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中国土地制度变迁_私有产权的演进历程

当 代 论 坛

ＣＯＮＴＥＭ ＰＯＲＡＲＹ ＥＣＯＮＯＭ ＩＣＳ

传统中国土地制度变迁：私有产权的演进历程

○张海丰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3

广西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广西 桂林 541004）

传统中国的土地制度从共有、国有和大土地所有并存到私

步”的描述。

井田制是三三制加上四四制的规划原则。彻法因为不受

有制的产生、扩散并巩固。而单纯从土地制度系统来看，中央政

府、大地所有者和普通农户三者之间的进化博弈是传统中国土 “井”字形的约束，以百亩为一单位，故采用自然的十进位制。 地制度变迁的推动力。如果视野放宽，那么自然环境、制度结构 《周礼·遂人》篇记载：十夫有沟，沟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

和人的认知水平之间的共生演化才是传统中国土地变迁的源

涂。千夫有浍，浍上有道。万夫有川，川上有路，以达于畿。”这 横宽百步乘东西纵长一步为一亩。如果东西纵量一百步，就是

动力。本文运用演化经济学、进化博弈论和制度变迁理论，对传 种土地规划就是所谓的阡陌制度。其典型的规划方法是以南北 统中国长达 ３０００年的土地制度进行了初步梳理，研究的焦点

集中于土地私有产权演进和确立及其动力机制。

一、先秦时期的土地公有制——井田制

一陌，也就是一百亩地。如果南北再横量一千步，便是陌的十

倍，即得千亩，称为阡。所以阡陌制的土地规划是助法演变为彻 法之后的产物。至于助法是在何时演变为彻法，则很难考证了。 连孟子也不敢肯定，他在回顾上古土地制度时，先是说商助周

中国古代实行过井田式的土地公有制，先秦古代文献中多

有记载，春秋以前的文献《周礼》有此记载，战国时期的作品如

《孟子》、司马法》等都有有关井田制的记载。《周易·井卦》上记 载“改邑不改井”，有人解释为水井的井，其实应该是井田的意

彻，但后来又发现“虽周亦助”也。大概说来，西周初年还是实行 了助法的井田制。有学者认为大约到了周宣王才首创彻法，因

思，即《周礼·小司徒》所说的“四井为邑”的井。从字源字义方面 来看，也是如此，甲骨文中有些田字写成“井”字形，表明殷商时

为有“宣王即位，不藉千亩”的说法。

助法一旦改为彻法，土地制度演变过程就加速了。其一，没 有了八家公耕的公田作为公有土地的象征，实现了土地所有权

期的确有这种制度。

战国时期思想家孟子对土地制度颇有研究，在《孟子·腾文

的单一化，使之更加清楚明晰。其二，在彻法下以家为授田单

公》中有关井田的记载有如下几处：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

位，也没有易居换田的必要，每人可能终身只授一次田，长期在

自赋。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亩，余夫二十五亩。死徒无出 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

这块土地上耕作。这样其实就很接近私有财产制度了。彻法的 不断改进为以后赋税制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孟子试图恢复古制，设计了一套混合土地制度：助法行于 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

野，彻法行于国中，一并恢复。可惜大势所趋，这种古制最终逃 夏

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借什一也。 不掉退出历史舞台的命运。秦商鞅变法，改革土地制度，使土地

彻者，彻也；助者，藉也。诗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为私有得以合法化，从此土地可以公开买卖，土地私有制逐步建立。 有 二、秦汉时期土地私有制的确立 公田由此观之虽周亦助也。这表明，孟子希望糅合助法、彻法，

