。作为资本的人格化，他同货币储藏者一样，具有绝对的致富欲。但是，在货币储藏者那里，这表现为个人的狂热的事情，在资本家的那里却表现为社会机制的作用，而资本家不过是这个社会机制中的一个主动轮罢了”。[8]

　　 资本主义的本质是“以资为本”，那么，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就必然围绕“以资为本”进行建构。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社会核心价值观是为资本增殖服务的。资本主义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具体内涵，其实就是“以资为本”的价值本质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的具体展开。

　　 第一，“以资为本”在经济层面上表现就是“资本增殖最大化”，这是资本主义社会最基础的核心价值观。从理论上说，“资本增殖最大化”的要求是：纯粹的私有制、纯粹的市场经济，资本家与工人阶级之间绝对的贫富分化。但是在实践上，纯粹的私有制和纯粹的市场经济都是不可能存在的。“资本增殖最大化”理论要求和实践约束之间的差异性，为资本主义社会核心价值观本质和表象的分离创造了空间。

　　 “资本增殖最大化”衍生价值之一：私有化，即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资本增殖最大化”要求资本主义所有制为私有制。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是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以资本剥削雇佣劳动力为特征的一种社会经济制度。资本主义的支持者也强调，在生产工具不受政府控制的情况下，即在私有制条件下，将能最大化经济的生产力，实现资本增殖的最大化。因此，资本主义国家都以法规制度来确立和保护私人财产，尤其是对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权。

　　 “资本增殖最大化”衍生价值之二：“自由”，即自由主义之自由。为了实现资本增殖最大化，资本需要统一的自由的市场，贸易自由，生产自由，以及以最低价格购买劳动力的自由等等。这种自由，一方面使得资本主义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推动生产力发展，另一方面则是社会财富愈来愈集中到少数资本家手中，造成人与人之间日益尖锐的不平等。当自由成为通往不平等的道路、成为人的异化肇始的时候，这种自由就必然是异化的自由。

　　 第二，“以资为本”在政治层面上的表现是：资产阶级占统治地位。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一个“以资为本”的社会里，维护资产阶级统治地位就成为理所当然的逻辑结论。而在实践中，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维护？在工人阶级日益觉醒的历史条件下，资产阶级采用代议制、选举制等一系列措施，推进政治民主化进程。应该指出，资本主义在政治制度上的民主化，是历史上的巨大进步，不仅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资本主义政治民主化的历史实践也为社会主义政治民主化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历史经验。

　　 第三，“以资为本”在文化层面的表现是：拜金主义。在资产阶级革命初期，为了占领道义的制高点，资产阶级文化披上了理性主义的外衣，并创造出丰富的文化产品；而当资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之后，以非理性主义为标志的物质化堕落，意味着资本主义社会理想的没落，拜金主义已经赤裸裸地展现出来；随着资本主义逻辑在全球取得霸权，资本主义国内阶级矛盾向第三世界国家转嫁，拜金主义更是堕落成“寡廉鲜耻”的“消费主义”。在消费主义时代，“资本主义只考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才不管它是无聊还是有害；资本主义无视‘无支付能力的需求’——即使它是必需的”。[9]这种堕落，一方面标志着资本主义文化已发展到“由盈转亏”的界点，另一方面，也为社会主义文化的崛起吹响了号角。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以人为本”，这里的人是指广大的人民群众，也就是说，社会主义是为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服务而进行制度设计的。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10]

　　 “以人为本”是社会主义的本质，也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原生点，那么，在此原生点上可以生发成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呢？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中的“硬问题”。从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上看，我们对这一重点和难点问题的认识，是逐渐深化的。这一深化过程，可以简要地概括为从片面地追求计划经济——到片面地追求公有制——再到追求公有制为主体、共同富裕双价值目标——再到科学发展观中“以人为本”社会主义价值本质的提出，历经近百年的历史。科学发展观的出发点是经济问题，但是在经济发展的价值导向上，社会主义“以人为本”的价值本质被发掘出来。社会主义价值本质不是在文化领域，而是在经济建设领域被发掘出来，再次向人们证明：真理来自于实践。

