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经济学人口流动理论的新发展

作者：马颖朱红艳

国外社会科学 2007年08期

　　中图分类号 F061.3 C922

　　人口流动理论被公认为是发展经济学最重要的理论贡献之一。1954年W.A.刘易斯（W.A.Lewis）提出了以乡—城二元经济为特征的剩余劳动无限供给的古典主义人口流动模型。他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农村中存在着大量边际生产率为零的剩余劳动力，只要城市部门的工资高于农村固定的维持生计的工资水平，就会吸引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入城市，直到农村剩余劳动力全部转移到城市为止。这个过程促进了整个经济的发展。刘易斯模型掀起了探讨发展中国家人口流动问题的第一次热潮。G.拉尼斯（G.Ranis）和费景汉（John C.H.Fei）于1961年推进了刘易斯模型， 不仅清晰地把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发展关系表述了出来，而且还研究了刘易斯模型未予考虑的一些方面，如农业本身的发展、技术进步以及发展中国家技术进步的劳动偏向特征等。同年，D.W.乔根森（D.W.Jorgensen）在其建立的新古典主义二元经济模型中，对刘易斯模型中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为零的假设提出了质疑。他假定工业和农业部门的工资均由技术进步率和资本积累率所决定，人口增长由经济增长所决定，由于经济增长不会超过人口增长所允许的限度，因此，工资水平是上升的，剩余劳动不会出现。乔根森模型的长处在于注重农业发展和技术进步，但忽略了城市的失业问题。1970年M.P.托达罗（M.P.Todaro）与J.R.哈里斯（J.H.Harris）所建立的模型（以下简称托达罗模型）把潜在的迁徙者对预期收益作为迁徙决策的主要因素，乡—城之间的预期收入差距越大，迁移倾向就越强烈。托达罗模型侧重于讨论如何通过减缓乡—城人口流动来缓解城市的就业压力。1975年，G.S.菲尔茨（G.S.Fields）改进了托达罗模型，增加了除预期收益之外决定城市失业率的其他因素，如农村的潜在迁徙者通过亲戚朋友介绍到城市找到工作的概率，农村劳动力先在城市非正规部门临时就业或从事兼职工作，然后再找到在正规部门工作的机会，受过更高教育的劳动力受雇的较高概率等。菲尔茨证明，在考虑了上述因素之后算出的失业率比托达罗模型得出的失业率要低。

　　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的10年间，对发展中国家人口流动的讨论远没有50～60年代那么热烈，但自80年代中期以来，国际发展经济学界再次掀起了研究人口流动理论的热潮。新涌现的人口流动模型除了对原有的理论模型进行一些修改之外，更加关注早期人口流动理论尚未涉及的一些领域，如人口流动与经济增长，人口流动、不平等与社会福利，人口流动与人力资本积累、迁徙动机与汇款动机，人口流动与劳动力市场政策等。

　　一、人口流动与经济增长

　　V.R.本西温加（V.R.Bencivenga）与B.D.史密斯（B.D.Smish）在1997 年合作发表的论文中指出，经济发展过程中有两个显著的因素在传统的新古典增长模型中常常被忽视：其一，现代经济发展常常与乡—城之间人口大规模流动相伴随；其二，所有国家都存在失业，但发展中国家的失业率偏高，大量劳动力在收入较低的非正规城市生产部门就业，这类就业往往被看做是某种形式的就业不足。在发展中国家，城市制造业的快速增长使城市工资增长快于农村，吸引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使更多的工人与资本相结合，从而促进了产出增长。此外，城市化不仅改变了就业和产出的构成，而且还伴随着城市失业或就业不足。就业不足被看做是阻碍增长的因素，不仅阻碍了人口向城市流动，而且使平均收入和储蓄率下降。他们发现，虽然乡—城人口流动与就业不足之间的关联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但这两者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联却没有受到人们的关注。是什么原因导致失业持续存在？传统的托达罗模型认为，失业系“制度所决定的”城市实际工资所致，但本西温加和史密斯希望找到其他的解释。