再加上圭田的规定，及对余夫的处理，形成一个新的土地公有

笔者在上文已经提到过，在战国时期由于彻法制度的演

授田制度。虽然因为史料的原因，论述比较简单，但是这个时期 时间跨度较大，孟子在论述土地制度时特别强调了“演变”这个

进，很多公有地在授出之后实际上已经变成私有土地，只是法

律上没有规定而已。到了秦孝公，商鞅变法，废井田，开阡陌，私 有土地合法化，私人正式取得政府认可的土地所有权。从此以

观念。孟子提出曾发生演变的第一点就是公有土地授田额是随

后，土地私有制就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主要的土地所有权制度。

着农民耕作能力的提高而逐渐提高的。５０ 亩、７０ 亩、１００

虽然各个朝代也有各种形式的公有土地，但数量远远少于私有 亩就是

土地。在公元 ４８５－７８０年这近三百年的时间内，因为实行均这种演变的过程。 田

助法和彻法是上古井田制两种不同的公有土地授配方法。 法，使私有土地为主的制度发生了变化，私有土地范围大为缩 前者有公田，后者无公田。前者以八家农户为一单位，集体配授 小。到了唐朝中叶，这种制度逐渐废弃，全国范围内又恢复了以 土地，后者以每一农户为单元，个别配授土地。但很多史学家往 私有土地为主流的制度。

往不能把两种制度区分开来，经常将其描写成一种土地制度。

事实上，助法和彻法的土地规划方式也是不同的。根据《司马 法》，井田的划分是：六尺为步，步百为亩，亩百为夫，夫三为

土地私有产权，原则上应该包括自由使用权、自由买卖以

及遗赠的权利。不过有的朝代对于上述产权的行使曾多少设有 一些限制。土地买卖，自秦汉开始已经是公开而合法的，但是还

屋，屋三为井”；《周礼·小司徒》中记载：九夫为井，四井为邑，

《韩诗外传》中也有：方里为井，广三百步，长三百 四邑为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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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学者不承认这个时期有土地私有制。两汉的史料中提及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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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田法并不要求土地国有化，而是将土地平均分配给农民耕

地买卖的事情很多，例如：史记》卷五三，萧相国世家》：相国 种。上面引用的这段文字并没有提到土地的还授，其他晋代的 强贱买民田宅”。《汉书》卷五八，卜式传》：式入山牧十一年， 史料也未言及土地还授的事。因此，可以认定占田法基本上是

羊致千余头，买田宅”。《后汉书》卷一四，马防传》：皆买京师 肯定土地私有制的，不过在私有制下政府要平均地权，也就是

膏腴美天”；卷一八，《吴汉传》：妻子在后买田业”；卷五二，《崔 采取限田的办法。在占田法中还规定了“边郡”、远地”、极远

骃传》：剽卖田宅，起冢茔立碑颂”。

土地所有者将田产遗赠，也是从秦汉开始就有记载，《史

地”的不同待遇，从这里可以看出，占田法是要在全国推行，并

不是一种地区性的局部土地制度。事实上，占田法是为实施课

记·白起王翦列传》曾记载王翦向秦始皇要求：请田宅为子孙

田法而制订的一种辅助性法规，其目的在于方便政府推行新的

业”；汉书·卜式传》也有记载：以田畜为事，有少弟壮，式脱身 赋税制度。占田法和课田法最终都没有得以很好的实施，到了 出，独取畜羊百余，田宅财物尽予弟”，这就是自由转移产权的 东晋初期基本已经废弃。

例子。以后各个朝代留传下来的私家析产书阉书等文件颇多，

北魏时期实行的均田制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土地制

充分证明了田产遗赠权的存在。

度类型，是晋以后最重要的土地制度变革，也可以说是自秦废

土地买卖或转移时，双方立有契约，以证明产权的转让与 井田以后两千年内最重要的一次土地制度变革”。北魏至孝文 归属，这也是自汉代以来的惯例。目前发现的汉代地券有以下

帝时已统一中国北方大部分地区，为了解决土地利用和分配的

数项：建元元年（前 １４０ 年），武阳王兴圭买田铅券。建元三年 不合理问题，大臣李安世上疏孝文帝，提议，清查户口，将境内 （前 １３８年），宏光等人买地砖券。地节二年（前 ６８ 年），巴州土地收归国有，按劳动力多寡分配给农民。于是孝文帝在太和 杨