　　 人的解放是马克思主义的主题，是贯穿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中的主线。人要如何才能实现解放？从价值观建设的角度看，人的解放必须首先确立“以人为本”的价值导向。确立“以人为本”的价值导向之后，如何通过“以人为本”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呢？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解放首先是经济的解放，在经济解放的基础上实现社会的解放。在经济解放和社会解放的基础上，才可能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是人的解放的途径和步骤。那么，如何实现人的经济解放？经济解放就是克服“异化劳动”，而克服“异化劳动”就必须首先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产生社会主义第一个核心价值观——平等，所有制意义上的平等。按照这一价值要求，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也就是说，要对所有权和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实行强制性干涉，实行生产资料社会占有制——即公有制，消灭不平等得以产生的所有制基础。

　　 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在公有制的条件下，无产阶级要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并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推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实现人的社会解放，为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创造条件。由此可以看出，发展是整个社会主义时期的主题。发展在社会主义阶段主题地位的确立，决定了“共享与和谐”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首先说共享的问题。既然发展是社会主义的主题，那么，发展必然牵涉到发展的成果问题。在“以人为本”的价值本质规定下，在平等价值观的制约下，发展的成果只有做到“共享”才能符合“以人为本”的本质规定。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确立了包括“共享”在内的五大发展理念作为实现“十三五”目标的思想指引，目的在于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另一方面，发展还必须解决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和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问题。在如何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和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问题上，产生了社会主义的另一个核心价值观——和谐。由此，我们推论出社会主义阶段的核心价值观为“平等、共享、和谐”，贯穿于这三大价值观之中的是“以人为本”的价值本质，其最终价值目标指向是“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从中也可以看出，社会主义是在“以人为本”价值本质的指引下，通过平等、共享、和谐的价值观追求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即人的解放的过程。

　　 需要强调的是，“平等共享和谐”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在核心价值观之外，还有一个庞大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系统。比如，人们会说，为什么没有自由？其实，自由是平等的前提，没有自由就谈不上平等，而平等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也有人会问，为什么没有公正？其实，平等+共享≥公正；也有人说，为什么没有民主，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其实政治领域的平等共享就是公正，就是民主。凡此种种，我们都可以从“以人为本”的价值本质和“平等共享和谐”的核心价值观中推演出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必然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当前，理论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究竟包含哪些内容还没有定论。大多数的研究者是用概括和凝练的办法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虽然取得了不少的研究成果，“但这种‘公选’式的提炼，言之者越是字斟句酌，真诚而自信，就越是表现出人们在核心价值的理解上存在着标准多元、层次不一、取舍失度，从而更加陷入莫衷一是、难以决断的尴尬局面”。[11]

　　 我们认为：在“以人为本”价值本质的规定下，平等共享和谐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相结合，具体化为“共同富裕”的价值观；平等共享和谐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相结合，具体化为“人民民主”；平等共享和谐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相结合，具体化为“繁荣和谐”。而从人的解放的角度看，共同富裕、人民民主、繁荣和谐都是属于人的社会解放的内容，是为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创造条件和奠定基础的。因此，共同富裕、人民民主、繁荣和谐三大价值观的最终价值指向是“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推演到这里，我们就不可避免地面对如下问题：我们依靠理论演绎出的“平等、共享、和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及“共同富裕、人民民主、繁荣和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我们党的十八大报告中阐述的“三倡导一培育”，即“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我们认为，这两种表述之间具有本质上的一致性。这种本质上的一致性首先突出表现在都体现了社会主义“以人为本”的价值本质。也就是说，这两种表述都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本质，即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是“以人为本”的，是服从和服务于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需要出发的，从而区别于封建社会的“以君为本”和资本主义社会的“以资为本”。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我们不同意把“以人为本”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以人为本”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本质。本质决定内涵，但本质不是内涵。这是无须多做解释的。

　　 其次，这两种表述之间的一致性还表现在价值目标的最终指向上，都最终指向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人的解放的马克思主义的主题，是贯穿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的主线。从一定意义上说，科学社会主义就是研究无产阶级解放运动发展规律的科学。人的解放是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前提，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人的解放的价值目标，因而也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最终价值目标。

