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力在当今世界上到底有多强

?德俄大爆猛料：中国国力在当今世界上到底有多强

　　《每日镜报》的文章指出，中国虽然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并且按世界银行的预测将会在15年之后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但还存在许多问题。　　文章写道，尽管中国的城市化在迅速迈进，还能为经济的增长提供很多空间，但是，这个国家太依赖于出口，内需还有待扩大，对房地产泡沫会破灭的担忧在增加。将会突然暴露的是，增长的一大原因在于，银行相当大方地提供贷款。苏格兰皇家银行的中国专家贝哲民（Ben Simpfendorfer）说：“中国的经济还相当不均衡，过度地依靠出口和投资。”

　　文章说，不仅台湾，“越南和日本也担心会与中国发生军事冲突。除了历史上的紧张关系外，这两个国家都与中国争夺南海和东海的岛屿。”

　　台湾虽然在军事上感觉受到了中国东海岸大约1600枚导弹的威胁，但在经济上却从星期三（8月18日）开始与中国如此靠近，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 （新通过的）贸易协定免去了众多产品的进口税，被称为台北和北京自1949年内战结束以来最大的亲近举动。

　　文章说，多年来，美国就把中国视作“衡量未来世界权力分配的标尺”，早就不再把俄国当成认真的对手看待，而把欧盟视为“在国际政治中没有多大野心的、友好的经济巨人”。

　　　文章指出，经济专家们说，中国超过日本不过是“象征性的里程碑”，美国经济要比中国强大将近3倍，中国在技术和生产力方面还远远落在后面，其人均经济总量只是西方工业国的十分之一。值得怀疑的还有，中国的经济是否会不受阻碍地继续增长。

　　此外，繁荣的城市和贫困的农村之间的社会矛盾行将导致冲突。在西藏和穆斯林比例高的省份，一再发生种族和宗教的骚乱。新的数据主要可以被美国用来作为理由，重新敦促北京将人民币升值，从而促进较为公正的贸易平衡。……中国的崛起被解释为发达工业国和新兴工业国之间总体的权力转移。

　　《每日镜报》的文章继续写道，美国自己认为，其世界第一的地位在很长时间内是不可动摇的。在有关中国崛起的经济和军事讨论中，暂时只是围绕两国在亚洲的地区性利益。北京在那里将是自私地、进攻性地追求民族利益？还是愿意承担维护稳定的共同责任？在世界金融危机中，中国的行为是建设性的、对国际社会有益的。相反，在涉及北韩的冲突上，北京本该对平壤施加更大的压力。

　　在可见的将来，北京在军事上不可能在全球范围向美国挑战。但是，其军备扩充改变了亚洲地区

冲突的平衡。…… 比如，一旦因为台

湾发生战争，美国有义务扞卫台湾的主权。

　　文章最后写道，全球的影响是有代价的。美国将自己看作对全球负有责任的大国，而中国现在还不是这样。它到底是否追求担当这个角色，现在还不清楚。

　　英称从未有国家像中国这样国际排名上升如此之快

　　中国对南海和东海岛屿的态度日益咄咄逼人。这事本身并不算重要，重要的是它预示着某种未来。二战后60年里，美国主导下的“太平洋和平”为亚洲国家实现快速经济增长提供了安全框架。但如今中国已崛起为大国，今后10年将超过美国成为最大经济体，无怪乎中国会要求修改别国制定的规则。

　　今后几十年全球秩序的决定性问题是：中美能避免掉入修昔底德陷阱吗？这位历史学家的隐喻提醒我们，当崛起中的大国挑战霸主国家时——就像公元前5世纪雅典和19世纪末德国所做的那样——双方都会遭遇危险。相关的两国政府和社会需要态度和行为的巨大调整才能造就和平结果。