　　他们建立了一个设定城市和乡村各自拥有一个生产部门的两个阶段的代际迭盖模型（a twoperiod,overlappinggenerations model），并提出了4个假定。第一，假定在正规的城市部门的生产中使用资本和劳动，而在乡村部门和城市非正规部门的生产中只使用劳动。第二，假定劳动力是异质的，某些类型的工人拥有更多的技术。第三，假定工人所拥有的信息属于不公开的私人信息，由此引发了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逆选择”行为。正是逆选择行为而不是外生的刚性（exogenous rigidities）造成了城市失业或就业不足。随着城市部门中资本积累的加速，城市制造业部门的实际工资率增长比农业部门相对更高，引诱人口向城市流动，致使城市中的“逆选择”难题更趋严重，雇主被迫雇用比实际移民更少的劳动力，于是城市失业或就业不足的比例上升。正如托达罗模型所示，正是由于失业或就业不足的增加才使得人口流动过程达到均衡。第四，正规的城市制造业部门中现期资本—劳动比例的上升与城市工资率、平均收入、乡—城之间净人口流动以及高储蓄率的增长相联系，进而导致未来的总资本存量更高。然而，当存在乡—城间人口流动时，上述情况并不意味着未来城市正规部门中的资本—劳动比例会更高，如果诱发了过量的人口流动，实际上却造成该比例下降。

　　他们从所建构的模型中得出了如下三点结论。第一，在模型中可以观察到“发展陷阱”（development trap）的存在，而“发展陷阱”产生了多重均衡。在多重均衡状态下，持续增长的长期阶段和持续的乡—城间人口流动往往被短暂的甚至是严重的经济衰退所打断，随之而来的是从城市到乡村的逆向净人口流动。第二，城市就业不足是迁徙者对劳动力市场上的逆选择作出反应的结果，乡—城人口流动通过城市就业不足来实现均衡。第三，虽然城市正规制造业部门中的现期资本—劳动高比例与高平均收入水平、高储蓄水平以及未来高资本总存量密切相关，但是如果有足够多的劳动力涌向城市，下一期城市中的资本—劳动比例将下降。这意味着在正规的制造业部门中，当前和未来的资本—劳动比例之间不一定存在着单调关系，而这种非单调关系又成为多重渐进式持续稳定状态、不确定性以及内生波动的根源。

　　1996年，W.J.卡灵顿（W.J.Carrinton）、E.德特拉吉亚奇（E.Detragiache）和T.维什瓦纳斯（T.Vishwanath）发现， 劳动力迁徙过程中的某些共同特征同新古典模型中有关迁徙成本为零或固定不变的说法不一致。他们列举了1915～1960年美国南部黑人迁往北方的“大迁徙”浪潮的实例。在南北战争之后数十年间，尽管南北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收入差距（该差距甚至比种族容忍程度上的差距还要大），但黑人由南向北的迁徙并未开始。然而，一旦这种迁徙在20世纪的前10年起步，便很快转为加速，尽管此时收入差距已经缩小了。这一事实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同新古典模型中有关劳动最终流向更富裕地区的说法相吻合，但在新古典模型中却找不到有关人口流动的时间选择和加速度问题的解释。他们建立了一个劳动力迁徙的动态模型。该模型假设一开始就存在着一个富裕的北方地区和一个贫穷的南方地区；南方工人为了迁往北方必须支付一次性的迁徙成本；南方工人相对于这一成本来说是异质的，但对于所有的工人来说，迁徙成本随着已经在目的地定居的迁徙者数量的增加而递减。他们的模型具有如下含义：第一，迁徙一旦起步便会形成某种势头，即现期的迁徙使未来迁移的成本下降；第二，迁徙会持续下去甚至会加速，尽管此时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已经缩小；第三，劳动力向外迁徙可能会导致极为贫困地区的收入最终超过从未发生过劳动力外迁的富裕地区（尽管该地区起初也很贫穷）的收入；第四，劳动力的重新配置不仅将导致南部地区，而且将导致整个经济中的人均收入增长；第五，迁徙由低迁徙成本的迁移者（典型的是年轻人）开始，但后来的迁移者（如妇女、儿童甚至老人）有很高的迁徙成本；第六，迁徙显示出以小集团方式成群结队地从南方迁往北方的迁徙路线。他们的模型具有经济增长的含义。在他们的模型中，早期外迁者对那些尚未外迁的人提供了某种外部性，但这种外部利益可能并没有体现在他们自己的私人预算中。其结果是，政府对最初的外迁者提供帮助可能会促成帕累托改进，尤其是政府向那些从贫困地区迁往富裕地区的移民提供补贴会导致总收入的增加；但如果政府采用补贴贫困地区的政策，则会造成迁徙踌躇不前，这在长期可能会扩大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

