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震林皖南射日
被毛泽东称为“南方三杰”之一的谭震林,在抗日战争中,先后率领新四军第三支队、第六师、第二师等部。转战长江南北,对皖南、苏南、淮南等地的抗战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抗战初期,谭震林坚决反对以王明为代表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右倾错误,坚决执行中共中央提出的放手发动群众、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的方针。率部挺进皖南前线,粉碎了日军对皖南的多次“扫荡”,大振了新四军的军威。鼓舞了皖南军民团结抗战的信心。
叶挺、项英送谭震林走马上任
1938年4月上旬,一匹快马载着一位军人奔驰在通往新四军军部驻地皖南岩寺的路上。马上的这位军人就是谭震林。
谭震林带着闽西南游击队奉命到皖南岩寺中分村集结不久。就接到新四军军部的通知。说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请他到金家大屋去一趟,有要事相商。一到金家大屋,叶挺、项英就找他谈话,调任他为第三支队副司令员。第三支队司令员由军参谋长张云逸兼任,支队的全部工作实际上由谭震林一人主持。
叶挺、项英要谭震林准备一下。第二天陪同他们一起去三支队驻地检阅,并召开干部会。叶挺、项英名为检阅部队,实际上是送谭震林走马上任,为他树树威信,便于他今后开展工作。
当时,第三支队所辖第五、第六团,分别由闽北和闽东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而成。第五团团长饶守坤(后为孙仲德),第六团团长叶飞。每团下辖三个营。检阅中,谭震林看到经过三年游击战争洗礼的第三支队的健儿们英姿勃发,军容整齐,武器中除长短枪外,还有几门迫击炮和几挺轻重机枪。谭震林十分高兴,对两个团的领导说:“真了不起!你们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不但发展了队伍,还保存下来这么多的武器,真不容易呀!我们三支队打鬼子有本钱了!”
检阅结束,叶挺、项英又召开了三支队营以上干部会。会上,着重介绍了谭震林的出身和革命史,说他出身于工人之家,12岁当学徒,受资本家13年压迫、剥削。1926年参加革命并入党,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参加了创建和巩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并为之作出了重大贡献。红军长征后,他留在闽西南坚持三年游击战争,巩固了10万人口的革命根据地,保卫了土地革命的成果……
上任后的最初几个月里,三支队一直随军部行动。为了进一步提高干部战士的军政素质,充分做好开赴前线作战的准备工作,谭震林主持开办了连以上干部集训队,并亲自讲课,宣讲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和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并通过训练干部,带动广大战士,从思想上弄通实行国共合作的道理,继续克服“不愿穿戴国民党军衣军帽”的抵触情绪,树立持久抗战、抗战必胜的信心。与此同时,谭震林还在支队驻地创办了青年训练班,吸收来自上海、南京、杭州、芜湖、宁波等地的青年。后来,许多学员参加了新四军,走上了革命道路。
1938年8月,日本华中派遣军为了控制长江航线,接济对武汉的进攻,令驻芜湖的日伪军不断沿青弋江南犯,驻守在那里的国民党军第三十二集团军接连失利。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电令新四军加强第三十二集团军在芜湖一带的防务。三支队奉命接替国民党军第一一四师在红杨树、峨桥、青弋江一带的阵地防务。此时,叶飞已率第六团团部和两个营调往苏南,归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指挥,第三支队实际上只有五团的三个营和六团的第三营共四个营的兵力。
