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社会思潮
当代中国六大社会思潮:历史演变与未来展望
[文章提要]改革以来中国民间形成了六种具有代表性的并具有较大影响力的社会思潮。按照它们在社会上形成并产生影响的时间顺序,这六种思潮分别是:一、1980年代中期出现的自由主义启蒙思潮;二、1980年代后期出现的新权威主义;三、1990年代中期出现新左派;四、1990年代后期崛起的新民族主义;五、本世纪初的文化保守主义;六、最近几年出现的民主社会主义。本文将简要地对以上六种民间思潮形成的社会背景、主要内容,对重大政治问题的价值取向与态度、各自所依托的理论资源,以及这些思潮的历史演变与可能走向,作出若干考察。当然,现实生活中的民间社会思潮并不止这六种,即使是以上六种思潮内部,仍然还可以再进一步细分为不同的亚类型。中国民间的思想文化生活将越来越呈现出更加丰富的层次与光谱。
引言
社会思潮可以理解为一种特殊的思想现象。当互不相识的人们,面对社会上的疑难矛盾,由于彼此间利益相近,经验与价值取向相似,他们对某种社会现象往往会不约而同地作出同样的反应。于是,他们物以类聚,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汇合成一种思想的潮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凡是社会思潮,均具有四个特点:群体性、民间性、公共性、自主性。
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的丰富与活跃,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社会原因,那就是,从社会变迁的视角而言,在改革开放条件下,市场经济的引入,导致社会分化与利益的多元化,形成不同的利益集团与社会阶层,从企业家、国企管理精英、知识分子、技术官僚、白领中产阶级,离休干部到普罗底层民众,他们出于本阶层的实际切身利益,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对某些特定思想观念与价值,自然会产生亲和感,对另外一些思想,会产生排斥感。这样,不同的社会思潮就会在不同的社会阶层中,会遇到自己的追随者与反对者。另一方面,随着传媒与网络空间的迅速扩大,相对宽松的文化气氛的形成,公众表达自己思想的公共空间也比过去更为广阔,这就为不同思潮的滋育、传播交流与相互碰撞,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 社会阶层多元化与不同阶层的利益的多元化,使人们思想大一统的同质化状态不可能再继续。执政者固然要坚持意识形态不能多元化,但他们面对的却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社会思潮多元化的前所未有的新格局。
可以断言,未来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这六大思潮不但不会消隐,而且还会持续影响中国人的政治与精神生活。当政者也必须学会与不同思想流派的人们的相处之道。
一、自由主义思潮
改革初期的激进自由主义思潮
自由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间最重要的也是最早的一种思潮,它是伴随着中国知识界对极左时代文化专制主义的批判与反思而出现的,可以说,它与中国的思想解放运动同步产生。19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知识界与学生群体普遍强调思想启蒙,提倡人的权利意识觉醒与民主法治精神,批判文化专制主义。自由派知识分子在其中起到积极的推进作用,他们从西方自由主义理论中获得思想资源,率先呼唤人的尊严、价值、自由、启蒙与思想解放。 其次,自由派对于激进的反西方的民族主义可以起到降温作用。激进的民族主义一旦成为主流,就会造成社会的失控,而自由派则强调全球化的历史趋势的意义,强调融入国际社会的必要性与历史合理性。再次,自由派对政治改革还起到提醒作用,他们不断呼吁并提醒执政者深化政治改革的必要性。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许多民间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多年来始终持之以恒地致力于推进基层的公民社会建设,致力于社会的民主实验,积极推动社会公益与慈善组织的建设与发展,他们在推进中国民主发展方面功不可没。在民间社会思潮的光谱中,自由派将始终占据重要的位置。
二、新权威主义思潮
新权威主义是对激进自由主义的反向运动
1980年代后期,一股质疑激进自由主义的民间思潮开始出现,它就是新权威主义,这种思潮以渐进、稳定与开明权威为杠杆的秩序作为主要价值。在新权威主义看来,开明专制下的社会进步,才是最终实现民主与现代化的条件。
首先,激进自由主义思潮,即主张直接推行多元民主政治的思想主张,自1990年代以后,其社会活跃程度已大为减弱。因此,作为以批判激进自由主义为己任的的新权威主义,不再有发挥批判制衡功能的表现机会。其次,在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中国已经进入了事实上的新权威主义时代,作为既成事实,知识分子与学界已经不再感到有持续辩护这种体制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党国威权体制虽然在经济发展上有骄人的成绩,但权威政治的弊端也进一步突显出来,社会普遍关注的疑难困境与矛盾,不再是权威受到激进思潮冲击而解体,或由此导致的无政府状态或脱序危机,而是权威政治下的腐败、两极化与威权家长制的消极性。而新权威主义的话语体系中,却并没有足够的理论资源来分析这些世人关注的焦点问题。换言之,新权威主义对于解决上述时代疑难问题,并没有提供有说服力的理论、概念与方法手段。
