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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振铎的“最后一课”

人们都知道法国作家都德的短篇小说《最后一课》；却很少有人知道，中国著名爱国作家、学者郑振铎先生的“最后一课”。

那是1941年，大半个中国仍沦陷在日寇的铁蹄下，唯有上海的租界仍在英美的势力范围，犹如“孤岛”。12月8日这一天，“孤岛”也沉沦了。 大清早，暨南大学校长办公室里，空气仿佛凝固了。老校长老泪纵横，正主持着简短的校务会议。最后，他颤声宣布：“„„课照常进行。只要看到一个日本兵，或是一面日本旗经过校门，就立即停课。”

默默无声的人群中，有一个紧锁浓眉面孔清癯的中年男子。他，就是暨大教授兼文学院院长郑振铎。

还是在东北三省刚刚沦陷时，他就写了历史小说《取火者的逮捕》和《桂公塘》，愤怒斥责国民党卖国政策。写作时，他时时横眉拍案，连声大喝：“奸贼，奸贼误国！”1936年10月，他和鲁迅等人联合发表了《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1937年底，国民党军队撤退，上海成了“孤岛”，郑先生仍在上海坚持救亡活动。当时，日特活动猖獗，有许多人因与抗日有关而失踪、死亡。少数人动摇了，甚至做了汉奸。郑先生却凛然正气，无所畏惧。1938年3月，他参加了中国文艺界抗日战争协会，被推举为理事。他还专门到被称为上海“抗大”、由地下党领导的“上海社会科学专科学校”去兼课，为党、为新四军培养了不少干部。

有一天，一个刚当汉奸的老友来了。此人掏出一张开有巨额金款的支票，说：“郑先生，你近来生活很困难，清水先生已知道了。清水先生一直很敬佩你的文章学问，想让你主持一方面的文化工作„„这是清水先生的小意思！”郑先生一听“清水”，便知道是主管文化侵略的日本大特务，他一怒之下扯了支票，朝老友脸上掷去，大骂：“瞎了狗眼！”此人只好夹着尾巴逃跑了。不久，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大美晚报》记者张似旭二位名流被刺杀，于是有人警告：“你要当心！”郑先生也差点遭到暗算，幸好有学生通知，但他事后仍继续为祖国命运奔波操劳„„

郑先生从回忆中惊醒，快上课了，他拿起讲义夹，急匆匆进了教室。教室里坐得满满的，鸦雀无声，多像小说《最后一课》的描写啊！郑先生热泪盈眶：“我想„„大家都知道了，今天是我给你们上的中国文学史的最后一课。要永远记住，我们是中国人！”讲课开始了，一分一秒都显得格外沉静。平素调皮的学生，今天也是屏着呼吸，满噙了眼泪。不幸的时候终于来临。近处忽地传来了沉重的车轮碾地声，几辆卡车已进了校门。阴森森的风中，一面太阳旗抖动着。时针指着10∶30。

“现在下课！”

郑先生挺直了身体，作了立正的姿势。全体同学唰地一下站起来，很久很久，没有一个人说话，只有几个女生低低的啜泣声„„师生们的胸中都燃烧着爱国的烈焰，一个一个捏紧了拳头。

这就是郑振铎先生在暨大上的最后一课，也是他教书生涯的“最后一课”。抗战胜利后，因为他继续反对国民党的亲美卖国政策，便被剥夺了教书的权利，蒋介石不许任何大学聘请他。但郑先生的“最后一课”所表现的崇高爱国之情、报国之志却教育了千百个后来者！

同样是表现爱国情感的，都德的《最后一课》与郑振铎的《最后一课》在内容上的表现有什么不同？

都德《最后一课》以热爱祖国语言来表现爱国情感，郑振铎的《最后一课》通过随时准备反抗敌人的侵略来表现爱国情感的。

最后一课

郑振铎

选自《蛰居散记》（《郑振铎文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郑振铎（1898—1958），作家、文学史家。