如果第三支队被限定在这个东西100公里、南北不足50公里的狭窄地区同日军作战,处境是十分险恶的。这里是国民党军一0八师和一一四师防区的接合部,是钳形防御体系的钳嘴。同时,这里又是日军长江交通线上的一个重要侧翼,日军配备了两个师团重兵把守,三支队四个营的兵力根本无法与之抗衡。按照国共两党谈判时的约定。新四军的主要任务是开赴东南敌后进行游击战,不承担正面防务。
为此,谭震林向项英汇报了自己的忧虑,请他向第三战区推掉这项防务。项英有难言之隐,好半天才说:“这是为了抗日的需要,我才勉力接受这个任务。”10月7日。谭震林带领三支队从茂林出发,前去青弋江的西河镇正式接防。
在青弋江防线成功阻止日军南犯
在与国民党军一一四师进行防务交接时,谭震林才知道前沿阵地红杨树已经丢失。他把支队司令部和六团三营安扎在南陵县蒲桥。第五团团部设在宣城县西河镇。五团三个营分别部署在弋江镇、马家园、金家阁一线。命令大家立即构筑工事,做好阻击日军南下的准备。
谭震林带着警卫员在各个阵地上巡视。当他看到已经丢失的红杨树阵地上插起了日本旗,一股怒气直冲脑门,转身就去前沿看个究竟。警卫员拦阻不住,只好跟在身后。五团二营营长陈仁洪,想上去劝阻,又怕他发火,心里很是为难。谭震林气冲冲地只顾往前走,距离前沿阵地只有几百米了依然没有停下的意思。陈仁洪急了,一个箭步上前,挡住了谭震林的去路。
谭震林见陈仁洪伸开双臂立在面前,只好停住脚步,把手向后一伸,警卫员马上将望远镜递过去。谭震林观察了足足有十分钟,才回过头来,语气和缓地对陈仁洪说:“这里可是日军同国民党军拉锯战的地方,现在锯被日军拉过去了,你们要趁他们还没缓过劲,马上夺回来。这对鼓舞士气,坚守青弋江防线,关系很大。”他边说边在地上踱步,走到陈仁洪跟前突然停了下来:“你们今天夜里就派人去红杨树闹闹,让他们六神无主。要派那些有战斗经验的人去,夜间摸进去,鸣枪袭扰,我带两个连,在这里策应你们。”
当天夜晚,漆黑一团,陈仁洪派出十几名作战经验丰富的侦察员摸进红杨树,到处鸣枪袭扰,谭震林指挥两个连在外围发起佯攻。当时日军在红杨树尚未来得及构筑工事,被闹腾了大半夜,也弄不清虚实,由于害怕被包“饺子”,几乎没有还击,就在次日清晨撤离了红杨树,逃回湾止镇据点。日军撤出后,陈仁洪率部驻进了红杨树。
日军逃回据点后,一连几天没有下乡“扫荡”,青弋江防线显得很平静。但谭震林总觉得不踏实,他预感到平静的后面肯定有大动作。他一回到三支队驻地蒲桥,就召开各级干部会议,讲明三支队在青弋江一线作战。不仅对日军的嚣张气焰是个沉重打击,而且将极大地鼓舞皖南人民的抗日热情。他说:我估计日军退出红杨树以后,必然要进行疯狂反扑。他要求五团团长孙仲德,回团后召开军事会议,发扬军事民主,研究制定对日军作战的战术和进行阵地防御的措施。
战士们在河边、稻田圩埂的拐弯处忙着修工事。在挖断的堤圩两侧修隐蔽部,四面墙上修上射击孔,阵地前沿开挖几丈深的陷阱,上面盖上芦苇和柴草。一切准备就绪,只等日军上门。
驻守在湾止镇据点的日军一一六师团一个大队400余人,在大队长月川的带领下。沿着圩埂向红杨树
开了过来。伪军的一个保安队200多人紧随其后。
新四军战士早已进入防御阵地,许多人是第一次同日军作战,望着日军行进时扬起的尘土。心里不免有些紧张。
陈仁洪说:“任何人不要盲目开枪,听我的指挥。”
日军越走越近,新四军阵地上一点儿声音也没有。
“打!”日军一走进射击圈,陈仁洪便下达了命令。圩埂内的重机枪吼叫起来。一下子撂倒了一串敌人,日军慌忙卧倒。大队长月川抽出指挥刀大喊,日军呼啦一下散开了队形,随后分成两路冲了上来。隐蔽在圩埂两侧掩体内的几挺轻机枪迎着敌人响了起来。不一会儿,圩埂上下又躺倒一片。月川可能从未吃过这样的亏。挥舞着指挥刀命令日军继续向前冲。可是,他们刚冲没几步,就被新四军挖开的圩埂挡住了,那里布满了障碍物和陷阱,日军只顾低头找路,拥挤成一团,这样更加暴露在三支队的射击范围之内,又倒下许多。月川气得把指挥刀往地下一插,命令架起迫击炮猛轰三支队阵地。由于战士们都隐蔽在圩埂底下坚固的工事里。炮弹打近了落在前沿,打远了落在后面的稻田里,根本无法发挥威力。月川明白,再攻下去也是徒劳,只得下令收兵,拖着上百具尸体撤回湾止镇据点。
