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开学那点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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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年,开学那点事儿
2015年8月30日 成都商报电子版
又到开学季。每年的这个时候,小升初、初升高以及跨入高校校园的学子们,都将开启新的求学阶段,进入一个全新的校园环境。
过去,交通不如今天这样便利,物质条件也艰苦得多,那些年背起书包上学堂的学子们,又有什么不同的故事和感受呢?
我的上学护身符
8月底,我们几名考上重庆大学和西南师范学院的同学,背着铺盖卷和装着生活用品的书包,从泸州出发,乘船沿长江而下。
|余惠邦|
1956年,我从泸州二中高三毕业,接到西南师范学院(现为西南大学)中文系的录取通知书。那时,大部分同学在高考前从未出过远门,我也一样。铁路和火车虽然见过但没坐过,那是在1952年,成渝铁路通车后,学校组织我们步行到60公里以外的隆昌县,就为了看一眼铁路和火车。
我们在接到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后,第一件事就是联络考上同一座城市的大学的同学,相约同行,以便在路上有个照应。
8月底,我们几名考上重庆大学和西南师范学院的同学,背着铺盖卷和装着生活用品的书包,从泸州出发,乘轮船沿长江而下。我从小虽然生活在长江边,但只坐过木船和小汽轮,这次坐上了三层楼高的大轮船,第一次远离家乡,大家都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我们找到船舱的座位,放下行李后,就迫不及待地跑上顶层的平台,欣赏两岸的自然风光。
那时候,长江上还行驶着大大小小的木船、木筏和打鱼船,每当轮船驶过,船尾都会激起层层浪花,木船在波浪上一起一伏,成了长江上一道靓丽的风景。
当天下午5点左右,轮船到达重庆朝天门码头。上岸后,我们坐上重庆特有的缆车,开上100来米高的陡坡,再乘公交车至牛角沱汽车总站,然后分别乘车赴沙坪坝和北碚。
当校车把我们接到学校大门口的时候,映入眼帘的是一幅如诗如画的美景:大门两边的方形水泥柱上是郭沫若先生题写的“西南师范学院”的校名,正对大门的花园中高高耸立着一尊毛主席手握书卷的白色塑像,绕过毛主席像,是几十级宽约20米的石梯,两行一人多高的塔柏整整齐齐地排列在石梯的两侧,沿石梯拾级而上,才是学校的办公大楼,新生报到处就设在一楼的大厅里。办公大楼是一栋灰白色水泥墙壁的西式建筑,虽然只有三层楼,但显得很有气派。
当时西南地区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委员会还给每个新生发了一个布制白底红字的“一九五六年暑期录取新生赴校证”,要求“新生赴校途中佩戴以资识别”,“赴校证”就像一个护身符,一直陪伴我们顺利到达学校。本来要求“新生到达录取学校后即将本证缴校注销”,因报到时学校并没要求上缴,所以我一直把它保存到今天,成了珍贵的纪念品。
开学后
我却在流浪
堂哥将我安置好后,中午饭都舍不得吃,又饿着肚子往回赶。望着堂哥远去的背影,我的眼泪不由自主地往下淌……
|魏兴良|
1964年夏天,我顺利完成小学阶段的学业,被录取到四川省当时全省7所重点中学之一的营山县小桥中学67级3班。
当录取通知书送到我手上时,我很是高兴了一阵子。在我之前,我们家族没有一个上过初中的,全家人也为家里出了个“秀才”而欢欣鼓舞!但这种愉快的心情,很快就被那13元的学杂费带来的烦恼所取代。
我父亲,一个老实的庄稼人,因旧社会帮地主干活累坏了双眼,解放后就基本丧失了劳动能力。几个姐姐相继出嫁,弟弟尚小,哥哥在外地工作,一个月只有20来元的微薄收入,自顾不暇。在那个特殊的年代,13元钱对于像我这样的贫困家庭来说,简直是天文数字!
为了那13元学杂费,母亲向所有能够借钱的亲戚都借遍了。临上学前,还差三元钱才刚好够数。为了能如期到校,我抱着侥幸心理,收拾好行李,由我的一个堂哥魏兴毅带着,背着他上学时的一口小小的旧箱子,送我到50多里外的小桥中学读书。
九月的太阳依然威风不减。那天,我们步行在山间的小路上,走走歇歇,从早上约7时出发,到下午一点多钟才赶到学校。堂哥将我安置好后,中午饭都舍不得吃,又饿着肚子往回赶。第一次出远门,看着这个陌生的地方,望着堂哥远去的背影,我的眼泪不由自主地往下淌……殊不知,这淌眼泪的事还在后头呢!