　　 尽管如此，两种表述之间还是存在着明显的差别。这种差别，是由于两种不同的分析方法引起的。我们采用的是演绎推理法，而“三倡导”提法是采取归纳概括法。这两种方法之间，严格地说，各有优劣。演绎法富于逻辑而薄于实证，归纳法来源于实践却容易导致莫衷一是。正是从总结历史经验的角度，从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角度，从边干边学、在干中学的角度，我们党提出“三倡导一培育”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方针。在这里，我们同样要强调的是，我们不同意把“三倡导”的内容直接等同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涵”的做法。不管这种做法的出发点是多么的美好，都不能改变中央通过“倡导”而达到“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战略部署。把“倡导”的内容简单地等同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的做法，是一种推卸“培育”责任的做法。是政治上的不清醒和实践上的不作为。

　　 另一个不同在于，十八大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部署是从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进行的，这种部署的好处在于可以充分调动各方面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积极性、主动性和能动性，侧重于实践动员；而我们的论述，是从经济、政治、文化等层面进行的，侧重于人的需要的层级结构、发展趋势和未来指向。

　　 接下来，我们来讨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问题。说到构建，就意味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理论和实践之间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差距。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社会进入到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期。转型期社会，由于社会结构变化和利益关系的调整，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巨大变化，加之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和西方价值观念借助互联网进行的持续、强力、全方位的渗透，使得当代转型期中国社会的价值观呈现出多元化图景。

　　 当前中国社会转型期的价值观冲突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其一，来自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国传统封建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冲突，具体到本质上，就是“以人为本”与“以君为本”价值观的冲突；其二，来自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冲突，具体到本质上就是“以人为本”与“以资为本”的冲突；其三，来自于资本主义社会核心价值观与封建主义核心价值观之间的冲突，即“以资为本”价值观与“以君为本”价值观的冲突。在这三类冲突中，“以人为本”与“以资为本”的冲突是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由于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以及中国封建文化达到了封建文化的顶峰，“以人为本”与“以君为本”价值观的冲突，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面临的棘手问题。

　　 在这一情势下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我们必须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的价值本质，以“以人为本”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原生点，把“以人为本”贯穿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全过程，贯穿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全过程。

　　 第一，在经济建设领域，贯彻“以人为本”和“平等共享和谐”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我们必须正确处理好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关系，努力实现共同富裕。邓小平强调指出：“我们始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一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一是共同富裕”，“我们允许一些地区，一些人先富起来，是为了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如果发生了两极分化，那我们就是走到邪路上去了。同样，如果回复到贫穷的公平上去，那我们就是走到过去的老路上去了。我们要走共同富裕的新路，就要解决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应该说我们在处理效率问题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但由于在实际经济社会生活中，没有根本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经济的科学发展问题有待解决。同时，由于过分强调经济的增长，没有很好地兼顾公平，使得社会各个领域的不公平现象增多，并且制约了经济发展和效率的进一步提高。可以说，“一方面，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生活中既存在效率问题，也存在公平问题，效率问题与公平问题并存，但公平问题更突出”。[12]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对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作出战略部署，这些战略部署从一定意义上讲，着力点就是为了解决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问题，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第二，在政治建设领域，贯彻“以人为本”和“平等共享和谐”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我们必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创新“人民民主”实现的路径和实现形式，把“人民民主”真正落到实处。在人民民主的“内容和形式”的关系问题上，我们要强调“两点论”，不能只强调“人民民主”在本质和内容上的优越性，而且要强调“人民民主”实现形式的重要性。同时，我们还要坚持“重点论”。在民主的内容和形式的关系上，民主的内容是重点，决定着民主形式的发展方向。也就是说，不管采取什么样的民主形式，最终都是要为实现人民民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服务的。脱离了人民民主的价值取向，片面追求民主实现形式的改革就不再是改革，而是“改向”。但是，在人民民主的内容和实现形式的关系问题上，“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强调民主的本质或性质，有意无意地忽视民主的实现形式；我们在批判资本主义民主由于经济社会的不平等而成为徒具形式的‘抽象’民主的同时，理论上又走上了另一种‘抽象’，即离开民主形式而空谈民主本质的‘抽象’”。[13]当前，无论是在思想认识上还是在现实实践中，都迫切要求加强对民主实现形式的研究与关注，这是当前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在科学发展的意义上，当前中国的政治发展，重在寻求民主实现形式的最优次序，对各种民主实现形式的建设必须有战略、有重点地进行。”[14]