谭震林告诉大家,月川不会善罢甘休。果然时隔不久,月川又带着人马来了,这次改变了战术,不再大张旗鼓地猛冲。而是利用圩埂向三支队阵地逼近。日军在明处,三支队战士在暗处,沉着射击,日军冲不到前沿,都倒下了。于是,月川又改变战术,派出部分兵力。企图从侧后迂回夹击。由于三支队战士早有准备,日军偷袭不成只好缩回。月川无奈,只好转攻右翼的国民党军第一0八师,想不到堂堂一师人马。竟弃阵地而逃,一溃上百里。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日军未敢再来__支队阵地。一天,谭震林来到五团,对团长孙仲德说:“日本人不来了,你们就不能打出去?”一句话提醒了孙仲德。他先派一名侦察参谋去日军湾止镇据点侦察。情况搞清后。就由这名参谋带领十余名侦察员,组成袭击小分队,带足手榴弹、炸药、煤油,于第二天夜里,分乘几个打稻桶,顺水悄悄地进了湾止镇。
湾止镇是敌人进攻皖南的前哨阵地,日军一个大队就驻在镇中心的柿子园营房内。周围遍设碉堡、岗楼和铁丝网。侦察员摸到敌营附近。把炸药包和包上棉花、蘸了煤油的手榴弹成束地投了过去。随着一连串的爆炸声,火苗飞舞,日军摸不清虚实,盲目地向四周开火,有两个方向的日军还发生了误战。此时,袭击小分队早已安全撤回。
谭震林亲临五团,嘉奖袭击小分队,并对孙仲德说:“怎么样,我的主意不坏吧?”孙仲德不好意思地回答:“我这木脑子。就没有想到这一点!”
把新四军的牌子亮出去
尽管三支队在青弋江防线成功地阻击了日军南犯,但局部的胜利并没有使战局发生大的变化。日军在1938年10底侵占武汉后,接着又攻克了铜陵县城及大通、顺安等地。此时,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把铜陵、南陵、繁昌等地划为新四军第三支队防区。顾祝同让一四四师在三支队的左后翼狮子山、钟鸣街一线布兵,五十二师在三支队的右翼桂镇一带设防,第三支队被派往两师之间的前沿狭长地带御敌。
谭震林带领三支队抵达铜南繁前线后,坚决贯彻中共中央确定的独立自主原则,放手发动群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他说:“一切都要听国民党指挥。这怎么行啊!我们要把新四军的牌子亮出去。下决心在铜南繁开展游击战争,把群众发动和组织起来。建立党的组织,发展抗日武装,叫那些国民党的县、区、乡长看看我们的战斗行动!”
为此,谭震林以极大的精力抓地方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工作,组建了中共铜南繁中心县委,恢复和建立地方党的区、乡基层组织。与此同时,他还指示第三支队司令部设立民运科。团设立民运股,连队设民运委员和民运工作组,组成了一个民运工作系统,调派了许多富有群众工作经验的干部开展民运工作。这样,铜南繁各县的群众很快发动起来,农抗会、青抗会、妇抗会、儿童团等各种抗日组织纷纷成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群众抗日运动。
最让谭震林感到欣慰的是,这一带山民有打猎的习惯,几乎家家都有猎枪。他派人在繁昌、南陵两县山区,组织起80多个猎户队,4000多人枪。他指示中共繁昌县委建立了猎户队总部。把分散在各地的猎户队统一领导起来,使之成为新四军强大的后备军。
谭震林还非常注重建立和发展铜南繁地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三支队进入南陵县时,谭震林对做部队给养工作的同志说:“你们的眼睛不要只盯着地主的几担谷子嘛!要眼观抗日大局,扩大统一战线,这才是大事!”他要求部队以严明的军纪、秋毫无犯的模范行动去影响各阶层人士,运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去争取和团结一切抗日力量。这样,终于感动了支队驻地的地主潘乐山,促使他主动地把稻谷卖给新四军做军粮。从而使附近其他地主纷纷仿效。