所以,新权威主义要保持它的生命力,就需要适应时代的变化而进一步发展自己的解释力,尤其是将新权威主义的理论与新政治经济学、发展社会学、新制度主义与政治社会学等交叉学科相结合,形成对权威主义体制下的发展综合症的解释力,就成为应有之义。相对于具有意识形态取向过强的新左派与自由主义,新权威主义更具有中性的理性的品格,新权威主义能否与工具性的新理论相结合,以形成强大的具有可操作性与解释力的新理论,则是它是否能保持社会影响力的关键,这本应该是它可以发挥的优势。
三、新左派思潮
新左派的核心观念
基本观点可以概括如下:
一、中国现在实际上已经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官僚的腐败和社会的不公,其根源在于“国际资本主义在中国的扩张”。
二、新左派主张重新回到平均主义方式来解决“社会公正”问题。认为既然人欲横流、贪污腐败盛行是与“私有制”相联系的必然产物,主张实行平均社会主义的公平分配并让在公有制前提下发展参与式民主管理。
三、他们认为自己“重新发现”了毛泽东晚年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意义与价值。 可以大体上把新左派定义如下:新左派思潮是以“文革”理论或西方左翼社会主义思想理论为基础,以平等与公平为核心价值,把中国走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的社会分层化、社会失范与社会问题,理解为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体现,并以平等主义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基本选择的社会思潮。
四、新民族主义思潮
民族主义的两重性
民族主义是世界上最强烈、最富有情感力量的思想意识,它如同家庭对于家庭成员的天然亲和力一样,对人们产生最直接、最自愿、诉于亲缘本能的感召力。只要世界上存在着民族,国家,以及外部世界对这一民族利益的挑战、压力或威胁,民族主义就会激发起人们为维护民族利益的热情,责任与使命感。对于统治者来说,民族主义本身就是一种可资运用的天然的政治资源,尤其是改革以前的意识形态对民众的感召力逐渐淡出以后,民族主义作为政治凝聚力资源对当政者来说也就更为可贵。
但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它是一种夹杂着强烈非理性的情感色彩的情感力量,是一种情绪大于理性的、能把非理性冲动甚至自私的动机掩饰在崇高理由之下的一种煽情力,是一种崇高与人性的幽暗面交炽在一起的,甚至使被动员者自己也无法理解的复杂激情。在激进的民族主义成为话语霸权的情况下,一旦务实的政府出于民族的长远利益而主张温和、
让步、理性妥协,民族主义就会挟道德主义的话语优势,居高临下地挑战政府的权威,斥责政府的“卖国投降”。尤其在群体性聚结的环境中,民族主义的气氛会形成一种广场效应的心理暗示,让不相识的人们,突然地产生同仇敌忾的、法不责众的破坏性行动倾向。其后果远非任何当政者所愿意看到。
五、文化保守主义思潮
全球化冲击下的中国人如何安身立命
文化保守主义是对于自“五四”以来中国主流知识分子中的激进反传统主义的反向运动,它在20世纪初期就在中国出现,到了21世纪中国则再次显示出越来越强大的生命力。无论是学院知识分子、企业家,各级官员与大学生,都出现赞赏、认同并回归传统文化的价值趋向与文化潮流。
文化保守主义的要义
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开创者可以追溯到严复一代。严复是最早把西方自由主义介绍到中国来的思想家,19世纪末,他对进化论的介绍引起中国思想的一次大转向。然而,20世纪初,他对“五四”兴起的激进反传统主义感到忧虑,成为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领军人物。 当今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
发掘人的内在精神资源:儒学的现代性
文化保守主义的崛起,还起到制衡全球化带来的价值世俗化的消极影响的作用。世俗自由主义给中国人权意识得以觉醒,有其重要的意义。但在西方,自由主义在20世纪下半期开始走向俚俗化,鼓吹绝对放任与自由,抛弃了古典文明教化精神,也引发了从自由放任主义向“动物化”退化的严重文化危机。这种世俗自由主义对中国文化也产生严重的冲击,例如北京有一个著名的性学女学者,她公开主张同性恋合法化与青年人中的“一夜情”。虽然,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发出各种奇谈怪论本不足为奇。但特别令人忧虑的是,这种极端不负责任反道德伦常的文化“病毒”几乎如入无人之境,本土文化中已经完全丧失了抵制这种极端不负责任的言论的文化资源。当代中国人特别缺乏对低俗文化的免疫力,不能不使人们反思自“五四”以后的激烈的反传统主义的消极方面。
自近代以来,全盘反传统主义思潮逐渐成为政治文化的主流,而革命文化又把文明教养看作是资产阶级的上层建筑来加以批判与拒绝,长期以来,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失去了原有的士大夫与中产阶级的精致性,“文化大革命”式的“痞子文化”对精致性、教养性或文明性的全盘否定,长期影响了中国文化与思想生活,达数十年之久。