　　二、人口流动、社会福利与不平等

　　M.R.古普塔（M.R.Gupta）于1988年发表的论文中， 在讨论有关影子工资率的定义的同时，对人口流动、福利、不平等这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他指出，一些发展经济学家关注城市部门中影子工资率的决定，影子工资率被定义为当社会福利达到最大化时城市部门中劳动边际生产率相等时的量值。他认为，影子工资率中的两个构成部分需要考虑：一个是所放弃的产出的价值；另一个是所放弃的投资的价值。人们分析影子工资率的传统做法，是把社会福利定义为该社会人均消费的正函数，这就使得影子工资率低于市场工资率。古普塔指出，在分析乡—城工资差距的托达罗模型或同类模型中存在着赚取高收入的城市工人、赚取相对低但却是正工资率的农村工人，以及城市部门中没有任何收入的失业工人这三个不同的收入组。这意味着，劳动者当中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收入不平等。当工人具有相同的边际消费倾向时，这种不平等就表现为消费上的不平等。他认为，社会福利不仅应当被定义为人均消费的正函数，而且应当被定义为消费中不平等程度的负函数。在劳动者收入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平等的情况下，城市部门中所创造的就业不一定会增加社会福利，这是因为新增加的城市就业虽然提高了人均消费，但同时却有可能使城市失业问题恶化，并增大消费中的不平等。古普塔采用A.森（A.Sen）度量福利的方法，他发现城市部门中增加就业的那些条件将使不平等程度大于工人的人均消费（收入）水平，因而使社会福利减少，即使当农村工资率下降到低于由制度决定的城市工资率时也是如此。然而，当出现乡—城工资差距时，标准的分析方法无法指出存在着影子工资率高于实际工资率的可能性，这是因为标准的分析方法采纳了传统的福利函数，该函数把福利仅仅定义为人均消费的正函数。古普塔得出的结论是：如果放弃乡村部门充分的就业假定，则影子工资率总是低于城市实际工资率。如果在农村部门中存在着失业，城市中增加的就业将导致失业从农村转移到城市部门，但农村部门中的就业水平和工资率保持不变。因此，城市部门就业的任何增加所带来的是整个经济中失业总水平的下降。

　　J.E.劳奇（J.E.Rauch）在他1993年发表的论文中写道， 经济发展涉及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的转移，这个过程被等同地视为城市化。S.库兹涅茨曾经提到，随着时间推移劳动力转移对于规模收入分配具有重要的影响，由此他提出了著名的“倒U曲线”。20世纪70年代，S.罗宾逊（S.Robinson）在对“倒U曲线”作数学表述时的一个重要创新就在于，他说明在乡村和城市部门之间平均收入不变的假定之下，要想得到“倒U曲线”的结果， 既要求城市在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上不能超过农村，又要求城市中的收入不平等在城市人口比重增加时趋于缓解。J.B.奈特和G.S.菲尔茨在20世纪70年代所做的研究证实了与S.罗宾逊相同的结果，于是，他们两个人对有关收入不平等的“倒U曲线”的重要性提出了质疑。 劳奇则从“非正规部门”到“正规部门”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流动性这一假设出发，把工资收入者划分为三类，即“农村（农业）工人”、城市正规部门工人和城市非正规部门工人。通过对经济发展过程中这三类人的相对规模和收入的变动情况进行考察，劳奇阐述了收入不平等的演进过程。他的模型证明了，用对数方差对不平等进行度量同“倒U曲线”相互吻合。也就是说，当城市化率很低时该曲线会上升，随之而来的是对土地的压力导致农村收入维持在低水平，并促使迁徙者情愿冒在城市非正规部门中就业不足的高风险。当城市化率提高并使得乡村收入提高到足以使迁徙者境况改善时，“倒U曲线”最终会下降。这条反映不平等程度的“倒U曲线”与反映总劳动力中非正规部门劳动力所占比重的另一条“倒U曲线”紧密相关，后一条曲线的向上摆动是由“托达罗悖论”所引起的，即城市制造业部门中就业人数的增加可能会加重而不是减轻就业不足。用对数方差度量的结果还表明，收入不平等程度的扩大和缩小与作为就业不足的劳动力的比重上升和下降密切相关，因此，“倒U 曲线”所反映的是城市贫民窟和持悲观预期的人口的比重的上升和下降。