九年（公元 ４８５ 年）下诏实行“均田法”。现摘录如下：诸男夫十

姓买山刻石。光和七年（１８４ 年），樊利家买地铅券。中平五年

五以上受露田四十亩，妇人二十亩，奴婢依良；丁牛一头受田三

（１８８ 年），房桃枝买地铅券。建安三年（１９８ 年），崔坊买地

十亩，限四牛。所受之田率倍之，三易之田再倍之……诸宰民之 铅券。

这些契券表示汉朝的法律和习惯已经十分重视私有土地

官，各随地给公田，刺史十五顷，太守十顷，治中别驾各八顷，县 令郡丞六顷，更代相付，卖者坐如律。

这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一篇详尽的土地制度立法，从摘录

产权。当土地转让时双方都要订立契约，标明土地的方位和价

格。这说明汉朝时期土地买卖已经相当普遍，各项有关私有土

地产权的制度已经比较完善。秦汉时期，土地制度在不断演进

的内容里我们可以得出几点结论。其一，均田法的首要目的是

过程中最终确立了土地私有产权制度，这一土地所有权制度一

使耕地得到合理的配置，不至于留下大片荒田，也不能让土地

直影响中国土地制度近两千年。

三、汉至明清的土地制度变迁

过分的集中。其二，均田制的基础是土地国有化。北魏政府把因 长期战乱而遗留下来的无主荒地，产权不确定的土地，以及有

从西汉初年至清朝末期，时间跨度长达两千年。在如此漫

主的私有土地一概收归国有。不过均田法也没有完全放弃土地

私有制，还是制订了类似限田制的相关法令，人们可以通过土 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出现了限田制、屯田制、占田制、均田制

等多种土地制度，这些土地制度安排并没有脱离土地私有制度 地买卖来维持法令所限定的私有土地数量。均田法的基本原则

的大框架（除了前篇提到的在公元 ４８５－７８０ 年间实施均田是地尽其用，因此男女的授田额是不同的。 法的 在均田法实施的三百年中，其弊端日益暴露，它本身也在 时期）。换句话说，中国的土地制度安排是在土地私有产权制度 不断变质，最终瓦解。导致均田制崩溃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 的框架内变迁，因此笔者认为，中国的土地制度结构是相对稳 国内的耕地面积赶不上人口的增长。从唐朝初年，唐高宗永徽 定的。 三年（公元 ６５２ 年）到天宝十三年（公元 ７５４ 年）的一百多年

西汉是中国土地私有制度建立的初期，因此对土地私有制 间，

的评价相对保守，对地权分配不均的事较为敏感。后来汉哀帝

全国户数从 ３８０ 万户增加到 ９００ 多万户。尽管统计数据不够精

实施限田政策，不过限田政策限定得过高，因此没什么实际意 确，但是人口增加的趋势是不可否认的。到了唐朝中叶中央政

义。在王莽政权时期曾一度恢复土地国有制，然后平均分配给 府和各地节度使都极力扩张屯田和营田，同时还设立了很多属

农民，但是当时政府手中的国有土地有限，而强令将土地收归 于中央政府或皇室的官庄。官庄与中央政府经营的民屯及营田 国有，当然会引起强烈的反抗，结果就造成了“农商是也，食货 性质接近，但也有许多区别。官庄召民耕种没有强制性；官庄生

俱废，民人至涕泣于市道”。最后王莽也不得不承认失败，重新 产多样化，除生产粮食谷物，还有其他物品；而且官庄是纯经济 肯定土地私有权，之后虽然没有人再试图实施土地国有的激烈 性的。官田的经济效果因管理好坏而不同。五代时期的周太祖