　　 党的十八大，对新的历史条件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科学发展作出了全面的部署，具体包括：支持和保证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完善基层民主制度，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等等，着力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实现形式。之后，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也对进一步巩固人民民主、完善人民民主的实现形式作出明确规定，努力实现人民民主内容和形式的统一，确保人民当家作主落到实处，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道路。

　　 第三，在文化建设领域，贯彻“以人为本”和“平等共享和谐”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在充分认识社会主义文化先进性的基础上，努力建设社会主义平等文化。与以往所有社会不同的是，由于从根本上解决了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经济基础，因此，社会主义文化在本质上是一种平等文化。中国封建领主社会是以血缘为等级的社会，中国封建地主社会是以官僚为等级的社会，而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划分等级的标准又转变成以资本为等级。以血缘为等级也好，以官僚为等级也好，以资本为等级也好，都是一种等级社会，在此等级社会基础之上产生的文化都是等级文化。社会主义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提出平等文化，并在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等各方面为平等文化的产生创造了制度前提。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才算认清了社会主义文化的本质，也才算真正做到了文化自觉。

　　 在文化自觉的基础上，树立文化自信，要求我们必须从历史的大尺度来思考文化的发展方向问题。从等级文化向平等文化的发展，是人类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平等文化具有等级文化不可比拟的历史优势，是对等级文化的扬弃。站在这样的历史高度认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我们才能充满文化自信的正能量。在文化自信的基础上，探索社会主义平等文化建设的思路，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包括文化复兴的必然要求。

　　 如何构建平等和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需要我们正确处理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与资本主义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15]考察社会主义文化与资本主义文化的关系可以看出，资本主义从诞生时的“自由竞争文化”到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帝国主义文化”、“殖民文化”再到后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消费主义文化”，剥去覆盖在其表层之上的抽象的“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等字眼，其实质都是两个字“拜金”。社会主义文化在本质上是“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目的在于为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创造条件，为人的解放创造条件。但是，仅仅有价值理性是不够的，还必须有实现价值理性的正确道路和途径，否则，社会主义文化就只能在理论上、而不是实践上战胜资本主义文化，反过来，必然会大大削减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性的理论说服力和战斗力。考察社会主义文化与中国传统封建社会文化可以看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在本质上是社会主义文化，但是这种社会主义文化又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也就是说，是社会主义文化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文化。社会主义文化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要求我们要“不忘本来，着眼将来”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不忘本来”，意思是说“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化，都有其既有的传统、固有的根本。抛弃传统、丢弃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就会丧失文化的特质。对于当今中国来说，深厚的民族传统文化、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丰富的革命文化，就是我们文化安身立命的根基，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定海神针’，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千方百计地弘扬，使其惠及当代、恩泽后人。”“着眼将来”，就是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上，我们要以“五大发展理念”为指导，正确处理好继承与创新、借鉴与超越的关系。只有这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才能走出自己的独特的发展道路，从而把社会主义文化推进到一个新的境界。

　　 注释：

　　 ①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国家内部的一切斗争——民主政体、贵族政体和君主政体相互之间的斗争，争取选举权的斗争等等，不过是一些虚幻的形式，在这些形式下进行着各个不同阶级间的真正的斗争(德国的理论家们对此一窍不通，尽管在《德法年鉴》和《神圣家族》中已经十分明确地向他们指出过这一点)从这里还可以看出，每一个力图取得统治的阶级，即使它的统治要求消灭整个旧的社会形式(Gesellschaftsform)和一切统治，就像无产阶级那样，都必须首先夺取政权，以便把自己的利益又说成是普遍的利益，而这是它在初期不得不如此做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版，第164页)

　　 ②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当人们好像刚好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并创造前所未闻的事物时，恰好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为自己效劳，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的一幕……但是，新的社会形态一形成，远古的巨人连同一切复活的罗马古董——所有这些布鲁土斯、格拉古们、普卜利科拉们、护民官们、元老们以及凯撒本人就都消失不见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版，第669-670页)

作者介绍：张学森，中共中央党校科研部副巡视员，中特中心研究室主任。北京 100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