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刘隆华大姐

　　刘隆华同志乘鹤长游，已经一年了，我深感她没有走，她的音容笑貌，还经常在我的眼前。 　　1946年，周恩来和邓颖超离开重庆时，曾对邓颖超直接领导的党员王华冰说，外籍党员不能一下都走，要留下一些同志在这里继续坚持斗争。王华冰、刘隆华、王品素、李丕荣四人和韩悦、谢肃仪两个干部，根据邓颖超和《新华日报》梁华的指示，在沙坪坝裕丰纱厂小学(王华冰是校长)开会商量，利用天府煤矿原总经理孙越崎离任，新的总经理黄志煊到任之机(黄与孙炳文既是北京大学矿业系同学，又是四川南溪县同乡，孙妻任锐人称延安妈妈，与黄妻任馥坤又是姊妹，孙炳文牺性后，其子女由黄志煊抚养，所以黄积极支持革命)，组织一个班子到天府煤矿建立革命据点，立足于天府子弟校，成立党支部，书记刘隆华，党员有王品素、李丕荣，还有其他党员不是一个系统，但相互支持。 　　刘隆华于1946年夏到校，职业是五年级教师，在她的领导下，地下党开展工人运动，进行教育改革，学习马列主义，培养积极分子，发展党员。学校的党员、教师大多都知道刘隆华是《新华日报》派来的，都很尊敬信任她，但为了安全，她不直接布置任务，而是通过教导主任韩悦(党员李丕荣的丈夫)和总务主任谢肃仪(1937年曾入党，党籍未恢复)来出面。她的党的领导关系在《新华日报》。她曾对韩悦说，学校的工作主要靠你抓，并曾几次带领韩悦到《新华日报》，接受《新华日报》的教育，接受革命任务，《新华日报》李亚群多次与韩谈话，韩悦也几次在《新华日报》发表文章。卢光特当时叫卢留春，是刘隆华信得过的同志，在刘隆华领导下，以各种形式开展工人运动，向矿长、矿井负责人做工作，首先在后峰岩矿办了工人文化学校，开始一个两个班，学文化，学政治、教音乐等。负责去讲课的都是地下党员，有王品素、卢光特、朱麟、陈芷芋、韩公陶等，不但讲课，而且与矿工交朋友，深入到工棚，还与矿工一道下井，宣传党的政策，算剥削账，反对国民党打内战，深受工人欢迎。特别受欢迎的是王品素，她的歌声传遍了矿区。卢光特讲语文时事，矿工非常喜欢听。小学内部由我给校工讲课，刘隆华对我说，对校工进行教育，不但提高文化水平，而且使他们变成我们的耳目，外面有什么风吹草动，他们会告诉我们。的确如此，矿里的特务活动，工人们都会及时告诉有关同志。 　　刘隆华对王森校长和韩悦教导主任说，学校教学内容和一些制度要改革，国民党一套束缚学生，什么保甲制童子军等，把它去掉。经学校领导研究，改为儿童会、儿童生活团，学生办壁报。因学校教师经审查，都是拥护共产党的，把学校办得很活跃，很有生气。学校建立教师办公学习制度，交流学习马列主义的心得，总结与工人交朋友家访的经验。 　　刘隆华在教师中进行思想工作，培养积极分子、发展党员，发展了李正华(又名李永白)为党员，恢复了卢光特、李纯思的党籍。刘隆华对我很关心，我是抗日战争时逃难出来的，准备去延安未成，地下党介绍到天府小学搞事务文书工作，当时我认为刘隆华很进步，教书教得好，在校威望高，老师都听她的话，但是她有一些困难，她的两个儿子在校，请有保姆，碚生才7岁，渝生不到1岁，我管学校生活问题，所以我也帮助她解诀一些生活上的问题。我办工人学校也是很积极的，我和朱麟住在一间寝室，抄写教材油印，当时我很年轻，都叫我“健康儿童”，以后刘隆华告诉我，准备发展我入党。 　　《新华日报》被迫撤回延安后，接着发生“六一”事件，矿里反动势力造谣说，学校办得不好，“共匪”刘隆华是后台。共产党员刘芝蓉告诉刘隆华，特务要抓她了。她把学校今后的工作作了交待，我们帮她请个工人，挑着行李和渝生，悄悄离开了天府煤矿。以后她参加了华蓥山武装起义。遗下的课程由我代理上课。