做法，但是限田的建议还是不断有人提出。

西晋司马炎平定东吴后，订立占田法。有关占田制的史料

就很了解国家直接经营农业生产的弊病：帝在民间，素知营田

之弊，至是以天下系官庄田仅万计，悉以分配见佃户充永业，是

记载不够详尽，因此学术界对历史上的这一土地制度争论极

岁出户三万余。百姓既得为己业，比户欣然，于是葺屋植树，敢

大。有关占田制的记载，主要见于《晋书·食货志》的一段简短描 致功力。从中可以看出，将官田分配给农民之后生产效率大大 述：又制户调之式，丁男之户岁输绢三匹，锦三斤，女及次丁男 提高了，这也充分证明了私有土地制度对农业耕作者具有很强

为户者半输。其诸边郡，或三分之二。远者三分之一。夷人输賨 的激励作用，换句话说，私有土地产权制度安排是有效率的。

北宋建国后为了抵御北方的契丹，设立屯田制，专门由屯 布户一匹……第九品十顷。

西晋的占田法与三国的屯田制及后来北朝的均田法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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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史掌管（赵冈、陈钟毅，１９８１），且宋朝时期一直采取“不产及投献行为的产生；其三，世仆或庄仆制的出现；其四，业主 抑兼

并”方针，因此土地越来越集中，大土地所有制空前发达，当时

占全国百分之六、七的地主，拥有全国百分之七八十的土地。

（乌廷玉，１９９２）。

屯田即是官田，因此赵冈认为宋朝时候的官田比重是上升

的，也即国有土地的比重增加了。但是岳琛（１９９０）认为，宋朝推

行的“不立田制”、不抑兼并”政策使得大土地私有制得到迅猛

发展。显然，二者的观点是相悖的，而乌廷玉（１９９２）的研究似乎

可以解释这个疑惑。乌廷玉在其著作《中国租佃关系通史》中引 用了下面两段文字：《欧阳文忠集》卷五十九《原弊》记载：今大

率一户之田及百顷者，养客数十家，其间用主牛而出己力者，用

己牛而事主田以分利者，不过十余户，其余皆出产租而侨居者，

曰浮客。”宋会要辑稿》中《食货》二《营田杂录》绍兴三年条记

载：太尉武成感德军节度使充江南东西路宣抚使韩世忠言：今

相度欲先将建康府管下根括到近城荒田，除户绝田一面措置耕

种外，其有主而无力开垦者，散出文榜，限六十日许人户自陈顷

田，着实四至。如情愿将地段权与官中合种，所用人户牛具种

粮，并从官给……庶几不致荒闲田亩，军民两有所济。”

上面两段文字，第一段是描述大土地所有制的，而第二段

显然是描写政府进行屯田，把土地收归国有的。很明显，岳琛将 土地集中与土地私有制搞混淆了。笔者还是比较认同赵冈的观 点，在宋朝土地国有得到了加强，特别是南宋时期，官田面积空 前扩张。

明代在前朝的基础上官田面积又有所扩大。据《明史·食货 志》载，弘治十五年时，官田占全国土田 １／７，这个数远远超过宋

朝时的官田比例。按这一年全国所有土田数 ４２２万顷计算，官

田共有 ６０万顷，这个数已经比明初时大为减少。洪武年间仅军

屯的总面积就有 ８９３０００余顷。到了明朝中后期，这种官田减少

的趋势更为明显。明朝万历六年（公元 １５７８年）７．８４２ 亿亩耕地

中，民田为 ７．０１４ 亿亩，官田为 ０．８２８２ 亿亩，官田占全国耕地总

面积的 １１％。到了清代顺治十八年全国耕地面积为 ５．５亿亩，其

中民田为 ５．２４３ 亿亩，官田为 ０．２５７ 亿亩，官田约占全国耕地总

面积的 ４．６％。清朝中后期延续了这种国有土地比例减少的趋

势，因此土地私有制度是当时的主流。

四、明清永佃制的产生和发展

永佃制是中国土地制度演进过程中出现的非常重要的一

种产权制度安排（租佃制度）。永佃制中农民的永佃权通常称之 为“田面”或“田皮”，即农民所取得的土地的长期使用权。在这

样的产权制度安排下，地主相对于土地只有所有权，即“田底”

