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名将王育瑛
跟随贺龙,支持地下党 1920年7月22日,常澧镇守使王正雅(王育瑛二叔)在慈利猫儿峪被其副使卿衡部刺杀,正在南京的王育瑛闻讯后告假奔丧,在武汉,得知王正雅之子王育寅(春初),聚其父旧部,自称常澧靖国军司令,举兵报杀父之仇,委任贺龙、黄虎、周朝武(铁鞭)为团长,发动了对卿衡的进攻。卿衡由慈利败走,王育瑛由武汉回保定。 1921年,王育瑛在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川军贺龙部(贺在1921年-1924年间,历任湖南十三区剿匪第二支队长,与北洋军阀及四川军阀杨森作战,后率部由四川经贵州返回湖南,任讨袁联军第一师师长,驻防沅陵、常德、澧州。王育瑛在贺部由见习、参谋、连长、营长升为团长。驻防沅陵任营长时,枪杀了其时也在沅陵任某部参谋长的醴陵人李龙干(李是设计刺杀王正雅的主谋),报了杀叔父之仇。事后,贺龙令其自缚向其川军总司令熊克武谢罪,获得赦免。 1924年秋,贺龙部驻防常德,此时,澧州镇守使为唐荣阳。唐的部属在九澧一带横征暴敛,奸淫掳抢,作恶多端,百姓怨声载道。育瑛因之建议贺龙赶走唐荣阳,取而代之。并向贺龙献策说:唐荣阳的下属多系其叔父王正雅的旧部,他可前往策反,贺龙同意了他的意见。王育瑛立即带马弁数人赶到临澧朱家祠堂,派人送信至澧县、安乡,请田子云、易正洪两团长到临澧会晤。田、易到临澧后,王育瑛对他们说:“老统领(王正雅)的仇,也就是我们的国仇。贺龙替我们报仇,我们应该感谢他,拥护他。他为人豪爽,讲义气。而唐荣阳残暴荒淫,不得人心,跟他干没出路。我们应该跟着贺龙赶走唐荣阳。”田、易同意了王育瑛的意见,旋即返回部队。易正洪率部从安乡开到津市,进逼澧县,田子云的队伍在澧县城里配合行动,与此同时,贺龙的大部队也陆续进入澧县境。唐荣阳见大势已去,仅稍加抵御,就带领少数亲信,向石门洞子坪方向仓惶逃跑了。这一仗打得极漂亮,王育瑛深得贺龙赞扬。 1925年4月,贺龙通电归湘后,湖南省省长赵恒惕委任贺龙为澧州镇守使,王育瑛升为团长。7月,朱华生、王凤轩以及唐荣阳解散之游兵,盘跃居石门北乡,滋扰不堪。贺龙特委王育瑛为清乡司令,率领营长贺桂如等由澧州、石门、慈利分三路进兵剿击,平定了匪患。同年10月,赵恒惕怀疑生鬼,密谋消灭贺龙。派贺耀祖、叶开鑫、刘浔、李觉等兵分四路围攻澧州。省政府秘书长刘某与贺龙交往甚厚,暗地包乘小汽艇赶到澧州给贺龙报信,贺龙遂从容离开澧州,率部经湘西退守贵州铜仁。1926年4月,贺龙率部由铜仁进驻沅陵,团长易正洪为赵恒惕部贺耀祖收买,背叛贺龙。王育瑛以平日与易的交往,惧怕贺龙疑他也有异心,于是只身离队逃往常德,正好何键驻常德,何与王育瑛都是保定军校出身,有同学之谊,于是,何委托王育瑛为慈(利)、(大)庸、桑(植)清乡司令,在溪口驻扎了一段时间,其时育瑛只有一个连的兵力,几乎是个空架子,遂于1927年初,离职前往津市。溪口人朱沛然,与驻军军长李鑫曾在贵州同进任过团、旅长,朱以旧识李鑫,由李委以第五师师长,部队由朱乘虚而入地组建,但朱在湖南无人事关系,缺乏号召力,于是与王育瑛商议,由王怀初任副师长,王育瑛任旅长,兵力仅易华卿一个团,人枪600百。同年秋,朱率部驻防大庸。1928年春,朱随李鑫部去贵州。育瑛无所依,乃率所部赴长沙,拟投靠湖南省鲁涤平。刚至长沙,所部为鲁涤平缴械遣散,王育瑛被任命为中央军校第三分校(在长沙)上校战术教官。 1929年春,王育瑛被何键、刘建绪延揽为27军上校作战科长。