　　三、人口流动与人力资本积累

　　G.格罗姆（G.Glomm）在他1992 年的文章中分别指出了托达罗模型和新古典增长模型的缺陷：托达罗模型把人口流动表述为一种非均衡现象，但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人口流动持续了数十年之久，这一事实似乎与人口向城市流动是一个朝着某个没有发生人口流动的均衡状态进行短期调节的过程的说法相左。他认为，关键之处在于需要说明迁徙者何以持续地被吸引到城市的原因；而传统的新古典增长模型则是一个部门的模型，没有为作为人均收入增长解释变量的人口流动留出空间。格罗姆创立了一个同托达罗模型及传统的新古典增长模型既有关联又有区别的模型，力图说明迁徙者何以持续地被吸引到城市的原因。

　　在格罗姆看来，人口流动在解释人均收入增长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对技术和偏好的共同约束构成了人口流动的驱动力量。他假设：第一，存在着农村与制造业两个部门或农村与城市两个地区：每一个部门或地区以特定的生产技术为特征；第二，生产要求工人们相互之间能够交流，而这种交流在人口密集的城市比在农村所需要的时间更少，这个假设连同工人们拥有简单的“边干边学”技术的假设一道，意味着城市中人均产出的增长要快于农村；第三，由于以偏好为特征，致使对食物需求的收入弹性小于1； 对食物需求的低收入弹性造成了农村收入相对于城市收入呈下降趋势，收入差距的不断拉大反过来又促使人口由农村向城市流动。在以上假设的基础上，他建构了一个两部门、无限界并伴随着代理人连续集的不连续的时间模型（a two-sector,infinite horizon,discrete time model with a continuum of agents）。在其中，各部门或各地区之间具有完全的相关性，模型中的任何一个部门或地区都可以用技术来定义。他之所以选择代理人连续集，是为了说明代理人的决策对均衡的效应可以忽略不计。模型中的半线性效用函数不仅对竞争性均衡的特征起支撑作用，而且使任何一个产品的消费不会随着代理人收入的增长而增加，以便使产品的需求收入弹性稳定在低于1的水平上。

　　R.卢卡斯（R.E.B.Lucas）在他2004 年的论文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由传统的农业经济向工业化的持续增长的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必然伴随着城市化过程，但在一些发展中国家，许多进入城市的新迁徙者没有正式工作，在城市贫民窟中擅自占地而居，其境况似乎比他们原先在农村时还要糟糕。为什么这些城市的迁入者不去竞争城市中高收入的职位呢？为什么他们要来城市呢？以往的托达罗模型把向城市迁徙模型化为抽彩票的过程，获胜者得到的是城市中的高工资职位，失败者则失业。该模型中设定了一个使移民的预期工资同农村工资相同的均衡点。卢卡斯认为，托达罗模型没有解决的问题在于，为什么这类环境造成城市中的工资水平过高？是什么原因让赌彩票的失败者不返回农村？他尝试用不同的方式把两个方面的问题放在一起讨论，以便说明托达罗模型曾阐述过的同一个问题：一方面，城市高工资所反映的是高技术水平，而这些高收入职位不能向来自农村的低技术移民提供；另一方面，迁徙者之所以来城市是因为城市是积累人力资本的最好场所，而归于这类活动的收益与处于均衡中的农村工资相等。他认为通过将上述两个方面的问题放在一起讨论，有助于解释发展中国家大量过剩人口由农村向城市迁徙与城市中存在着大批失业者二者并存的现象。在他看来，有价值的人口流动理论或经济发展理论应当与城市化的渐进特征相一致。由于每一个人都会选择早一些而不是晚一些向城市迁徙，于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某一件促使城市成为越来越好的目的地的事情注定会发生”。① 城市生产者技术水平的提高将持续地增加对非熟练工人的需求，但城市绝不是来自农村的非熟练人口的聚集地，而是迁徙者面临新的机会和积累新的技术的场所。迁徙者所在城市的技术水平越高，技术积累的速度会更快，归于投资的收益也将会更高。