当三支队进入繁昌城以后,谭震林进一步强调要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他曾与国民党繁昌县县长、县党部书记长、联保主任等人组成主席团,在繁昌城联合召开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大会,并在会上发表讲话,号召各界青年发扬五四精神,“立即组织起来,武装起来,坚决反对投降,坚持抗战到底,沿着先烈的血迹前进”。他登门拜访当地的国民党元老程少川和谢保先等知名人士,邀请铜陵县的陈春圃,南陵县的韩明旺、刘仕保等地方绅士来三支队共商团结抗日大计。
为了做好争取国民党地方当局和部队共同抗日的工作,谭震林还与新四军政治部副主任邓子恢、三支队政治部主任胡荣一起,召集铜南繁三县县、区、乡130多名地方官员参加座谈会。宣讲中共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介绍新四军各部英勇抗战的事迹,工作很见成效。
谭震林还曾和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等一起应邀去川军某军军部联络情谊、交换敌情,川军军长郭勋祺邀请谭震林作抗日救国的讲演。谭震林纵论国内外形势与坚持持久抗战的道理。使川军官兵们感到:“我们和共产党、新四军都是拥戴孙中山先生的,大家要团结一致,共同抗日。”
谭震林还做地方帮会武装的争取工作,把余子才、骆云山、章啸衡等武装改编成了抗日游击队。铜陵县的章啸衡十多年前就曾担任过北伐军的营长。后因思想激进被排斥,回到了家乡。日军打到这里时,他重新拉起武装,专打日本人,几仗下来,便有了名气。谭震林知道后,专门到新四军军部一趟,向叶挺、项英汇报,研究争取办法。后来,叶挺、项英、袁国平、邓子恢四人联名致函章啸衡:“我们现决定你们的番号改为新四军三支队铜繁游击独立第一大队,仍以章同志为大队长。”改编那天,谭震林前往宣布改编命令,章啸衡非常高兴。欣然接受三支队的领导。这以后,他不但成为谭震林的得
力助手,而且还为三支队输送了大量兵员。
繁昌保卫战打出了新四军的威风
繁昌是皖南前线的一个战略要地。它位于长江芜湖至铜陵段的突出部位,是进出繁昌和南陵的交通要隘,也是日军从上海进至武汉的重要通道。日军十分重视这个地方。岩松第十五师团的600余人,在伪军配合下,分驻伏龙山、峨桥、三山、横山一带。清水第一一五师团、石谷第一三三联队及西川、藤井、青木三个大队约1500人分驻获港到铁矿山一带。不久,日军又从芜湖调来青岛、江海两支近1000人的部队加强了这里的防务。各个据点实行宵禁,对过往行人严加盘查,还抓了许多民夫修筑公路、工事。种种迹象表明。一场恶战就要打响。
谭震林也早做好了迎接恶战的准备。他把三支队司令部搬到铁门闩一带;把五团一营部署在通往横山桥的马家坝,以小部队正面钳制敌人;五团二营隐蔽在白马山附近,在西北方袭击敌人;五团三营在红山、孙村担任警戒,打击获港增援之敌:六团三营担任城防,并扼守峨山头。
新四军军史上著名的繁昌保卫战于1939年11月8日上午8时打响。岩松第十五师团出动600余人,配以迫击炮、重机枪,在伪军的配合下,分三路扑向繁昌城。一时间,枪炮声、手榴弹爆炸声以及双方士兵的叫喊声响成一片,日军很快撕开三支队的防线,突入城里,对守卫峨山头的六团三营展开围攻。
谭震林在简陋的指挥所里,焦急地走来走去。虽然战斗是按照他的意图一步步向前发展的,但由于日伪军人数多,装备精良,六团三营打得很吃力。直到中午,五团一营主力由单山迂回到繁昌城北门,二营赶到西门,完成对繁昌城的合围时。他心里才感到轻松些。日军发现谭震林的作战意图后,开始疯狂突围。双方多次组织冲锋与反冲锋,相持不下。激战到下午3时,谭震林命令三支队全线反击,六团三营从峨山头直扑下来,与日军展开肉搏战。双方杀得血肉横飞。日军不明城内各处通道,又处于包围之中,被打得狼狈不堪。黄昏时分,日军纷纷向溃退。谭震林命令部队乘胜追击,没想到日军在草头附近突然施放毒气。许多战士昏倒,追击被迫停止。