其次,到了新世纪之交,后现代主义的解构主义又进一步渗透进了中国知识界的精神里,尤其对80后青年人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正因为如此,由于中国旧的文明价值被人为地铲除,中国人的自由启蒙价值中,本来就缺乏抵制低俗化的精神资源,而新的主要从美国过来的外来思想中,又缺少了对文明德性的关切。
正因为如此,从自己的传统儒家精致文化中获得制衡非道德化的世俗化文化冲击,避免整个民族在过度世俗化过程中,走向动物化与低俗化,就成为时代的重大问题,中国传统的礼文化恰恰可以转化为平衡现代中国人所追求的自由价值的文明要件。如果从全球化伴随而来的世俗化的文化困境的角度来看,文化保守主义的兴起,就具有更深刻的时代意义。
六、民主社会主义思潮
民主社会主义是21世纪初出现的一种社会思潮,中国人民大学前副校长谢韬在《炎黄春秋》杂志上发表《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长文为民主社会主义正名,掀起了知识界的争论。民主社会主义对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正统提出挑战。它认为,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长期以来被批判否定的民主社会主义理论,其原创者并非修正主义者伯恩斯坦而是恩格斯,而列宁主义的暴力革命论,并不代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正途。中国应该朝民主社会主义方向进行政治改革。
主张民主社会主义的主要人士,大都是离休的老干部。他们在信仰共产主义以前也接受过儒家文化、西方现代自由主义与“五四”民主启蒙思想的影响,在1940年代后期出于对国民党腐败的不满,以及对解放区政治清明的向往而积极参与革命事业。“文革”的专制主义灾难使他们如梦初醒,改革开放又进一步使他们眼界大开。一方面,通过对国际国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真相,特别是共产党主要领袖人物与重大历史事件的真相的了解,通过在现实生活中在反思,对中共革命走向极左灾难与改革后权力集中造成的腐败的反思,使他们要坚决与他们所称的“专制社会主义”决裂。另一方面,又看到西方自由主义与资本主义竞争的结构性弊端,并意识到中国不可能简单仿效西方民主政治来实现社会进步,这种种内因外缘,使他们在保持对社会主义理想的信念的同时,要抛弃列宁主义的暴力革命、阶级专制与中共早期不成熟的农村社会主义与计划式社会主义的观念,同时,他们又期望通过人民大众的选举性民主来保证社会主义避免不走向异化,通过社会主义制度的制度改良来实现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一位老干部用这样的话来表达他的追求:
良好愿望,而非发展路径
民主社会主义的最大优势,是把社会主义的理想与价值,把公正、平等与对底层利益的关注,以及对自由与竞争的现代经济秩序的肯定,统统结合到一个体制中来。在某种意义上,它与自由主义相同,强调与国际经济秩序接轨,强调法治与自由,但并不同意以仿效西方的多党民主来实现中国的政治现代化。同时,它又与新左派相同,主张关注底层利益,强调公平与平等价值,但并不同于新左派不切实际的对“文革”理想的浪漫复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民主社会主义似乎可以成为自由主义、新左派与新权威主义的公约数,似乎可以把各派思潮的价值融汇到一起来实现国人的共识。试图在保持社会主义思想与价值的前提下,找到实现中国民主,公平与底层利益的新路,这似乎是这一思潮的最大优势所在。
从好的方面来说,民主社会主义把各派的价值都一定程度上结合进来了,各种不同的社会思潮与政治力量都在民主社会主义中找到与自己的相同点。但另一方面,民主社会主义表面上的优点,实际上恰恰又是它的弱点所在,因为民主社会主义者把社会主义、平等、公正、效率、和谐所有这些人类美好价值似乎是大杂烩式地熔为一炉,却并没有提供实现这一价值大融合的具体路径与方法。看来,民主社会主义更多的是代表了一种良好的理想与心愿,而不是现阶段的发展路径与具体模式。
相反,中国现阶段不具备民主社会主义的条件。首先,中国经济仍然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不存在实现高福利的社会政策的经济基础。其次,超阶段地推行全民普选制,在缺乏公民社会的条件下,会演变为街头民粹政治。即使让代表底层劳工利益的政治家上台执政并推行高福利政策,由于平等化速度太快,会使效率受到挑战,后果将是经济大滑坡,失业倍增,最终还是底层民众受损最重。中国在现阶段并不具备实施民主社会主义的社会经济条件。因此,民主社会主义只能在远景的意义上有其价值。它可以成为人类长远追求的理想目标。
七、民间社会思潮多元化的时代意义
对新思潮的解释:不同思潮对应不同的疑难困境
群体性的社会思潮是对社会困境与矛盾的反思的产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会发现,不同思潮之所以不早不晚地在某一时段出现,恰恰与不同时期的社会疑难与矛盾,存在着对应关系。由此顺藤摸瓜,就能比较清晰地把握各种思潮的来龙去脉。
自由主义思潮是改革开放以来最早出现的社会思潮,它是国人对“文革”专制主义的批判意识觉醒的产物。自由主义对法治的呼唤,对启蒙、人权、民主、自由的价值的执着追求,反映了在经历“文革”专制主义苦难后的中国人所追求的价值的大转向。
新权威主义在1980年代后期出现也有其历史背景,它是在自由主义走向激进化以后的反思与批判思潮,新权威主义者强调变迁过程中的可控制性,强调政治秩序稳定的必要性,与当时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对激进自由运动可能带来的无序化前景的忧虑感有关。作为对自