王育瑛深受何、刘赏训,旋即任团长。1931年夏,晋升为62师186旅旅长,奉命驻扎在平江一带,参加“剿共”。据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2月2日湖南《大公报》载:“六十二师陶广部王育瑛旅长在平江三眼桥剿赤匪,袁亚初团长转报二营营长覃子斌于21日在徐家洞遇匪五六十人。……”1935年底,王育瑛调任湖南省第二区行政专员公署专员兼保安司令,驻澧县,后移驻常德。在澧县时,奉命与贺龙、肖克领导的红二、六军团作战,追击工农红军。王育瑛念其与贺龙旧情,仅作个样子而已。移驻常德后,王育瑛某次因公去长沙,在王厚基(慈利人,早年参加革命,后因病脱党掉队,时任岳云中学教员)家遇见张沈传(张是慈利阳和乡人,他们都是渔浦高小同学,小同乡、世交,张长期在上海做党的地下无线电通讯工作,1930年被捕,1936年出狱后,因肺病严重未去延安,回湘疗养,住王厚基家)。王育瑛和王厚基两人商量,要张沈川去常德疗养,遂任张沈川为专署视察员。为了避人耳目,张更名“沈传”为“沈川”。 奋战第一线,令日寇闻风丧胆 日军侵占我东北三省后,不断进攻华北,激起全国人民的抗日怒潮,大战如箭在弦。可国民党蒋介石政府,坚持先安内后攘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并将日寇蚕食华北,人民奋起抵抗的消息严密封锁,报纸上不予刊载。张沈川建议订购一些外文报刊,王育瑛同意由张沈川从上海订购了日文报纸和《中央公论》,英文报纸《密勒氏评论》。从这些报刊中,张沈川零星地从侧面看到日寇践踏中国领土、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抵抗日寇的动态,转告王育瑛,王育瑛认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每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都应该投身抗日洪流,共赴国难。一次,在全区乡,保长训练班结业会上,王育瑛着重宣讲国难当头,在家必须团结抗日的道理,要求他们廉洁奉公,勤政爱民,准备抗战。 1937年春,专署迁慈利,王育瑛兼慈利县长。为了抗战,慈石两县商定抢修慈石公路。由张沈川任长足委员会主任,筑路系征用民工,每工3天,伙食、工具自备,边远地区的农民不便出工者,交付代工金法币6元。征收员到溪口区朱某家征收代工金6元后,又串通保长,勒索草鞋费等6元。朱无钱交,被捆绑到区。筑委会得悉后,命区公所将征收员及保长押送到县,并请被害人朱某到庭作证。王育瑛派军法官审讯证实,杖笞征收员数10大板,判徒刑3个月,人心大快。 1937年底,王育瑛调升湖南保安第二师师长,1938年初,改编为87军第198师,续仍任师长(范致博副之),3月,198师奉命开赴湖北黄安,掩护武汉撤退时,王育瑛曾至汉口会见周恩来一次,共商抗日大计。当防守田家镇、麻城一线时,与日寇激战数旬,由于日军势力过强,伤亡过半,奉命撤退到长沙市休整,嗣以开回澧县、大庸一带补充整理。次年春,移防石门佘市桥一带,此时,王育瑛得悉张沈川尚在慈利,邀请张到该师师部,以秘书名义协助工作。王育瑛注重饬军纪风,有一次,查明通讯连毛排长携带公款到津市买金器,立即派人将其捕回队,报军部批准枪决,并借此向全体官兵训话,要大家引以为戒,严守军纪,刻苦训练,随时准备重上抗日前线,歼灭日寇,保卫祖国。 