她走前李丕荣病故，接着，王品素、卢光特、朱麟、胡方玉、李青林等也被迫离开天府。卢光特、朱麟、胡方玉、李纯思、李青林与刘隆华一样参加了武装起义，李纯思在武装起义的战场牺牲，李青林、朱麟、胡方玉在武装起义失败后被捕，牺牲在渣滓洞监狱。刘隆华走后，韩悦、谢肃仪继续贯彻她建立革命据点的指示，虽然两人也先后被捕，关押在国民党监狱，受尽折磨，出狱后，仍把革命据点一直坚持到北碚解放。 　　解放后，刘隆华在重庆市负责领导工作，我在北碚区工作，没有工作业务关系，虽然见面还是热情招呼，但没有什么交往。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对林彪和“四人帮”一些倒行逆施不满，走在一起了。在重庆、在成都多次见面，深表对时局不满。我怕遭遇人身不测，一段时间离开了北碚，与十几位老红军、老同志暂驻在市体育馆，躲避武斗。这时，刘隆华多次到体育馆来看望我和老同志们，她对我说，现在有人说要打倒这个，打倒那个，不要党的领导，干部生命得不到保障，还说川东地下党没有一个好的，真是胡说八道，这样怎么得了?老唐，你能写文章，写几篇文章，正面谈谈党的干部政策，干部的作用，川东地下党的功绩，你也是川东地下党。刘隆华不只一次谈到这些问题。 　　当时市委宣传部原理论教育处处长汪国祯，也住在市文联躲武斗，他是我的老上级，他任处长，我任北碚区委宣传部理论教育科长，还有市教育局中教科长董贞尧，我任文教科长时，常与他打交道，我们三人志同道合，常在一起交谈“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深表不满，我就提出来写文章，讲党的干部政策，干部的作用，绝大多数是好的等，我没有说是刘隆华的意见，经三人讨论，准备写三篇，由汪国祯执笔，只写了两篇，以“放眼亮”的笔名发表，由市教育局一个干部刻印散发。这两篇文章，在当时是起了好作用的，但已散失了。因刘隆华对我讲，要写川东地下党的功绩，当时我了解的情况不多，写来有一定困难，她也给我讲了一些情况。我写了一篇短文，但没有印发，以后我被关押，几个干部来抄家，当作罪证抄走了，此文现存北碚区档案馆。 　　离开体育馆后，我与刘隆华的交往，成了罪证，在清查“三老会”、“五一六”分子和审查川东地下党员的“批清”运动中，刘隆华和我都成了“三老会”、“五一六”、川东地下党审查对象，受尽折磨痛苦。在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中，我被关押七年，入狱八个多月，打得死去活来，心身受到莫大损伤，林彪事件后，1972年11月，四川省革委发出指示，要纠正四川“批清”的错误。这以后，区里领导向我表示歉意，恢复组织生活，安排原来的工作，刘隆华也恢复了工作。“四人帮”垮台后，1979年1月，四川省委发文通知，撤销专案组，为所谓“三老会”骨干平反，1984年7月9日，四川省委再一次发出通知，彻底否定“三老会”罪名，为全省受到审查的同志、受株连的家属、亲友，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1980年底，中央指示，要征集现代

革命史资料，北碚区委决定我来抓，刘隆华非常支持这项工作，她长期是党史工委的顾问，我第一次就是访问她，为她整理了第一篇文章，重庆市委多次召开党史资料征集会，每次会她都积极参加指导，并发表讲话，我都为她作了记录，还为她整理了四五篇文章，在刊物上公开发表。在她的帮助下，我写了一些党史文章，受到市党史工委重视，她多次给我发奖，热情鼓励我为党史工作作贡献。她常对我说，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党，要把我们过去斗争的历史写出来，让后人知道我们如何在艰苦的环境下斗争，以史为鉴。 　　