口头上慷慨激昂的人，未见得便是杀身成仁的志士。无数的勇士，前仆后继地倒下去，默默无言。

好几个汉奸，都曾经做过抗日会的主席；首先变节的一个国文教师，却是好使酒骂座，惯出什么“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一类题目的东西；说是要在枪林弹雨里上课，绝对的“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一个校长，却是第一个屈膝于敌伪的教育界之蟊贼〔蟊（máo）:贼指对社会有害的人〕。

然而默默无言的人们，却坚定的作着最后的打算，抛下了一切，千山万水的，千辛万苦的开始长征，绝不作什么为国家保存财产、文献一类的借口的话。

上海国军撤退后，头一批出来做汉奸的都是些无赖之徒，或悯不畏死的东西。其后，却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维持地方的人物出来了。再其后，却有以“救民”为幌子，而喊着同文同种的合作者出来。到了珍珠港的袭击以后，自有一批最傻的傻子们相信着日本政策的改变，在作着“东亚人的东亚”的白日梦，吃尽了“独苦”，反以为“同甘”，被人家拖着“共死”，却糊涂到要挣扎着“同生”。其实，这一类的东西也不太多。自命为聪明的人物，是一贯的利用时机，作着升官发财的计划。其或早或迟的蜕变，乃是作恶的勇气够不够，或替自己打算得周到不周到的问题。

默默无言的坚定的人们，所想到的只是如何抗敌救国的问题，压根儿不曾梦想到“环境”的如何变更，或敌人对华政策的如何变动、改革。

所以他们也有一贯的计划，在最艰苦的情形之下奋斗着，绝对的不作“苟全”之梦；该牺牲的时机一到，便毫不踌躇地踏上应走的大道，义无反顾。

12月8号是一块试金石。

这一天的清晨，天色还不曾大亮，我在睡梦里被电话的铃声惊醒。

“听到了炮声和机关枪声没有？”C在电话里说。

“没有听见。发生了什么事？”

“听说日本人占领租界，把英国兵缴了械，黄浦江上的一只英国炮舰被轰沉，一只美国炮舰投降了。”

接连的又来了几个电话，有的从报馆里的朋友打来的。事实渐渐的明白。 英国军舰被轰沉，官兵们凫水上岸，却遇到了岸上的机关枪的扫射，纷纷的死在水里。

日本兵依照着预定的计划，开始从虹口或郊外开进租界。

被认为孤岛的最后一块弹丸地，终于也沦陷于敌手。

我匆匆地跑到了康脑脱路的暨大。

校长和许多重要的负责者们都已经到了。立刻举行了一次会议，简短而悲壮的，立刻议决了：

“看到一个日本兵或一面日本旗经过校门时，立刻停课，将这大学关闭结束。” 太阳光很红亮地晒着，街上依然的熙来攘往，没有一点异样。

我们依旧地摇铃上课。

我授课的地方，在楼下临街的一个课室，站在讲台上可以望得见街。 学生们不到的人很少。

“今天的事，”我说道，“你们都已经知道了吧？”学生们都点点头。“我们已经议决，一看到一个日本兵或一面日本旗经过校门，立刻便停课，并且立即的将学校关闭结束。”

学生们的脸上都显现着坚毅的神色，坐得挺直的，但没有一句话。

“但是我这一门功课还要照常的讲下去，一分一秒钟也不停顿，直到看见了一个日本兵或一面日本旗为止。”