这时,恢复师政治部,招考政工人员,王育瑛同意张沈川通知慈石部分青年报考,经常演出一些以宣传抗日、爱国爱民为题材的短剧,深受军民欢迎,又创办了无线电训练班,张仍通知慈石部分青年报考,录取30余名,1939年7月结业,分配到该师部工作。 不久,十八集团军长沙办事处(主任徐特立)将毛泽东新著《论持久战》寄给张沈川。张初读后给王育瑛阅看,使他受益非浅。 1938年12月,大庸民间散匪群聚为匪,杀人劫财,时有发生,邻近各县也深受其害。198师奉命驻大庸清剿土匪,该师在永顺专区和县政府协助下,9个月里缴获匪枪3000多支,迫击炮数门(包括龙山龙云飞部一部分)。大庸县长程为箴(江苏沛县人,北京师范大学毕业),接受张沈川建议,每月在乡村工作30天,发现问题,解决问题,配合剿匪部队,先后捕杀大小匪首20余名,百姓安居乐业,生产、社会秩序恢复正常。 在大庸时,王育瑛之妻向师部军需主任汤盘铭借支2000余元,在慈利团岩溪购置田产,他得知此情之后大怒,要将汤关禁闭,汤请人求情得免。堂兄育寅知使该部缴获了不少土匪的枪支,向王索20支枪,王育瑛断然拒绝。 张沈川在大庸发现有特务盯梢。师政治部主任杨业恒(复兴社头目)当面威胁张。9月初的一天,又暗地对张说:“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南省政府主席薛岳密令查缉你”张沈川逃到常德。几天后,王育瑛奉调重庆中央训练团受训,车过常德,约张同行。取道贵州到达重庆,使张顺利到达红岩嘴八路军办事处报到。 1939年2月,198师改归54军建制,移驻常德。日本侵略军占据广州后,继续北进,清远、英德、佛冈相继失守,韶关告急。54军奉命增援,电令198师限于3月3日前集中株洲待命,电令迟至3月4日凌晨送到。王育瑛即于当天率先头部队由常德出发,取捷径直趋株洲,两昼夜急行300余里,于3月6日凌晨抵株,即电报军部。旋即上火车直赴韶关,后续部队亦次第全部到达。3月中旬,向敌反攻,战斗激烈,敌伤亡甚大,遂向南撤退。198师奋勇将英德、清远两县克复,日军被迫退守三水、江门、从化之线。4月中旬,198师进驻肇庆,与敌成对峙之局。同年,王育瑛率军进入高明鹤山、三水一带,当地有海盗48股,匪徒达8000余众,他们威于王育瑛的英勇行为和爱国气慨,甘愿受编,组织抗日队伍,奋勇抗日。 6月下旬,54军驰赴滇桂边区,198师进驻天保、靖西地区,临时向地方借粮。同年秋,198师为准备远征,锐意整训。1940年5月,王育瑛率部经广西进驻滇越边境。早在清朝末年,王育瑛的二叔王正雅曾率领清军驻防这一地区。在驻防期间,将该部报废的被单、棉军服,全部发给边区穷苦的少数民族,边民感恩戴德,老年人探悉王育瑛是正雅的侄子,更表达了对其叔的缅怀之情。1941年春,王育瑛被调升为54军副军长、代理军长,率领54军抗击由越南进犯的日军,由于他英勇杀敌,苦战3月,日寇未能得逞,全线后撤。同年夏,王第二次奉调到重庆,任中央训练团大团长时,张沈川在重庆以私立实业公司副经理身份为掩护从事地下工作,王育瑛多次向张透露有关国民党重要人事更动情况等重大消息。 这年夏,王育瑛、肖忠贞(石门县人,曾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候补委员)和张沈川商议,集资在石门县创办九澧中学,创建时要有一笔银行存款20万元的建校基金,国民党省政府才批准备案,接着由张沈川奔走,弄一张存款为20万元的支票,才把建校手续办好。 1942年初,王育瑛调任87军副军长,由于有军事才华,锋芒毕露,颇为同僚所妒,特别是王育瑛在贺龙部任职多年,贺龙和他二叔王正雅、堂兄王育寅先后有隶属关系。