　　古雅典的迅速崛起震动了伯罗奔尼撒半岛的老牌陆地强权斯巴达。恐惧迫使斯巴达人做出反应。威胁和反威胁催生了竞争，接着是对抗，最终酿成冲突。长达30年的战争最终毁了这两个城邦。修昔底德这样写道：雅典崛起引发斯巴达恐惧，最终令战争不可避免。这里有两个关键变数：崛起和恐惧。

　　任何新兴国家的快速崛起都会动摇现状。美国国家利益委员会曾表示，21世纪中国是“大主角，登上国际舞台不会没有动静”。从未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取得如此长足的发展，国力各方面的国际排名上升如此之快。二三十年里，中国就从一个GDP小于西班牙的国家跃升为第二大经济体。尽管中国的崛起令美国不安，但日益强大的中国要求在国际关系中拥有更多发言权及更大影响力，这是很自然的事。

　　美国人，特别是教导中国人要“更像我们一样”的那些人，该回头看看我们自己的历史。当初美国崛起为西半球霸主时它是怎么做的？一战前数年，美国解放古巴，威胁英德、迫使其接受美国在委内瑞拉和加拿大争端的立场，支持分裂哥伦比亚，试图推翻墨西哥政府。其后半个世纪里，美军在30多个不同场合干预“我们的半球”，目的是以对美有利的条件解决经济或领土纠纷，或推翻我们不喜欢的领导者……

　　若中美不能做得比古希腊或20世纪初欧洲的前人更好，21世纪的历史学家将会以修昔底德陷阱来解释随后的灾难。

　　中国成超级大国非空穴来风 西方希望肢解中国

　　中国国力蒸蒸日上，极

有可能成为下一个超级大国。但西方亡我之心不死，希望中国动荡、分裂的念头

始终没有断绝过。

　　当前，世界普遍预测，今后十几二十年或者更长一段时间里，中美两国将出现一次历史性的换位。从国民生产总值的总量来看，在这段时间里中国很可能取代美国成为全球的老大，美国则退而沦为“老二”。这是由于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大致会超过美国一倍以上以及人民币对美元继续升值这两个因素决定的，因而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与此同时，过去几年美国经历的金融危机，更是让美国衰落论甚嚣尘上。事实上，中国展现出超日赶美的势头，将成为下一个超级大国——这种认知像一个幽灵一样正在世界游荡、发酵、扩散。正因为如此，美国人包括总统奥巴马在内的诸多政要焦虑不已，把中国扼杀在摇篮中的念头始终都没有断绝。这可以从中国近年来尽管不断地声称和平崛起，但西方却硬将“中国威胁论”强行贩卖给世界中可以看出。

　　中国如何和平崛起是一个重大的问题，中国如何应对西方的阴谋同样是一个重大的问题。近日有专家就“中国和平崛起被误读的原因”进行了详解，分析了西方阴谋产生的根源。全文如下：

　　2012年6月5日，美国再次发表《涉华军事力量发展报告》，6月16日、18日神九飞天并与天宫一号对接，也引起美、日、韩等国的嫉妒和新一轮“中国威胁”的论调。可以说，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国际社会关于不同版本的“中国威胁论”不绝于耳。最初，中国觉得这是由于对外解释不够造成的，因此加大了对外宣传的力度和范围，但若干年过去了，有关“中国威胁”的论调依然大行其道，不时甚嚣尘上。

　　这种情况下，许多人坚持认为，“身正不怕影子歪”，只要我们有足够的诚意，对外部表现出足够的宽容与耐心，中国就一定能够打动国际社会，最终实现和平的崛起。这既是中国的郑重承诺，也是中国坚定信念。然而，跳出中国人的惯性思维，我们不禁要问：为何外界关于“和平崛起”存在如此大的认知差异，而我们的真诚是否真的能够打动国际社会呢？