　　四、迁徙动机与汇款动机

　　在分析迁徙动机方面，O.斯塔克（O.Stark）首开先河。他于1984年提出了一个乡—城人口流动的假说，认为家庭成员由农村向城市迁徙，目的并不在于增加家庭的绝对收入，而在于改善家庭相对于其参照系（即所在村庄中的其他家庭）的相对收入状况。斯塔克与J.E.泰勒（J.E.Taylor）于1991年联手，在考虑发展中国家部分劳动力市场之间具有连续性（continuities），而另一部分劳动力市场之间则具有非连续性（discontinuities）的前提下， 阐述了绝对收入与相对贫困对家庭进行国内或国际迁徙中所起的激励作用。他们表述了三个观点：第一，相对贫困在国际人口流动和国内人口流动中所起的作用不同。迁入一个完全不同的社会与文化背景中的国际人口流动能够确保原来作为参照系的人群继续成为与迁徙者及其家庭相关的人群。国际人口流动促使家庭对跨国界所带来的文化方面和社会方面的非连续性加以利用，有助于使国家间的非相似性转变为优势的资源。而国内人口流动却更容易产生疏远，并且使相对贫困进一步扩大，特别是当该国在社会与文化方面具有同质性时更是如此。第二，在本国劳动力市场和外国劳动力市场之间，最重要的非连续性体现在归于人力资本的收益的差距上。在国内所受的教育、技术及工作经历可以通过国内人口的流动来提高收益，但在多大程度上，这些人力资本和资产在国际上能够转移，却是一个说不清楚的问题。第三，分析人口流动的相对贫困思路具有重要的发展政策含义。他们的研究表明，某种“分配中性”（distribution-neutral）的发展政策会降低除最富裕家庭之外所有其他家庭对参与国内人口流动的激励；反之，某种导致更为均等收入分配的具有“分配偏向”（distribution-biased ）的政策（如向最贫困的家庭提供最强有力的资助）则会激励人们实现国际和国内人口流动之间的平衡。此外，提高贫困村庄中相对而言极度贫困家庭的收入有可能会减少对这些家庭参与国际人口流动的激励；但是在信贷市场不完善的条件下，也有可能鼓励这类家庭参与国际人口流动。

　　 迁入城市的移民出于何种动机要向仍在农村的家中汇款？ 卢卡斯和斯塔克在1985年和1988年的两篇论文中创立了一个“温和的利他主义或被教化过的自利”（tempered altruism or enlightened self-interest）的模型，把汇款看做是迁徙者和家庭之间自动履行的合同安排中的一个要素。他们创立的“温和的利他主义或被教化过的自利”的模型，把二者放在迁徙者与家庭互利的合同安排的理论框架中进行讨论。