又与张沈川私交较深,更加引起国民党军事当局的猜忌,受到排斥,一直不被重用,87军两度易首,王育瑛始终担任副职,未予提升。王育瑛郁郁不得志,于1943年返回慈利原籍,主持九澧中学校务。因抗战胜负未定,他总是“人在曹营心在汉”,留下“何时大刀斩楼兰”之句。 可惜未审时度势,错过一步之路 1945年5月,87军裁撤后,王转任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第四方面军所属第四补训处副处长,负责训练新军,同年12月,王育瑛调任长沙的十七军官总队副队长,主持军官复员转业事宜。1946年夏,王东原调任湖南省主席,他俩原系保定军校舍八期同学,又都出身湘军,友谊弥笃。王东原任命王育瑛为省府委员兼军管区副司令(司令由王东原兼任)同年,国民党中央政府由重庆迁南京。张沈川赴南京八路军办事处(时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已迁南京梅园新村),旅次长沙,住王处。王育瑛告张:“昨日深夜全市突击检查户口(实系抓共产党),抓了100多人”。当晚,张向他讲了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迅速发展,各根据地不断扩大、巩固等情况。王育瑛慨然长叹说:“当了八个月省政府委员,才晓得国民党政界比军界更黑暗。民国大学校长鲁涤平不办教育,竞以教育经费大做谷米生意。国民党腐败无能,没有前途。”第二天王育瑛堂弟育晋(中央大学农科毕业生,已病故)约张到李和盛牛肉馆午餐,刚就座,走进四个军官,育晋小声告张:走在前面的一个姓吴,是军统局新派至湖南来的头子。当时国民党对湖南加强了特务控制,环境险恶,第三天,王育瑛为张沈川买了火车票,让他随即前往南京。 1947年王育瑛曾一度辞去军管区副司令之职,专任省府委员。1948年初,复兼任军管区副司令。未几,调任常澧警备司令。程潜任湖南省主席时,在常德设置第十七绥靖区,撤销常澧警备司令。王育瑛辞去省府委员,专任十七绥靖区副司令。 同年夏,王育瑛后妻胡艺纯(正兰)通过王厚基,到上海找到了张沈川,她说:“王消极苦闷,不肯当军长,不肯当建设厅长,不敢和你通信。”张说:“不必通信,形势现在可以看清楚了嘛。要他振奋精神,当军长,多搞些枪和兵,到一定的时候,会有人和他打招呼的。但有一条,不能杀共产党人,否则以后就不好讲话了。” 翌年春,程潜调王育瑛任邵阳警备司令。这时局部和平的呼声震撼三湘四水、湖南和平解放的形势昭然若揭,可惜王育瑛未能审时度势,悬崖勒马,对行将土崩瓦解的蒋政权还存有幻想。5月,他随白崇禧参与常德绥靖公署李默庵司令召开的军事会议。1949年8月,长沙和平解放。陈明仁接任湖南省人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妄图作最后挣扎,令黄杰在芷江另行组建湖南省政府。黄任命王育瑛为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长(未就职)。王育瑛去芷江途经沅陵时,芷江已成为孤岛,王育瑛同省政府部分人员乘最后一架飞机离芷,因广州不能降落而径飞台湾。不久,到达香港,寄住在九龙李宗理办的生生农场(养鸡场),1950年4月,转到台湾,定居台北市木栅镇,其身份是慈利县的“国大代表”。1971年,病故于台北市。在弥留之际,对人说:“我一生就走错一步路……” (资料来源:慈利县档案史料湘军史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