我不荒废一秒钟的工夫，开始照常的讲下去。学生们照常的笔记着，默默无声的。

这一课似乎讲得格外的亲切，格外的清朗，语音里自己觉得有点异样；似带着坚毅的决心，最后的沉着；像殉难者的最后的晚餐，像冲锋前的士兵们上了刺刀，“引满待发”。

然而镇定、安详，没有一丝的紧张的神色。该来的事变，一定会来的。一切都已准备好。

谁都明白这“最后一课”的意义。我愿意讲得愈多愈好；学生们愿意笔记得愈多愈好。

讲下去，讲下去，讲下去。恨不得把所有的应该讲授的东西，统统在这一课里讲完了它；学生们也沙沙地不停地在抄记着。心无旁用，笔不停挥。

别的十几个课室里也都是这样的情形。

对于要“辞别”的，要“离开”的东西，觉得格外的恋恋。黑板显得格外的光亮，粉笔是分外的白而柔软适用，小小的课桌，觉得十分的可爱；学生们靠在课椅的扶手上，抚摸着，也觉得十分的难分难舍。那晨夕与共的椅子，曾经在扶手上面用钢笔、铅笔或铅笔刀，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涂写着，刻划着许多字或句的，如何舍得一旦离别了呢！

街上依然的平滑光鲜，小贩们不时地走过，太阳光很有精神地晒着。 我的表在衣袋里嘀嘀嗒嗒地走着，那声音仿佛听得见。

没有伤感，没有悲哀，只有坚定的决心，沉毅异常地在等待着，等待着最后一刻的到来。

远远的有沉重的车轮碾地的声音可听到。

几分钟后，有几辆满载着日本兵的军用车，经过校门口，由东向西，徐徐地走过，当头一面旭日旗，血红的一个圆圈，在迎风飘荡着。

时间是上午10时30分。

我一眼看见了这些车子走过去，立刻挺直了身体，作着立正的姿势，沉毅地合上了书本，以坚决的口气宣布道：

“现在下课！”

学生们一致地立了起来，默默地不说一句话；有几个女生似在低低地啜泣着。 没有一个学生有什么要问的，没有迟疑，没有踌躇，没有彷徨，没有顾虑。个个人都已决定了应该怎么办，应该往哪一个方向走去。

赤热的心，像钢铁铸成似的坚固，像走着鹅步的仪仗队似的一致。

从来没有那么无纷纭的一致的坚决过，从校长到工役。

这样的，光荣的国立暨南大学在上海暂时结束了她的生命，默默地在忙着迁校的工作。

暨大内迁福建建阳的历史背景

1937年“八一三”事变爆发后，位于上海西郊真如的暨南大学校园，在日军的飞机轰炸与炮火射击中被夷为瓦砾场，化学馆、大礼堂和学生宿舍等悉被炸毁，被迫于同年8月至1941年底转移至上海市的外国租界艰难办学，史称暨南校史上的“孤岛”时期。本节拟主要探讨学校内迁福建建阳的历史背景。

一、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与学校在“孤岛”办学的艰难处境

“萧墙突变惊华夏，哭罢英雄愤未平。学子莘莘齐奋起，毅然投笔请长缨。” 这是暨南校友、国防科工委原副政委周一萍(1915-1990),半个多世纪前在上海“孤岛”暨南大学求学时写的一首名为《惊变》的诗，描写了那段艰苦办学的岁月。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地处“孤岛”的暨大办学处境日趋艰难，学校处在日伪势力的包围之中，“校舍设备十分简陋，大家生活更是非常清苦。”学生们在上课时不时有炸弹落在附近，日伪还推行思想战和奴化教育，特别是汪伪政权1940年3月在南京成立后，加大了对上海“租界”的控制与对抗日爱国运动的镇压，暨大校友平祖仁就因参加抗击日伪的地下工作，于1941年4月被日伪残酷杀害。