那时学校要求极严,学杂费一分钱不交清,就不能到教室读书。因我还差3元钱,也就理所当然地被拒之门外了。一个星期过去了,我依然独自一人漫步在学校外的林荫大道上。那学校真美!高高的柳叶桉树,在每一间教室外面,骄傲地挺立着;虽是九月,学校的花园里仍是鲜花怒放,什么月季花、夹竹桃,以及我叫不出名来的各类花卉,争相绽放!一个农村孩子,第一次见到如此美丽的花园般的学校,本该是高兴和激动的,而我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九天后,事情有了转机。因我当时考试的成绩是我去的那个班的第一名,还没有到校,班主任就把班长的“官衔”交到了我头上。就因这,我有近十天未到教室,引起了班主任康老师的注意,他了解到我的情况后,向学校领导作了汇报,减免了我3元学费,这才勉强正式入了学。等我到教室上课时,已是别的学友上了近十天课的时间了……
班长手上抖
我们心在抖
四食堂炊事班的周班长负责打菜,每盘菜打多打少,全在他的“手功”上,他的菜瓢在空中一抖动,我们看得心都要被抖碎了。
|宋永栋|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在四川大学求学时,住在学生七宿舍,吃饭就在宿舍背后的学生四食堂。
那时候,油水稀少,每月三十二斤的粮食定量,对青年学生来说不大够吃,于是就很考究吃的方法。早中晚三餐的米饭是食堂用搪瓷面盆蒸好,再用专用工具划成放射状八份,吃饭时学生依次挖出自己的那一份。挖饭可是一门“技术活”,刚蒸出来的热饭容易散开,搞不好你就越境挖了下家的“墙角”。四食堂炊事班的周班长负责打菜,每盘菜打多打少,全在他的“手功”上,他的菜瓢在空中一抖动,我们看得心都要被抖碎了。我班同学编了个顺口溜:“天不怕,地不怕,只怕周班长手上抖三下”,说明大家当时对他那只手有多么看重。
定量不够吃,最害怕遇到球类赛事,打一场比赛下来,肚子里已经空空如也,那份四两一坨的干饭,三两口吞下去感觉像没有吃过饭一样。遭殃的还有女生,她们不但要在赛场外拼命为场上呐喊助威,完了还要主动让出自己的一部分饭,让比赛下来的男同学多补充一点。参加市里的国庆或五一节庆典游行,吃饭也是犯难的事。游行那天,我们早上五点吃完早饭,五点半出发。早饭时,食堂发给每人一个半斤的馒头作午餐干粮。又白又泡冒着热气的馒头,看上去爱死个人。心理素质较差的很多男同学,熬不住,一到宿舍便几口把馒头吞将下去。问午饭咋办?答:管不到那么多。
那时候,学生七舍与学生五舍之间的民房中,有一家卖烤红苕的摊位,专门以学生为对象,每斤一毛五分钱。我们“饥”不可耐时,便去买个半斤一斤来填肚子。卖红苕的老板是一位刚三十出头的女子,身材苗条修长,被大家称为“红苕西施”。1964年以前,烤红苕为我们解决了不小的生活难题。
1964年2月,学生四食堂传来爆炸性好消息,从三月份开始,食堂实行大锅饭,让大家敞开肚皮吃。消息让整个学生宿舍顿时沸腾起来,想想吧,从小到大,已经记不起啥时候有过这样的生活,长期受到严厉管束的肚皮,一下子得到了彻底解放,能不欢腾吗?接下来大家尽情挥洒吃饭功夫,我每顿也要吃大约搪瓷大碗两碗米饭。一个月的大锅饭吃下来,学生们像集体整过容一般,原先范冰冰式的尖下巴,都变得圆润犹如周润发,我的体重也在一个月内增加了15斤!据四食堂的邢管理员报告称,三月份全食堂一千多号人平均每人吃粮45斤。乖乖!这个饭量要让现在的大学生来吃,恐怕校园里随处都可见成群的胖墩。
饿得难受
喝了两碗白开水
开学那天,妈妈问我需要什么,我没跟她提任何要求。出发前,我向妈妈要来她手中抹饭桌的毛巾,用热水洗了烫,烫了洗,当做我住校的洗脸毛巾。