　　五、人口流动与劳动力市场政策

　　T.J.卡特（T.J.Carter）指出，托达罗模型基本上没有考虑政府政策对城市劳动生产率的效应问题。他在1998年完成的论文中提到，以往的人口流动模型假设某种制度约束使得城市工资高于市场结清水平，而在托达罗模型中假定城市中实行最低工资法，并且把注意力放在了城市失业和乡—城工资差距这两种扭曲上，于是，城市劳动生产率这个因素被忽略了。在他的模型中，劳动生产率取决于工人效率，后者则取决于工资和其他变量。他得出了不同于托达罗模型的三点结论。第一，假设工资不变的托达罗模型仅仅考虑城市中的高失业问题，而他的模型除了考虑城市高失业率之外，还包括提高生产率所带来的收益；第二，对城市中的次优生产率（suboptimal urban productivity）问题进行了讨论。卡特表明， 城市工资的上升不仅提高了工人收入，而且根据效率工资的观点，也提高了生产率，使之更接近于最优工资水平。即使城市部门中的就业下降了，生产率的提高也有可能使城市和农村的福利和产出均有增加；第三，对人口流动产生的效应不同。在传统的托达罗模型中，劳动力从农村迁往城市部门会降低产出，而在卡特的模型中，这一转移不仅提高了产出，也增加了福利。卡特认为，他的模型具有与托达罗模型大不相同的政策含义：在他的模型中，产出上升是因为劳动生产率随着工资上升而提高，即使城市工资高到使劳动力市场无法结清的程度，工资的进一步上升也是有利的。城市企业之所以选择支付高水平的效率工资，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解决因委托——代理关系而引发的低生产率难题。这意味着，随着人们由农村迁往高失业率的城市，总收入将上升，因为当存在效率工资时，失业会激励工人努力工作和提高生产率纪律机制（discipline device）。在伴随着城市高工资水平的条件下，原先在标准的托达罗模型中存在的难题，在他的生产率内生化的模型中被部分地解决了。

　　G.S.菲尔茨也参与了近年来有关发展中国家人口流动政策问题的讨论。 他在2005年发表的论文中，用福利经济学方法对托达罗模型中的各种劳动力市场政策所带来的利益进行了分析。他所考虑的政策包括“现代部门创造就业的政策”、“乡村发展政策”、“限制城市经济中工资上涨”的政策。他指出，自托达罗模型问世以来，人们对该模型的诸多方面（如失业、发展政策、税收和转移支付政策等）进行了研究，但还有一个方面未被触及，这就是对劳动力市场政策进行福利经济学的分析。政府若在现代部门创造就业、乡村发展、限制城市工资上涨这三种政策之间作出选择，不仅要考虑将这些政策付诸实施的效果，而且要考虑推行政策的成本。“在现代部门中创造就业”与“乡村发展”分别需要动用资源来创造现代部门就业或实现乡村发展，而“限制城市工资上涨”（从经济意义上而不是从政治意义上来说）则不需要耗费成本，但条件是政府必须是现代部门的雇主。在这一前提下，限制城市工资上涨的政策能节约政府资金。所有这三项政策在推荐给决策部门之前，需要对操作这些政策的社会成本和社会收益相加来进行考虑。哈里斯和托达罗所提出的著名的“不是创造现代部门中的就业，而是寻求农村发展”的政策建议只是得到了一部分人的支持。他写道：“乡村发展的确会在被考虑的所有方面给劳动力市场带来更好的结果”，但是，“现代部门创造就业并不一定是一件坏事”；“失业率的上升和劳动收入不平等的扩大（假定为‘坏事’）会因为高工资就业的增加和随之而来的贫困人口所占比例的下降（假定为‘好事’）而被抵消”；“对现代部门的工资实行限制的政策不一定能带来改进劳动力市场的结果，这不仅因为工资下降本身得到的是负数的福利权重，还因为如果对劳动力的需求有充足弹性的话，不平等还会增大”。② 他相信，对不同的政策选择进行福利评价的关键在于采用哪一种福利经济学的评估方法。福利经济学的这些不同的方法所带来的是质量上的不同结果。他认为，若是把对分配的关注引入到政策分析中将对政策选择产生重要影响。

　　六、简要的评价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发展经济学界再度掀起了研究人口流动理论的热潮。由于这一研究热潮的到来与这一时期发展经济学自身的大发展同步推进，同时还由于卷入这一热潮的发展经济学家从同一时期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重大理论中吸取了大量的学术营养，因此，正是在这两股理论潮流的推动之下，人口流动理论无论从广度上来说还是从深度上来说都取得了重大进展。概括地说，这一时期发展经济学人口流动理论的新进展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拓宽了人口流动理论的研究领域。同传统的人口流动理论相比，新一代人口流动模型所做的拓展工作主要归结为两个方面：其一，极大地扩展了研究视野。在新一代人口流动模型中，人口流动被置于经济增长的框架中，连同就业不足一起被给予考察，收入差距不再作为研究人口流动主要的或惟一的因素来讨论，人口流动的势头、迁徙成本的下降、城市积累人力资本的功能、人口流动与反映不平等程度的“倒U曲线”的关系、 对人口流动总体福利的考虑等方面也被纳入了新的分析框架之中。其二，注重从微观角度探讨发展中国家的人口流动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西方主流经济学近年来呈现的宏观研究微观化的趋势对发展经济学所产生的深刻影响。在这方面的典型实例是对人口流动中的逆选择行为以及对移民汇款动机的分析。尤其是后者将利他主义和利己动机放在一个统一的互利安排的理论框架中进行讨论，把传统的对个体理性行为的分析扩展到对整个家庭追求最大化行为的分析，使之不仅包括收入最大化、投资等传统的微观与宏观变量，而且把分散与转换风险、人力资本投资、资产专有化、迁徙网络等新的变量也纳入进来。这种做法集中地体现了近年来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盛行的研究风格。