二、太平洋战争爆发与“孤岛”的不复存在

太平洋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日本法西斯发动的侵略战争。1941年12月8日黎明，日军突袭珍珠港的美国军舰和机场，并兵分数路进攻香港、马来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缅甸等地。同日，美、英、中对日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以“中立”和“治外法权”为由得以暂时保存的上海租界，被日军迅速占领。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惟以租界关系，一般人咸认为安乐窝，各地流亡纷纷迁沪即向设内地之各级学校亦移向租界，人口激增。”租界不复存在后，日伪上海市政府于1942年1月10日，提出将暨南大学收归汪伪中央政府直辖。同年4月7日，日伪上海市政府市长陈公博致函上海日本宪兵队，“定于本月9日上午9时，至小沙渡路(今西康路—编者)康脑脱路(今康定路—编者)口接收国立暨南大学，即烦转知有关方面。”4月9日，日伪上海市政府市长陈公博颁发训令：“查国立暨南大学自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即加入重庆在浙东由何炳松主办之东南联合大学。沪校方面初则变象维持，继以经济问题及告停办。„„其在沪之校产等拟由本部会同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接收后备作将来新国立大学之用。”

郑振铎在上海暨南大学

1927年，在上海成立的国立暨南大学，校址在真如。1937年“八一三”事变，侵华日军飞机大炮把暨大美丽的校园炸成一片废墟。为了坚持办学，暨大迁人了租界康脑脱路（今康定路）528号一幢三层楼花园洋房作临时校舍。

郑振铎（1898-1958），原籍福建长乐，生于浙江永嘉。1935年初，郑振铎应邀担任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国语文学系主任。

在康定路528号暨大临时校舍的工作期间，郑振铎主讲《中国文学史》时，激昂地讲述中国文学史上那些坚持民族气节而流芳百世的、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的诗篇。例如陆游的《示儿》，特别是讲到文天祥的《过零丁洋》里那句千古不朽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诗句时，他一边高声朗诵，一边热泪盈眶，使同学们非常感动。他创作的（（致死者））、《回击》等诗里，以锐利的诗笔，如匕首，如投枪，愤怒地掷向敌人的心脏。他热情支持暨大创办《文艺》半月刊。《文艺》在孤岛抗战文艺阵地上，可以说是一束红彤彤的鲜艳的花朵。他还参加了地下党领导的以出版进步书籍为主的秘密组织—复社。他和胡愈之、许广平、周建人等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先后翻译、整理出版了《鲁迅全集》、《西行漫记》、《列宁选集》、《联共党史》等，为青年学生和各界人士提供了坚持抗日救亡的精神食粮。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侵人租界。12月8日这天清晨，校长召开了全校教师会议，会议简短而悲壮，决定只要看到一个日本兵或一面日本旗经过学校门口，就立即停课，关闭学校。会后，郑振铎走进教室，向学生宣布了学校的决定后照常上课。大家明白，这是“最后一课”。这天学生们在课堂里默然无声，听得格外的认真，郑振铎讲得也是格外的清朗，声音中透出沉着和坚毅。终于，远处传来沉重的车?枯辘声，郑振铎透过临街的教室窗户，看到几辆日本兵的军车来了，当头飘着血红大圆点的日本旗，他阖上了书本，沉着地向学生宣布说：“记住，现在是10点30分，下课！”学生们全体起立，默不作声，只有几个女生发出了低声的抽泣。这是发生在中国上海康脑脱路暨南大学临时校舍，发生在郑振铎上课的教室里的悲壮一幕，反映着中国人的骨气和正义，与法国著名作家都德所写的小说《最后一课》同样感人。

郑振铎自从暨大迁来康脑脱路528号后，为从教方便，先后租赁了距学校不远的地丰路（今乌鲁木齐北路）地丰里6号和愚园路庙弄44号作为下榻的寓所。暨南大学停课后，为了躲避反动分子的暗杀，郑振铎先后在汶林路（今宛平路）、居尔典路（今湖南路）朋友家中隐居。直到日本投降，他才搬回庙弄继续居住。解放后到北京，先后担任文化部文物局局长、文化部副部长等职。郑振铎是我国著名的文学家、藏书家，新中国文物考古事业的奠基人。1958年10月18日，郑振铎率领中国文化代表团出访阿富汗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途中因飞机失事遇难殉职。

暨南大学临时校舍后为上海第九制药厂址。暨南大学1958年在广州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