或“田骨”权，他们只是有权收地租，不准任意撤佃。

乌廷玉（１９９２）认为，永佃制萌芽于南宋，在元朝又进

一步

得到发展。到了明朝，很多地方都出现了永佃制。永佃制的产生 缘于佃农在耕种土地时投入的大量成本，取得永佃权时佃农应

得的报酬。另外，定额租的出现从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永佃制

的发展，到了清中叶，特别是江南地区，永佃制已相当发达。赵

冈（１９８１）总结了永佃制度产生的几个原因：其一，主客双方为

提高租佃制的稳定性而签订长期租佃契约；其二，明朝诡寄田

对本来贫瘠土地大力改造，形成沉没成本；其五，押租制的出现。

一旦永佃制成了惯例，地主就把土地的产权分割为两部

产权制度创新与城镇化内生机制研究”（13CJL001）和“广西文

科中心青年专项项目（QNYB13012）。）

分，然后将永佃权卖给佃户。因此，在永佃制下土地的所有权与 使用权是分离的，这种土地产权分割的现象是中国租佃制度的

特色之一。永佃制下由于土地合约的长期稳定性，可以提高佃

【参考文献】

农的生产积极性，促使其增加对土地的投入，改善生产条件，从 [2] 王式金、黄朴民、任力校，潘嘉玢译：司马法[M].军事科学出

而可以促进农业绩效的提高。在中国传统社会时期，永佃制是 版社，2005.

[1] 孟子：孟子·滕文公[M].中国言实出版社，2011.

比较先进的一种土地产权制度安排。在永佃制下佃农已经享有 一半的土地产权，实际上佃户已经是“半个自耕农”。永佃制还

[3] 吕友仁、李正辉注译：周礼·小司徒[M].中州古籍出版社，

限制了地主的权力，地主拥有的土地产权已不完整，他们对佃

2010.

[4] 韩嬰撰，许维遹校：韩诗外传[M].中华书局，1980. [5] 吕友仁、李正辉注译：周礼·遂人[M].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 [6] 赵冈、陈钟毅：中国土地制度史[M].新星出版社，2006. [7] 仁井田升：中国法制史研究（第二卷）[M].东京大学出版社，

农的控制力也相应的减弱了。永佃制的出现大大提高了农业的 生产效率，这一点是之前分益租制无法比拟的，实际上这对中

国当代农地制度创新具有借鉴意义。

五、结论

传统中国的土地制度从共有（公有、王有）、国有和大土地 [8] 房玄龄等撰，吴士鑑等注：晋书·食货志[M].中华书局，2008. 所有并存到私有制的产生、扩散并巩固，这一脉络是清晰的。单 [9] 魏收撰：魏书[M].中华书局，1974. 纯从土地制度系统来看，中央政府、大土地所有者和普通农户

1960.

三者之间的进化博弈是传统中国土地制度变迁的推动力。如果

[10] 李剑农：魏晋南北朝隋唐经济史稿[M].中华书局，1963. [11] 薛居正等撰：旧五代史·周太祖纪[M].中华书局，1976.

将视野放宽，那么自然环境（包括耕地面积）、制度结构和人的 [12] 乌廷玉：中国租佃关系通史[M].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

认知水平之间的共生演化才是传统中国土地制度变迁的源动 [13] 张廷玉等撰：明史·食货志[M].中华书局，1974.

力。本文只限于梳理传统中国土地制度变迁的过程，至于什么

原因导致土地制度变迁及如何演化等更为复杂的问题将另文

[14] 岳琛主编：中国土地制度史[M].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0.

（责任编辑：胡冬梅）

再述。

（注：基金项目：“广西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农村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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