　　第二，修正了传统的人口流动理论的部分假设，并引入了新的研究方法。就假设前提而言，传统的人口流动模型都隐含地假定劳动力是同质的或迁移成本不变，此外，刘易斯和托达罗还假设城市工资呈现刚性。新一代模型对传统假设作了重要的修正。本西温加和史密斯直接提出了劳动力异质的假设，卡灵顿等人则直接假设成本异质，古普塔从三个收入群体之间工资差异的角度提出了劳动力异质假设，劳奇从“非正规部门”到“正规部门”之间存在一定的流动性的角度提出了相同的假设。新的假设不仅有助于突破工资刚性假设所造成的分析局限，并且改变了迁移成本不变的假设，由此推出了劳动力市场中的逆选择行为导致失业、迁移成本随着迁移人数增多而递减、劳动者之间本身就存在着收入不平等、收入不平等程度同“倒U曲线”相吻合等重要结论。再就研究方法而言， 新一代发展经济学家尝试着从传统的短期静态分析转向长期动态分析，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本西温加和史密斯建立的两个部门、两个阶段的代际迭盖模型。该模型试图解释城市正规制造业部门中当前和未来资本—劳动比例之间的非单调关系何以成为多重渐进式持续稳定状态、不确定性以及内生波动的根源。理论假设和研究方法上的创新，有助于新一代发展经济学解决发展中国家大量农村过剩人口向城市迁徙与城市中存在着大量失业二者并存这一长期未能解决的难题。

　　第三，更加注重从福利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人口流动政策的效应。与老一代发展经济学家不同的是，新一代发展经济学家在讨论与人口流动相关的政策时，其侧重点不是放在讨论失业问题本身，而是更多地从全社会的角度考察政策所带来的福利效应。例如，卡灵顿等人在讨论政府对移民实行补贴的福利效应时指出，向那些从贫困地区迁往富裕地区的移民提供补贴可能会带来总收入的增长，但如果采用补贴贫困地区的措施，却会导致潜在的迁徙者踌躇不前，在长期内反而会扩大地区收入差距。又如，古普塔把城市工人区分为三个不同的收入组并且指出，应当从人均消费的正函数和消费中不平等程度的负函数两个方面来定义社会福利。在工人的收入已经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平等的前提下，城市中新创造的就业不一定会增加社会福利。这是因为新增加的城市就业虽然提高了人均消费，但也有可能使城市失业问题扩大，并扩大消费中的不平等。再如，菲尔茨对托达罗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并被广泛接受的政策建议提出了质疑。菲尔茨认为，如果推进农村发展的成本可以忽略，农村发展的确会给劳动力市场带来正效应，但在城市中创造就业不一定是坏事，失业和收入不平等程度的扩大对福利产生的负效应将会被更多高收入的就业岗位的增加以及贫困人数的减少所带来的正效应所抵消。若在现代部门中采用限制工资的政策，如果政府不是该部门雇主的话，劳动力市场不会有明显的改进。此外，还需要考虑现代部门对劳动力需求弹性的大小：如果缺乏弹性，失业将会下降；如果需求弹性无限大，限制工资的政策将导致失业增加。

　　注释：

　　① Lucas,Robert E.Jr.,2004,p.54.

　　② Fields,Gary S.,2005,p.144.

作者介绍：马颖，男，1956年生，博士，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朱红艳，女，1979年生，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博士生，4300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