由派的西化普世主义的反向运动,新权威主义则更多的是对断裂与革命式的历史跨跳的质疑。
当代思潮与社会阶层的对应关系
中国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自由主义、新权威主义、新左派、民族主义、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多元并存,与社会分层化与地域利益多元化趋势均有着密切关联,中国思想界与社会文化领域重新呈现出建国以来从未出现过的相对丰富的多元的光谱。
综上所述,各种思潮都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某些重大问题与现象有关。这六种思潮均与中国现代化所需要的价值存在着关联性。例如,自由主义强调竞争、宪政与法治与人权,新权威主义强调秩序与稳定,新左派强调公平与底层利益,民族主义强调国家利益与民族凝聚力,文化保守主义强调民族的文化认同,民主社会主义强调社会主义与正义的结合,等等。正因为如此,只要各种思潮不走向极端,那么,它们在宪政条件下均有着不可剥夺的生存的权利与自主的空间。在走出了中古时代的中国,只要没有触犯宪政底线,当政者并没有理由也没有权力去禁止它们。当政者必须学会并习惯于与不同思潮和谐共生。各种思潮的所强调的不同价值都是社会发展与文明进步所需要的,这些不同的思潮彼此之间也存在着竞争、交汇与思想碰撞,并形成的复杂的互动关系。不同思想与思潮并存,是社会多元性在文化领域的反映,这也是中国走向真正的常态社会的进步标志。
思潮多元化对未来中国民主的功能意义
近年来,中国的思想多元化格局,多元文化的格局已经形成,这是大转型过程中的新的文化特点,我们民族的文化包容性已经增强。而且这样的同质化,只要在法律范围内,这种多元化的存在就是合理的,相对自由宽容的思想空间与传媒环境,思想保持着多元丰富并存的空间,是正常社会都有的,改革三十年来中国思想的多元化,是改革开放的环境所赐。也是中国走向正常的社会的标志。
思潮多元化恰恰是未来中国民主多元制衡机制的社会先决条件。众所周知,中国经济改革导致的社会分层化已经出现,然而,单纯的社会多元化并不足以成为中国未来民主化的充分条件,而1990年代以来出现的知识分子思想多元化,与社会多元化相结合,形成阶层与思想流派的对应关系,则是未来中国民主政治有效运作的必不可少的前提。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关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科学,物质世界的本质及其发展,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社会结构,社会发展规律与历史主体,资本主义的形成及其本质,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及其发展,共产主义是人类最崇高的社会理想等。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总结和学习,帮助我们了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规律及其在现实生活中的实际应用。
1.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我们用来认识当今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现实和历史发展趋势的理论基础和科学依据。
马克思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的创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为对社会现象的研究成为科学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现代资本主义所有制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1848年《共产党宣言》提出的观点,这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来观察认识当今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现实和历史发展趋势的理论基础和科学依据。
2. 当今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现实和历史发展趋势
当今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现实:20世纪中期以来,世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出现了令世人广泛关注的新现象和新变化:由于苏东剧变的影响,社会主义运动出现了空前的低潮;由于新科技革命的推动和资本主义的自我调整,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了相对的稳定与繁荣。
历史发展趋势:当资本关系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部关系时,资本主义的发展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它发展了社会化的大生产,最终“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
