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权之后,人去了哪?
安平公益传播基金会在今年记者节的时候搞了一次座谈会，邀请的主要是媒体界人士，包括正在做公益的一些媒体人。他们谈论的话题当然不是纪念记者节那么简单，而是谈到新媒介赋权、技术形成舆论等话题，总之是在谈论一个不需要媒体的“媒体未来”。 这里的“不需要媒体”并不是说未来传媒消失，而是说组成媒体的人、技术都与现在有根本不同。原先这种媒体之于受众的单向度传送会消失殆尽，用一个很烂俗的比喻：每个人都有了麦克风。而且他们的麦克风是金色的，是朝阳产业，传统媒体的麦克风将萎缩。 这不是媒介衰落论那么简单的事情，而是说个人正在推动形成新的信息基础设施—说得极端点，信息真的成了个人的延伸。机构传播的魅力在消减，个人在大众化的新技术支撑下，走进了历史的中心地带。许多先锋的论述，大概都是讲述了这一原理。 这种原理在当下最大的功能是用来克服恐惧。这种恐惧来自于对更庞大、更压制性力量的惯常习得，如果你盯着这份恐惧看，个人会迷失自我，群体会陷入狂热，社会会成为附庸。技术对个人赋权原理，将人们带离这个迷失地带，给予希望与未来的信心。 有许多案例可以作为此种赋权的证明，比如百万人通过微博小额捐款所营造的民间免费午餐项目，再比如社交媒体对传统媒体“泯灭人性及公共性合谋”的挣脱。这个原理正在以诸多“成功逃离”鼓舞人，乃至于营造出“这就是趋势”的新型知识。 虽然这些案例都是真实可触摸的，一个遥远的城里人的捐助变作贵州偏远山区里孩子的口粮，个人在不满意传统信息格局的同时着手独立的再造—每一天都会发生这些案例，都会在事实上增强上述赋权原理的说服力。然而，相较于理想，这些就是足够的吗？ 赋权之后，这些个人去了哪里？在自我赋权-群体赋权-社会赋权之后，究竟能发生什么？哪怕有一百万人给四万名学童送去了午餐，变化巨大，但未能改变的是什么呢？百万人给免费午餐做赋权方式上的“加持”，教育又如何了？有什么是在赋权过程中仍旧停滞的呢？这些疑问，不是悲观与乐观与否的问题，其实是想提出一个问题：特定环境下的赋权，其边界是否被一早限定？所赋之物，究竟是“权利”还是“权力”？以“利”为宗旨可以避开一些限制，但若不能“以利换力”会否走入呼之欲出的“赋权的陷阱”？ 有时候，柔弱与策略性是同义词。提出上面这些问题，并不是急着要怎样，而是希望说新技术赋权正在快速抵达它的限制，可能要对这个再做必要的评估。可能的情况下，新技术赋权的深层次可能性需要再被涉及到、作相应的理解，这不只是知识更新。 坦率地讲，即使是作为赋权优质产物的民间免费午餐项目，恐怕正在经受赋权“瓶颈”的阶段。具体而言，免午的合法性有两层赋予：一是上百万捐赠者所隐含的社会认同，这是基于项目绩效的合法性来源；二是福基会允许其挂靠，从而以法律身份认定另一个合法性来源。这两个合法性来源之所以能合到一起，有人为操作，从大道理上说，是因为赋权的趋势使然。但这种合法性的“来源合作”是否就一定是稳固的？有壹基金的前车之鉴，赋权的界限问题就还是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这也是特定环境下赋权的极限及其态势。 从自我赋权到社会赋权，它是通过行动模式来转换与达成的，不是虚空无物，更不是理所当然。在免费午餐项目与壹基金之间，其实有某种有价值的联系、以及同类想象。 壹基金也在路上，不过是在比免午稍远一点的位置上，它们可能在同一条不确定尽头的路上。赋权形成了某种通道，但这个道路能抵达哪里，都在两可。这是行动者要考虑的问题—长久以来，都认为行动者是解决问题的，前提是某个问题意识进入他们的视野里。可以确定的是，赋权的极限问题无可避免地要进入；不确定的是，它会受到怎样的待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