|姚章林|
1963年夏天,我小升初考进岳池县华蓥初级中学校。当时两三个区才办一所规模很小的初中学校,进校那年除了初三是两个班外,初二、初一都是一个班,全校共计210余人。
虽是小升初,却远远不及今天读研究生的人数多。那时生活水平低下,每人每月生活费仅5.7元,每天0.19元,其中米1角2分钱(当时,米每斤1角3分8厘),燃煤、油、盐、菜共7分钱。就这样,我们在学校度过了艰苦、饥饿的3年学生生活。
开学那天,妈妈问我需要什么,我没跟她提任何要求。妈妈在一家小饭馆工作,当时每月工资不足15元,我们姐妹兄弟7人,最小的弟弟刚满双月,我上初中家里又添困难,还能伸手吗?我向妈妈要来她手中抹饭桌的毛巾,用热水洗了烫,烫了洗,当做我住校的洗脸毛巾。
我们的校舍是“大跃进”年代遗弃的一楼一底的两栋楼房、一栋平房的职工医院。那时学生全部住校学习。我们班有52名同学,其中11名女同学按老规矩可以住女生寝室,睡上下铺;41名男生则挤在二楼一间约65㎡的屋子里。因为家里穷,一人从家里自带一床竹席、一捆稻草铺“床”,一人自带被子,以楼板为床两人合伙睡一铺,枕头就是平时换洗的两套衣服裹成的小包。
屋小人多,同学们总是伴着鼾声、梦话声一觉睡到天亮。一天深夜,一名同学梦游,煤油灯睡觉前就已吹灭,四面伸手不见五指,他一不小心,一头撞在门上,头被撞出了血,惊醒的同学们急忙把他送到学校医务室,叫醒校医治疗包扎。待我们再次躺下时,“当当当”,门外传来了起床的钟声。
虽然环境艰苦条件差,但我们的被子叠得整整齐齐,楼板扫得干干净净,生活紧张有序,同学们相互理解包容没有一句怨言。
那时,我们学生食堂吃的是大米蒸熟的碗碗饭。每餐一人一碗3两米的饭,8人一盆蔬菜,有时一碗泡姜片、一盆菜汤,尽管很难得打一次肉“牙祭”,可学校还是千方百计改善伙食,一周能享受一餐素“牙祭”——其实就是白面发酵后,再用菜油炸成的油果子。上午刚上第四节课时,瘦瘪的肚子就饿得“咕咕”直叫。为此,同学们编了一条顺口溜:“三两恰,二两八(意为不足3两),三片姜,一碗汤,学生饿得心里慌。”
那时,物资匮乏,计划经济,买东西不仅要钱,还得凭票,其实商店根本没有糖果、糕点、饮料卖。平时,除了学校一日三餐饭,同学们普遍没有零花钱,也没有其他充饥之食。一天下午,上完体育课,平时要好的5名同学肚子饿得难受,很想去餐馆买5个馒头,好不容易凑足1角钱,然而,问遍全班,竟没有一人身上有粮票,万般无奈,只好跑到食堂,各自喝了两碗白开水。
为了充饥,不少同学,从家里自带包谷、红苕,请炊事员蒸在饭里,还带来炒盐、豆瓣拌着饭吃。对此,同学们总是津津乐道地说:“红薯饭,辣椒瓣,吃得学生满头汗!”
学校为了学生吃好吃饱,学习当年南泥湾大生产精神,不仅组织师生利用星期天、课外活动时间开荒种洋芋、种蔬菜,而且带领学生上山挑煤,既改善学生伙食,又培养学生热爱劳动的情操。
开荒种菜,翻地、下种、栽苗、除草、施肥样样艰辛,上山挑煤更是十分劳苦。煤窑在15里外海拔1700多米的华蓥山半山腰的“三百梯”上。全程山路,山高、坡陡、路险,悬崖峭壁如同攀山的300多级云梯。真可谓:上山腰杆软,下山脚杆打闪闪。每次挑煤下山回来,当天晚上腰腿酸痛不说,三五天里腿杆僵硬解手还蹲不下身哩。但是,每当蒸饭烧着自己挑的煤、嚼着自己种的菜,自豪、甜美、愉悦的心情又油然而生!
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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