　　第一，中外关于“和平崛起”的认知重点不同，是造成“中国威胁论”无法根除的重要原因。对于“和平崛起”概念，中国与外界的感受和关注点完全不同。对于中国来说，它强调实现“崛起”(后改称为“发展”，但二者实质内涵一样)的方式是和平的，而非战争的，这对于中国来说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而对于外界来说，中国“和平崛起”的关键是崛起，只要是一个大国的崛起

，就必然给国际体系带来变化和冲击，这客观上构成了中外对中国崛起的不同认识视角。

　　至于中国以何种方式实现

崛起，其重要性倒是次要的。可以说，只要中国持续发展，就会持续拓展海外市场、继续增加能源进口、不断积累财富和发展军力，西方等国家的原有市场与能源份额就会相应减少，中国大量的财富和强大的军力最终会改变国际权力架构态势，使它们的生存与发展更多地受到中国的影响甚至支配。

　　这是它们内心最为恐惧的事情。特别是对于当今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最大的受益者西方来说，中国发展和做大做强就是对其秩序的威胁，而“中国威胁”的消除根本上在于中国经济的停滞、异化甚至崩溃，国家的分裂、解体，以及中国共产党政权的垮塌。毫无疑问，这些情况必然是中国政府竭力避免和坚决防范的。因此，可以说，正是由于中国与西方这种利益的不可调和性，导致中国无论怎样对外宣传，都无法获取国际社会对“和平崛起”的真正认同。

　　第二，由此可知，实现和平崛起不应是中国“单相思”式的一厢情愿，而必然是中国与国际体系特别是与美国等西方力量战略互动的结果。概括来看，我们在对外宣传中，坚持中国能够实现和平崛起的理由在于：一是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决定了中国需要稳定的国际环境；二是中国面临艰巨复杂的国内问题；三是中国拥有“和合”文化和防御性战略传统；四是由中国汲取大国兴衰的历史规律，不会重蹈“舰炮政策”覆辙；五是中国军力与世界先进水平差距至少 20年，无力挑战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应该说，这些观点言之凿凿，但是其关照的主要是己方的意愿和能力，忽略了国际体系接纳中国持续发展的意愿等外部因素。

　　无疑，一个繁荣昌盛的中国，一群富裕文明的人民，对国际社会最起码也不能说是一件坏事。这也是不争的事实。但关键是中国如何说服西方，从本身意愿和最终结果上真正能够实现和平崛起。笔者认为，中国能否实现和平崛起不仅在于中国自身努力，还在于中国能够实现与美国的良性互动以及能否充分利用合适的外部因素。从根本上说，预测中美之间互动结果是危险的和不可靠的，其正如摩根索曾指出的：“国际政治的复杂性使得简单的解决方案和可靠的预言成为不可能。”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中国综合实力发展得越强大，美国自身遇到的国内外麻烦越多，中美之间越可能实现良性互动，中国越可能和平崛起。

　　第三，处于深度融入国际社会的中国，切记不要把个

人层面的道德与国际层面的道德混为一谈。从目前中国把和平崛起描绘成自身一种道德诉求来看，我们对于国际政治游戏的规则了解并不深。当今国际政治是西

方国家在其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因此，对于拥有迥异文化背景且新近融入国际体系的中国来说，关键要区分两种层面的道德标准。即个人层面的道德标准是仁、义、礼、智、信，而国际政治层面的道德标准是以领土、主权、统一、安全与发展为核心的国家利益。个人有权利为道义原则而献身，国家却无权为道义原则而牺牲领土、主权、安全和发展的各种利益。领导人的道德水平取决于是否促进国家利益，而不是实现某种抽象的道义目标。

　　总之，中国在与外界沟通时显然需要用外向的而非内向思维思考自身崛起的意义，要懂得东西方关于国际政治的道德逻辑错位，努力避免国家按照个人层面的抽象道德原则行事。中国能否实现和平崛起，不在于主观愿望以及单方面的表白与诚意，更在于他者的认同与接受。中国和平崛起的最终保障来自自身捍卫和平能力的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