刘隆华很重同志友情，有老同志回重庆来，她都要亲自陪同，或者打电话给我，要热情接待，如邓颖超亲自领导过的党员、音乐家王品素到重庆，要到北碚，参观北碚的变化，看望她战斗过的地方，要我陪同参观，王品素给我讲，刘隆华曾帮助她、救了她，在天府煤矿时，特务要抓她，她逃到重庆，在重庆也非常危险，也非常困难，刘隆华给她说，你去上海吧，给你30元路费，帮她摆脱了敌人的追捕。又有一次，全国计委经济专家、她的多年战友徐鸣到了重庆，要到北碚，帮助北碚发展经济，她叫我转告小熊，开个小会。她说的小熊，就是区委书记熊懋仁，熊书记的母亲沈昌贤在1938年由刘隆华介绍入党，熊的舅舅沈作民也曾是刘领导的党员。我转告了熊书记，开了一个小会。这样的事例还多。在地下斗争时，她在北碚工作多年，因此很关心北碚工业发展。 　　刘隆华过去曾做过梁漱溟的统战工作，我想在重庆成立梁漱溟研究会，但找不到适当的会长。有一次我去看望她，在她家里谈到梁先生，她说，她知道梁先生，抗战前夕，在重庆救国会听过梁先生讲话，在桂林也做过梁的工作，他到北碚办学，刘石泉在勉仁文学院建党，梁先生是一位爱国主义者，敢说敢为，人品值得学习，他搞乡村建设，做过一些好事，但乡村建设理论，是改良主义，我们搞革命，不能照他的思想办，但可以研究。我说成立重庆梁漱溟研究会，请你当会长，可以吧?她说，可以。她马上拿起电话，给重庆市政协主席张文彬打电话。她参加了研究会的成立大会，有两次全国性研讨会，她也参加了，讲了话，写了文章，为出书题词。以后她生病了，才只听汇报，不参加会了。 　　刘隆华生病住医院，是因跌了一跤受伤引起的。我多次到医院看望她，前几次看望，她都派车送我。有一次我写了一本党史书，80多万字，叫《嘉陵风云》，我说北碚区委很重视，区委书记姜平写了序，你看有什么意见。她看了书的大样，说，书很好，我是要说几句话，我说你记。我记下来后，她又看了，签了她的名字。作为序。使我感动又敬佩。可惜我这本书印出来她已去世了。 　　又一次，我去看她，她睡在床上，我说，梁先生在重庆多年，卓有贡献，中央电视台拍了他一些事绩，山东拍了他在邹平搞乡村建设的专题片，上海拍了他的教育专题片，我想为梁先生在重庆为抗日办教育拍个电视片，我已为冯克熙、王文彬、刘兆丰等同志讲话录了音，刘隆华高兴地说，应该!应该!这很好，我也讲讲，你录音吧。两个护士把地从床上扶起来，穿好衣，坐在椅子上，讲了10分钟，讲后，我把录音放给地听了，她说，可以。这时，我为她照了三张相，一张是她个人的，一张是两个护士扶着她的，一张是我与她两人合照，这三张相是她生前我给她最后的照相。 　　还有一次，我去成都访问了刘兆丰和陈伯纯回来，去看望刘隆华，转达他们对她的问好，我说，刘、陈身体都好，他两人向你问好。她已不能说话，眼睛直视我，一直与我握手，握了又握，握住不放，她的手是热的，她好像有什么任务想交待给我。我在她床边坐了约半小时，我去看了另一位住院的老同志后，又回来看望她，她还是看着我，不说话。我说，大姐!我要走了，以后又来看你。真想不到，就这样同她永别了。 　　我和她交往中，她常提到她的孩子，碚生是在北碚生的，现在成都某单位任总工程师，渝生是在重庆生的，我在家里她给我介绍过，在重庆某医院任主任医生，还有个女儿定居美国，还有个儿子是庆铃汽车公司的董事长……她有五子一女，子女都有特长专业，都担任重要工作任务。我知道，她把这些孩子培养长大，让他们都受到高等教育，可不容易，特别在解放前，敌人在追捕她，带着两个年幼的小孩，东躲西藏，还要从事地下斗争，是多么坚强，多么艰苦啊!所以我说她还是个好母亲。 　　责任编辑　任 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