日军虽然被毙伤50余名,但其左翼主力始终没有出动,预示着以后的形势会更加危险。谭震林命令部队马上撤回原地休整,准备再次迎敌。
果不出谭震林所料,11月14日凌晨2时,日军先后出动步炮兵1100余人。向繁昌城西北、获港东南的塘口坝一带轮番进攻。激战中,谭震林冒着枪林弹雨,来到塘口坝阵地观察战况,指挥五团二营营长陈仁洪、副营长马长炎组织部队反击;指挥五团三营、六团三营等部队阻击、包抄增援之敌。激烈的阵地争夺战进行到晚上12时,直到敌酋川岛中佐被击毙,日军失去指挥以后才退出战斗。
经过22个小时的血战,共毙伤日军300余名。叶挺、项英致电谭震林,赞扬“英勇支队”(第三支队代号)在塘口坝战斗中“自我牺牲,英勇奋斗,攻击猛勇”。大大提高了新四军的“政治及战斗的威信”。新四军政治部主办的《抗敌报》发表了社论,称塘口坝战斗是“芜湖失守以后最大的血战”。是“皖南抗战史上空前伟大的胜利”。
日军两次进攻繁昌损兵折将。恼羞成怒。又集结起2200多人,于11月21日拂晓,分五路进攻繁昌城,妄图报前两次失败之仇。
谭震林率部沉着迎敌。他针对敌人增调兵力,以求决战的企图,在战前召开了干部会议,研究战法。据五团二营营长陈仁洪回忆,谭震林命令他率二营抢占乌龟山一线阻击进犯日军,命令五团三营一部守住铁牛山阵地,三营主力坚守三梁山。陈仁洪说,天色微明,他带着通信班赶到金山岭时,日军已窜至乌龟山山下,和先期到达的侦察班接火。陈仁洪当即命令四连连长林昌杨:“敌人刚到山下,你们马上选择冲锋路线。一定把他们反击下去。”四连赶到乌龟山山下时,日军已爬到山腰。林昌杨马上命令号兵吹冲锋号。并带领战士发起冲锋。日军轻重机枪向四连扫射,迫击炮弹也雨点般倾泻下来,战士们边还击边向山头猛冲,这时六连也赶上来了,两路夹击。把日军赶下山去。
陈仁洪让部队抢修工事,同时让通信员把情况报告给支队指挥所。没过多久。通信员气喘吁吁地跑回报告说:“谭副司令员已经把指挥所从范冲移到我们身后的坝顶山,在那里。他可以直接用望远镜看到乌龟山、铁牛山、三梁山的战斗情况。首长提醒我们,乌龟山是敌人的主攻方向,可能会有更残酷的战斗,军部首长非常关心战斗情况,希望我们坚决守住阵地。”
早上8点多钟,山坳里的白雾已经散去,阵地前和山下稻田里的日军全部暴露出来,陈仁洪命令部队以猛烈的火力居高临下扫射敌人,给日军以重创。日军一个个倒下去,在稻田里溅起片片水花,四处乱窜的敌人纷纷趴在水里不动了。但没过多久,日军又一次集结队伍,在密集的炮火掩护下,再次向山上发起冲锋。当日军冲上来时,林昌杨带着战士们喊着口号一起投手榴弹。这一招很灵,此起彼伏的爆炸声炸得日军晕头转向。阵地前的土变焦了,碗口粗的树被拦腰炸断,灌木和茅草烧成一片,日军的尸体到处都是。但日军依旧一队队轮番攻击,黑压压地逼上来。100多名骑兵也开始向山上冲……
“打,向马队扫射!”陈仁洪对轻重机枪手大喊。日军骑兵在强大的火力下乱了阵脚,死伤的马匹和骑兵纷纷滚向山下、稻田。
在激烈的战斗中,二营伤亡也很惨重。四连连长林昌杨牺牲了!代理连长赵佩枫牺牲了I二排排长牺牲了!二排副排长牺牲了!三名班长和副班长全都牺牲了!战士们一个个倒下了!但是。乌龟山阵地一寸也没有丢失!
在二营同日军拼杀的同时。三营一部在铁牛山梅冲阻击数倍之敌,三营主力在三梁山九龙石高地与日军进行白刃战。
在坝顶山指挥这三山阵地战的谭震林。听汇报、下命令、观察敌情,忙得连一口水都顾不得喝,衣服被荆棘挂得破烂不堪,也浑然不知。战至下午3时,日军的攻势已明显减弱,谭震林考虑到部队严重减员,所以在日军停止进攻的时候,也不得不命令暂停射击。
晚上7时,日军汽艇在黄浒到塘口坝一线来回运送伤员和武器。不久,便全线撤走。日本派遣军司令发出这样的慨叹:“国民党乃是手下败将,唯共产党乃是皇军之大敌,看来要从共产党手里夺取繁昌城是不可能的。”
“文革”中,造反派攻击谭震林皖南射日是玩“鸡蛋碰石头,拿战士生命当儿戏”。谭震林反驳说:“不打,部队怎么受锻炼,又怎么知道日本侵略军的战斗力呢?一打,就知道日军并不像有些人说的那样神乎其神,是可以打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