马大量事实表明,虽然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经过自我调节、改良和改善,使其社会生产力水平得到了提高,科学技术尤其是高新技术有了较大发展,劳资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有一定程度的缓和,但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及其本质特征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矛盾没有解决,西方国家仍然存在大量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问题,特别是财富集中、贫富差距、恐怖活动增多等种种弊端没有也不可能消除。
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和坚定的社会主义者,我们既要坚定社会主义信念,又要开拓新视野,发展新观念,进入新境界,丰富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的理论。坚信“两个必然”的理论所具有的真理性,提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新思路与新战略,推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尽快走出低谷,再创辉煌。一方面要正视这一现实;另一方面又要用发展和辩证的观点来看待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与世界社会主义的新形势,结合时代、实践的发展和人民群众的需要,肩负起历史责任,起到更加积极的表率作用,更好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3. 自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在当代中国,自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党的十七大第一次把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成果——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统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是一个新的科学概括。这一理论体系,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又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国情,成功地指导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正确选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过程中形成的重大理论成果和实践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所作出的正确的历史选择。
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要根据本国情况走自己的道路、着眼于最大限度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各方面的矛盾和问题、兼顾各方面的发展需要和利益关系等一系列重要思想。这些重要思想为我们党带领人民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初步基础。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鲜明提出和深入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总结我国和世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与教训,明确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创立了邓小平理论。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在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中,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锐意进取,开拓创新,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在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的同时,不断推进党的理论创新,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为进一步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 实践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我国进一步实现民族振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社会和谐的必由之路、成功之路、胜利之路,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